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游（南京林业大学 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杨莹婷（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35）

鲁班或许是我国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行业神，被奉为百工始祖，受到民间的广泛崇拜。有关鲁班的传说源远流长，但也正因为知名度太高，其本来的身世面目反而不为人所知。长久以来，鲁班的生卒年份众说纷纭，事功业绩莫衷一是，甚至就连是否确有其人也扑朔迷离。这一缺失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由此对于鲁班身世的塑造也成为一种工具，被明代的工匠群体利用，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工具。鲁班的神化过程固然是民间长期传颂和演绎的结果，但人为打造的痕迹同样十分明显。鲁班的神化，反映了明代工匠的真实境遇，也是他们对于自身诉求的一种表达。今对此问题试作钩沉、阐释。

一、鲁班之生平与历史形象

鲁班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被民间誉为“百工之祖”，受到历代工匠的追捧，也是我国知名度最高的行业神之一，其影响超越了匠人群体。“鲁班”其实是长久以来民间的通称，一般认为其人物原型为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著名工匠公输般（或称公输子）。公输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墨子·鲁问》中有记：“公输子削竹木以为䧿，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䧿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孟子·离娄上》也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东汉时期的经学家赵岐对此作注，将“公输子”注为“鲁班”。“鲁班”一名符合春秋时期以国或封地为氏（姓）的惯例，而可能性更大的是这已经成为民间对于这位工艺大师的习惯性称呼，赵岐在作注时只是沿用了这一名称。赵岐还认为公输子为鲁昭公之子。关于这一点，《礼记·檀弓上》有一段记载可作参考：“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其不得以？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季康子是鲁哀公时的权臣，也是宗室成员。鲁哀公为鲁定公之子，而定公为昭公之弟，若公输般果真是昭公之子，至少从时间上来说是吻合的。而且按照鲁国的礼制，公输般可以参与季康子母亲葬仪的讨论，并能够发表意见，称其是鲁昭公之子或许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后来鲁哀公的儿子鲁悼公继位，鲁国国君彻底失势，朝政混乱，公输子遂出游至楚国，此后再没有出现在与鲁国有关的记载之中，而鲁班这个名字开始逐渐为人们熟知。

“鲁班”之名传播日广，甚至连皇家的宫门、驰道等建筑也以之命名。如《后汉书·卷二十四》记载：“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又《北史·卷六十》记载：“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之。”可见，鲁班已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名字，此后“公输般”便隐没于历史，绝少再被提及。从公输般到鲁班，摒除了“公输”这一带有出身标记和封号性质的姓氏，此后民间对于“鲁班”形象的塑造就彻底突破了史料的束缚而成为传说故事。

《夷坚续志·赵州桥》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赵州石桥为鲁班手造，极为坚固，意谓今古无第二桥矣。有张神乘驴过桥，动欲倾。鲁班在下用手托定，而桥坚如初。至今桥上有张神乘驴痕，桥下有鲁班两手托桥迹。”后来这一传说经过民众的不断夸张和演绎又出现了鲁班的妹妹、吕洞宾、汉钟离、山神等人物。在故事中神仙们为了考验鲁班的能力，在建桥的过程中不断出难题试探，不过最终都被鲁班一一巧妙化解。这一传说流传极广，至今在河北山东一带仍有“赵州桥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鲁班爷留”的民歌传唱。此时在民间传说中，鲁班虽仍是凡人，但实然已经具备了与神仙相较的能力。鲁班的身影频繁出现于民间故事，这里的一座塔、那里的一座庙，都会在传说中被神化为鲁班的功绩。据唐《酉阳杂俎》所记：“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班奇功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班所造，其不稽古如此。”“鲁班”一词也逐渐成为对能工巧匠的最高赞誉，如北宋木工喻皓因著有《木经》三卷而被称为“喻鲁班”，明代名匠蒯祥因主持修建了一系列宫城陵寝而被称为“蒯鲁班”，甚至元末的顺帝因为喜爱设计宅院和龙舟也被谄媚之徒呼为“鲁班天子”。在鲁班的形象越来越神化的同时，其真实的身份却越来越模糊。作为“不稽古”的一种具体表现，《朝野佥载》在论及鲁班时说：“鲁班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至此，可以说“鲁班”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民间信仰的符号，其本来的身份反而无人知晓。鲁班真实身份的缺失，为人们将其塑造为神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二、明代的鲁班崇拜

鲁班崇拜在明代达到鼎盛，据有的学者考证，“明代京师开始有祭祀鲁班之所”。明代鲁班崇拜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班经》的刊印和传播。《鲁班经》大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又称《鲁班经匠家镜》，全称为《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一般认为《鲁班经》是在其前身、长期流传于民间的《鲁班营造正式》的基础上经重新整理、汇集和增补而成的一部著作。《鲁班经》的作者为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局匠所把总章严、南京御匠司司承周言三人，因此一般认为《鲁班经》有官修的性质，或至少也带有官方的背景。所谓“匠家镜”，言其对于工匠的作用就像一面镜子，有“指南”或“手册”的意思，这一名称清楚地反映出此书是一部供匠人使用的工具书，也同样表明了其官方编纂的权威性。

《鲁班经》在书后专附《鲁班仙师源流》一文以叙述鲁班的生平，但此文完全杜撰了鲁班的功绩，添加了许多玄幻色彩，将鲁班彻底打造成神。文中描写：“师讳班，姓公输，鲁人，父讳贤，母吴氏。师生于鲁定公三年甲戌五月初七日午时，是日白鹤群集，异香满室，经月弗散，人咸奇之。”这一段明显仿造帝王出生时的异象，说明鲁班出身奇异，绝非普通的凡夫俗子。不仅出生奇异，而且鲁班最早为孔氏门人，“从游于子夏之门人端木起”，因天资聪颖，很快学有所成，“遂妙理融通，度越时流”。后欲仿效孔子“游说列国，志在尊周……”，但无奈由于种种原因“而计不行”，遂“归而隐于泰山之南小和山焉，晦迹几一十三年。”后因机缘受到神人“鲍老辈”的指点，“受业其门”习得了一身神奇的木作技艺，并产生了“欲令中华文物焕尔一新”的宏愿。此时的鲁班虽“足以尽制作之神”，但为了使天下苍生“咸能师心如吾明”，于是“既竭目力，复继之以规矩准绳”。在终于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之后，鲁班如历代圣贤一般，“白日飞升，止留斧锯在白鹿仙岩……”。为了嘉奖鲁班的功绩，后代帝王不断对他进行追封：“历汉、唐、宋犹能显踪助国，屡膺封号。”其中特别提到“我皇明永乐间，鼎创北京龙圣殿，役使万匠，莫不震悚。赖师降灵指示，方获落成。爰建庙祀之匾曰‘鲁班门’，封待诏辅国太师北成侯，春秋二祭，礼用太牢。”按照《鲁班经》的记载，鲁班因护佑都城修建而受到皇帝的敕封，正式成为受到祭祀的工匠之神，至此鲁班作为神的形象才终于确立起来。

此番描述显然重构了鲁班的生平。按照文中所言，鲁班变成了孔子的门徒，其志向和早年经历也与孔子相似，甚至连后来拿起斧斤学艺也是因为其政治理想与孔子一样不能施展才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在尽得仙人真传之后鲁班的愿望仍是“安得必（被）天下万世”。由此，鲁班成为一个彻底的儒生，儒家思想是他所有行为的准则。即使在飞升以后，鲁班也不同于道家的神仙，他依然顾念苍生，屡屡“显踪助国”，从而受到全民的景仰膜拜，历代帝王也因而一再对他进行封赏，这一点同样符合儒家的理想。《鲁班经》是一部供匠人使用的工具书，鲁班被誉为百工之祖，在书中吹捧抬高自己的祖师爷并不稀奇，这也几乎是所有行业的惯例。如陶瓷业供奉范蠡、烧炭业供奉孙膑、制笔业供奉蒙恬、铸剑业供奉欧冶子等。但其他行业的神灵并没有要求跨行业甚至是全民的崇拜，而《鲁班经》的作者显然更具野心，他们处处仿照孔子的生平对鲁班进行描写，欲将鲁班比肩于孔子，显然是想将鲁班打造成一个全民崇拜的偶像。这种写作的方式不符合一般行业神的叙事习惯，也脱离了民众对于鲁班的传统认知，显得十分古怪。

此外，《鲁班经》中虽明确记载了鲁班的封号和祭祀的规格，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鲁班从未被列入国家祀典，笔者也确实没有找到明代鲁班受封的证据。其实从前文所示《鲁班经》中对于鲁班身世的介绍就不难看出，这一说法也应为编者的杜撰。《鲁班经》的作者为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局匠所把总章严、南京御匠司司承周言，此三人皆是匠籍出身的匠官。虽然他们的品秩不高（按明朝官制，司正为正七品，把总、司承的职位更低），但都是北南两京官工匠役的领导人物，按理应对本朝的祭祀事宜和本行祖师的受封情况十分了解，考证也应更为严谨。若说将鲁班抬高到孔子的地位还可算是对本门祖师的夸张吹捧，那么作为一部带有官方背景的工具书，对于本朝官祭的无中生有便难以让人相信这只是作者的一时疏忽了，其中显然另有深意。

三、鲁班的神化与工匠的诉求

若深入分析，可以认为作者的这一杜撰确实另有隐情，其中极有可能涉及到明代的文官与匠官之争。明代早期对于工匠的管理承袭自元制，将天下匠人统一编入匠籍，“役皆永充，世业罔替”。身在匠籍者不仅有一般的手工艺匠人，还有一些被罚入匠籍的刑徒家属和战俘，匠籍制度将工匠牢牢固定在社会底层，匠人受到严格的身份管束。但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匠籍管理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朝廷颁布了工匠可以银代役的法令，即允许工匠用缴纳一定数量银钱的方式来免除劳役之苦，这一政策意味着原有的匠籍制度产生了松动，工匠可以选择出钱由国家另雇他人来免除自己的劳役。成化二十九年（1493年），朝廷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法令。随着“班匠银”政策的正式施行，原有的匠籍制度已成为一纸具文，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大为减轻。

工匠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一些为皇家服务的杰出工匠甚至开始走进庙堂与士大夫共事。永乐至成化年间的工匠蒯祥因为技艺精湛，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工程的营建，累官“至工部侍郎，子孙犹世工业，弘治间有仕为太仆少卿者”“食从一品禄”。卷二七蒯祥年八十余“犹执技供养，上每以‘蒯鲁班’呼之。”明代以匠籍入仕且官至侍郎一级的不止蒯祥一人，此外还有蔡信、杨青、陆祥、郭文英等人，匠籍出身的徐晖、徐杲甚至官至尚书，荫及子孙。明代入仕的匠人数量众多，天顺八年（1464年）隆善寺修缮竣工，英宗授予工匠三十人官职；弘治时“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圮等再传至百八十余人”；卷一八〇正德时，“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卷一八一嘉靖时，“官匠赵奎等六十八员名，内升职五十四员，冠带一十四名”；万历朝，“因修两宫殿门，升匠官三百五十员”。卷一八一仅仅修缮一次殿门就提拔了三百五十名工匠为官，若不是有史籍的明确记载，确实难以想象。而且入仕工匠的任职范围不仅限于工部，如徐晖就任户部尚书，其他常见于史籍的还有太常寺卿、太仆寺卿、顺天府丞、布政使司参议、鸿胪寺丞、光禄寺丞、锦衣卫指挥等。

虽然拔擢优秀工匠出任技术类官员的情形在前朝也会不时上演，但明代任用匠官的数量之广和职级之高都是前所未见的。明中后期的几位皇帝与文人官员集团上下交争，关系紧张，匠人的大规模入仕可以视为是皇帝有意打压文人官员集团的一种手段。而明廷的传奉制度又使得皇帝可以绕开内阁而进行独立的人事任命，这也是明代皇权集中的一种表现。工匠的大范围入仕终于引起了传统士大夫们的强烈不满。弘治初年，工科都给事中王缜率同官进言：“陛下初登大宝，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后世。宜散遣先朝诸画士，革工匠所授官。”卷二〇一后吏部尚书耿裕、给事中吕献又为工匠李纶等八十余人以“内降得官”，上疏论争，认为此举不当。嘉靖年间，胡世宁针对工匠赵奎等人升职上《乞停工匠等升赏疏》以示反对，他认为：“自古国家建官分职，下至百工技艺之人，皆有月给俸粮，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至于升官，止惟武职论功，盖因用其死命，其余则皆遇缺抡材铨补，非以酬劳也。今赵奎等岁人官廪，成此工作，乃其职分，岂应更加升赏？”文人官员对于工匠出任工部以外官职的弹劾尤甚，王端毅上疏专论此事曰：“匠人出身者，止于工部所属文思院、营缮所等衙门，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堂上官。庶不虚费钱粮，混乱名器。”文人官员对于匠人官员的反感与日俱增，势同水火，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势。

按照中国传统的四民划分，“士”处于最高一级，“工”是事实上的最底层，“士”的地位无疑远高于“工”。在中国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工匠的地位低下是合乎礼法秩序和社会现实的。而且明代的科举竞争十分残酷，大量文人为求一功名而皓首穷经却终生不得，匠人们出身低微却仅凭手艺不经科场就可以出任高官，有的甚至还能传之于子孙，这当然会引起文人们的嫉恨。面对文官的攻讦，匠官们既没有解释的能力也缺乏反驳的工具。此时历代工匠之中唯一受到广泛崇拜的代表性人物——鲁班的地位便变得敏感起来，他的身份和朝廷对他的态度有可能关系到在朝匠官，甚至天下所有匠人的利益。《鲁班经》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刊印出版。在工匠群体的叙事中，鲁班的真实经历早已不再重要，此时的他必须升格为神。鲁班原本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已经具备了“半神”的形象，因此《鲁班经》坐实他“神”的属性并不困难。但这仅仅是开始，常规行业神的叙述模式不能为匠官们抵御来自文官的弹劾，所以鲁班仅仅是一个行业的神祇还不够，必须要把他打造为一个更受崇敬的神灵，特别是要让鲁班得到文人官员们的认可。于是鲁班经过匠官之笔，再次改变了形象，成为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在全新的描述中，鲁班也是孔门弟子，他学艺的目的是为“规以为圆，矩以为方”；是为“得必（被）天下万世”。如此一来，鲁班正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儒生，是出于孔门的圣人，于是崇拜鲁班和崇拜孔子就成为一体，鲁班的门人尊奉鲁班自然也就是尊奉孔子。作者欲通过这样的叙事，将工匠修饰成为与文人信仰相同的群体，以此来消弭与文官之间的争斗。

为了进一步回击文官的弹劾，编纂《鲁班经》的匠官们还为鲁班创建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政治身份，他们继续仿照孔子，又为鲁班杜撰了一个“待诏辅国太师北成侯”的封号，并且明确说明：这是因为在永乐年间护佑北京龙圣殿的落成而获得的封赐，这一表述同样极有深意。永乐帝（明成祖）是发动靖难之役后取代建文帝登上皇位的，登基之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血腥手段铲除异己，天下文人多对此心怀不满。因原来的都城南京并不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永乐帝决意迁都北京，回到从前的封地。迁都是一项重大工程，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而宫城的营造直接关系到迁都的进展，一旦工程不顺，难免流言四起，人心不稳……因此这一营建任务绝对不容有失，所幸工程最终顺利完成。但是可以想见，在修建新都的过程中匠人们绝对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和牺牲，书中也含蓄地提及了这一点，“我皇明永乐间，鼎创北京龙圣殿，役使万匠，莫不震悚。”迁都之后永乐帝进一步控制了局势，最终巩固了自己的皇位，从此明代的皇权平稳过渡到永乐一系。正因为这一层关系，生性刻薄多疑的永乐皇帝才会对明皇城的设计和建造者蒯祥特别礼遇，蒯祥后来“累官至工部侍郎，食从一品禄”，也由此开启了明代匠人出任高官的先例。在《鲁班经》的记载中，新皇城的顺利完工完全成为了鲁班的功劳，是鲁班显圣“降灵指示”的结果。这种叙事隐含了多重暗示：一、鲁班护佑并指导完成了新皇城的修建，说明他是永乐皇帝的坚定支持者，这样的政治立场给予了鲁班不能被质疑、否定和抹杀的护符，从而将鲁班推向了“忱悬象著明而万古仰照者”的地位。二、隐晦的提及当年众多文人反对永乐帝的历史污点，警告文官们不要再像当年一样反对皇帝的决定。三、通过这一事例提醒天下人，当年“蒯鲁班”受到皇帝的封赏和宠信，说明匠人出任高官是有先例的，因此鲁班的后世门徒因营建获功而出任官员也是符合惯例和顺理成章的。

至此，《鲁班经》完成了对鲁班身份的重构：首先，鲁班是孔门的圣人，与文人同出一系，同样具有儒家的背景；其次，鲁班学艺是为了泽被天下，匡正规矩，这也完美地践行了儒家的理想，鲁班与孔子实为一体；最后，鲁班在明王朝早期的政治动乱中坚定地支持永乐皇帝，帮助他成就大业，从而奠定了永乐一系的统治基础，于当代有功，功绩不可被抹杀。可见在《鲁班经》的描述中，鲁班的生平事功与明代工匠的境遇完全联系在了一起，鲁班虽仍是一个符号，但却是一个功能表达更加明确的符号。依托于鲁班，工匠回应了文人的攻讦，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记叙了自身的功绩。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个体的工匠人微言轻，几乎发不出一点声音，在庙堂之上他们更无力与整个文官集团相抗衡。工匠们唯有寄托于一个受到广泛承认的偶像，请这尊偶像去为他们开口代言，争取利益，鲁班自然是这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终于被塑造成神，而真实的历史早已经无关紧要。

四、余论

匠官们对于鲁班的包装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在文官不断地弹劾下，晚明工匠入仕的情形已明显减少。嘉靖年间曾三次削降“匠官”的俸禄以示与文人官员的区别，嘉靖十年（1531年）又出台规定：“匠官升级，悉照见行例支与半俸，奏扰者治罪。”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再次重申：“匠官加俸后又升级者，止照今品级支半俸，其节次所加之俸，不许重支。”木匠出身的工部尚书徐杲因弹劾而被革职，之后又被指控侵盗官银，遭到追缴。自徐杲事件之后，工匠入仕的情况虽未完全禁绝，但已不多见，也再没有出现任何工匠出任高官的事例。徐杲之后负责宫廷营建的匠人冯巧，为朝廷服役自万历直至崇祯末年，未获任何官职。可以说明代文官与匠官之争的结果，以匠官的全面失败而收场，匠人们的种种努力终是白费。究其原因，由匠官所撰的《鲁班经》本质上是一部为工匠提供技术指导的工具书，难入文人的法眼，即使偶有文人翻阅，也断不会细思其深意，纵使察觉出匠人们的意图，也绝不可能认可匠官们的说辞。仅欲凭《鲁班经》天真和异想天开式的描述就推翻文人们对鲁班、对工匠的固有印象，绝无可能。

虽然文官与匠官之争最终以匠官的全面退场而结束，但匠人们的社会地位提升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随着晚明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奢靡风气的影响，人们对于工匠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些技艺优秀的匠人们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许多名工“挟其技以游四方，名人胜流，竞相延结”，感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尊重与肯定。一些杰出工匠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半奴隶已经转变为专门的技术人员，开始了由依附性社会角色向自主性社会角色转变的过程，匠人们有意识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仅仅满足于一时的温饱安逸。

作为早该被承认的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虽然退出了官场，但晚明的工匠最终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承认。不少文人与匠人相交甚笃，如唐顺之与龙游装订工胡贸甚相契，二人“相与始终，可以莞尔一笑”；汪道昆与墨工方于鲁结为姻亲；与造园名匠张南垣往来的文人中不乏董其昌、陈继儒、吴伟业、钱谦益这样的文坛领袖。其他，如竹刻名匠濮仲谦与钱谦益；张岱与海宁刻工王二公；魏学洢兄弟与微雕名匠王叔远等等，都留下过一段友谊佳话。工匠们从宦海回归到本业，已经不再需要借助鲁班的神力来增加自己的影响，他们也意识到自身的技艺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于是鲁班又回归为一个行业神，仍然受到工匠们的景仰与祭祀，却已无人再提及他的儒家身份和封号，这段历史也从此被尘封，只在文献记载中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