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健，李真真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00)

当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与广泛应用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人们欢呼“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将使“社会告别野蛮，以某种方式演变为一个个更加温和、更加友好的场所”。在“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并将资本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业态界定为“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在数字平台场域中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新型生产方式。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风险与推动经济复苏，既在国内加速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性变革，又借助过硬的数字信息技术实力，搭建起全球数字化贸易市场的平台，在拉动世界范围内数字化消费的同时，不断以国家权力干预全球数字化竞争，扩大了数字化霸权制域。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日益加剧、数字鸿沟日益凸显，并酝酿着数字化衰退的危机。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创造性地提出数字社会、数字中国等启发式概念，标志数字治理世界体系双轨变局的形成，意味着数字资本主义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警惕。探究数字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缘起、发展现状，洞察数字资本主义实质并破除数字资本主义迷局、超越数字资本主义限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样态中的批判运用，是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彰显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科学构想的时代价值，对于在数字中国实践进程中有效规避数字技术理性统摄、落实数字共享理念、增强数字命运意识，破除数字资本主义形塑的意识形态藩篱，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新篇章具有积极意义。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践进路

“实在景观”在数字化锻造下以数字运算结果样态呈现在网络界面，经历了实在消解、虚体生成、数字反噬三个阶段。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困境，“柏拉图主义”式批判研究已难以消解数字危机，学界的理论进路再次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货币轴心下的实在向度

以货币为轴心的“交道”，构筑了传统产业资本时代的“周围世界”。“作为货币的货币”是简单基础，一切市场流通中买卖双方的公民关系都在以货币为轴心的“交道”中被赋值，还原为“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货币体系标榜出由机器、厂房、身体、语言所构筑“实在”空间内部意指关系的新内核，人们必须进入“实在”空间对其形成依赖，才能在“周围世界”的坐标系上定位自己的存在。资本家通过货币交易和投资行为，实现“作为资本的货币”到机器、厂房等“实在”生产资料的过渡，以实现物化结构替代人的肢体劳动功能的渐进过程。“资本—出现”，标志着“周围世界”在社会生产工程方面的升华。货币成为抽象的一般等价物链环起人与人、人与实在空间之间的关系，一切对象性存在物在以货币为轴心的交道亲熟的环视向度中获得“功用性”意蕴，传统产业资本时代的“周围世界”轨道正在意蕴交涉下不断被形构。

(二)实在的旁落与虚体的兴起

“虚体”是授权使用的装置、通向“赛博空间”的门票，是实在景观映射下的数字幻影。伴随机器组合规模的不断累积，为降低成本与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到达“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地步以实现资本增殖不停歇。由此，机器制造的方向开始从“替代人的肢体行为能力”转至“替代人的脑行为能力”，资本增殖的能力开始从取决于“人对机器的生产能力”转至“机器对数字的计算能力”，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成果被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编码。数字化缔造出一个全新的智能空间形态，数字编码将“实在世界”的真实和连贯执行嵌入到“赛博空间”中，衍生出一种实质为数据包的“虚体”产品，一切只有被替换为“实在之影”的数字“虚体”，才能在“赛博空间”的价值参照系中被赋值。在这个意义上，“虚体”被抽象为“赛博空间”里的“一般等价物”，升级成为数字时代的通货。“实在”所建构的“周围世界”被逐渐边缘化，数字“虚体”所架构的“赛博空间”却不断具象化，传统的实在领域成为被数字技术所穿透的外壳，日渐萎缩。

(三)数字的反噬

“虚体”穿越了“阿门赛斯的冥国”， “实在”被施以被隔离的错落感，沦为“虚体”的附庸。具体的景观和物在网络交往中被抽象掉，一切人和物被冠以“虚体”个体单元的形式，像一个星座一样协同交互。各互联网平台成为进入“赛博空间”的“准入裁判”，缔造着一副超越历史表现的图示：人们必须通过下载、点击以图标形式展现的平台“替身”才能关联社会行为；各类数字平台以开放性准入原则吸纳用户使用，人们在不享有对数字平台、数据资源、智能设备所有权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生产活动；“无形产品+有形产品”都被囊括在数字化的交换范围中，虚拟市场将触角延伸至跨地域、全天候范围；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匹配、关联、追踪手段使移动终端的“智能推送”更加灵活地响应消费……通过幕后的控制线，数字平台攫取在“虚体”交换中的不透明数据充当支配产业、投资、运营的指挥棒，不断哺育着数字“虚体”的反噬能量，“实在”逐渐被自己所生成的数据“异化”成为盲目吞噬着数字垃圾的蛆虫、绑缚在数字机器上的傀儡。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实际上已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真正的权力、金钱和不平等已经被彻底地转移了，全球资本主义已经悄然登临一个新的层面——数字信息技术成为信息时代先进生产力的“物神”，并以“普照光”的形式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

1999年，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根植于各大计算机公司，通过跨国结盟将网络转化为企业工具以“建立一个泛经济网络”，实现在“生产调度、产品开发到财务、广告、金融以及培训等诸多环节”的利润追求。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后现代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灵活积累制度的合法化意识形态，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者否认社会不平等加剧、新的紧缩形式和不稳定的劳动力出现的意义。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迫使当代学者承认，阶级、剩余价值、剥削、商品化等概念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开始于断裂处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弥合之义，“重返马克思主义”的号角已经吹响。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在互联网成为全球性数据、信息和社交的“窗口”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依旧在逐利的本性驱使下“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变愈加波诡云谲，只有把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统一体内部的差别，才能从整体角度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机制。

(一)平台生产重塑生产韧度，数字支配下劳动方式更加“灵活”

在承认数字信息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用工自由度提高具有贡献作用的同时，也要揭示其在资本家手中以一种更精巧的手段被“资本化”的事实。

“灵活性”分工与“高强度”劳作悖论。达拉斯·史麦塞(Dallas Walker Smythe)认为“绝大多数人，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数字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通过要求劳工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减少劳动任务与任务之间的间隙，实现“时间压缩”，把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做法延长了人们的劳动时间，将人们用以娱乐休闲的自由时间普遍“灵活”劳动化，榨取了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处于数字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下的数字劳动者不断被纳入数字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在数字资本主义逻辑的隐蔽运作下蚕食着自己的劳动时间而不自知。无间歇工作观念成为数字平台灌输的工作守则，最终导致数字劳动者陷入“时间紧迫悖论(Timepressure Paradox)”中无法抽身。

全方位数字监控加工“伪嬉皮士”主体。一切资本主义生产都具备一个共同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之下，繁重零碎的机械性劳动被劳动者应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终端设备进行的自控性生产工作所替代，信息时代的工人看似拥有了掌握自身的“主体性”力量，但实际上全景机制将数字时代的每个人都置于资本家注视与监视的中心。数字化平台通过约定“用户协议”、植入“爬虫技术”等工具逻辑，使以全方位数据收集和信息反馈机制为主导的监控制度得以确立：一方面，劳动者被动留下的数据痕迹与主动创造的数据资源都被隐形的数字监控所控制；另一方面，智能数字技术将劳动者行为日趋程序化和标准化，稀释了劳动者独立性和吸引力，降低了劳动者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资本家数字监控下从事数字化劳动的工人沦为听任数字技术指挥、充当智能设备终端“有意识肢体”的资本循环工具，变成大量稳定就业之外的“剩余人口”。

(二)规模网络扩大分配广度，数字褫夺下分配方式彰显“普惠”

在数字信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分配方式“普惠性”的背后，数字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地位优势与“赢家通吃”的权力逻辑依旧是最隐蔽的底色。

“免费访问”陷阱引诱“浮士德式”交易。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数据需求的猛增，本身由用户生成的数据开始作为生产要素被网络平台以“无偿”的方式纳入数据池，并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流程优化、消费者偏好分析、员工系统管控等领域，数据完成第一个“跳板飞跃”，过渡到数据资产样态。当数据成为一种平台资产，各大平台公司便被赋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利，集中控制数据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开始兜售由数据衍生而出的一系列信息副产品并普遍使用数据盈利。“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当数据资产进入经济社会领域，并通过市场化经营和运作产生增值效益时，它便完成了“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的转化。数据越积累、越增值，平台越盈利、越增值。在数字平台推动的“普惠性”生产要素分配的背后，作为数据生产者的用户不仅以自身的部分权力为代价换取非自身所有的、暂时的使用权限，并以无酬、无产权的形式过渡数据价值。凭借对于数据资源的支配性地位，数字平台不断无偿圈占平台用户的信息数据资源，使私人数据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与金融化，最终几乎让所有的用户从根本上依附平台。

幂律分布的“长尾”——99% 比 1%定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传统雇佣关系开始变得松散，应用范围逐渐缩小为研发、后台服务、行政管理等部分，但各类数字平台的主要产品，绝不仅仅限于雇佣关系所辖制的部分，而是大部分来源于同意法则之下对于平台用户创造与劳动的吸纳。通过精心设计“巨额奖金”游戏，数字平台将外部力量压制的“强制(coercion)”转化为自愿性服从的“同意”，广大用户都期望获得平台的奖金与光环的聚焦，自发地在“竞奖角逐”中“赶工超额”，为平台创造出更多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奖金模式”下，数字平台剩余价值的来源既包括雇佣员工有偿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同时也包括不存在雇佣关系的用户无酬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于是，在数字平台未增加总的工资支出的情况下，奖金诱使下的文化创意劳动更多地表现为提升剩余价值率的免费劳动。如李子柒这样收获高关注度的博主始终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光环”与“奖金”只不过是为平台谋资的一场泡影。

(三)虚拟市场加快交换速度，数字驾驭下的商品交换凸显“便捷”

数字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换方式“便捷化”进一步加速了新的资本循环。在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的双重驱动下，数字资本主义正走向难以遏制的全球扩张。

数字盈亏循环中上演虚拟期货交易游戏。在信用关系中，当“信用的货币”被冠以获取利息而转借他人使用的目的时，便实现了信用资本的转变。银行发行给存款人的所有权票面的名义价值是借款人最初购买的货币数额，但所有权票面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流通，其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为数字贸易提供基础性社会结算平台的同时衍生出借贷业务。这一借贷系统提供比银行存款更高的收益率报价发行电子证券，向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用户借用存款，又将借用存款以高于基金购买者的收益率贷放给银行或证券卖方，在信用工作资本循环中谋取资本预付与资本回流的差额作为利润来源。第三方支付平台极大避免了付出网点建设、机器维护、工资发放等沉没成本，付出低廉的代价便可直接运用数字贸易集聚的客户关系链实现客户服务。第三方支付平台以比银行活期存款或类似期限的定期存款更高的利率报价固化了客户投资取向，以低廉的数据应用成本集聚了客户规模效应，在虚拟市场取得了强有力的垄断地位。

“虚拟市场”链接全球数字社区。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助于资产阶级在全球互联网覆盖的“虚拟市场”内广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获取更大范围内的销售利润。通过对用户的商品搜索数据、商品交易数据的后台收集、整理、量化分析，数字贸易平台可以轻松掌握消费者的购买动向、个人偏好与消费习惯，进一步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锚定产品”以满足其需求，用户在持续的平台使用中被嵌入封闭的数字信息技术系统，在平台诱导下更容易完成交换行为。“这种地域性的完全开放是资本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的结果。”伴随数字资本的扩张，第三方支付平台打着“方便用户交易”的旗号不断入驻到每一个智能终端，众多金融衍生产品充斥在整个虚拟市场中。巨额金融资产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持续运作，以降低风险的名义在全世界寻找能够实现资本快速增殖的机会。给全球经济埋下“金融危机”祸根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都是金融资本的病态膨胀带来的泡沫经济、过度投机的有力明证。

(四)数据匹配提高消费精度，数字主导下的商品消费展现“个性”

数字资本家的“数字拜物教”倾向与消费主义的美感控制同构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方式“个性化”背后的资本实质。 “个性化”表象稀释“数字崇拜”狂欢真相。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社会关系在数字空间内都被数字信息技术置换为符合这个数字世界运行规则的编码，甚至开启社会关系的总钥匙也被编码为数字化的账号及密码。人的实在身体被解构为数字化身体，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数字与数字的关系，这种非物质形态的数字商品再次展现了怪诞的形而上学性和神秘性。由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或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被反映成一种在数字商品生产者之外而又在虚拟世界之内的数与数的社会关系。对于数字商品的生产者来说，核心数字信息技术与数据为其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继而为进行再生产调控活动提供数据支撑，关系着数字商品的从“W—G”的“惊险的跳跃”是否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数字信息技术与数据被加冕为神圣家族的新成员。数字生产者把核心数字信息技术与数据看作支配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加以崇拜，商品拜物教进一步表现为“数字拜物教”。

扮饰性审美与数字资本合谋缔造“消费美学神话”。虚拟技术创造出的“惊人的逼真”让数字化时代的人们不断采取背离现实的姿态转而追求“幻象之美”，以“观光客”自居的当代人生活在“仿象”的社会中，资本逻辑下的符号系统通过对人们追逐“体验”的快感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来生产消费者所需求的美感。在实现大量和快速消费促逼资本增殖的目的之下，数字资本开始将数字本身的消费欲望纳入考量范围，通过算法精准捕捉消费者在数字商品文字、图片所构成的景观堆积中的视觉快感，析出消费者对于生活的情感、爱欲、冲动、活力等身体感觉力量，再次以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数字化叙事形式创造出针对消费者的独特消费美感体验。数字资本不断在数字消费空间中展现身体美学隐喻，架构起以数字界面为场域、以身体需要为变量、以视觉叙事为形式、以美学体验为目的的全新美感制式。消费者在数字资本的“个性化”迎合中不断丧失自主性，成为不自觉遵从着数字资本布展下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的“单向度生物”。

三、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迷局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追求剩余价值、劳动剥削等基本属性依旧鲜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持续酝酿着更强烈和更广范围的发展迷局。

(一)“数字化衰退”：经济萧条状态呈现形式

当传统信息社会理论极力宣扬数字技术作为相对增长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时，资本主义信息化重构早已将经济危机的种子埋入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在当前政治经济体系中，庞杂资金被投入数字化信息技术建设来应对金融危机与重塑全球资本主义方式，但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不仅没能得到遏制，反而在日益数字化的政治经济中加速恶化。在自由投资条件放宽的驱动之下，资本争先恐后打开并试图占有数字信息技术的“高利润魔盒”，在新型债券债务工具的加持下，大量的金融资本被数字化外衣包装起来，将债务平摊给每一个社会机构，而自身却在以“金融机构太庞大不能倒闭”的名义依旧不受政府规制的有效监督，企业持续斥巨资升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却因此负债累累，无规制投资与网络金融化的混杂，最终造成金融市场功能紊乱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分叉与蔓延。在这种情势下，企业为争夺信息资源展开激励竞争，公众债务飙升造成普遍性消费不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在网络通信商品链的向外延伸下辐射到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投资的导火线将资本主义引领到濒危点，金融危机转化为数字化衰退，不断表现为长期持续的次优经济活动和低于峰值的经济生产。数字化衰退表现为“技术投入”与“经济崩溃”之间的悖论式发展，其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过度投资不断恶化政治经济关系，财务危机与失业危机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数字化衰退带来的令人眩晕的混乱不断恶化政治经济关系，致使诸多国家竞相推动数字资本主义重组的地缘政治。

(二)“数字霸权”：信息化社会霸权形式变种

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迷局中，各国围绕着控制与引导数字信息技术而展开的争斗愈加激烈。数字霸权指在数字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垄断或优势地位的国家，利用这种地位来妨碍、压制、破坏其他国家对于信息的自主开发利用权益与输送本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谋求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攫取和霸权利益。数字霸权国家通过大力推动信息基础与数据来源建设，使自己国家的社会量化部门走向垄断地位，并依靠在数字算法上的绝对优势实现监控体系的全球性布控，紧随其后的一系列配套的数字信息技术产权制度与法律条文、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最终奠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数字霸权地位。数字霸权地位的确立使数字资本得以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采取更为隐蔽和快捷的新型掠夺手段，通过生产端创新与研发能力的绝对优势、流通端平台垄断的绝对地位、消费端需求分析的绝对掌握，数字资本将愈来愈多的国家纳入资本霸权的体系之中，成为数字霸权国家推广数字基础设施进行资本掠夺和积累、操纵既有产业生产与金融流通甚至打压他国发展模式的重要诱因。长期遭受数字霸权国家技术封锁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长期滞后于发达国家，在政治领域，数字化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与话语地位也因缺乏数字信息技术实力而不断遭受着数字霸权国家的分食与剥夺。数字化军事力量的悬殊将使数字化弱国丧失战争主动权，面临被数字霸权国家随意干涉、肆意打压甚至军事侵略的危机。互联网作为数字霸权扩张的重要载体，在技术权限、语言使用以及文化传播方面不断隐蔽宣扬数字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价值观念，数字化强国与弱国、数字富有与数字匮乏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维度内扩散。

(三)数字鸿沟：数字化差距代名词

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全球所有的国家、地区和人们都卷入数字化浪潮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使用社交媒体参与数字信息技术，但在获取技术、使用方式、技术自主性、社会支持方面有着迥异的待遇，在数字信息技术、信息和设备获取与应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日渐彰显。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红利往往属于在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数字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占据优势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制定数字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方面拥有绝对权力地位，而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注定了这种权力只适用于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而难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共享，通信技术落后、技术路径单一的发展中国家在使用这些信息资源时必须缴纳相应费用，而无力承担巨额支付费用的国家则逐渐被信息社会边缘化。数字资本主义越发展，数字信息技术越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越难愈合。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移动互联网连接报告》显示，中低收入国家中有93%的人口尚未实现互联网连接。数字鸿沟同样在国家内部演绎出“差异谱”。信息富有者在物质待遇、就业机会方面享受着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强势地位，数字资源的拥有程度成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多组对立的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战争”展现了传统阶级斗争在数字化时代的新样态。

(四)“数字垄断”：新型信息资源剥夺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延续了资本对共享资源的不公平占有，数字平台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的开发和算法设计一跃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巨头。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平台……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长的数据。现在这种模式已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贪婪”本性没有变、资本扩张最终形成垄断联合的显性结果没有变。以强大的平台影响力与雄厚的资金储备为基础，数字平台巨头凭借平台运营、算法优势和数据占有的交叉产生跨市场的地位，成为驱动数字市场竞争的强大动力。通过排他性条款，数字平台巨头限制中小平台收集必要数据，利用其对数字信息技术的持有权力接二连三开展平台并购，实现压制或消除竞争的目的，完成垄断企业的转型与经济压力的转嫁。提供免费服务使数字平台巨头集聚并无偿占有了海量稳定用户生产的数据资源，不断扩大的“免费数据池”意味着用户可选择的应用程序越来越集成，使数字资本能够独占、提取、使用数字监控记录下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为实现“用户锁定”“黏性消费操纵”“完全价格歧视”，进而源源不断加紧数字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基于对投资、数据流量控制、支付、云计算、数据分析等数字市场基础性服务的控制权，数字平台巨头通过数据价值转换并与其紧密联系的合作经营者之间构建起一种基于数据新型卡特尔行为，成功实现“需求方”与“供给侧”用户的“双吸收”，从而有效发挥双边市场效应，实现收益最大化。

(五)“数字劳动”：数字时代“异化”劳动方式

人们每天都会运用数字设备，登录互联网查阅信息、线上社交、阅读和整理邮件和建设虚拟空间，进行着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但是其中很多行为不经意间转化为与劳动者对立的异己力量，最终对劳动者施以反向控制和奴役。罗萨尔林·吉尔(Rosalind Gill)总结出了数字劳动的10个鲜明特征：(1)为爱好付出；(2)拥有企业家精神；(3)短期的、不稳定的和不安全的；(4)较低的工资收入；(5)长时间密集工作；(6)不断要求提高的知识和技能；(7)基于DIY学习；(8)非正式性；(9)在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民族和健康方面存在不平等；(10)剥夺了劳工计划未来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数字劳动不受时空的限制，工作与闲暇、劳动与玩乐、生产与消费的边界逐渐被模糊消解，时间主权的掌握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伴随着数字化网络平台的逐渐兴起，劳动关系越来越由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向市场交易关系转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拥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长，集中的工作时间，劳资关系的松散性、雇佣劳动的不稳定性意味着劳动者在碎片化的工作条件下难以与雇主结成工作固定、收入稳定、保障充足的雇佣关系，加大了数字劳工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精神焦虑。人们每天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数字劳动之中，呈现出日常生活难以独立于网络的依附性，与此同时，企业内部全面构建起数字信息技术与延长工时、临时工、全方位监控等制度相结合的数字化劳动流程。一方面，资本家在数字信息技术所释放的“自由灵活”氛围的掩护下释放着自身的非理性；另一方面，人们在数字化的“血汗工厂”里心甘情愿地劳动却得不到应有回报。数字劳动逐渐使人陷入一种“怪诞的数字形而上学”。

四、应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

面对数字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联合织就的时代图景，只有穿越幻象，洞悉实质，才能在汹涌澎湃的数字化浪潮中乘风破浪开创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形势与数字化时代趋势的新型数字化发展道路。

(一)穿越美好幻象：洞悉数字资本主义实质

囿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本质矛盾，数字资本主义依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不断强化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实现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数字信息技术与资本“联姻”促就了数字资本的“超级权力”，这种“超级权力”在给资产阶级带来可观利润与特权地位的同时，也给其背后资本的控制与操纵覆盖上“自由”“普惠”“便捷”“个性”的面纱，营造出数字信息技术似乎能够塑造“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幻象。数字信息技术本身既可以发挥造福于人类的“疗效”，也可以沦为为资本谋利的“毒药”，而数字资本主义恰恰摒弃了数字信息技术“解药”的用途而走向后者。赛博空间神话的面纱下是另类现实和对种种互联网“乌托邦”叙事的又一次谋杀，数字技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统治逻辑并未改变，资本主义霸权制域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延伸。由于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带着枷锁跳舞”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者成为救赎乏力感包裹下的主体，但信息时代的马克思却依旧鲜活而犀利——为了实现真正的解放，要实现数据领域的“无产阶级占有”。这意味着我们要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权力，解除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围堵，将个人数据的控制权交给数据主体，让数字化生产回归和造福于广大人民。因此，立足于数字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清醒认识到数字信息技术是作为中立性的存在，科学把握技术、资本与权力三者的宰制关系，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逻辑，穿越数字资本主义“幻象”，从私有制终结的角度出发寻找数字时代的个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解放的真谛。

(二)捣碎资本黑箱：破除数字资本主义迷局

基于对数字信息技术的研发与使用特权，数字资本家无偿支配数字劳动者进行资本剩余价值创造活动，实现对数字信息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数字流程的控制，逐渐突破地区、国别范畴而将数字资本主义霸权布展到全球范围内。后危机时代数字资本主义衍生出一系列具有高烈度、广范围、强影响的发展迷局，应当准确研判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演变态势，从根本战略与基础战术两方面入手，研制破除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迷局的策略方针。一方面，要坚持推进数字资本公有化战略。马克思将资本社会隐喻为“魔术师”，将资本比作资本主义社会“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无数的生产力的正面效应，同时也看到了被资本主义制度驱动下的资本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资本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资本本身，而在与运用它的社会政治制度，要成功规避资本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理想的途径就是不断推动数字公有化实现数字社会主义，以数字资本公有制制度模式的优越性超越数字资本私有化的困局，维护数字社会整体秩序稳定。另一方面，要优化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挑战的基本战术。应坚持倡导有偿数字劳动，提高数字劳动者主体意识，不断探索数字劳动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完善数字劳动者保护权益。同时应优化垄断分析框架，创新平台竞争监管范式，实现对平台竞争的有效规制。通过结合培育技术优势“补短板”与加强数据保护“塑屏障”，科学反制“数字霸权国家”的威胁与挑战，最终形成“反剥削—反垄断—反霸权”为一体的数字资本主义反制策略。

(三)打破逻辑奇点：超越数字资本主义限度

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既无法完全化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也在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大数字两极化的“沟壑”。构成于世界体系中的数字中国，理当从现实经验与未来发展出发合理思考应对数字资本大挑战乃至引领大变局的替代性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为观照数字资本主义问题提供了指导借鉴。从生产和分配层面看，要加强发展中国家数字信息技术设施建设与完善，推进全球范围内数字信息技术成果的普遍共享，联动其他国家开展以空间正义为追求的数字空间生产，重构全球数字空间正义性，为世界各国享有更普遍的互联网发展机遇铺就道路；从交换和消费层面看，要通过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霸权和技术垄断，构建交流互鉴、平等互惠的数字信息技术平台，推动各国开拓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境界，促进全球范围内投资贸易发展，提高数字消费质量与效应。以社会主义为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数字中国”命题，构建于社会主义中国异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的异质基底，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局限，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信息技术的联通性、普惠性，从而为破解数字异化难题、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提供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