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明阳

(内蒙古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

从1997年的“深蓝”到2016年的“阿尔法狗”，人工智能正在飞速发展，人类在欢呼人工智能带来成果与便利的同时，也对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工作，会引发普遍失业吗？人工智能具有的“自主性”和“类人性”等特征，会取代人类的主体地位吗？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对人的劳动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如何推动人的劳动解放是重大的时代命题。面对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亟需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积极意蕴及消极影响，探寻人工智能语境下实现劳动解放的合理路径，这对于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以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本质及价值指向

(一)人工智能：劳动解放的手段与工具

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是人作为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的生存方式。但是，劳动并不一直是积极的存在，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着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了减轻人类所承担的劳动重负，让劳动不再是折磨人、摧残人的活动，并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凭借聪明才智不断发明新技术、制造新工具，由此把更多的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就是现代社会促进劳动解放的新工具。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解放人类劳动的工具被层出不穷地创造出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劳动工具的改善，也加速了劳动解放的进程。综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历经工具时代、机器时代和信息时代。在“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处于工具时代，由于生产能力低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主要依靠石器、金属工具来进行基本的物质生产，石器、金属工具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人的双手。而当简易工具不再能够满足人类的生产要求时，机器便应运而生。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类进入机器时代，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类的体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对人类而言，自然不再意味着不可战胜的神秘力量，它“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时间增多，人类有望实现脑力劳动的解放。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是对人的思维、意识的信息过程的模拟，是人脑的对象化，是人脑的延伸和投影。人工智能与以往的生产工具不同，以往的生产工具只是对人类肢体的延伸，是对人的体力劳动的解放。而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延伸与扩展，更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解放。但人工智能与传统的生产工具并无不同，都是人类器官的延伸，都属于生产工具的范畴，都是实现劳动解放的工具。只不过与以往的生产工具相比，人工智能投影的不是简单的、机械的人的体力能力，而是更高级的人类思维的智力能力。

(二)劳动解放：人工智能的发展指向与价值目标

实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是马克思哲学最根本的价值旨归。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不仅仅是“政治的解放”，更是“劳动的解放”。劳动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必经之路和必要内容。人类解放不是抽象的“理性解放”，而是“劳动的解放”，解放的源泉就是劳动实践本身。

人工智能作为当今科技领域最前沿的课题，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在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联系密切，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人类劳动解放而生，其初创目的是减轻和替代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最终实现人类的劳动解放。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实现人类的劳动解放是其发展的中心和目的。但在资本增殖逻辑的驱使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劳动相对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其偏离实现劳动解放的正确轨道。因此，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必须把实现劳动解放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为指导，正确处理好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使人工智能沿着实现劳动解放的目标前行。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劳动解放具有辩证统一性，人工智能是实现劳动解放的手段与工具，劳动解放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指向与价值目标。

二、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面临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对于劳动解放具有双重意义：它导致劳动的“新异化”，对劳动者劳动权、劳动者主体地位、传统伦理关系构成挑战，同时也为人的劳动解放创造了条件。

(一)人工智能导致劳动的“新异化”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问题非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而以更加严峻的形势存在。一方面，劳动者主体与人工智能客体关系发生颠倒；另一方面，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与崇拜引发新的拜物教，即“技术拜物教”。

人工智能条件下，劳动者主体与人工智能客体关系发生颠倒。人工智能时代，人与工具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人工智能与以往的工具相比，在功能上更加智能化、系统化和自动化，并且自组织性更强，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客体的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被弱化，人成了人工智能的依附者和附属物，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工智能操控。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对智能产品过度依赖，沉溺于虚拟世界无法自拔，人的精神世界被智能产品所奴役，膜拜其强大的功能，导致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

人工智能本来是改变人类生存状态、实现人类劳动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但由于其具有强大的增殖资本的功能，这一手段在应用过程中便异化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崇拜正是对资本崇拜的延伸。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代，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个体，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已经达到不可逆转的境地，人类已经沉浸于其中无法自拔。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如此强大，以至于离开人工智能人类将不知如何生存。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成了人工智能的附属物，人被“符号化”“运算化”“数据化”，逐渐成为服从算法的物种，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创造性被人工智能消解，从而个体成为片面生存、片面发展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成为继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外的又一种拜物教——技术拜物教。这种技术拜物教正在消解人的“现实性”，使人的社会性逐渐丧失。

(二)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权构成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劳动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以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形式替代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人工智能浪潮正猛烈冲击着各行各业的人类劳动者。马克思所讲的“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在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加剧态势。

随着人工智能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感受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压力。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尽管工人受到机器的奴役与控制，但是机器的运转离不开工人的操作，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仍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新事物的出现，人类在劳动过程之外从事生产成为现实，人工智能完全取代工人劳动成为可能。

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伴随失业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只是影响低端制造业，且失业现象是暂时的，而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几乎将冲击各行各业，不论是低端制造工厂的普通工人还是华尔街的金融交易员，任何工种都有被人工智能接手的可能性。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简单、重复、繁重以及不需要太多情感交流的职业都会被取代。而在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甚至部分脑力劳动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至于那些因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而产生的新岗位，往往要求较好的教育背景和相当高的技术能力。显然，对于学习能力差、文化程度低、年纪大的体力劳动者和简单脑力劳动者来说，这些岗位并不对他们开放，他们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从事创造性劳动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将面临失业并且永久地失去劳动者资格，即一大部分人将失去永久的劳动权，最终被社会排斥，沦为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

(三)人工智能对人的本质及主体地位构成挑战

随着生物科技、智能科技等现代先进科技的发展，智能机器人越来越趋近于人，获得专属于人的一些基本特征。现代智能机器人有着与人类相似的外表，并且，可以模仿人的部分动作，可以与人自如交流。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功能将越发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超越人类固有的功能，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对于“人是什么”“人的类本质是什么”需要重新解读与界定。

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活动不仅仅是对人脑简单的模仿，它凭借惊人的运算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主性”和“类人性”，以至于学术界部分学者赋予人工智能“劳动者主体”的地位，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劳动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不需要人的参加，人工智能就可以自主劳动。随着各种“无人化”智能系统的发展，人工智能的自主等级日益提高，并且人工智能具有了原本属于人类特有的选择、决策能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责任归属问题，当人工智能“闯祸”后，责任该如何划分令社会各界争论不休。不仅如此，随着人工智能“智能”的不断增长，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和独立的“人格”，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颠覆了传统的人机关系，无疑将对人的主体地位造成巨大的冲击。

(四)人工智能对传统伦理构成挑战

因其技术的局限性和应用的广泛性，人工智能自身面临着隐私泄露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算法歧视等问题，对传统伦理提出了挑战。随着智能系统的广泛应用，智能系统可以更加便利地采集到用户的人脸、指纹、基因等个人生物信息，加速了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传播，使个人隐私面临着随时被泄露的风险。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充斥并主宰我们的生活，算法本身并不带有歧视，但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算法系统内嵌着开发者的主观价值选择，其歧视和偏见相当隐蔽，形成的算法歧视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严重威胁了社会公平正义。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通过对用户的地理位置、年龄特征、消费偏好等碎片化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可以预测出用户的喜好，进而更加准确地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用户带来便利，但是数据滥用引发“信息茧房”效应，人们接收到的只是满足自己喜好的信息，限制了人的认识的全面性，个人的自由选择受到影响。人工智能带来的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算法歧视等新问题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解决这些新问题，我们亟需建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公共政策准则。

三、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面临的新机遇

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解放的手段与工具，它否定、奴役、控制人的主体和发展，给实现劳动解放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但我们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大大节省了人类劳动，“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人工智能给人带来了新的异化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与资本逻辑的“联姻”，而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事实上，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长远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有利于人类劳动解放的实现。

(一)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提供了生产力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劳动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社会里，人类普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为了获得生存必需品，保住生存的机会，人们将不得不从事高强度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解放无从谈起。只有当物质资源的丰富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劳动解放才是可欲的和可行的。

随着人工智能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工智能使生产力各要素发生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被赋予了“智能化”的特点。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以人为主导的劳动逐渐变为智能机器主导的“智能劳动”，传统劳动资料变为具有系统性、智能性的智能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变为智能型劳动对象，扩宽了劳动对象的深度和广度。

在人工智能的助推下，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迅速提升。在过去，一条生产流水线上需要上百个工人工作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项目，现在只需要几个智能生产工具就可以轻松、快速完成，并且其完成得质量高、速度快、成本低，因此，智能生产工具作为“劳动者”成为越来越多工厂和企业的首选。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并且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生机、新动能，给社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点。智能生产工具、智能交通、大数据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运用，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合理配置，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总之，人工智能促进了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虽不能直接实现劳动解放，但它的确为劳动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二)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提供了时间条件

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换言之，时间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更是人可以积极作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把人的生存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劳动时间是人为了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所必须支付的必要劳动时间，自由时间是人为了发展自身的能力、超越生存需要的闲暇时间，劳动时间关系到人自然生存的直接需要，而自由时间关系到人类超出自然需要的发展。就个人来说，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是拥有真正自由的前提和表现；就社会来说，拥有充足自由时间的社会成员将为科学与艺术发展做出贡献，促使社会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的增加源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而工作日的缩短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阶段，自由时间只属于少数人(资产阶级)，大多数人(无产阶级)是没有自由时间的。尽管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应用无法改变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自由时间的现状，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比以往任何机器对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都大，“无人化”的出现大大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对人力的依赖。并且，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逐渐实现智能化，人类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虽然人工智能的应用并不能直接实现劳动解放，但是人工智能正充当着人类的得力助手，它们或者把人类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或者是为人类省去大量复杂工作，或者加快人类完成任务的速度……总之，它们的介入使人有更多闲暇时间去提高劳动技能、发展自身能力，从而为人类拥有更多自由时间提供了可能性，为实现劳动解放创造了时间条件。

(三)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提供了空间条件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空间是人存在的客观形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劳动的时间解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的空间解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的扩张本性，使其“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但是，资产阶级的空间革命只是解放了资产阶级自己本身，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资本空间成了新的牢笼，无产阶级沦落到“非人”的境地，社会空间日益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极对立。正是在对资本空间的批判中，马克思表达了解放劳动空间的价值诉求。马克思认为，实现劳动空间解放必须颠覆资本的空间统治，使劳动摆脱资本的剥削与压迫，由“真正的共同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空间作为人类生存空间的新场所，对物理世界空间和人类社会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空间方面的应用，使“智慧城市”向“智慧乡村”纵深发展，城市和乡村实现了信息共享，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可以预见，随着“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的推广与应用，城乡之间的差距将急剧缩小。不仅如此，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普遍应用，人类将退出生产的现实空间，而成为信息空间的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的空间解放。

(四)人工智能为劳动复归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定义人的类本质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为了满足资本家对利益追求的异己的、被迫的、强制的、异化的工作形式。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和自由，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表达了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生存本性”的诉求。马克思强调劳动应由强制性的异化劳动转变为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劳动应该回归到作为人类能动的类生活这一原初起点，人的劳动不再是他们获取物质资源、维持生存的手段，而应是属于他们自己本身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只有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即劳动将复归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人类从危险的、繁重的、简单的、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客观上缩短了人类用于谋生的必要劳动时间，人类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自由时间来提高自身能力、从事创造性劳动。如果说以前的劳动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外在性劳动，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则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内在性劳动，劳动不再是被迫的用于谋生的手段，人在劳动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四、人工智能语境下实现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工智能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人工智能作为当今众多科技创新的核心，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关于人工智能作过多次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添薪续力”；人工智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因此，发展人工智能“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工智能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目标。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工智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迷失方向。

(二)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人工智能给人的劳动解放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被遮蔽。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日益凸显，人类主体注重甚至依赖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导致人与人工智能地位的颠倒。人工智能就其本质而言，是人脑的对象化，理应由人控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工智能在资本的驱使下现在反过来统治人、控制人，成为阻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异化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注重工具理性是合理的，但是，对工具理性的运用必须适度，如果对工具理性运用不当或过分依赖，就会导致它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在人类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将持续，这是可以预见且无法阻挡的趋势。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使用过程中，既要注重反思工具理性，又要重视价值理性，使二者在总体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摆脱工具理性对利益过度追求的束缚，进而朝着以求真、求善为目标的终极价值的方向前进。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民生优先的发展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也是新时代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旨归。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时代发展人工智能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解决我国社会目前仍然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向善的力量，通过人工智能的运用真正提高民生福祉，真正加快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奋斗进程。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下，我国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应更加注重民生导向，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智能开发和服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既要提高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也要保证人工智能的研发和使用始终处于人类的监控之下，防止人工智能滥用、错用引发的风险。

(四)要高度重视和有效解决人工智能的应用导致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一方面，极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的劳动权带来了巨大挑战。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竞争者上岗，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逐渐增大，由此会导致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等大量失业问题。要有效解决人工智能替代劳工导致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就需要国家、政府、学校、劳动者自身等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

首先，在国家层面，国家应完善保障劳动者利益的相关法律法规，重视劳动者就业问题，注重劳动者创新能力的提高，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加强对失业者的技术能力培训，积极引导失业者转岗和再就业；其次，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加大对失业者的保障力度，加强对失业者收入的“兜底”功能，减缓因人工智能给失业者带来的生活压力；再次，学校要加强人工智能教育与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的培养，增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培养人工智能专业化人才，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建立完善的培养计划，为社会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精尖技术人才；最后，对于劳动者自身来说，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对我们工作岗位的冲击，就应该增强竞争意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自身专业技能和素质，从而使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

(五)坚持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共建“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人工智能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并且还将继续深刻变革人类生活，它的巨大影响力甚至将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的道路上主动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初心不是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全人类谋幸福。中国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等活动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发展人工智能是一项事关全人类的伟大工程。当今社会，世界主要大国已经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认为人工智能将极大影响国家的竞争力。如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为全人类谋幸福，同时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危机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人工智能，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树立世界眼光，坚持开放合作共享的态度，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携手共建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

总之，人工智能作为实现劳动解放的工具和手段，具有双重意义。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劳动的“新异化”，对劳动者劳动权、劳动者主体地位、传统伦理关系构成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在客观上为实现劳动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为劳动复归于“自由自觉的本性”、使劳动更加趋向于人的“第一需要”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要结合时代发展的特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给劳动解放带来的机遇，尽最大可能规避人工智能给劳动解放带来的挑战，使人工智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从而实现劳动的真正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