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娟

(天津商业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134)

解决群际冲突，推进群际关系的和平发展，一直是众多学科领域在学术研究和治理实践方面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面对社会环境的复杂多样，学界在关注现实中的一般群际冲突及其解决之道的同时，也对“非一般”的群际冲突的存在和发展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这种“非一般”的群际冲突通常指的是长期存在且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intractable conflicts)，比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这种冲突持续了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很难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对于卷入其中的群体而言，冲突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对领土主权的侵犯。持续存在且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导致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动乱状态，人们流离失所，难民群体不断扩大，给民众生活、社会发展、国际和平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重大的威胁。应该如何解读这类群际冲突的长期存在？又该如何促进群际关系和解？对于这两个问题，在对宗教、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的考察之外，借助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探讨，也是一项很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群际冲突长期存在的心理基础

一方面，群体冲突的长期性和严重性给双方造成严重的资源损失以及人员伤亡，同时也给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双方群体又都不想妥协，并为此作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投入了足够的甚至是过度的人力、物力以及心理资源。在遭受严重损伤与不断投入资源的矛盾中，心理资源的投入格外受到关注。心理资源的持续投入主要是为了构建“心理城墙”以应对民众出现的心理创伤和危机，比如弥补冲突中被损害甚至被剥夺的安全感、认同感、自尊感等心理需求，减少伴随冲突而产生的恐惧、愤怒、仇恨等负性情感，同时，不断激发群体成员维持长期斗争、争取冲突胜利的忠诚和牺牲精神等心理条件。

研究者认为，长期群际冲突背景下建立的“心理城墙”也可以称为“心理基础设施”(psychological infrastructure)，这种心理设施存在着独特的心理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容易调和的冲突背后存在的社会心理原因。通常来讲，心理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了群体共享性的信念、态度、动机以及情感，并通过一定的宣传渠道和教育途径转化为稳固的、支撑群体在冲突中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心理条件。同时，这些在群体内不断得到强化的心理基础设施也成为导致群际关系得不到有效缓和的重要心理障碍(sociopsychological barrier)。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入阐述心理基础设施的内容和功能。

(一)群际冲突中社会信念的“认知冻结”

群际冲突情境下，社会心理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便是社会信念的建立与维护。社会信念(societal beliefs)是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认知，这些认知涉及群体成员特别关注的主题，并有助于他们形成“自群体”的独特感。那么，群体共享的社会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般来讲，集体记忆是形成社会信念的重要事实基础。尤其是在不容易调和的冲突中，群体会建构起关于冲突的集体记忆，借以向群体成员呈现有关冲突的历史叙事，描述冲突的原因与过程，为事件发展的连贯性和意义性提供一定的“事实”基础。这些被群体全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记忆，在个体层面上被群体成员公认是关于冲突的“真实叙事”，在群体层面上被看作一种“有效的社会历史”。重要的是，集体记忆也为形成社会信念提供了必需的认知评价框架。群体关于冲突的“事实”建构是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的，不同群体对同一事件的“事实”建构并不相同，冲突双方对同一事件可能作出完全相反的描述。双方群体都会有选择地纳入或排除冲突事件的某些内容。从功能性来看，如此建构冲突事件的集体记忆，为群体成员提供了更简捷的认知途径，使他们快速简单地理解冲突事件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让群体成员由此认知冲突的正义性、冲突过程、冲突中自群体和他群体的不同形象、冲突中自群体的受害性等等，这样建构起来的社会信念当然会存在巨大的群体差异。

社会信念一旦形成，其最突出的功能就是认知冻结。换句话讲，社会信念形成后，会“约束”本群体成员对冲突以及外群体的认知，使群体成员对自己建立的社会信念深信不疑。由于社会信念的僵硬和封闭性特点，当群体成员接受的外界信息与群体中主导的认知框架不一致时，这种信息就很可能被群体成员所忽略、拒绝、曲解或遗忘，而与群体认知框架相一致的信息则会被群体成员视为有效信息来进行加工，从而强化既有的社会信念。事实上，社会信念在认知冻结上带来的最大消极影响在于，它使人们对解决冲突的信息和策略不敏感、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排斥的。因此，如何对固化的社会信念进行解冻，增加双方群体对冲突相关信息的开放度，以克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障碍，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二)群际冲突中道德意识形态的“牢不可摧”

如果说社会信念主要体现为一种群体层面上对“冲突事实”的认知评价，那么它似乎并不能成为有效的群体心理资源。长期冲突中的群体仍然需要为自身所建构的社会信念寻找其得以成立的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基础，从而全面实现社会信念对群体以及群体成员的规范功能。为此，冲突中的双方群体都会构建并发展一种与群际冲突相关的道德意识体系。

本质上讲，与冲突相关的道德意识体系是一种高度凝练的、具有共同核心的群体道德框架，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意识形态“教条”。在长期的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中，群体之所以发展出一系列与冲突有关的道德价值体系，是为了让群体成员能够在相对一致的道德框架下去认知和理解自群体在冲突中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自群体需求的合理性以及本群体在冲突中的正面形象，从而为群体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定的价值方向和意义导向。

学者们指出，长期的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中通常包括以下几个与冲突相关的道德主题或道德意识框架，一切群体叙事都只有置于此框架之下才具有意义。它们是：自群体在冲突中最终需要实现的目标及其正当性，主要是彰显自群体在冲突中的目标需求，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对自群体的关键性和重要价值；自群体的安全性，主要是指个体安全以及群体存续的重要性，勾勒出实现个体和群体安全的条件；积极正面的自群体形象，主要是体现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自群体拥有更多积极的特质、价值观和行为，将自群体描述成受害者，贬低和否认对方群体的人性化特征，认为对方群体及其行为是不人道的；爱国主义的体现，彰显出对国家、群体的依恋感，发展出更多的忠诚、热爱、关心以及甘愿牺牲的精神；群体团结性的体现，让群体成员忽视群体内部存在的某些冲突或不和谐，团结起来利用整个群体的力量共同面对外来威胁；最后是和平发展主题，表现为自群体将和平作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最终愿望。

以上几个与群体冲突相关的道德主题是社会信念体系得以稳定存在的合理性根基，是冲突叙事所依赖的重要意义框架。由此，冲突事实的认知评价与群体道德意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叙事-价值体系，为自群体参与冲突的正义性、自群体的正面形象、自群体的受害者形象等方面提供了一致性叙事基调。

(三)群际冲突中集体情感的激发与表达

除此之外，群体还会发展出相对一致的集体情感以及情感表达取向。在冲突情境中，这种做法更为明显，群体成员之间不断地激发、分享、强化这些集体情感。一是集体恐惧感。长期的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导致群体成员产生了一定的受威胁感和恐惧体验，此类情感通过一定的形式不断在群体内进行沟通，久而久之形成集体恐惧情感。集体恐惧虽然可以让群体成员能够对冲突和伤害更加警觉，但也容易导致或强化信念冻结、保守主义等。有时，集体恐惧感甚至会导致自群体对他群体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恐惧激发了人们面对威胁时的自我保护，使他们在感知到威胁源时便进行积极的防御甚或主动发起进攻。二是持续存在的集体愤怒和仇恨。长期的群际冲突是滋生愤怒和仇恨的土壤，而仇恨是一种冷酷的、深刻的、稳定的负性情感，它会持续存在并不断累积，导致发生更加严重的报复性行为，使得群际冲突难以调和甚至恶性循环。由上可见，集体情感也是一种约束机制，是群体用来应对冲突的心理体系的一部分。集体情感在群际冲突的持续进程中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群际关系和解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概而言之，生活在一个特定群体中的个体都会共享由群体建构起来的冲突事实、道德意识形态和情感表达倾向，这些内容共同组成了社会心理基础设施，也由此形塑了整个群体的认知观念，引导了整个群体的行为方式，确立了整个群体的情感氛围。社会心理基础设施就像一面坚固的“心理之盾”，引导群体选择性地组织相关信息，决定群体如何表达情绪和行为。对卷入长期冲突的双方群体而言，各自建构起来的社会心理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冲突情境。但这种基于冲突背景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心理设施，同时也是群际关系和解道路上的绊脚石，使得双方群体无法全面、理性地认知彼此，因而导致群际关系和解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二、群际关系和解的路径探索

从探讨群际冲突的内在心理基础转向探讨如何解决这种长期存在的群际冲突，尽管困难重重，却是从学术研究走向实践应用的应然与必然。从长期存在、不断强化的社会信念体系中找到改变它们的突破口实属不易，但社会心理学家们仍然在努力探寻并实践着多种可能改善群际关系的策略，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一)增加与纳入多样化的群体信息

正如前面所指出，建基于冲突的社会心理基础设施使得双方群体更加狭隘、单一地认识彼此，阻碍双方成员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来自对方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多样化信息。可否通过一定措施来促进认知信息的全面性呢？研究发现，当向群体成员提供与他们既有的社会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且这些信息比以前更加多样、新颖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说服功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持的社会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失之偏颇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从而达到改善群际态度、缓解群际紧张局势的目的。

当然，提供给群体的新信息必须是准确真实的，是确定的而非模棱两可的，并且应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以便促使群体态度发生改变。比如，向内群体成员详细说明冲突继续下去所面临的后果，特别是内群体未来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可以使个体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去进一步接受和思考来自冲突过程以及外群体的多样化信息(比如外群体的伤亡信息)，从而更愿意支持高层领导人的和平谈判协议，以期和平解决冲突。出现这种积极转向的原因可能在于：通过更加开放地接受新信息，群体成员持有的与冲突相关的社会信念(例如受害者身份和受害体验)产生了更多的动摇，群体成员不再执念于“内群体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从而促进了和平愿望的产生。最令人惊讶的是，提供给内群体的信息即使并不与冲突直接相关，也能够改善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情感。比如，让内群体知晓外群体(成员)具有可塑性，便使内群体成员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以及更强的妥协意愿。这是因为，外群体“可塑而非顽劣不变”的品质信息弱化了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消极特征归因，进而弱化了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愤怒和仇恨，使得内群体对和平结束群际冲突产生更多的希望，也更愿意支持和解。

上述增加双方群体的多样化信息这个策略，并非对群体全部成员都同样有效。个体的社会信念水平不同，其接受和处理相关信息的偏好性也存在差异。那些对冲突高度重视的个体更倾向于注意和捕获对冲突有利的信息，而不善于去处理那些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那些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注意和获取冲突进程的相关信息，而希望和平的个体则对和解信息更为敏感、更愿意接受。所以，通过多样化信息加工来促进群际冲突解决的策略之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提供的多样化信息多是与冲突者秉持的社会信念不一致的“新”信息，很可能使得那些对外群体持有消极态度和情绪的个体以及对群际冲突持有高度自信和高度参与感的个体产生强烈、明显的防御反应。换句话说，当要求个体对新信息进行注意、编码、理解和接受，并借此调整其原有态度、动摇其稳固信念时，个体会使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心理防御来维持他们原来的社会信念。群际冲突中的个体不仅会有意避免接触“反”信息(即与其社会信念不一致的新信息)，而且一旦识别出存在的“反”信息，还可能会忽略它而不是对它进行积极的评估和加工，当然更不会因此动摇自身的社会信念。

(二)推广积极的群际交往经验

换一个视角进行思考：是否可以通过推广群体之间积极的交往经验来改善双方群体的相互态度和接触意愿呢？也就是说，当提供给群体成员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群际交往经验(经历)，而不仅仅是提供多样化的群体信息时，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积极的群体效应呢？

一方面，可以通过向群体成员展示间接的群际接触经历来改善群体态度。尤其是，当直接接触机会较少或者受限时，诸如准社会接触(通过一定的媒介展示群体之间良好的互动交流)、扩展群际接触(让内群体成员获知内群体中有人拥有一个或多个外群体成员朋友)、想象群际接触(引导群体成员在头脑中想象或模拟自己与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接触的情景)等间接接触形式可以有效地避开面对面接触的困难，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所谓良好的群际交往经验，也可以是让个体亲自体验冲突给对方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从而促进更好的共情以及群体间对话。此类研究虽不多见，却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比如让一批以色列犹太人实地走访巴勒斯坦的主要地区，让他们知晓巴勒斯坦人每天面临的困难，或者让一批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走访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结果发现，参与者不仅获得了外群体遭受伤害的更多信息，而且真切地经历了关于他人苦难的体验。这种经历让参与者对冲突和外群体的看法产生了重要的改变，如以色列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产生了更多的同情，更愿意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愿意作出让步，更愿意和解。关于接触经验产生积极作用的解释是这样的：积极的经验和经历促使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产生了更高水平的共情，他们逐渐学会了从对方的视角去看待冲突，不再偏执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受害者，动摇了其一直秉持的“本群体的冲突行为更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的信念，同时，共情心理有效地改善和缓解了敌对情绪和报复心态，有助于引致群际宽恕。

如上所述，通过传递积极的交往经验或是让群体成员暴露在真实情境中激发体验，来挑战群体成员既有的信念和态度，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对冲突以及外群体的原有看法是偏颇的，这样确实能够积极地改变群体成员的社会信念、同情心以及宽恕水平。但是，在长期暴力冲突的背景下，对群体成员进行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经验干预的研究还是非常少的，因为大多数以接触经验为基础的策略都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内外群体之间需要部分成员有机会进行接触并建立跨群体友谊以积累良好的交往经验，或者媒体能够被公权力允许去展示内外群体部分成员间友好互动的示范榜样，显然，这些条件在一些长期存在严重群际冲突的环境中难以实现，实地的经历体验当然更不可能了。除了以上种种客观条件，来自群体成员的主观意愿也很重要。只有当群体成员愿意参与此类体验活动时，才可能发挥实际经验对认知改变的积极潜力；而问题是，长期卷入冲突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活动的意愿通常会极为薄弱。

(三)获得和尝试新的群际认知方式

获得和尝试新的群际认知方式，就是个体内部进行认知方式的转变和调整。这样，能够帮助人们改善对冲突群体的不良情绪反应，也能提高人们对多样化观点和信息的开放程度。比如，面对巴以冲突事件时，引导以色列人采用一种新的、更为积极的认知视角或者框架来重新评估巴勒斯坦，从而更好地减少愤怒情绪，增加和解意愿。研究发现，在冲突的情况下采用“观点采择”和共情这两种认知方式，是减少敌意、改变既有认知观念的关键办法。另外，可以通过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认知开放性来帮助他们改变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当对群体的边界认知变得更加宽泛、更具包容性时，内群体和外群体就会融合产生更大范围的群体，群际偏见就会有所减少，群际关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例如，当犹太人从犹太民族的角度去看待自己与德国人的冲突时，他们对德国人的宽恕水平就比较低，但当引导犹太人从广泛的人类群体层面(将自己与德国人一起纳入“人类”这个更大的群体内)去看待冲突时，他们对德国人的宽恕水平就有所提升。究其原因，运用灵活开放的认知方式，能够让个体产生“反”刻板印象认知，这对减少群体偏见、增加群体宽容度具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冲突情境下，获得新的群际认知方式也存在局限性。比如，群体成员没有动力改变其所坚持的认知框架，而且，当要求个体充分理解外群体成员的观点或同情对方时，还可能引起个体的反抗以及更加自私的、维护内群体的行为。个体即使能够对冲突中的对方群体产生共情，也可能遭到内群体其他成员的反对和排斥。

综上，面对长期形成、不断巩固的社会信念，接纳和加工丰富多样的信息、推广群际交往的经验、尝试运用新的群际认知方式都可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人们不愿意、不能够接受与自身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拥有更为真实的信念。看来，对于广泛存在的社会信念，以及对于一些“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群体成员，仍需要创新角度来思考，探寻新的干预策略。

(四)善于运用悖论式思维推理

悖论式思维推理是新近提出的一种策略，主要针对那些不愿意、不能够接受与自身既有的信念不一致的信息的群体成员。这种策略通过提供与群体成员既有信念相一致的信息，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推理，继而得到一种夸大的、极端的甚至荒谬的结论，来促使群体成员感知到原有信念背后的诸多不合理之处，促使其原有的不合理信念得以动摇和变化。

实地研究发现，在巴以冲突中，悖论式思维推理对挑战和改变原有信念和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者们坚持向群体成员推送一些关于冲突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去推理，结果却不断呈现出极端的、不合逻辑的观点，长此以往，便会使得群体成员(特别是那些坚信自己的政治取向无比正确的个体)动摇信念，从而对群际冲突表现出更多的和解意愿。在2013年的以色列大选中，这些群体成员的实际投票行为也发生了改变，他们更倾向于投票给“鸽派”，主张和平解决冲突。可喜的是，悖论式思维推理的积极影响会持续存在。追踪调查发现，这些群体成员在一年后对巴以冲突仍然表现出更积极的和解态度。另外一个大规模的实地研究同样印证了悖论式思维推理的有效性。研究者尝试通过各种通信和媒介手段(包括网络、广告牌、传单)来传递与以色列人的信念相一致但更为极端的信息。持续六周之后发现，“鹰派”成员逐渐减少了对冲突的支持态度，转而更支持通过和解来结束暴力。

悖论式思维推理提供的信息与内群体成员持有的信念之间差异性最小，甚至没有差异，内群体成员不容易对其产生分歧、排斥和防御的心理，所以能够引发最大程度的信息接收和加工。当信息在个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得到加工时，个体发现了原有信念的不合理以及矛盾之处。此外，悖论式思维推理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威胁，个体可能会对悖论式思维推理的结果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感到震惊，比如说“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以及“我怎么没有发现顺着自己的信念去推断会有这样荒谬的结论呢”，这些令人惊讶的信息(或刺激)会引起个体的探索和改变。当然，悖论式思维推理的效果也是有条件限制的，虽然它比较容易让相对开明的个体产生更多的认知解冻、信念动摇以及更开放的态度，但对于那些坚定支持群际冲突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反而为其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开辟了新的视角。

总体而言，增加群体信息多样性、推广积极的群际交往经验、尝试运用新的群际认知方式都是为群体成员提供“更具启迪性”“更让人感悟”的信息和经验，这些信息和经验与群体成员内在的信念是不一致的；而悖论式思维推理不提供与信念不一致的“反信息”，对个体的认知威胁较小，可以减少个体的防御反应。无论哪一种策略，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缺点。在长期的不可调和的群际冲突中，在真实的干预过程中，群体成员在面对与自身秉持的信念一致或者不一致的信息时，如何有意识、有能力去关注、识别、加工相关信息，并能够较为自觉、自省地调整自身的信念，才是更为关键的。对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三、群际冲突研究的前景与启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群际冲突持续存在的心理基础进行学理解读是一种创新，在实践探索方面却是一种挑战，采用何种矛来攻心理之盾是一个难题。当基于冲突的社会心理设施作为一面坚盾横亘在和平进程中的时候，何种情况下用他山之石，何种情况下用自家之矛，不但要看哪种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矛的作用，还要看针对的是哪种类型的成员，其盾的坚固性如何。群际冲突一直都是各派阵营、各路学者感兴趣的主题，那么，今后关于长期群际冲突的研究还会有哪些值得继续探究的主题呢？这些研究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本土化思考和群体关系治理启示呢？

(一)学理深度和广度的继续加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多数研究者并不是很热衷于探讨长期存在的、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以巴塔尔(Bar-Tal)为首的研究团队是这一领域中为数不多的研究团队之一，也是著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团队，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交叉地带。当然，学界对这一主题不够关注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巴塔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以他为首的团队身在其境，自然对错综复杂的巴以冲突有着必然的敏感和学术研究使命，同时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研究资源和进行实践探索的可能性。这些条件是其他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而这种“独领风骚”的研究阵营所导致的问题就是对长期群际冲突的研究视角相对固化，其对群际冲突之长期存在的解释尚需添加新的思考方式。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关于群际冲突的既有心理机制的探讨稍嫌宏观，不够精细化，不能从微观层面上揭示社会心理资源的内部形成过程，比如心理资源是如何建构的，不同的因素在其内化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具体作用。同时，目前的研究也不能充分细致地阐述群体建构的社会心理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比如社会信念体系导致群际冲突长期存在或不断升级的进路是怎样的。研究的不断精细化是未来更多学者应当关注和探讨的。

另外，对群际冲突之长期存在的综合性解释机制也需要更加完善。将社会心理因素与其他阻碍群际和解的因素放在一起综合探讨是必要的。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充分、深入地融合社会、政治、宗教、心理等因素，尤其是关于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而构成社会信念体系还缺乏完善的理论建构。只有全面考虑到群体之间紧张关系增减变化的原因和背景，以及所涉及的心理机制，才能够深刻分析群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和行为。可以说，完善综合性的群际冲突解释机制，可以为现实中实践策略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重要的学理基础。如果只关注内化之后的社会心理资源，并试图在实践中改善它，是远远不够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比如，有学者探讨了二战之后亚洲与欧洲的群际宽恕特点后发现，历史性和政治性因素对群际宽恕的差异性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民众受到历史性和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越大，群际宽恕的水平越低。但是，历史性、政治性的哪些因素会对群际冲突以及关系和解产生影响？它们与心理因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些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的探究。

(二)实践策略的创新运用与现实挑战

令人欣喜的是，既有的研究已开始探讨如何改善群际关系，其成果也陆续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即通过某些策略可以缓和群际冲突，推动群际和解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层面的干预措施就能一帆风顺地推行。相反，现实情况可能是举步维艰。

从实践策略的运用来看，目前呈现的不足主要在于两方面：其一，以往研究中的策略适用多以单一方式展开，缺少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群体内不同成员由于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政治角色等不一样，接受某种策略时的反应以及态度改善效果很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比如，人们对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渴望以及对该群体的依附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群际冲突，包括是否认为应该解决这些群际冲突。而且，个人行为因宗教和政治信仰而异，这方面也可能影响他们认知和解决群际冲突的整体能力。所以，如何在实践中综合性地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并最大化地发挥积极效果，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二，实践策略还需要创新，需要与时俱进。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为改善群际关系提供新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尽管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已成为一种关键的交流媒介，却很少有干预策略积极利用互联网来在冲突群体之间架设和解的桥梁。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正在借助社会媒体、电脑游戏和在线对话等新媒体技术，期望利用这些新技术来缓和群际冲突，促进群际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研究多以巴以冲突为背景，通过设计一定的电脑游戏，让来自两个群体的成员完成不同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的主题多是基于和平目的而设计的。结果发现，电脑游戏确实能够缓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紧张气氛，促使双方更多地采取政治建设性的行动而少采取威胁安全的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巴以冲突的态度。当把模拟游戏贯穿于学生整个学期的教育实践后，研究者发现，学生们对群际冲突产生了新的理解，这有助于他们减少个人偏见，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解决冲突，宗教和政治信仰对他们的影响逐渐变小。当然，基于网络平台而采用模拟的群际游戏来干预群体冲突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且多以巴以冲突为背景，对象范围存在较大局限，实践的有效性和广泛性也需要在其他冲突群体中加以验证。

从实践策略的推行来看，可能还存在着很多挑战。比如，对于群际和解来讲，无论采用何种策略，都不能单独在某一群体内展开，单方面的干预并不能在实质上推进两个群体的和解进程，长期冲突的双方群体都应该朝着和平的方向展开各自的和解策略实践。但在多年战乱的情况下，如何让两方都自愿、自觉地开展这样的干预，仍然是一个难题。此外，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对策略实施的支持，也是一个难题。任何策略的综合运用都需要社会现实条件的支持，尤其需要获得足够的内群体支持。但如前所述，长期冲突的双方群体都已经在各自的群体层面上建构起为本群体利益服务的社会信念体系，尽管这些社会信念可能是“不合理”的，但由于这种信念能够为群体取得冲突胜利发挥凝聚和组织的重要作用，所以群体内的权威领袖以及其他内部成员是否支持改善这些心理资源仍不确定。

(三)群体冲突研究的本土化思考与启示

虽然我们重点阐述了长期群际冲突的心理基础与和解路径，但同样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用这些研究思路来关注和分析当下更普遍、更常见的那些群际矛盾，探讨其产生、发展与和解的过程和机制，为实现群际关系的和谐献计献策。

多数国家所处的社会现实中，都少有上文那种极端的、长期存在的群体冲突，也少有不容易调和的群际矛盾，但多样化的群体类型还是存在的，群体间的分歧和冲突也是常有的。从群体层面讲，不同群体之间仍存在很多偏见以及或显性或隐性的矛盾冲突，有些群体之间的歪曲认知还比较牢固，加之某些媒体宣传的负面建构，群体偏见作为一种群体认知资源就更难扭转。比如，我国社会现实中虽然不存在严重的、不可调和的长期群际冲突，但医患关系也可谓当下群际矛盾多发领域之一。长期存在的医患矛盾使得医方、患方两个群体各自建立了相应的群体观念。每当医患冲突发生并被媒体报道时，网络上总是有不同的声音。很多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此类冲突背后的原因，比如信任体系缺乏、医疗期望过高、医患沟通不畅等，但深究起来，所谓的不信任、期望过高可能还是源于患者群体内部既有的、稳定的不良信念，而这些信念都带有很大程度的非理性特征和绝对化特点。因此，采用丰富多样的信息宣传、增加群际交往的经验分享、尝试采用新的认知方式来重新评价对方群体，以及充分利用悖论式思维推理来显现既有观念的偏颇和不合理，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医患认知和医患关系，从而减少医患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实践中亟待展开相关的探讨，这是一项具有深刻社会价值的研究任务。

结语

无论是对国际和平还是对国内社会稳定来讲，全面探究群际冲突持续存在的复杂心理机制，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群际冲突，实现群际关系的和谐发展，都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实践层面上策略的有效性除了依靠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还需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冲突情境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创新性治理。长远来看，即使提出了一定的实践策略，也还需要时间来探查其积极后果和长效作用。在此，将长期的不容易调和的群际冲突及其解决之道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阐述和思考，更多的是想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一种治理群际冲突的思路，把消除社会心理障碍作为群体冲突和解的重要视角，为推动群际和谐与社会稳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