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认同模型探索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策略

2022-11-07张航鹰

新闻研究导刊 2022年18期

摘要：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展现形式，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基础。近年来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呼声渐起，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然而如何用文化认同理论指导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却鲜有研究。文章在以往学者对于认同、文化认同概念的界定的基础上，從传播学、民族学等融合视角出发，依据文化认同理论加入“环境”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建构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文化认同四因素模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认知、情感、行为、环境四个层面提出规划中华文化传播整体蓝图、构建中华文化内容活化体系、整合中华文化传播渠道、拓展中华文化传播主体等建议，旨在为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未来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模型；中华民族形象；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8-0233-03

中华文化源生于中华灿烂的文明，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展现形式。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等依照文件要求启动实施了不同类型的重点文化项目。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021年，中宣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对未来五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路线图进行了规划。

中华民族形象与中华文化认同是密切相关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离不开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形象的建立也必须依托中华文化的传播。重新构建文化认同模型，研究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策略，可以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形象的情感归属和心理趋同，形成文化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文化认同模型的建构

（一）认同三因素模型

“认同”最初是哲学领域的概念，其词语最早起源于拉丁文idem，指的是“共同认可、一致承认”[1]。弗洛伊德是使用“认同”一词的早期代表人物，提出“认同”指的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泰勒认为认同关系到“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3]。亨廷顿认为认同既关系到群体，又牵扯到个人，是构建出来的概念[4]。综合西方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认同概念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个体视角来看，认同中包含个体对自我、他人意义的认可，从群体视角来看，认同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意义认可。

我国学者李静将认同分解成三个关键要素，即“归属感”“情感依附性”“心理趋同性”，认为认同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文化或民族、国家等的归属感，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依附性和心理趋同性”[2]。归属感是情感依附性和心理趋同性的前提，在归属感产生的基础上，情感依附性和心理趋同性随之产生。

综合以上学者对认同的分析，笔者认为，认同包含三个重要因素，即认知、情感和行为，其结构如图1所示。首先，个体对群体所属文化产生认知，随着认知的深入，个体完全融入群体中，与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伴生着对所属群体的情感。最后，个体会做出对所属群体的支持和维护行为。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认同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文化认同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文化认同四因素模型

文化认同与认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界对认同的定义来看，认同中就有着对所属群体文化的认同。但文化认同将研究对象精确限定在文化范围内，而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群体，这意味着文化认同具有更强的群体属性。

文化认同植根于社会认同理论，它由泰菲尔提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5]。泰菲尔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个体认同是以自我为参照对个人特点进行自我描述；社会认同是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参照对个人特点进行自我描述。二者参照的对象不同，就将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的认同区分开来。前文中笔者总结出，认同分为个体与群体两个视角，而文化认同与社会认同一样，是基于群体视角来看的。

奥丁和博韦是早期在人类学领域研究文化认同的学者，他们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人自觉投入并归属于某一文化群体的程度，它是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6]。我国学者佐斌曾将文化认同分为三个层次，即“文化认同的表现层”“文化认同的保护层”“文化认同的核心层”，分别对应了文化形式、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7]。

基于笔者提出的认同三因素模型，可以发现其可以完全对应到佐斌的文化认同的三个层次。认知对应文化认同的表现层，这意味着个体可以描述出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形式和传统；情感对应文化认同的保护层，个体在所属群体中产生情感，并选择遵循群体的文化规范；行为对应文化认同的核心层，这时群体的文化核心价值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个体的价值观，个体会做出对所属群体的拥护和支持行为。

但是这种认同的对应只是个体对群体单方面的行为，群体对个体的视角不能在上述模型中显现，即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基于奥丁和博韦在文化认同中提出的环境的重要性，笔者加入环境这一因素，这意味着个体所属的环境（群体）也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二者进行互动，这样就得到了文化认同的四因素模型，如图2所示。笔者基于文化认同四因素模型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路径进行分析。

二、基于文化认同模型对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策略

（一）认知层面：规划中华文化传播整体蓝图

认知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国内，要让公众认同中华文化，必须提升其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以此建立中华民族形象。对于国外，由于各国文化、政治制度存在差异，外国公众不一定能对中华文化产生文化认同，这更需要加强外国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使其产生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认同。因此国家需要针对国内国外两种情况，描绘中华文化传播的整体蓝图。

对于国内，要统一公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当前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认知是基于主流价值观形成的，但由于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就会掺杂一定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困惑，这不利于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国家需要正确引导公众对中华民族形象的理解。首先通过问卷调研、专家访谈等方式，明确哪些核心中华文化是影响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其次确立传播中华民族形象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从最核心的中华文化扩散到各种小众的中华文化，逐步提高公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

对于国外，要引导外国公众树立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在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中，可以设立专门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机构，制定传播战略。首先要抓住中华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核心任务，选择普适性较强的中华文化进行推广。其次要建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应急处理机制，对于中华文化的污名化行为及时进行修正，对于国外的扭曲报道进行信息留存，及时发布公正声明。还要与国外的主流媒体开展友好合作交流，定期举办国际性文化交易博览会、中外文化交流论坛等，让国外媒体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及时了解他们新的文化动向。

（二）情感层面：构建中华文化内容活化体系

内容是文化的核心，要传播中华民族形象，必须讲好中华文化背后的故事，以优质的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从而使受众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情感依托。因此，需要更加注重对中华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思想道德、人文理念等的深入挖掘，以平民化视野讲述其中内容，并尊重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阐释我国不同文化的特色和精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含义深远，但真正能让文化“活”起来的经典却屈指可数，这更需要专业人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儒家思想为例，对于学术界和业界，可以制定两种不同的传播策略。对于学术界而言，一是各大高校加强合作，定期举办哲学学术论坛，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挖掘其中的核心理念。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开设线上课程，如在慕课上开设儒家、道家思想解读课程，讲师和学生可以通过评论、弹幕等形式对相关问题作深入探讨。对于业界而言，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让思想不止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可触可达。研学旅行是目前流行的一种方式，旅行与学习相结合，达到“知行合一”的目的，可开设研学体验中心，增设书法、绘画、制作陶俑、沏茶等课程，让大众可以在旅途中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从而实现情感的传递。

（三）行为层面：整合中华文化传播渠道

渠道是中华文化传播的媒介，没有媒介，传播行为就无法实现。渠道如同传者和受者的纽带，渠道的优化整合可以加强二者的互动，引发“二次传播”甚至多次传播，以此传播中华民族形象。目前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层面。在线上，随着5G、VR、AI、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出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成为大趋势，中华文化的传播可以科技为抓手，从而激发新的活力，展现新型中华民族形象。依托云技术、大数据等建立文化传播云平台，构建中华文化传播的全媒体渠道，促进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融合联动，为中华文化的线上传播发展探寻更多新的可能。但就长远来看，线下渠道并不会被完全取代，原因在于线下渠道能提供优质的视觉、触觉等感知体验。可施行“线上+线下”的渠道整合策略，依据两种渠道的不同特色，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如今人们的消费需求正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向社交属性、知识汲取等多元化需求发展，通过文化展览、产品营销、社交媒体等方式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整合，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相结合，发展更具特色、更具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四）环境层面：拓展中华文化传播主体

在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中，传播主体并不是单一的，需要各个群体发挥合力，构建良好的中华文化传播环境。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家在中华文化传播中必须占据主导作用，进行中华民族形象的价值引领。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期的民族形象意涵也会发生一定的扩展，需要从国家层面对中华文化进行筛选。一是要建立支持中华文化传播的政策，可以对文化传播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二是审批下发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研究基金，将其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鼓励学界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研究。

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具有重要作用。企业组织是市场活力的主体，能够清楚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向，可以根据当下的时事热点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增添新内容，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非营利性组织要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公益性的文化教育活动吸引公众的参与，提高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对于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内容传播者，特别是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因此个人必须遵循网络行为的规范，发布适当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