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霞，王 攀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一、引言

“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在2025 年实现国内粮食产能大于6.5 亿吨的目标。然而，2021 年我国累计进口粮食已达1.65 亿吨，同比大增近18%，再创历史新高。因此，要实现“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的目标，充分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还存在很大挑战。在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及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双重背景下，粮食产能除了受到气候、地理、水文等难以人为改变的自然因素影响外，还受到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影响。食品安全标准作为一类最低限度质量和安全标准，它是通过一系列与质量和安全相关的检测指标来规定各类粮食产品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质量和安全水平，有利于消费者在购买前区分粮食产品质量的优劣，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及消费者的搜索成本。

二、粮食产业区际转移的特征事实

粮食产业区际转移主要是指粮食产能在区际间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我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粮食产业分布格局。随着东部沿海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粮食产业在总体上开始向主产区集中，在空间格局上开始由南向北移动，三大主粮的产能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粮食产能向主产省区集中

历史上，我国形成了多个粮食主产省区且这些粮食主产省区也发生过多次变化。而1978 年以来，辽宁、河北、山东、吉林、内蒙古、江西、湖南省、四川、河南、湖北省、江苏、安徽、黑龙江等十三个省区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位越来越稳定，其生产能力越来越强，近年持续贡献着全国3/4 以上的粮食产量和90%以上的增产粮食。2019 年，十三个粮食主产区共播种粮食作物87654 千公顷，占全国75.52%；粮食总产量达52370 万吨，占全国78.89%。

(二)粮食产能重心由南向北移

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移刚好相反，粮食产能重心则逐渐由南向北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2020年，15 个北方省份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迅速从45.65%攀升至59.22%，特别是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这七个北方的主产省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差不多五成，而南方省份粮食产量占比，则从2000年的54.35%一路下降至40.78%，跌幅达13.57 个百分点。据相关研究机构预测，随着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粮食产能会向人均耕地资源丰富、农民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小的北方地区进一步转移与集中。

(三)三大主粮产能跨区转移初现端倪

总体来看，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传统产区虽然持续保持了产能优势，但三大主粮的产能也都出现了跨区域转移的端倪。其中稻谷产能呈现东南萎缩、东北扩张态势，东南部稻谷产能市场集中度在1978 年97.05%的水平上出现了缓慢下降，东北稻谷产能的市场集中度有较大提升；小麦产能向黄淮海地区集中，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小麦产能集中度在1978 年67.29%的水平上持续上升，其他传统小麦产区的产能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玉米产能向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集中，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玉米产能市场集中度在1978 年67.29%的水平上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上升。

三、食品安全标准与粮食市场要素的关联关系

技术标准不仅成为现代市场的主要制度性因素，而且也是重要的市场工具。作为技术标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食品安全标准，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主要是通过粮食市场要素来实现的(如图)。

食品安全标准与粮食市场要素的关联图

对于粮食市场主体而言，食品安全标准不仅通过品种简化造成了生产方的规模经济，而且也通过网络效应造出了消费方的规模经济。同时，大部分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主要由政府主导，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对标准制定和实施来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对于粮食市场客体而言，食品安全标准所规范的直接对象便是粮食产品，标准通过对质量、兼容性、产品外观等作出相应的技术规范，将有利于促进粮食市场容量的扩大。对于粮食市场交易规则而言，食品安全标准作为各类粮食市场主体共同遵守的准则，其本身就是一种市场约束。粮食市场规则主要包括交易方式规范和交易行为规范，而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对粮食市场秩序的维持与协调，对市场规则的两个方面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市场制度而言，食品安全标准提供了一种交易结构，通过这种交易结构确定交易成本，进而协调各方达成利益均衡，因而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制度，可见，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技术标准化过程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过程。对于交易成本而言，粮食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搜索成本、机会主义等方面，而食品安全标准对这些方面都具有弱化作用。

通过上图可知，粮食市场在运行的过程中，市场主体依据食品安全标准所支撑的交易规则和交易制度，对市场客体进行交易运作，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利益或效应最大化。市场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要素对食品安全标准提供市场综合信息的反馈，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标准又通过市场秩序规范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在食品安全标准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在宏观上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的环境；相关中介组织则一方面起到沟通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对于行业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起到了引导和组织的作用；企业作为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微观主体，其不仅直接参与或主导了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也是技术标准规范的直接对象。可见，食品安全标准通过与粮食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成为粮食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块重要基石。

四、市场非均衡调控理论分析

市场非均衡性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特点，自凯恩斯主义流行以来，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经济实施干预，调整市场的非均衡状态，保障国民经济在相对均衡的状态下运转，从而求得社会福利效应的最大化。

真正系统地研究市场非均衡问题的学者应该是魏克塞尔，他提出了“非中性货币理论”，认为市场非均衡形成的原因是由于货币的实际利率偏离了货币的自然利率。对于市场非均衡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无疑是凯恩斯，他认为社会有效需求可以分为生产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市场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对于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的原因，凯恩斯认为是因为人的心理偏好和储蓄偏好拉低了社会总需求水平，使得社会需求低于社会储蓄，循此思路，他认为人们既不消费也不投资对于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将是一个循环累进的定时炸弹。因此，他主张政府积极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为罗斯福应对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提供了理论支持。希克斯在凯恩斯的基础上又引入了预期这一概念，他指出在动态经济中，由于人们的预期彼此不符及对预期的反应不同，经济常会失衡。可见，他认为市场非均衡产生于投资者预期的有限理性。因此，为了弥补有限理性的不足，他提出了套期保值理论，并希望通过期货市场的公正价格功能，对投资者的预期作出适当的修正，从而使得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对平衡。

在魏克塞尔、凯恩斯、希克斯以及后来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要工具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实践证明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使经济回归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这两项政策也成了当前各国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的核心政策工具。但是这两项政策也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它们是事后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实践中由于对市场非平衡状态的总体判断存在困难，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时滞，从而会大大地影响政策效果。二是它们是针对宏观经济总体的调控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是系统性的。

五、基于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市场非均衡调控

传统解决市场非均衡问题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在事后从宏观层面入手的，相关政策工具对经济的影响也是系统性的。事实上，市场非均衡问题是由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非均衡循环累积而产生的。因此，从产业层面入手来矫正市场非均衡应该可以为宏观层面的矫正理论提供有益的补充。技术标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行业差异性，不同行业的技术标准各有侧重点，一些行业侧重技术的兼容性、一些行业侧重产品的最低质量、一些行业则侧重于品种的简化。可见，通过对不同行业的技术标准进行及时调整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不大，并且其调控效果容易控制。粮食非均衡状态最终表现为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因此，在参考陆文聪等粮食市场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食品安全标准对粮食市场非均衡的调控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影响国内粮食总产能，进而实现对总供给的调控

一般而言，国内粮食产能是一国粮食总供给的主要来源。食品安全标准影响国内粮食总产能有两条渠道。一是食品安全标准的实行将对粮食生产的劳动投入产生影响，较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粮食生产者具备更多的相关知识，因而可能提高劳动成本。食品安全标准对农资价格也存在较大影响，较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农药、化肥等农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提高农资的价格水平。同时，较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常常意味着较高的技术要求，这将倒逼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可见，食品安全标准的实施将对粮食生产的劳动成本、农资成本及技术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粮食单产；二是食品安全标准通过粮食播种面积的传导影响粮食总产能。我们前述分析表明，食品安全标准通过最低质量限定、兼容性及品种简化将对粮食的生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而粮食生产结构在播种面积的传导下又将影响粮食的总产能。

(二)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影响国内粮食需求，进而实现对总需求的调控

粮食的需求一般包括口粮需求、工业需求、种子需求及饲料需求四个方面。收入、人口及工业增长的变化会对食品安全标准提出新的要求，一旦新的食品安全标准确立以后，其相关技术要求又会成为引导口粮需求和工业需求结构的改变。对于种子需求和饲料需求，食品安全标准除了通过播种面积和饲养规模来间接的发生作用之外，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还将直接刺激其需求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越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就意味着其规范的产品质量水平越高，而产品质量水平越高则刺激人们调整其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进而实现对总需求的调整。

(三) 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影响国内畜产品的产能和需求，进而实现对总供给的调控

食品安全标准不但对粮食进行了诸多技术与制度规范，而且对畜产品也是如此。因此，食品安全标准也会对畜产品的饲养规模和单产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畜产品产能。同样，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对畜产品作为口粮需求和工业需求的相关规范，将影响畜产品的需求规模和结构。由于畜产品与粮食在生产关系上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而在消费功能上具有较强的替代关系，因而通过这种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就能实现食品安全标准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节。

(四)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影响粮食国际贸易，进而实现对供需平衡的调控

粮食作为一种受气候、耕地等自然因素影响的季节性产品，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其产能将保持相对的稳定。因此，当国内的人口、收入及工业增长较快时，必将带动粮食刚性需求的快速增长；相反，当国内的人口、收入及工业增长较慢时，粮食的需求将保持相对的稳定。在全球的粮食产能和人口、收入及经济发展不匹配的情况下，必然使得一些国家存在粮食供给缺口，而另一些国家存在粮食需求缺口。这就需要通过粮食的国际贸易来对这种非均衡状态进行调节。但是，由于国内国际的粮食价差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又必须对粮食的进出口贸易进行有效管控。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传统关税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弱化，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重视。因此，通过食品安全标准来调节粮食进出口，进而就可以达到调控国内粮食市场的非均衡问题。

六、结语

研究认为：第一，粮食产业区际转移以及粮食产业的内在属性使得粮食市场为一个典型的非均衡市场。第二，食品安全标准与粮食市场的市场主体、市场客体、交易规则、交易制度及交易成本等市场要素均具有重要的关联关系，其对粮食市场的有序运转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第三，由于食品安全标准与粮食市场要素存在重要的关联关系，因此其可以作为调控粮食市场非均衡的一种政策工具，食品安全标准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主要通过直接影响粮食的产能和需求、通过畜产品的传导间接影响粮食的供给和需求、通过国际贸易直接调控粮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几个途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