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萍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议题，它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并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常态”［1］。作为一种自然发展的社会态势，老龄化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下，人们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及社会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而使得老龄化在今天仍然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挑战甚至问题［2］。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逐渐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与各种历史的、当前的和未来的社会发展要素不断地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超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问题，而其中最直接、最引人关注的便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风险和照料压力。“谁来养老”以及“如何养老”，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于中国而言，自2000年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日益膨胀。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人，占比为13.5%，分别较2000年增长了1.34亿人和1.02亿人，比重提高了8.4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如此“存量庞大、增量巨大、增速飞快”的老年群体必然会催生出种类繁多、层次各异的养老服务需求。并且，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还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3］，加之家庭结构巨大变迁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大幅衰弱［4］，以及“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基本国情［5］，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时也将面临更大的养老挑战。因此，立足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研究如何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结构合理、制度功能齐备、能够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将具有极其重要且迫切的现实意义［6］。

基于此，本研究拟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嘉兴市为例，通过数据分析与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以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与短板，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需要指出的是，以嘉兴市为例，开展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嘉兴市是全国最早迈入老龄社会的地区之一，也是浙江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市之一（全省第二）；嘉兴的人口年龄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呈现出人口又多又老又快的发展态势。第二，嘉兴市是浙江省唯一的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也是首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城市，已在建设“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效。

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及影响

（一）老年人口比例高、基数大，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

从老年人口的比重来看，当前全市老龄化程度也已由轻度阶段正式迈入中度阶段，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格局已经形成。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粗略标准；并且，还进一步将老龄化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7%-14%为轻度老龄化社会（或老龄化社会），14%-21%为中度老龄化社会（或老龄社会），21%以上则为重度老龄化社会（或超老龄社会）［7］。按此标准，嘉兴于1990年就已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其进程比全国至少提前了十年。此后，嘉兴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加速，仅用了30年时间老年人口的比重便在1990年的基础上实现了翻倍增长。截至2020年，全省和全国还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嘉兴市60岁及以上人口以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便分别达到19.3%和14.1%，已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阶段。由此不难发现，嘉兴始终是全省乃至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之一。

从老龄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嘉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极快，且有加速发展态势，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极为鲜明。从表1中可以看到，1982-2020年间，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增长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其中1982-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以及2010-2020年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3.4%、2.7%、3.5%和4.4%。其间，65岁及以上人口也表现出与60岁以上人口同样的加速发展态势，甚至较其更为严重，前三个时期内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3.4%、3.7%、2.73%，而近十年内年均增速陡增至5.4%，增长幅度超过2个百分点。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同常住人口的缓慢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造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结果。事实上，这点从图1中相应折线的变化上也可清晰看到。1982年以来，嘉兴市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曲线均以持续抬升的斜率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超出预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已迈入加速发展的轨道，而这正是老龄社会新形态的一个鲜明特征。

图1 历次人口普查嘉兴市与全国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

表1 历次人口普查嘉兴市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情况（万人）

（二）中低龄老年人口仍是主体，但高龄化趋势明显，且性别结构趋于均衡

嘉兴老年人总体以中低龄人口为主，但是高龄化趋势愈加明显。老年群体的平均年龄正稳步提高，但总体仍然较低（见表2）。2020年嘉兴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0.2岁，比2000年和2010年分别提高了0.6年和0.4年。从年龄结构来看，2000年老年人口中60-79岁的中低龄人口占比超过了90%，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仅占9.7%，90岁以上的不足1个百分点；而截至2020年，中低龄老年人口比重已低于90%，高龄老人占比达到13.8%，其中超高龄老人的比例也实现翻番，达到1.8%。高龄老人作为病残率最高的群体［8］，其规模的快速膨胀必然催生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尽管高龄人口快速增长，但低龄老人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0%以上。这意味着，在嘉兴市整体迈入中度老龄社会的现实背景下，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对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从而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

表2 2000～2020年嘉兴老年人口平均年龄及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单位：%，岁)

从性别来看，上述特征也依然存在。并且，伴随年龄结构的变动，性别结构也在动态变化，男女构成愈发均衡。其中，低龄老年群体中男性始终略多于女性，2020年的性别比为104.5，同2000年基本保持不变；中龄段老年人的男女比例则逐步趋近，2000年性别比为84.2，十年后性别比已提升至92.3，而现在仍维持在这一水平；而在高龄段上女性人口则明显偏多，2020年的性别比为46.6。可以发现，性别比随年龄段的提高而不断降低。因此，不同年龄段的养老服务需求也自然随年龄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随时代变迁而明显变化，故养老服务供给也必须关注群体的异质性并适时地作出调整。

（三）老龄化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负担加剧提升

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明显城乡差别，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存在典型的“城乡倒置”现象。2010年，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为18.5%，比城镇地区高了6.5个百分点；2020年，农村老年人比重提高至28.4%，比城镇地区高了12.8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的城乡差距从2010年6.5%,扩大到2020年的12.8%。同时,城乡之间高龄化程度的差距也提升了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明显快于城镇地区，且高龄化趋势也更为明显（见表3）。

同时,由于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均有下降,人口抚养负担持续加重,尤其是农村养老负担加剧提升。农村的老年抚养比已从2010年的26.5%上升到2020年的45.7%，几乎达到了一个劳动力负担一位老人的程度;而少儿抚养比则略有降低,较2010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相较之下,城镇地区的老年抚养比虽有提升,但增幅明显低于农村地区(仅提高了6.3个百分点);而城镇地区的少儿抚养比则略有提升(提高了2.5个百分点),已经反超农村地区（见表3）。这就导致城乡之间的人口抚养负担，特别是养老负担不断扩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起“赡老”便已是嘉兴（不论是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抚养负担，而彼时全国尚处于“抚幼”社会阶段，且这种局面时至今日尚未彻底转变，并仍将持续维持一段时间［9］。

表3 2010年、2020年嘉兴分城乡的人口年龄构成与抚养比(%)

（四）家庭空巢化趋势明显，且老年夫妇双居家庭占据主导

本世纪以来，家庭中有老年人的户数已有明显增长，其中空巢老人家庭增幅尤为明显（见表4）。2000年，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为36.0万户，其中空巢家庭6.7万户（占比18.7%），包括3.3万户一人独居户（9.2%）和3.4万户的老年夫妇双居户（9.5%）；2020年，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已经增长至67.5万户，其中空巢家庭比例为26.1万户（占比38.7%），包括11.2万户的一人独居户（16.6%）和14.9万户的老年夫妇双居户（22.1%）。由此可见，作为老年人重要养老载体的家庭，其数量与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家庭空巢化趋势明显，且空巢老人家庭中老年夫妇双居户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表4 2000～2020年嘉兴有老年人的家庭户中空巢家庭户数及其比重

即便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统计口径下，空巢老人家庭以及其中的独居家庭和夫妇双居家庭，也有类似的发展变化。老人家庭的空巢化和空巢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是人口老龄化加快推进、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人口流动与迁移加速、新型城镇化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可以见家庭结构的空巢化必然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而日益增多的空巢老人无疑又对家庭以外的养老途径提出了新要求。

（五）人力资本状况有所改善，健康状况和文化素质双双提升

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状况既包括文化素质状况，也包括身体健康状况。从图2、表5可以看出，嘉兴老年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正稳步提升。老年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2010年的4.7年，上升到2020年的6.3年，十年间共提高了1.6年；从不同教育程度来看，不识字或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占比均有明显降低，而受过小学、初中、高中或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比重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该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有较大改善，健康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七成，其中男性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相对更健康。2020年全市健康老人所占比重，比2010年提高了9.90个百分点。从性别来看，2010年男女健康老年人的比重相差7.0个百分点，而2020年两者的差距已缩小至5.0个百分点；从城乡来看，2010年城乡健康老年人的比重基本持平，但2020年城镇地区的健康老人比重已明显高于农村地区，两者相差5.5个百分点。

表5 2010年、2020年嘉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性别、分城乡的健康状况(%)

图2 2010年、2020年嘉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老年群体整体素质的极大改善，会显著地影响该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甚至改变其养老模式的选择［10］。但在此发展态势下，更应改变的是全社会对老龄化及老年群体的看法，即应以更加积极的眼光重新审视老龄化社会，并将老年群体视为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加以投资和利用。

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

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格局一经形成，便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养老问题。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三化并存”、农村养老负担加剧提升、老年人力资本明显改善的新形势下，社会化、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需求将不断攀升，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更为凸显，而农村地区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形势。因此，新形势下亟待建立一个同老龄社会新形态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更为积极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系列挑战。

基于嘉兴市的调查研究发现，作为发达地区的中型城市，嘉兴比全国更早迈入老龄化社会，也更早呈现出老龄社会的新形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养老负担，同时该市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也存在明显不足，其问题和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制度安排有待强化

一是养老服务政策有待健全。一些养老服务政策的获得感不强，政策实施细则还需完善,居家养老支持政策还有所缺失。例如，“补需方”的财政补贴方式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风险，致使养老服务商“只重补贴、不重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效果不理想，“有签约、无服务”现象凸显；老年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呈现重个体、轻家庭，重特殊、轻普惠，以及重补缺、轻发展等问题；二是统筹协同格局有待深化。政府、社会、社区、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定位不够明确，牵头部门统筹协调作用未充分发挥，各方参与的积极性没有完全调动起来。三是落实规划不够严格。《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以及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的文件均明确各地要编制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但实际落实执行还不到位。目前，嘉兴市本级、各县（市）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还尚未出台。

（二）硬件设施不够均衡

表6 2022年嘉兴市养老机构及养老床位数的地区分布情况

在居家社区养老方面，嘉兴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虽已实现全覆盖，但城乡之间养老设施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功能有限，布局还不到位，智慧化水平不高，难以形成有效覆盖。在机构养老方面，嘉兴市养老机构数量及床位数还相对偏少，且存在明显的“公办民办”“县域之间”“机构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一是纯民办机构数及养老床位数的占比均不足三成，明显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浙江省两项比重均已超六成）。二是全市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数不到3张，护理型床位的拥有情况更不容乐观，且五县两区的人均拥有量也存在明显差异。三是养老机构间“一床难求”与“多床空置”现象并存，一些地段好、服务专业、收费合理的颐养中心已出现排队入住的景象，而另一些较为偏僻的养老机构尽管硬件设施配备齐全，但入住率却很低。在医养结合方面，农村发展亦明显滞后，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本身就存在短板的情况下，再去融合农村薄弱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更是捉襟见肘。

（三）服务供给不够精准

在居家社区养老方面，现有养老服务主要由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自行供给，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不高，而社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一刀切”现象，与老年人真正的服务需求存在脱节。这使得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普遍存在利用率低等问题，造成了养老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机构养老方面，现有养老机构主要提供传统的生活基本保障服务，健康干预、疾病诊疗、生活护理、精神慰藉、健康康复、临终关怀照护等服务功能严重滞后，服务层次不高的问题也比较普遍。在医养结合方面，还存在项目评估机制不健全、医养融合动力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公立医院缺乏开设养老床位的动力，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的积极性亦不高。

（四）市场需求不够充分

一是老年人的部分医疗服务需求未有效转化。相关数据显示，嘉兴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两周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两周就诊率和住院率，这说明老年人对卫生服务利用存在一定程度受限。如何进一步提高就诊率和住院率，促进医疗服务需要的转化将是今后研究的一大重点。二是养老服务中的健康促进需求未受充分重视。由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医疗，轻预防”局面持续存在，老年群体的预防保健特别是心理层面的健康促进需求在社会面未得到高度重视，目前有针对性的健康促进活动和服务较为匮乏。三是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等无法有效支撑多数老年人的市场行为。受传统消费观念、老年人消费能力、农村养老金保障水平不高等因素影响，养老服务“支付难题”未真正解决，导致养老服务市场动力不足。同时，现有财政保障对象主要是特困、低保、低边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保障仅限于重度失能老年人，优待政策还未惠及全体老年人。

（五）养老服务人才短缺

一是养老护理队伍缺口较大。根据国内养老机构每5个床位配备1个服务人员的标准，嘉兴市养老机构至少需要养老护理员5831人，而现在实际人数不足四分之一。二是养老护理人员素质不高。目前，嘉兴市养老护理人员大多为50-60周岁的农村及外地女性，70%以上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且年龄偏大、体力不支，很难胜任高龄老人特别是高素质高龄老人的养护工作。三是养老专业人员技能偏低。截至2021年底，嘉兴市每万名老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仅20人，其中高级技师的比重仅为15%。加之，养老服务人员“两低一高”（工资收入低、社会评价低、劳动强度高）问题比较突出，难以吸引专业医护人才从事相关工作，制约了养老服务品质提升。

三、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升路径

新形势下，应紧抓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十四五”重要窗口期，以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度关注养老服务需求变化，同时基于政府主体视角，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个层面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整体跃升。

（一）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强化科学管理

1.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工作的统筹完善，树立系统观念，科学编制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在规划中落实具体地块和控制指标，切实做到硬件设施跟着老年人走，并力争做到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专项规划的资源共享和有机衔接。同时抓紧制定规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下发年度任务标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

2.着力健全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老龄化应对政策系统性研究，推进社会力量开办养老服务的政策供给，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扶持政策，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加快养老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出台家庭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等市级地方标准，优化康复护理服务标准体系，促进医疗康养在服务、资源、政策上深度融合。健全老年人能力评估、健康评估制度，持续深化长护险制度，稳步提升保障水平、扩大覆盖范围。

3.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数字化改革，提高养老服务治理效能。智慧养老是化解照护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有效措施，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必须加快拓展和深化智慧养老服务领域［11］。应以智慧养老系统（如浙江省的“浙里养”）为主跑道，着力推动上下互联、左右互通的智慧养老场景应用。可学习借鉴上海、成都等地的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形成改革成果，加快“居家云守护、家庭养老床位”等“浙里养”系统试点场景开发建设。依托城市大脑等智慧手段，逐步实现为老送餐、老年人能力评估等高频事项市域一体化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信息跨部门共享互认机制。

（二）加强组织建设，持续提供有效供给

1.在居家社区养老方面，利用银发科技赋能居家养老。大力开展智慧化社区建设行动，有效链接居家老年人、社区家庭医生、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从而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供给和高效协同。深入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继续推广老年人家庭安装“智能水表、智能烟感、智能煤气、雷达跌倒报警和一键呼叫”等无感式的“助安多件套”智能设备应用，提高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依托智能化平台跟踪分析居家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消费数据和行为模式，形成“需求评估—上门服务—标准指导—市场运行—资金监管—再评估”的运行闭环，从根本上转变自上而下式的服务供给模式。

2.在机构养老方面，加快医疗康养服务机构转型升级。引导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聚焦失智、失能等重点人群刚性需求，从满足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向提供失智症照护、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转型，设置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提升专业照护失智、失能老人的服务能力。支持医院加强老年病科学科建设，支持医疗机构提供“移动式”康复、护理、药事等居家康养服务，打造上下联通、转接有序的多层次康养联合体，切实提升康复服务能力。开展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双向深度合作，推动医疗和养老有机融合，如鼓励执业医师到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服务室执业并开展医疗健康服务。

3.在市场建设层面上，发展壮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深化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着力建立健全养老产业链，培育发展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养老服务实体，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壮大骨干企业，做大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推进实体规模化、连锁化与品牌化发展。同时，充分利用我国对外开放的优势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对国外一些先进养老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吸引国外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健康养老行业，允许外资以多种形式创办与健康养老有关的生产企业和服务机构。

（三）加强队伍建设，加快补齐人才短板

1.紧抓“素质提升”，加强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扩大高职、中职院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招生规模，支持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和领军人才工作室建设，加强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岗前培训和定期轮训，实施全市养老服务骨干培训计划。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重点提升“高级、技师级养老护理员”占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人才激励政策，根据工作年限、技能等级给予护理员适当奖补，推动实行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2.紧盯“治理末梢”，强化基层为老服务队伍建设。优化社区工作人员配置，应根据辖区人口、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轻重，按比例增减专职人员。扩大社区工作人员来源渠道，建立健全新录用公务员及选调生到社区锻炼制度。深化“一编三定”工作，加快形成党委政府倡导、社区组织扶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社会工作者引领、广大居民和驻社区单位积极参与的社区志愿互助服务新格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在强化基层养老服务网络中的作用。同时，大力培养“全科社工”，探索设立“养老顾问”，充分调动“社区家庭医生”的积极性。

3.紧扣“模式创新”，多措并举应对人口老化、人手不足问题。推进城乡社区开展养老模式创新试点，以更灵活的方式应对当前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数量偏少之间的巨大矛盾。例如，不少地区正在探索的“小老人照顾老老人”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健康、有能力的老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等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助餐、助洁等生活照料服务，不仅满足了居家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又缓解了养老领域人手不足的问题。再比如，成都一社区实施的“共享奶奶”公益互动项目，鼓励健康老人利用空闲时间帮助双职工家庭照料年幼子女，而这些小孩的父母又会通过参加志愿活动服务于老人，养老和托育在社区内实现了共同发展、相互反哺、闭环循环，极大调动了青年群体为老服务的参与热情。

（四）加强社会建设，积极推动理念升级

1.加强适老化的环境建设，维护老年群体的尊严和权利。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建设，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国家自然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并免费向老年人开放，为老年人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在人文环境方面，支持老年群体开展活动，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完善老年精神关怀体系，建立老年优待制度，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特别帮助。同时加强“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建设，完善社区老年教育体系，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教育发展权，助力“老有所学”目标实现。

2.营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保障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建立公开信息制度、建设信息公开平台，将政府的政策资源、国有闲置房产、居家养老服务商信息、服务项目、各类补贴、老年人养老需求等相关信息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公开在信息平台内，打破信息孤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供需错配。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可依托人口老龄化国情市情教育，重点对养老服务相关政策特别是与居家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养老服务政策宣传进街道、进社区、进企业，解决政策知晓率不高、认识不统一问题。同时，由于服务群体的特殊性，对养老服务中的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等，要加强管控，明确责任归属，确保隐私安全。

3.培育老年群体的社会主体意识，在“老有所养”的同时推动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政府部门应当以“优势视角”而非“问题视角”重新审视老年群体，应当更加关注老年群体的内源性潜能以及他们所具备的优势资源，积极搭建老年人社会参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平台，激活与发掘老年群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潜能，提高老年群体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应当以“量力而为、自愿参与”为首要原则，在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允许且符合其意愿的前提之下，鼓励、支持并引导老年群体从事社会志愿服务以及再就业等，如政府有关部门投入专项资金或吸引社会资金设立老年再就业开发项目，吸引有就业意愿的精英老年群体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