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静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艺术符号学是符号学与艺术学交叉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从起源上说属于符号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艺术符号学的基本观点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符号，分析这种符号的构成、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最终让艺术符号学的研究回归到人类认知与世界的关系上。从学科归属而言，符号学属于哲学门类下二级学科逻辑学的研究分支。而艺术符号学研究主要以符号学为依据，因此，艺术符号学的研究范式转换与哲学的相一致，大体上也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三个阶段。艺术符号学的起源也就可以从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论争、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以及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追溯。符号是对事物的命名，在本体论哲学阶段哲学家们所讨论的焦点在于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共相。在奥卡姆这里，关于符号的论争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笛卡尔的认识论系统将符号作为思维的载体纳入哲学思考之中，研究语言作为最具系统性的符号如何承载人类的认识，它具有怎样的本质特征及缺陷等。无论是本体论阶段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还是认识论阶段培根的《新工具》，都将语言符号作为一种工具。只有到了当代语言论阶段，符号才获得了本体的地位，真正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艺术符号学也才获得了哲学学科分支的身份。在此前提下，对哲学史上关于符号研究的追溯成为可能。艺术符号学的多重起源是随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及当代学科划分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艺术现象的推陈出新及艺术学与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当代艺术符号学的研究也更加广泛地借鉴现象学、人类学、传播学及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新态势，成为各个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艺术符号学需要不断深化原有的哲学研究基础。艺术人类学特别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可以为艺术符号学与门类艺术的紧密结合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

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从哲学发展史来看，对符号问题的关注一直存在于人类哲学研究之中并随着哲学转向而发生各种变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之辨”和古希腊《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克拉底鲁篇》，都涉及为事物命名及其所使用符号的问题。就西方哲学而言，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三次转变，对符号的关注呈现出上升态势。

在本体论阶段，哲学家所规定的符号性质与当时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古希腊哲学家就名称的本质与人对事物理解所构成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长期辩论，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柏拉图对话录》的《克拉底鲁篇》。该文是苏格拉底和两位朋友关于事物名称的对话，也即语言中的实体和名称之争，文中还没有使用“符号”这个概念。在《克拉底鲁篇》中，克拉底鲁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的本质（physis）决定的，而赫谟根尼则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约定俗成（nomos）的。苏格拉底持批判约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固有的本质，命名意义产生的基础是“构成名称的最初元素与被模仿的名称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是命名对事物本性的模仿。本体论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的本源，因此哲学家对于语言的思考也与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在考察许多名称的命名缘由时认为，古人对事物最初的命名都直观地看到了万物的本性。“这篇对话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独具一格的语言哲学理论”，当代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都可以从这篇对话中找到源头。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也有诸多探讨语言问题的篇章：《范畴篇》讨论同音异形词、同义词等问题，《解释篇》讨论了名词、动词及各种命题之间的关系。从内容来看，《范畴篇》建立的范畴体系是对柏拉图“相论”范畴体系根本上的革新，它们既是对实在的最高概括和分类，又从逻辑上对词项最普遍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明确使用了“符号”这一概念，并对符号意义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心中的思想并无真实和虚假可言，有时则必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语言也是这样，通过结合与分离它才会产生真实和虚假”。之后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符号》应该是关于符号最早的论述专著。可惜伊壁鸠鲁的著作已佚，我们无法详细知道他关于符号的论述。逻辑分析成为亚里士多德建构和推演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要工具和内在动力，对当代分析哲学影响深远。

中世纪哲学延续了古希腊时期对万物本源的探求。在对本源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在主体—灵魂问题上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如何获得认识、如何获取知识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唯名论进行哲学推演的前提依然是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关于属（genera）和种（species）是否为实体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总是关于共相的知识，经院哲学把这个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来研究。唯名论和唯实论围绕名称和实体进行了持久的争论，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名”与“实”哪个更为真实。唯名论融合了拜占庭的逻辑学，认为只有个别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个体先于共相；而唯实论则认为，共相比个体更能体现事物的本质，是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唯名论的典型代表是罗瑟林，他认为共相不过是人们思想中的抽象“名称”或者语言的“声息”，真正存在的是单个的个体。一般高于个别，而且越是一般的东西就越有实在性。邓斯·司各脱的唯名论认为，真正完善的知识是关于个体的知识，知识源于对个体的感知，这使知识脱离了信仰，并且把物质实体提到了首位，客观上推动了经院哲学体系的瓦解。继罗瑟林之后，唯名论的著名代表是奥卡姆，他赋予唯名论思想以新的活力，他的观点是非必要不增加实体，即著名的“奥卡姆剃刀”。他认为，共相仅存在于人类思想之中，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实在的东西基础之上，只有个别事物才是客观存在的。在奥卡姆这里，“共相的问题是认识论、语法学和逻辑学的问题——而非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问题”。奥卡姆认为，逻辑研究共相，是可以独立于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的一种工具；事物是个别的，但在词之中却有共相；逻辑关心的是具有共相特征的词或者概念，而不是作为心理特征的词或者概念。

中世纪的唯名论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特别是在奥卡姆这里，有关语言和符号的问题彻底成为认识论问题，与世界的本源问题脱离关系，这就为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更加关注语言和符号本身奠定了基础。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成为后世讨论语言符号相似性与任意性的基础，唯名论为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的发展打下了铺垫，而唯实论则为语言符号命名的理据性奠定了基础。这是中世纪有关语言符号的争论给符号学留下的重要遗产。当代艺术符号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后现代艺术，更倾向于唯名论的立场。唯名论立场为艺术与生活的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是当代艺术多样化呈现的哲学依据。

二、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认识论是哲学家摆脱宗教垄断的途径。近代牛顿力学为人们描绘了清晰的力学—数学的世界图景，重塑了人们关于世界确定性认识的信心。因此，关于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话题，再加上各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了拉丁语的衰微，认识论的转向在诸多综合因素的合力下发生。对认识论转向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首推笛卡尔。笛卡尔把认识论作为哲学最基本的部分，认为整个学科都要从“我们知道什么，如何知道”这样的问题开始。自认识论转向以来，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从“世界是怎样的”变成了“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它（近代哲学）追求知识时以人类理性为最高权威。”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探讨知识的构成，因此认识论又被称为知识论。16至18世纪，认识论在康德哲学达到高峰。康德之后的费希特甚至认为，“认识论不仅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就是哲学本身”。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自我认知更加明确、更加谨慎的一种体现，人类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不需要独断外物的存在状态，而是要通过对自身认知的反思寻找认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构自身的认知大厦。在何种“意义”上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是语言。在认识论阶段，关于艺术符号的思考依然要从对语言的思考出发。

唯名论的学者主要集中于英国，因此注重观察和实验方法的英国成为经验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其实蕴含了对事物形式把握的奥秘，培根曾经说过：“当我讲到形式的时候，我所指的不是别的，正是支配和构成简单性质的那些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规定性”。他认为，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形式，才能够把握事物的活动性质。因此，人类知识的工作“是要就每一产生和每一运动来发现那从明显的能生因和明显的质料因行进到所引生的形式的隐秘过程”。在培根提出的四个假象中，市场假象是“最麻烦的一个”，它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培根认为，“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制着文字”，但“文字亦起反作用于理解力”，这使得哲学和科学流于诡辩。至此，关于符号的研究与关于事物形式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联系。“符号学是关于事物形式的哲学”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培根的相关论断。

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者中对语言问题给予最多关注的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专门探讨了作为符号的语词问题，他秉持意义的观念论立场，认为词所称的不是事物，而是观念。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系统深入地论述了经验主义认识论思想，指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还有赖于认知主体自身的状况。因此，洛克把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确定知识的范围作为哲学的中心任务，这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先声。洛克认为，哲学的开端应该是对理智本身的考察，“第一步应当是先观察自己的理解，考察自己的各种能力，看看它们是适合于什么事物的”。而由于文字和符号作为观念的表达方式和手段，洛克的哲学讨论必然包含有关语词的内容。知识虽然指向了自然界的事物，但知识必须以文字为表达的媒介。洛克在有关语词的论述中，对语言符号的本性进行了分析，对语言符号的类型及其和不同类型观念的关系进行了阐发，还对语言文字的缺陷及滥用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改正的方法。洛克关于符号的论述对后来的符号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也将符号的意义看成是观念。语词正是由于代表抽象的观念，才能被用来考察和谈论事物，从而传递和更新知识。

相较于英国的经验论者，欧洲大陆哲学对符号的关注较少，比较突出的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符号观也是以语词观的形式体现出来，主要是通过对语词的规定来厘清真理的界限。莱布尼茨针对霍布斯的真理主观论，用对话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尽管各种字符是主观随意的，但它们的使用和联系却还是有某种并非主观随意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各种字符和各种事物之间存在有某种确定的类似，从而表达着同样事物的不同字符相互之间也必定具有各种关系。而这种类似性或关系正乃真理的基础”。莱布尼茨坚持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哪怕看似主观的符号也会形成客观的规则。这一观点与后来索绪尔有关符号任意性和客观性的论述几乎一致。不仅如此，莱布尼茨还提出了创立一套“普遍语言”的设想，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理想的提出正源自于此。莱布尼茨对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的划分及其标准，对康德提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分析命题仅依靠对主词和宾词的分析来判断，它的真理性仅来自这种命题中包含的词或符号的意义；而综合命题却在语言之外，是陈述事实的命题，其真实与否需求助于经验的证实。这就划定了语言和事实的界限。这为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走向符号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符号论本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前人基础上，康德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点纳入一个综合体系之中，解决了二者对立的哲学困境，指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别，将人的心理功能划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康德的三大批判实际上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分别对应认识论、美学与目的论、伦理学，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康德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主观意识，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康德认为，我们对事件和对象的共同世界经验以空间和时间的直觉形式和理解力范畴为前提。我们绝不可能透过物自体而到达事物现象的背后。新康德主义将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展到文化批判。针对西方近代哲学以自然科学为中心的问题，为了恢复文化科学的合法性，新康德主义试图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以意义价值的研究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去推动文化哲学的发展。恩斯特·卡西尔作为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通过对符号形式的分析，对文化哲学的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他以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试图构建一个从具体文化现象出发的符号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语言和符号系统与人类赋予原始材料以形式的思想、直觉是一致的，它决定着我们周围世界的表现形式，“人是符号的动物”，“换句话说，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品”。卡西尔的弟子苏珊·朗格是第一个专门致力于探讨各类艺术符号的表现形式的人，并且在哲学层面建构了完整的艺术符号学体系。《哲学新解》提出了符号理论的逻辑依据；《感受与形式》从符号学角度探讨了各门类艺术；《艺术问题》对符号论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这三部著作被称作“艺术符号学三部曲”。朗格以符号活动作为人类特有的基本活动，以符号形式来阐释不同门类艺术，同时通过对艺术符号的研究进一步探寻人类丰富与复杂的心灵活动。朗格认为，以往的艺术理论不能够合理地兼顾形式与情感的因素：“一些情感理论……无法谈论形式的问题，而那些形式至上的理论通常又剔除了任何情感的沾染”，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艺术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朗格试以“人类感受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概念来定义艺术，从“情感”与“符号”（即形式）的结合对各类艺术活动进行分析。

三、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20世纪哲学的重要转向是从认识论转向语言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体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则将上述问题引向深入：我们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确定自己的认识，意义的载体首先是语言，哲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成为20世纪哲学家的共识。语言论转向彻底实现了语言的本体化，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名句：“哲学余下的任务仅是语言分析”，换句话说，之前的本体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虽然也关注语言与符号问题，但都将此二者看成是世界的表象或者是思维的载体，这种表象和载体不过是哲学思考的中介和桥梁，最终都要回到更为本质的层面。而在语言哲学这里，语言和符号终于摆脱了介质的地位，成为哲学思考的最终目标，因此，只有在这个阶段，符号才获得了本体的地位。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研究之中。一般认为，弗雷格是第一位语言哲学家，他与罗素等哲学家一起开启了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向。诚如达米特所言，弗雷格的重要贡献在于发现了使“现代逻辑对人类语言的语句”能提供更深入分析的机制，“并实现其价值”。作为与分析哲学同源的现象学也探讨了意义问题。语言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一般包括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命题的真值问题等。在这个阶段，语言哲学与语言学、逻辑学产生了紧密联系，以至于各学科教科书上都会有诸如罗素、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维特根斯坦、古德曼等大家的基本观点。

分析哲学又称为语言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即研究方法是分析的，而研究对象是语言。早期分析哲学主要追求命题的确定性，即命题的真值。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提出了改造符号系统的设想，即创造一种概念文字来精确描述复杂命题，借以改善日常语言给逻辑学带来的困扰。相较于弗雷格，罗素对命题真值问题的探讨对艺术符号学的影响更大。弗雷格在《论意义和意谓》（）一文中提出了对象（object）和概念（concept）的区别：当系词“是”连接两个概念构成述谓结构时，表述是不可逆的；而当连接两个对象不构成述谓结构时，表述是可逆的。这一思路直接启发了罗素的《论指谓》（）。这篇文章对艺术符号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分析哲学典型的逻辑分析范式；二是文中所提出的 “摹状词理论”解决了名词中的空指问题，即如何解决空符号的问题。虚拟事物是否存在，这首先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罗素认为，法国国王、金山等词语不是专名，它并没有对应的实体，因此不可以作主词；专名是完全符号，摹状词则是不完全符号，不代表任何逻辑上的主项，只有专名才可以作主词。这样，罗素就在逻辑体系里排除了像“上帝”这样的词，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实体。如果说弗雷格开启了哲学的语言论转向，那么罗素则使这个转向正式形成，罗素“（与摩尔、维特根斯坦等人一起）使整个西方哲学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阴影，把哲学家的目光引向知识与世界的关系上，彻底改变了哲学家们谈论知识、语言、逻辑、经验和世界的思维模式以及话语方式”。

在罗素的影响下，其弟子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进一步指出：

语言记号如何能与世界处于意义关系之中？或更简短地说，语言是如何可能 ？答案是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实在的图像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基本语句由名称组成，名称代表着世界中的事物，语句中名称的相互关系描画着那些事物在一可能事态中的相互关系或者排列组合。基本语句之外的所有有意义的语句都是基本语句的所谓真值函项。

事物是这个世界的实体，事物在事态中的可能关系和名称在有意义语句中的可能关系构成世界的逻辑形式，即本质。于是语言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同样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根源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当人们清楚地掌握这种逻辑，如同它在语言的有意义使用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本质，哲学问题就会消失”。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问题。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基本推翻了自己的早期观点，而且他的研究越来越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正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艺术哲学的研究，艺术符号学当然也深受影响。而且，维特根斯坦不再关心命题是否具有普遍共同的逻辑形式，而是强调命题在表达和描述事实过程中的实际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实用主义所秉持的立场。实用主义的立场更加强调语言符号在具体语境和具体使用中的意义，对当代艺术符号学纠正索绪尔符号学体系对社会历史的忽视有重要影响。

四、符号学的创立

除上述哲学基础之外，艺术符号学的起源当然离不开符号学的创立。符号学的发端离不开索绪尔和皮尔斯，索绪尔开创的语言符号学在结构主义思潮中的发展蔚为壮观，而皮尔斯创立的传播符号学在当代影响深远。索绪尔和皮尔斯几乎同时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符号学研究体系，对艺术符号学各有影响。

语言学对艺术符号学的启发首先来自索绪尔。继索绪尔之后，雅各布森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引向艺术符号学的轨道。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有三大核心观念：语言的任意性和差异性、能指和所指、历时态和共时态。在索绪尔语言学的框架下，虽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但正是这种任意性，保证了符号系统的绝对稳定性。符号的意义是社会成员共同规定而形成的系统完整的解释机制，一方面需要得到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成员的完全遵守。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影响之下，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成为席卷全球的声势浩大的一场运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为结构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20世纪3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60年代的法国巴黎学派成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雅各布森率先将文学符号学的研究引入艺术文本——文学作品之中，是使一般语言符号学走向语言诗学的关键性理论家。雅各布森不仅提出了语言的诗功能说，而且扩大了语言诗功能的范围，将诗功能扩展到不同文体之中，这就为语言符号学转向艺术符号学提供了契机。首先，雅各布森在索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符号系统进行细致的语法分析，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诗功能说。一个句子的线性延伸是组合功能，而对多个类似的句子进行共时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句子在同样位置的词语是可以替换的，这就是符号的聚合功能；当把这种同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时，就形成了语言的诗功能。雅各布森的诗功能说丰富和扩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使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开始关注语言的艺术——诗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这影响深远。哲学和社会学中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历史哲学中的福柯结构主义、美学和文学评论中的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心理分析中的拉康结构主义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等，都使艺术符号学获取了语言符号学的理论滋养；符号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等的进一步融合，也使艺术符号学获得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资源，弥补了索绪尔二元符号学对艺术符号意义阐释相对匮乏的缺憾。由此，艺术符号学得到了长足发展。

相较于索绪尔符号学二元视角带来的问题，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三元符号学增加了符号阐释的语用维度，使原来局限于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语言符号学扩展为广义的符号学。与索绪尔一样，皮尔斯也没有专门论述过美学和艺术问题，但是，他的符号学因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生成性，突破了索绪尔的二元符号学观念及语言中心主义倾向，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皮尔斯符号学深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长时间关注着美学如何参与世界的逻辑构造，其特点是科学性和认知性，即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符号在人类认知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及其方式，进而对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拓展。与索绪尔对符号的二分法不同，皮尔斯根据符号活动（即符号产生的过程）的动态过程将符号分为第一性符号、第二性符号和第三性符号。从“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tion）到“对象”（object），再到“解释者”（interpretation），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符号。符号代表的对象经过阐释之后还需要再阐释，这就为符号的活动永不停歇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加入了人类认知这个能动的因素，这为深入研究人类认知奠定了学理基础。从方式来看，皮尔斯根据“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具有相同质的图像符号（icon）、具有存在上的依赖关系（即因果关系）的标志符号（index）和具有社会约定性的象征符号（symbol）。根据皮尔斯的论述，符号活动（符号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从“符号代表物”到“对象”再到“解释者”三个方面，那么符号产生的过程就可以被看成是人类的认知过程，其方式也就代表了人类的认知方式。

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有一个合流的过程。当代艺术符号学的典型代表是纳尔逊·古德曼。古德曼综合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及皮尔斯所开创的符号学，撰写了一部与杜威的《艺术即经验》齐名的著作《艺术的语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通向符号理论的一种方法”。在这本书中，古德曼提出了判定一件物品是否艺术品的五个参考要素：一是句法的密集程度，即符号结构内各个元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二是语义的密集程度，这取决于在一个给定符号系统下个体元素的排列性质；三是相对充实，即符号所蕴含的意义是丰富的；四是例证，符号通过隐喻拥有回溯性指称的属性；五是多重的复杂指称，即符号具有多元意义而成为艺术符号的最终依据。在记谱理论的基础上，古德曼解决了艺术是否可以复制的问题，提出“亲笔的（autographic）艺术”和“代笔的（allographic）艺术”，确立了当代艺术概念的阐释性原则，完全突破了艺术符号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使艺术符号学真正成为一种融会贯通的研究。

五、艺术符号学的当代发展：对艺术人类学的呼唤

符号学是20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其中的诸多理论话语成为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借鉴。就艺术符号学的当代发展而言，它通过结合其他学科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日益成为各学科新的学术增长点。

艺术符号学在原理层面的研究当然离不开哲学，但也不能完全局限于逻辑推演，因为符号的意义与它所在的社会语境是分不开的。“倘若我们要有一种‘艺术的符号学’或者‘关于任何不是在定理上自明而独立（axiomatically self-contained）的符号体系的符号学’，我们就必须投身于某种符号与象征的自然史、某种关于意义之载体的民族志。”把艺术作为一种符号是艺术符号学在哲学层面的出发点，然而，某种符号系统（艺术现象）具有怎样的句法特征，符号的意义如何形成与传播，符号如何在区域文化中发生影响，如何与外界交流，这些都离不开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在场——艺术符号学当代发展的必然路径。早在符号学创立之初，符号学与人类学就存在密切联系。“按照罗兰·巴特（Barthes，1967:23）的说法，索绪尔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尽管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59）中没有提及与涂尔干的图腾系统的类似之处。饶是如此，这两个人的观点还是惊人的相似。”究竟是否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在现实中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艺术总是与其所处的民族文化土壤联系在一起。具体到某一件艺术作品，就必然存在与其异质的外在场域视角，我们须挖掘作品中各种含混的张力，使之与已有的艺术经验及艺术史建立起对话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纷繁多样的艺术现象与普遍意义上的艺术符号学达到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