刘 文 娟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内蒙古大学 满洲里学院，内蒙古 满洲里 021400)

在考察易代之际文学与文化时，仕与隐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陵谷变迁的冲击，受限于特定时空的家国伦理、政治环境、地域环境，士人觅寻调和仕隐矛盾的途径往往十分曲折，士人的仕隐心态也更加复杂、微妙。社会价值与个体生命、在朝之功名利禄与在野之砥砺名节间形成冲突、矛盾的迷局，使身处其中的文人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徘徊，学界对此多有关注。然而，常常被忽略的是，这期间同一家族兄弟往往形成仕隐之别，或仕与隐的映射，成为易代之际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清初海盐彭孙贻、彭孙遹兄弟尤为典型。 易代之后，彭孙贻选择闭门奉母，彭孙遹力图仕进，一隐一仕是二人人生态度的显性写照。耙梳相关文献，检阅彭孙贻、彭孙遹诗词创作发现，二人仕、隐择选背后蕴含涵着易代之际同族兄弟立足于家族传衍的复杂心态。彭孙贻拒绝出仕，对彭孙遹求官却并未反对，且予以支持与鼓励。从二人诗文酬唱可见，彭孙遹仕途之选，在某种程度上蕴涵着彭孙贻博取功名的内在心理诉求，是彭孙贻仕宦理想的隐性寄托。彭孙遹入新朝为官二十余载，表现出对彭孙贻隐逸生活的赞叹与艳羡，未泯“朝隐”之心。本文以二人仕隐心态为切入点，考察二人真实的人生诉求，揭示二人复杂心态生成的个中缘由，进而洞悉清初同一家族兄弟为了个体生存、家族发展背后感性追求与理性选择的矛盾与调和，由此亦可窥见清初士人出处选择的复杂性及其文化价值。

一、 彭孙贻、彭孙遹仕隐心态之反复

彭孙贻(1615—1673)，字仲谋，号羿仁，又号管葛山人，有《茗斋集》。入清不仕，死后同乡私谥为“孝介先生”。彭孙遹(1631—1700)，字骏孙，号羡门，又号金粟山人，诗、词、赋均佳，《鹤征录》说其“惊才绝艳，尤工倚声，渔洋推为近今词人第一”。张燕昌《鸳鸯湖棹歌》将兄弟二人合评曰：“仲谋居士百花诗，金粟山人绝妙词。兄弟诗名传海内，一时风月寄相思。”由明入清，伴随着易代而来的首先是对生存方式的选择。彭孙贻拒绝入仕，彭孙遹应举新朝。彭孙贻言“避世终期老逸民”，彭孙遹以“买山未敢从支许，曾受公门国士知”为铭，表现出对求仕、守官的坚持。然而，进一步钩稽彭孙贻、彭孙遹心态轨迹，则见出二人均表现出求仕、求名与向隐、乐隐的矛盾。

彭孙贻、彭孙遹年少即有着积极入仕之心，彭孙贻早年诗歌中即已流露“鸿鹄志万里，振翮摩苍天。徘徊在霄汉，俯视六合间”的理想，徐盛全《孝介先生传》载“先生明达刚果，少有经世之志”；彭孙遹则言“丈夫胡不策高足，长驱直上黄金台”。甲申之难，“故国夕阳边”的现实使彭孙贻、彭孙遹的“鸿鹄”之路出现断裂。面对未知的命运，彭氏兄弟率先感到的是被故国遗弃“不知何处哭冬青”，身心不知何处系“遗民”式的孤独感。值得注意的是，彭孙贻不仅在“孤猿”“孤云”等意象中映射自我“孤臣”的孤独，且以“孤儿”自称。如其《虔台寒食怨》言“岭头孤儿望台哭”，《孤儿行》云“孤儿生诚不如死”。考证彭孙贻生平可知，彭孙贻对“孤儿”身份的认定，一方面由于故国覆亡对其“遗弃”，另一方面则缘于其父在抗清斗争中殉国后的失怙。由是，在彭孙贻遗民的孤独感中，又搅入“家破烛乃爇”“卖刀何处购仇首”的毁灭与复仇心理。而复仇之不得，反过来又促使“孤愤”郁积之感更为强烈。

孤独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与体验，然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色彩浓郁、故国“遗孤”式的悲感，又导致彭孙贻、彭孙遹与新朝政治客观上的疏离。彭孙贻言“渐觉浮名远”，“西风枕簟寒，凉梦浸衣湿”。彭孙遹云“意气忽已尽，功名安足论”。表面上看，二人对功名均选择放弃，并无差异。若具体而言，也不尽然。彭孙贻诗中流露的是与新朝仕途的渐行渐远、格格不入，具有一种持续性。而从彭孙遹诗中“忽”字或可见出其“少年意气”尚未完全散尽，对新朝功名并非全然拒绝，抵触也只是基于个别时间节点。彭孙贻、彭孙遹心态上这种细微的差异，多少与易代之际二人年龄差距有关，毕竟彭孙贻已逾而立之年，彭孙遹未及弱冠。纵然二人处于时代、地域、家庭环境相似的物质世界，但由于既有人生阅历、逻辑思维、个人性情等方面的差异，心理世界仍存在差别。彭孙贻曾应举于明，故国承载着他的理想与依托，他经历了功名的从有到无，对于新朝难免有一种“寄居者心态”，“扁舟客子愁难度，故国先臣恨有余”是最真实的写照。对于彭孙遹来讲，科举始终是一个憧憬，其感受到了家国的覆败，但对科举之伤仍属旁观。二人对新朝政治虽均有疏离，但程度显然不同。

随着清朝政治态势稳固，开始招贤纳士，科举复兴，文人多有入仕之心。彭氏兄弟不免承受诸多压力与诱惑，一度对生存状态产生质疑，从而陷入彷徨，最终产生仕与隐的不同选择。

与积极入仕的文士相比，彭孙贻起初对此颇为不屑，依旧选择退隐，率性、孤高，但其生存的困境，难免令其感到局促。彭孙贻以“乾坤尚有容汝地”劝慰自我，自我排遣恰恰因为有着“意气”困窘的前提。彭孙贻探寻人生出路，或“披裘大泽”，或“采湘江芰”。一边是“黄金”“赫奕”的功名显耀，一边是“牛羊上墓田”的历史疮痍。历史与当下、感性体验与理性观念在彭孙贻内心形成一种强烈的悖论式冲突。最终“归山”“抱犊”的遗民不仕占据上风。然而，就现存史料考证，彭孙贻在选择隐逸后，并未“以兹感慨更投笔，曳耒归山抱犊眠”，彻底遁迹山中。非但如此，他还时常表现出对山林生活的质疑：“犹忆壮年时，耻作巢许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彭孙贻对彭孙遹入仕大力支持。顺治七年(1650年)彭孙遹离家赴考，彭孙贻作《道庵移酌玄览斋同子服、骏孙集字》为其送行：“双泪君亲怀往事，万松宫阙想前朝。……裘马少年多义气，此行且莫念渔樵。”鼓励彭孙遹重振“裘马少年”意气，莫生归隐之思，以科举进阶。四年后彭孙遹中浙江乡试举人，赴京都应会试，彭孙贻再次叮嘱：“君看邓禹建汉节，二十四岁非少年。”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东汉军事家邓禹为其励志。顺治十四年(1657年)冬，彭孙遹复入京都应试，彭孙贻作《丁酉除夕怀骏孙弟客燕邸》诉说对彭孙遹的牵念，但更多的依旧是鼓励：“金台留滞客，此夕忆他乡。兄弟樽前远，关山别后长。青云沧海梦，紫马蓟门霜。”随着人事变迁，彭孙贻昔日的“青云”之路已然不在，唯有嘱托彭孙遹在京都极力进取。彭孙贻与尤侗交好，检视彭孙贻《茗斋集》，其主动修书与尤侗仅一次，即《为从子寓庸上尤展成司理》。此诗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为彭孙贻侄儿北上入京赴考、尤侗居京为官之际。从“此去因求骏，离心况听猿。尺书凭可寄，从事望刘琨”的诗意可见彭孙贻希求尤侗对其子侄的关照之意。这足可见出彭孙贻虽隐于家乡，但从未放弃对家族成员入仕之路的认同与支持。

与彭孙贻的“遗民不仕”相比，彭孙遹选择应举新朝的“立功”之路，但也时时表现出对去仕就隐的向往。寻绎彭孙遹诗集即可见出，彭孙遹求仕之后“小隐”与“大隐”让位于“朝隐”的心态转变过程。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彭孙遹落第，以“旅儒生”自居，高吟“登朝无异贵，稽古有遗荣”，以“只应招隐去”的“长隐”自我抚慰。进一步推敲，彭孙遹此间的隐逸之思无非是“少年适俗尚，万里欲横行”的自负与“求工良有意，投契惜无成”的落魄发生龃龉时，触碰出的“小隐”之思，并没有经过深刻考量。顺治十六年(1659年)彭孙遹以二甲第六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本应春风得意，慕隐却成为彭孙遹诗歌的主旋律：“微名真自累”，“坐听钟梵松间出，顿时浮生叹转蓬”。顺治十八年(1661年)，彭孙遹因“奏销案”诖误遭到褫革，离京十余载，开启了“心事蹉跎王谷隐”，“梦里勋名栩栩轻”，“日从游于吴姬酒肆间”，放荡山水中的隐逸生活。他想对仕宦彻底释怀，“一酌金樽散百忧”，但又不禁有所迟疑，“相讯长安事若何”。这份变奏心音也为好友深悉，董俞《柬彭骏孙》言：“小山丛桂身将隐，远岸丹枫客正愁。闻道季鹰归思切，秋风莼鲙暂相留。”“愁”与“暂”即已道出彭孙遹之不甘，归与不归在心间往复。

康熙十七年(1678年)，彭孙遹应博学鸿词科后寓京为官十余载，进一步回顾家族状况与仕宦之路，此期成为彭孙遹反思仕隐关系最为深刻的一个阶段。在“小隐”基础上，逐步由“大隐”过渡到“朝隐”：

小隐栖迟物外踪，秦溪深处最高峰。蜗庐独卧烟霞冷，蛛网常将卷帙封。

锦字频年裁欲尽，青云千载怅无踪。多君何事偏情赏，恐有人间说好龙。

憔悴中年别，蹉跎大隐身。闲曹堪寄傲，薄禄足忘贫。云出仍归岫，花飞偶拂茵。较然冰雪在，终不愧松筠。

十年朝隐意萧闲，常在清泉白云间。他日抽簪乞归去，还应乞取敬亭山。

三首诗分别作于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第一首叙说了彻底遁迹山林“小隐”生活的简陋、凄苦，文学才华、仕宦道路遭到阻滞，且道出“小隐”之人的言不由衷，以“好龙”二字浓缩出“小隐”之士表面呈现甘老山林之志，但内里或非如此的实质。“小隐”弊端，不一而足。第二首，开始揣度“大隐”的合理性。显而易见，彭孙遹认为“大隐”可以官职谋取生存之资“薄禄”，且可保守“松筠”之志。但此诗亦道出其认为此际为官具有偶然性，也流露出未必久仕的犹豫。“蹉跎大隐身”似乎还没有真正和仕、隐理想挂上钩。第三首，对应博学鸿词科后寓居京师十余年重新进行总结，“大隐”让位于“朝隐”，彭孙遹从本质上平衡了仕与隐的关系：居于庙堂，心止于“清泉白云”之间。“朝隐”成为彭孙遹的人生指向，也成为其调和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等矛盾的法则。他反复陈说“朝隐”的要旨：“平台授简初无意，北郭吹竽总未工”，“宦兴何如归兴浓，近来朝谒亦多庸”，“年来拙政是闲居”，“惟应日日支颐坐，饱看西山翠万重”。很明显，彭孙遹对于新朝政治活动的热情是较为淡薄的，在清初既未完全消弥满汉之别，又未充分平衡党派之争的态势下，“拙政”“萧闲”的“朝隐”之道是为嘉遁，但从另一角度来考察，无疑是易代之初政治疏离感的延续。

彭孙贻、彭孙遹对出仕可以说既追随求取，又望而却步；既热衷执著，又犹疑疏离；既难舍功名诱惑，又企慕高节持守。二人仕隐心态的和而不同、相互映照，其背后有时代、地域、家族等诸多因由。这种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情态，为透视清初同一家族兄弟为了个体生存与家族发展“苦心经营”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审视角度。

二、 彭孙贻、彭孙遹遗民认知与清初历史记忆

在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中，任何出处的选择，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时代印痕。清初士人隐逸之思并非与生俱来，多是在历史记忆、政治环境渐变中形成。一方面铜驼荆棘的客观现实不可回避，战乱亡国丧亲的创伤性记忆为其诱因；另一方面则是由此牵连出的清初士人对遗民身份的主观认知、对遗民价值的持守。

创伤性记忆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这类伤害可能关系到身体、心理或者是精神，它引发了主体在认知、情感以及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应反应，并对后者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多年之后，它也可能被唤起。这种记忆，积存于诸多易代文人脑海，不断发酵，影响其仕隐心态与出处选择，清初如冒襄、归庄、宋琬、余怀、申涵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彭孙贻、彭孙遹身上则更为明显。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大举南下，彭孙贻之父彭期生以身殉国，彭孙遹之父彭原广、其兄彭孙振遇难。王士禛《彭孙贻传》载，同时殉难的还有彭孙贻的两个弟弟“麟孙”和“子羽”。亲人在战火中溘然长逝，对彭孙贻、彭孙遹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彭孙贻相继写下《哭伯父孝起征君》(六首)、《哭麟孙弟》(四首)、《哭伯父上海令公》(八首)，“孝起”即为彭孙遹之父彭原广，“上海令公”为二人伯父彭长宜。彭孙贻、彭孙遹从贵族公子成为逃难之人，避兵海上，“飘零依药物，兄弟各孤舟”。在得知彭期生死讯后，二人又相继离家入赣至虔州寻访彭期生尸骨而不得，史载“先生(彭孙贻)上下赣江，复涉长沙，卒不可迹”，“乃于故部曲谋，刻木为骸，招魂东返。……后岁遗客上赣，又嘱仲弟少宰公(彭孙遹)入粤过岭，踪迹之绝无影响”。伤痛与遗憾在兄弟二人心头萦绕，彭孙遹《清明日病中作》言“多病未能工服食”，《寒食贲湖扫墓感赋》“松楸暮起愁”，对彭孙贻来说更甚。

面对山河易主、亲人离逝，是易代之际大多数文人必须应对的现实，或许这种苦难或苦难的挤压并没有轻重之分，然而却因为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结果。彭孙贻的应激反应，从今天的文化观念和心理学常识来观察，已经达到创伤性记忆中严重的精神创伤层面。这亦与彭孙贻自幼体弱多病相关，崇祯十五年(1642年)乡试，绍兴府推官陈子龙“奇其才，荐之主司，已拟元，乃以病不克竣试”。疾病伴随彭孙贻时左时右，他在诗词中也毫不回避自己的病态，其《章有堂牡丹盛开，病足不得与看花之会有作》(其三)云：“病起看花解自怜。”《清平乐》(春思)言：“今春今日今年。多愁多病多眠。”经历家国之难，彭孙贻身体愈加孱弱，心理病症更甚。《累夕梦大人归里》感喟：“世乱少归人，流离此身悴。”彭孙贻悲情的笔触甚至欲将父亲的每一个细节、对父亲的每一份悼念诉说。《虔台节略》自序云：“丙戌太仆殉节虔中亡归，小奚及先还幕客备述二载行间尽瘁僇力。笔其所传，为《湖西遗事》一卷。今年杪秋，贻间关度岭，躬谒太仆尽节处，登台悲号，招魂东返。……随笔铨次，述为《虔台节略》以补前书之未备，虽遗文散轶而大烈炳如矣。”悲伤的片段不断在脑海里“闪回”，致使其行为颇异于常人：“二十余年，恒若苫块。……或独行海上，浩歌激烈，与潮汐相互答；或独立书院咄咄；或中夜挥杯痛哭，人见而怪之。”《清史列传》云：“实抱先人隐痛。”彭孙遹谓其“最有忧时疾”。

彭期生死难前曾在《虔中书》中遗命后辈：“吾身亲历之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训汝曹，童而习之，别无遗命，即此是遗命也。如大明之正统光复不可期见，儿辈诛锄草茅以力耕，守先人之邱陇以延子若孙，诵诗读书不工制举斯已矣。”彭孙贻遵循父亲遗愿，最终以“杜门奉母”为由退隐家乡。清初文人以“奉母”拒绝出仕是一种普遍现象，如陈确、傅山、申涵光、李因笃等皆以此为托词。奉母多为显像，实则与新朝政治划清界限，在“大明之正统光复不可期见”的遗憾后秉持遗民气节。与清初诸多遗民“不入城”“不结社”相异，彭孙贻隐逸后并未彻底遁迹山林，而是明确提出“真忘在城市”，“莫教姓字入尘寰”。彭孙遹对其兄此举亦表示赞同，其言“春城无限花灯市”，“莫寄哀吟向山木”。彭孙贻、彭孙遹好友尤侗亦洞察到二人没有彻底遁隐的打算，《寄彭骏孙兼呈仲谋》云：“况有西头名第五，清樽画烛足徘徊。”这不得不让人思索“城市”这一特殊空间，除却栖身之外，是否牵系着彭氏兄弟更多的人生诉求？彭孙贻作为遗民在家乡这一“城市”是否又生发出更多的价值？

王士禛《彭孙贻传》为我们提供了些许线索：“当道有重其才，劝之出者，公谢弗应。虽负文名，亦节义自许。……有求其文者，悉与之。邑中碑铭记颂皆出其手。……间有倡和会邑，今奉部袭修邑乘。”从这段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三个信息，大体勾勒出彭孙贻“真忘在城市”的基本图景。

其一，从伦理层面出发，“节义”是彭孙贻拒绝出仕的根本理由。关于这一点，彭氏兄弟曾展开过探讨，彭孙遹《吴下答仲兄来韵》有言：“守节甘辞粟，忧时托病痁。……孰可臣何点，还能傲挚瞻。”易代后彭孙贻以“节义”为情感基点，倚靠“城市”中社交网络的铺展，固实了以“遗民”为边界的个体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彭孙贻将“不仕”与“遗民”皆当作一种历史归属而已。选择隐居不仕，这是遗民的根本立场，因不仕而确立的遗民身份是其价值所在。以“杜门奉母”的面目出现，是对死伤族人的告慰，更多的是想借此赢得社会对其不乐新朝仕宦形象的肯定。嘉兴地域文人对遗民角色有着自觉的持守，强烈标榜为国尽忠、为家尽孝。现有材料虽未充分证明彭孙贻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诗文征集活动以彰昭其父忠义，但彭期生死难后，诸多嘉兴文人作文褒赞。如陈确《彭观民先生归骨记》详述彭期生忠烈、彭孙贻孝义。李确为彭孙贻《岭上吟》题词云：“数百言，大抵皆忠臣孝子怨恸感愤之所为作也。”李炜作《彭仲谋出其太仆公遗像并虔州殉难诸札感赠》，从题目即可见出彭孙贻确实存在主动彰表其父忠义的诉求。彭孙遹亦欲将这种“仁人义士今同美。……长与西江万古流”的遗民气节强化。二人这种诉求的实现，社交是必要条件，而社交网络的形成往往有赖于“城市”这一地理空间。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曾揭示出，明中期以后士人常相聚于“城市”，因为“城市”日渐成为社交活动的理想场所。

其二，从文化层面审视，“会邑”为以“倡和”为基本践行方式的遗民群体“节义”精神外化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有效的话语平台。彭孙遹《寄二兄次韵》曾云：“新知白社图应好，旧友青宵谊不忘。尤喜交游堪慰藉，乡心无奈白云翔。”易代后，彭孙贻与同为隐士的吴蕃昌共同创建“瞻社”，影响广泛。易代前，彭孙贻即被邀主持文社，其婉言拒绝，史载“启祯间，三吴、云间倡文社，四方主坛坫者重公名，数邀公执牛耳，公谢勿往”。彭孙贻前后相悖的行为，多由于易代前后文社性质之异。易代前之文社以诗文酬唱为主，“先生志在千古，不屑屑摽同……讲求有用之学”。易代后“瞻社”有明确旨归：“在昔共出处，乱共隐茅茨”，“郁青云之国器……引素骥于广陌”。据考证，“瞻社”成员多为活跃于嘉兴及其周边的遗民，且以忠臣、孝子、烈妇为主题进行过诸多倡和。此举不仅扩展了彭孙贻自身的遗民声望，且凝聚了清初嘉兴的遗民精神，亦为彭氏家族作为忠义之家的发展巩固了文化基础。

其三，基于政治层面思量，清初诸多遗民往往将交接官员、参与新朝文化建设与入仕新朝视为二途，并借此回避来自地方政府对家族生存空间的挤压。从王士禛所作传记可见，彭孙贻没有全然拒绝与新朝官员交接，且并未主观阻止自身文学作品的传播。其如孙奇逢、陈确、张履祥一般以经世之才用于地方事务，“奉部袭修邑乘”等。所不同的是，除文学才华提升、文名阐扬外，在彭孙贻的心目中著书立说成为“功名”的一种变向体现，亦成为实现遗民价值的一条有效路径。其言“燕颔功名惟秃笔，蠹鱼事业老残书”。彭孙贻有“《茗斋制义》，名噪于时”，“有求其文者，悉与之”。在新朝统治区域“城市”中表现出与当下政权非抵触的姿态，以著述为媒在“立德”“立言”方面实现“功名”。缘此，亦可更为妥善地稳定家族生存环境。恰如徐盛全《孝介先生传》所言：“戚党阴蒙其(彭孙贻)庇。”由此可见，对于彭氏兄弟来讲，隐居于“城市”不仅纳含遵循彭期生遗愿“守先人之邱陇”的孝义因素，更萌生了遗民气节在遗民群体视域的昭彰、维护忠义家风、实现遗民价值等意义。

三、 彭孙贻、彭孙遹求仕认同与清初士人生存之思

清初如彭孙贻、彭孙遹这般同一家族兄弟经历易代更迭、家国蒙难，对仕、隐作出不同选择且呈互相映照状态者并不在少数，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如河朔申涵光、申涵吩兄弟，莱阳宋琬、宋琏兄弟，松江钱默、钱黯兄弟，松江宋存标、宋征璧兄弟，江都宗元鼎、宗元豫兄弟，嘉兴钱继登、钱继振兄弟，宁都魏际瑞、魏禧兄弟等均有类似的选择。

首先，求仕认同背后透射着舆图换稿官宦型家族的生计之忧，求仕是个体以家族生存为基础所形成的必然选择。战乱、匪盗、疾病裹挟着贫穷将彭氏家族困扰，生计成为重要问题。彭氏家族家道并不丰厚，逃难之际祖产荒废，加之“江南群盗正如麻”，不少家财随之散尽。海盐临海，易代之际清统治者出于稳固政局的考虑实施海禁，贸易亦十分萧条，造成“贫乡生计薄”的景象。彭孙遹性慷慨，不善躬耕，好友董俞言“海内贤隽不胜数，慷慨如君有几个”，叶方蔼评价其“幽谷芳兰尚畏锄”。对于体弱多病的彭孙贻来说，力田之苦更难以负荷，彭孙贻曾言：“尔鬻故山田，芜秽余十亩。”现有材料尚未见彭氏兄弟有坐馆、游幕等其他治生之途。随着家中人口逐渐增多，田中有限的收成势必不敷食用，绝粮、典卖成为生活的常态，“贷粟只一餐，十日九无饭”，“襆被一囊饥亦典”，“苟活贫卖履”。彭孙遹言“处处春风鼓腹声”，彭孙贻云“儿啼妻病突不烟，空甑萦尘饿蝇沸”，读之令人感到彭氏家族生活的艰难，甚至遗失了一些生存的体面。家族生存之困限制了彭氏兄弟彻底遁隐的理想，“黄菊招余归去来，鹧鸪道我行不得”。

其次，入仕多源于易代文人深感家族荣誉坠失、文化权力旁落的焦虑。作为“儒将”之后，彭孙贻、彭孙遹有着比较强的高门望族意识与文化自负心理。彭氏为海盐望族，曾以战功显赫而获殊荣，至彭孙贻、彭孙遹曾祖彭绍贤、祖父彭宗孟，文武兼备。彭孙贻叙及先祖“汗马勋劳起行伍，而致世劵。……凡圣祖命将出师，大征伐、大行役，吾祖无不执戈以从”，慷慨激昂。彭孙遹更明确说“飞将见家风”。二彭少有俊才，很早就称誉乡里。徐盛全《孝介先生传》载：“(彭孙贻)年十三即能诗，先辈胡职方公震亨见而赏誉之”，有“机云之誉”。秦瀛《己未词科录》言：“公(彭孙遹)自七八岁，即开口咏凤凰。至十五六，已斐然成帙。”甚至在逃难途中，彭孙贻尚且认为是“扁舟身世违”，“空山隐异才”。家族今日困境与昔日荣耀形成强烈对比，加之个人才华的淹没，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纠缠着彭氏兄弟。

同样的困境与思索在清初诸多家族中同样存在。如河朔申氏家族申涵光、申涵吩兄弟。二人之父申佳胤甲申殉节，申涵光“痛父殉国，绝意功名”，弃诸生入山，闭门奉母，教授家族子弟。申涵光《聪山集自序》云：“先太仆尽节时，舍弟煜年十七、吩六龄耳，幸皆成立，读书徇礼法，回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渍血，敢望有今日哉。”其中有感叹家道衰落的悲伤成分，但更多仍是对家族发展的孜孜不息，对家族重获辉光的期盼。为此，对于申涵吩求仕京师，申涵光甚为支持，《寄舍弟观仲、随叔》以“但云游子不思家”鼓励其安心仕途。申涵吩对于申涵光致力于家族地方建设，也有着清晰的认知，其言：“先伯氏(申涵光)乃归乡里，支门户，总持大体。”莱阳宋氏家族，宋琬出仕，族兄宋琏守家，亦是出于以二人合力促进家族发展的考虑。宋琬之父宋应亨曾为保卫莱阳作出极大努力，被俘后宁死不屈，最后殉国。同时殉难的还有宋琬族兄宋玫。宋琬多诗详叙家族困境：“一朝变起沙尘飞，老亲白首同日归。骨肉摧残那忍道，余生孤孑将畴依。渡江浮海无消息，飘泊不辞寒与饥。余归已类聊城鹤，十人九人存者稀。行经旧巷不复识，高台倾圮无门扉。……况复陈留风俗衰，青兕元熊啼向我。应诏公车解褐衣，勉寻升米羞卑琐。”从衣食住行不同层面道出鼎革后宋氏家族生活的艰辛，感叹家族不若昔日人才辈出、家族地位下降、文化权力式微。宋琬在国难家仇与功名仕进的矛盾中，最后应举。又如陆葇《二月六日闻古玑弟计》云：“我生胡不辰，失恃在早岁。兄妹五枝连，骈拇亦同气。负粟能几时，大椿复憔悴。自此门户衰，传经忽如坠。”故而在其弟高中后，以《喜巽庵弟至》畅叙“金闺籍已陈”的喜悦。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同一家族兄弟在家族生存困境中以求仕为径对官宦型家族重建的努力。

家族生计与荣誉的双重困境迫使清初同族兄弟不得不对家族传衍作出审慎的思考，由此催生了对科举入仕的认同。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若想延续家族命脉、引领文坛风气，乃至逃离生存困境，并非单纯退居家乡、固守遗民气节所能达到，而是必须接受“山河人代改”“故国浮云带雁过”的历史现实，逐步与新朝和解，倚仗科举入仕。科举入仕是保证家声不坠、维系家族累世荣显最为重要的路径。

事实上，易代之际清朝入主中原，明王朝倾覆，对南北方家族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陈宝良在分析明清之际世家大族衰败之因时曾说：“松江一府有些士大夫家族的衰落，其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源于抗清失败。如松江府上海县杜行的杜氏家族，族大众繁，其后因抗清仗节而死，家族中落。又如沈氏家族，因沈犹龙在松江起兵抗清而死于乱军之中，最终导致‘甲第遭毁，家财星散，产没入官。’”《阅世编》载：“张鲵渊肯堂，天启乙丑进士，历官八闽，巡抚中丞。鼎革之际，闽中拒命，与故同安伯郑芝龙，共立唐藩为帝。顺治三年，大兵克闽，获唐王，鲵渊遁居海岛，阖门自尽，仅存一子，事宁而归，家产俱已入官。”但由于南北方地理位置等原因，北方家族较南方家族创伤程度往往略轻，在清初较早显露出入仕新朝的姿态。

首先，从南、北方家族兄弟应举时间即可略见。海盐彭氏为江南的典型，莱阳宋氏、新城王氏、临朐冯氏可视为北方的代表。宋琬、王士禄、冯溥均在顺治三年(1646年)即已应举，彭孙遹则是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应试。一方面，这与清初统治者对江南的政治高压和科举压制相关。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起，包括江阴、嘉定、太湖、嘉兴等地在内的江南地区爆发了以反抗剃发为主要内容的抗清斗争，相继遭到清兵的血腥镇压，“嘉定三屠”即发生在此期。面对异族屠戮，嘉兴文人不屈反抗，对清兵的残暴也多有抨击。另一方面，则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后采取笼络北方士人的政策比较成功，北方很早就成为清朝统治区域而免于涂炭，故山东、河北等家族大都支持新朝。如临朐冯氏家族，冯溥曾应举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补廪膳生，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于乡，鼎革后冯溥不仅很快出仕，且跻身高位成为康熙文治最有力的执行者。家族生存观念的强化、历史创伤的淡化、遗民身份压力的减退是必要条件，恰如冯溥《杂诗二十首》所言：“天地日开辟，蒙翳迹屡扫。”其次，据现有材料统计，北方同一家族兄弟均出仕为官者较多，如山阳邱象升、邱象随兄弟，诸城李述中、李澄中兄弟等。最具典型性的为新城王氏家族王士禄、王士禛兄弟。易代之际，王氏家族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舍生取义，如王象晋次子王与胤一家三口均自尽而亡。另一种是退隐山林，拒绝入仕，保留前朝气节，如王与敕为清初著名遗民。这两种价值取向对王氏家族来说，客观上都保留了家族的遗民声望。但后期王象晋、王与敕并不反对后代以科举入仕新朝。王士禄自作《西樵山人传》曾道出其参加科考时的家族心态：“山人(王士禄)少抱微尚，慕孟襄阳之为人，学不为仕。以门祚中替，外侮时蘖，祖父督譬，遂黾励场屋，以甲科起家。”王士禛“家风儒仲儿”亦道出家族对其入仕的影响。虽然王士禄、王士禛在入仕之后偶有故国之思，但家族生存、家族利益率先得到考虑。

在个人、家族、国家的历史互动中，调整个人真实诉求以追攀新朝政治之强势，是受鼎革创伤家族寻求生存空间、绵延家声的重要策略。纵然清初士人的出仕选择中夹杂着些许无奈与怨怼、忧思与谨慎，却无法不借助此路径完成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融合及合法化，以此搭建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联。士人通过科举一途而跻身通显，成为家族利益与政治地位的标志。家族因为士人科举的成功，不仅可获得现实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回报，还将推动家族良性持续发展。

总之，彭氏兄弟仕隐心态的复杂变化，展现了两个丰满灵动的个体，显示出个人理想与时局态势相悖离时文人内心的情感纠葛。二人仕隐之别，是易代之际同一家族文人不同生命轨迹的演绎与诠释，也为窥探同一家族兄弟为家族利益“苦心经营”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在清初，同一家族兄弟人生选择的“殊途同归”构成一道特殊的文化景观，甚至成为清初文治视域下文化家族转型的表征。

清初同族兄弟对仕与隐的不同选择，对彼此选择不同维度的言说，殊非个人诉求的单纯表述，仕与隐映射下潜存的是清初世族的生存困境与伦理困境、个体理想在家族共同体利益下的让步。其隐含的是易代之际文化家族面对特殊历史环境对家国关系新的认知。易代之际文人关注的往往不是自我的具体生活，而是作为特定身份归属(如“遗民”“世族”)的气节、持守、责任、担当，最能牵动情怀的不是日常生命的流逝，而是家族文化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