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飞

陇东学院体育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泾渭流域的远古文明令学者沉迷，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泾渭流域是远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通过考古发现，史前时期泾渭流域曾创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在独特的地理环境、悠久的神话传说、丰富的泾渭考古、深厚的道家文化内涵和繁杂的民族融合下，逐渐萌芽和成长，最终在泾渭流域这一独特的区域内形成。”崆峒武术在泾渭流域积淀成长，遵循中华武术的发展规律，远古时期初具规模，秦汉时期已经极具影响，在唐宋之时已经分化形成，唐宋时始有其称谓，直到明清，体系逐渐成熟完善。崆峒武术流长源远，影响广泛，作为中华武术西部一脉，是泾渭流域独特地域民族传统项目，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全民健身活动的不断深入，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对体育健身和文化需求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对地方性、区域性传统文化和传统健身项目的需求更是如此，崆峒武术作为泾渭流域民族运动、民族文化和西部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瑰宝，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受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崆峒武术与其他地域武术研究相比，差距还很大，尤其是对历史渊源的考证，值得学者们高度关注，泾渭流域这一独特地域有着中华民族璀璨的远古文明，地理文化、农业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高度聚集。探索泾渭流域远古文明积淀下的崆峒武术渊源是进行西部泾渭流域华夏文明的探索，这与“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布局”不谋而合。只有真正从历史角度厘清崆峒武术的远古源流，挖掘泾渭流域华夏文明中的远古文化内涵，探讨崆峒武术远古时期的原始形态，掌握崆峒武术方向和脉络，才能充实远古时期泾渭流域华夏文明的地域特色内容。

1 泾渭流域璀璨的华夏文明积淀形成独特的武勇之风

自古以来，人类依山傍水居住繁衍生息，在西北部的土地上，有着一个神奇的区域，自古泾渭分明。这一区域跨越西部黄土高原广大区域，区内名山名水纵横交错，昆仑山脉虽浩大渺远，也毗邻泾渭流域之畔，“空同之山”神话传说多见之中，有“道教第一山”“广成子”“黄帝冢”“三教洞”等佐证，同时“黄帝问道”“周人源起”“秦安海内”“天府之国”的泾渭盛世，周秦汉唐帝都昌盛及后世隋唐宋元明清的其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着泾渭流域华夏文明。泾渭流域位于华夏母亲河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泾渭流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四书五经》《竹书纪年》《史记》《汉书》《后汉书》《战国策》及《帝王世纪》等我国众多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还有民间的诸多神话传说、地方史志都有提及。泾渭流域华夏文明考古成果，以大地湾为最，刷新了6项中国考古之最，堪称“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包括农业、制陶、文字、建筑、绘画等关系华夏文明进程的诸多方面。考古发掘真实地展示了泾渭流域远古先民们生产劳动、军事战争和宗教祭祀的时代形态，另外，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母系氏族的代表成纪女娲、泾川王母，轩辕黄帝和广成子道教传说，共工老祖遗址，周秦汉唐盛世之都，“天府之国”关中平原，潼关、崤关、锁关、萧关、陇关、散关军事天险，戎狄羌胡游牧文化等华夏文明遍布泾渭流域，成为这一独特地理环境下泾渭先民们戎祀活动的直接实践。还有泾渭流域近年来考古的新发现，弥补了三皇五帝洪荒时代的泾渭流域华夏文明渊源，再从夏商周秦古史与泾渭流域地域文化研究考证的相互印证，汉唐盛世的泾渭流域文明研究，丝绸之路的关驿直道文化研究，泾渭流域远古文明的璀璨与辉煌，有着众多的远古文明，堪称华夏之最，在这一远古文化和特殊地域环境影响下，铸就泾渭流域一代代善骑射、技艺高强的泾渭流域本土武士，形成了这块地域上的人们特有的尚武气质。正是这些泾渭流域远古文明人文文化积淀与孕育，形成的这一特殊地域彪悍武勇民俗民风，尚武民风作为华夏文明熏染了泾渭流域特殊的地域风俗文化“尚武彪悍民风”，自然而然地萌芽、催生、成长、形成、发展、孕育了泾渭流域原始崆峒武术。

2 泾渭流域华夏文明孕育崆峒武术溯源

2.1 地理环境形成的尚武民风孕育了崆峒武术

“空同之山”为华夏西部山脉，泾渭流域显著地标，这里以泾渭流域为中心，南接秦岭横亘，北临贺兰山，被黄河阻隔，东有子午绵延，向西陇山相连，中间六盘山突起，向西可绵延至祁连山脉，这一区域有黄河中上游重要支流泾渭洛河滋润大地、山脉绵延，有可抵百万雄兵的关塞拱卫，经历了商周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了“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天下奇险独特地理区域，号称“天府之国”，及至隋唐宋元依然意义不减。从夏商时期西垂之地，到周时数迁，再到秦汉的关中之地，还有唐代华夏之都，与泾渭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至为密切，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华夏之地，也是军事战争冲突最多的区域，多为诸侯异族窥探垂涎，雄霸必争之地，造就了远古时期泾渭流域彪悍武风，与尚武风气紧密联系，形成好勇力、善骑射、能征伐、技艺高的泾渭流域先民们，从而为崆峒武术的源起奠定了基础。远古时期的泾渭流域及周边地区，早己形成了原始民族大融合的独特地理大环境，直到今天，泾渭流域关中平原周边区域有所属的宁夏固原、平凉华亭和静宁、天水张家川、关中和庆阳部分区域的回族聚集区域，漳县、岷县藏族遗风，陇南天水的西羌民族遗风。另外，在泾渭流域及周边地区发现了诸多戎羌狄考古遗存，从考古发掘来看，分布戎羌狄远古遗址，其考古文化是与中原、南方考古文化有着一定差异性，历史考古学家将这一区域独特的考古发现称为“细石器文化”，并发现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细石器文化存在着紧密联系。“甘肃东部的仰韶文化是早期炎黄之族的组成部分，而西部辛店文化则可能是古羌族分支遗留，西南部早期寺洼文化则可能是氐族文化先驱”。从现代西部民族聚集情况与考古文化反映出泾渭流域远古人类民族文化在泾渭流域交流融合的现象，同时也说明泾渭流域远古时期形成了华夏民族区域外，以东为夷、以西为戎、以南为羌、以北为狄的人口分布地理大格局，而泾渭流域是这些戎狄之族、氐羌之族与远古先民的重要交流地，更是西部各民族的重要融合区。因此，泾渭流域特殊地理环境，山脉隔阻，河流交融，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周边各诸侯异族与泾渭流域先民融合交流不息，各种文化信息转化与整合频繁，区域交流非常普遍，自然而然地萌芽稚嫩的、原始的、勇武的原始崆峒武术形态。在原始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各种文明的冲撞交融，以地理和自然资源为根本的生产劳动应运而生，各种泾渭流域先民们的意识行为、结合地域特色、结合生活劳动的崆峒武术武械自然萌生，使泾渭流域各民族各具特色的原始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吸纳融合，造就了泾渭流域尚武民风民俗，形成的泾渭流域社会文化环境孕育了原始崆峒武术形态。

2.2 泾渭流域军事战争与宗教信仰的戎祀文明孕育了崆峒武术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种氏族部落的远古文明很早就已经形成了，虽然远古时期的先民们还没有现代“国”的概念，但是对于大自然神秘力量的膜拜与窥探早己形成，即“春主祭祀，秋主兵戎”。在泾渭流域仍然保留着远古时期人类诞生期、母系氏族期、氏族部落期及奴隶制时期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伏羲文化”“黄帝文化”“炎帝文化”等，另外，还有两支重要的母系氏族部落文化遗存，平凉泾川“西王母宫”和天水秦安“陇城女娲祠”，这些都是远古时期泾渭流域先民们戎祀文明的时代佐证。泾渭流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聚集了远古时期众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之间由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食物资源，也为了氏族部落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宗教信仰和现代概念的军事战争是这一区域氏族部落繁衍生息必不可少的内容，形成了泾渭流域独特的武勇之风。《周易·系辞传》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这里的“包犧氏”即伏羲，明确地提到了宗教信仰、军事武备和生产劳动，祭祀上天，祷告苍天，联通人类与天地的交流；拱卫部落，发展武备，威慑天下，进行正义的、强大的军事战争；还是制作各种各样的劳动生产工具，用于狩猎活动和农业劳动。经伏羲氏时期、神农氏时期、黄帝尧舜时期的发展，宗教祭祀与军事武备都得到快速发展，教民驯服野兽，发展畜牧，农业发达，社会生产力更高。《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泾渭流域神农氏后期氏族部落战争不断，记载了轩辕黄帝与渭水炎帝、蛮夷蚩尤的军事战争，这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宗教祭祀礼制，“修德”敬天，立信天下；出现了丰富的战争武器，习用干戈，用兵有法；而且这个时期，养殖驯化业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繁荣阶段，能将凶禽猛兽争斗技能转化为兵卒士勇搏杀本领，实现了肢体活动向有意识性、目的性的技击技能转化。《述异记》载：“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及“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神话传说中黄帝与蚩尤、刑天的战争，用蚩尤和刑天反衬，证明了黄帝的勇猛善战，既表现了泾渭流域黄帝的武勇强盛，又体现了远古时期宗教祭祀文化形成，使泾渭流域武勇之风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再者，泾渭流域母系氏族部落时期，还有女娲、西王母和共工老祖遗址的宗教信仰传说记载，天水秦安陇城镇，历代相传为“娲皇故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中：“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关于女娲“捏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一直是中国传统祭祀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平凉泾川县城西有回中山，为西王母的圣地，《山海经》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这一形象是对泾渭流域母系氏族部落的真实写照，以穆天子西巡的宗教传说最为著名。泾水河岸泾川泉邑（今平凉泾川县白水镇），是远古时期之名，泉邑有史前犬戎“四白鹿(白水鹿部)、四白狼(白水狼部)”遗址，是共工老祖最早建立共国的都城遗址，共国有火社总坛，地址在打火沟，每年开春正月十五，由火社向各村分发火种，各村均举行迎接社火仪式，这一习俗在泾渭流域广为流传并延续至今，而且宗教信仰尤其明显，而且分为多种形式，仍然保留着传统祭祀风俗，最终，正月十五耍社火成为华夏民俗，流传到各地。传承七千年的白水寺山观象台老会，至今保存着代代相传的祭祀天地的圣物圣器，是这一宗教信仰遗俗的最好证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黄帝善战，西王母豹尾虎齿，水神共工老祖都是泾渭流域宗教信仰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均具有奠基和启蒙之功，是远古人类以顽强品质战胜自然的精神体现，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对促进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萌生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泾渭流域崆峒山为天下道教第一山的宗教传说，《庄子·在宥》记载：“……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间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广成子曰：“来，余语女。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无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全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野。吾与日月参芜，吾与天地为常。……”这是道教文化中“黄帝问道广成子”的传说，流传甚广，神仙广成子居崆峒山中，而活跃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帝到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求仙，而广成仙子是道家重要的传奇人物，黄帝得其指点，亦得道成仙，为后人敬仰，这是华夏宗教文化的经典事例。直到今天，在崆峒山脚下还有“轩辕谷”“十万沟”“演武场”等遗迹。而伏羲为人类三皇之首，是现代民间重要的神仙，亦是道家重要的神灵之一，伏羲部族的图腾神就是大鲵，即龙的原始形象，天水出土人面鲵鱼纹彩陶瓶，天水东南部现还有鲵鱼生活。伏羲创立的阴阳八卦，“八卦”之法为宗教内容，“仰俯、象法、天地、近远、身物”的对立统一哲学思想，形成了泾渭流域远古时期宗教思想意识。女娲、泾川王母都是道教中重要的人物，水神共工亦是道教中重要人物，因此，中国道教以其崇信自然与神灵为根本，从远古时期已有萌芽发迹，经过社会发展，最终以祭祀形式开展，形成泾渭流域远古祀文化。

另外，《逸周书》说：“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其尤、东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胡、北狄等十二部族悉归于崆峒。”《尔雅·释地》载：“空桐之人武。”广成子在“空同之山”。泾渭流域流传广泛的伏羲、女娲、西王母、共工老祖、黄帝等，是远古时期泾渭流域先民们对宗教信仰文化的实践，也是军事战争前进行的原始祭祀活动，是远古人类在用武力（含崆峒武术成分）进行社会生产活动时，进行防身自卫、保护自身的精神寄托，通过“武”与“舞”活动展示所取得成绩，原始宗教的这种祈求和寄托与人类的武力（包含原始崆峒武术）必然相辅相成。因此，将同为道家重要人物的黄帝问道崆峒山广成子可以看成是黄帝在崆峒山下的一次大规模的氏族祭祀和军事力量展示活动，可以说这些泾渭流域远古氏族人物既是祭祀的实践者，也是被崇尚信仰的对象，泾渭流域“戎与祀”的军事宗教活动十分普遍。意识模糊的远古时期先民们各种身体活动中，在各种军事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反复洗礼中，结合生产劳动，将这些工具进行针对性地加工，同时将生产劳动过程中一些用于捕杀猎物、拱卫技能的身体活动进行针对性实践应用，这样的身体活动就又提升了一个层次，而这一层次的提升完全是依靠军事战争和宗教信仰的戎祀文化锤炼，自然而然地为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孕育提供了戎祀文化背景。

2.3 泾渭流域先民们生产劳动创造的华夏文明孕育了崆峒武术

神话传说是最早的口头叙事文学之一，由神话演变而来但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意义的故事，通过想象的丰富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融入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反映当时社会文化。远古时期伏羲氏的神话传说恰恰就说明这一点，《周易·系辞传》所载伏羲氏时期、神农氏时期、黄帝尧舜时期的人类发展情况，远古人类观天、观地、观鸟兽，结合自身活动与周围生存环境，制作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工具，拱卫氏族部落安全的战争，是对远古人类生产劳动直接适应自然、顺应自然的现实写照，通过对泾渭流域这一区域内气象、地理、自然环境的观察思考，在生产活动过程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从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泾渭流域出土了丰富的考古文物，则是对泾渭流域远古人类生产劳动的直接证明，如“灵台境内目前已经发现有更新的哺乳动物化石点有二三十处，这些点的分布广泛，为在灵台境内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提供了最好的线索。”渭河南北的林莽山间，鸳鸯大林山发现两具人头骨化石和多件打制石器，被命名为“武山人”。“庄浪南湖镇双堡子沟遗址中出土旧石器和一块人类头盖骨，经考证为27000年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还有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泾河北面的水洞沟文化遗址，庆阳华池第一块旧石器及古人类文化遗址，可以看到泾渭流域远古人类先民的存在和生活劳动景象，而远古人类化石的出现则更清楚地证明泾渭流域远古人类的生息。“据考古调查，崆峒山中台、南台、凤凰岭等处已发现三个齐家文化遗址，说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有人类居住。”另外，从境内的数十处旧石器遗址和近五百处新石器遗址中可以看出，自公元前10万年前和5千年前，崆峒区内已经遍布人类活动的足迹。从出土的仰韵、马家窑、寺洼、齐家文化各种生产工具和陶器、礼器用品来看，先民已经定居生活。境内各处河谷，甚至崆峒山顶都有新石器时期文物出土，尤以庙底寺山、下甲、峡门、苏家台、龙尾、安国东沟文化堆积最厚。安国东沟还被考古界定为寺洼文化“安国式”。1974年，平凉市泾川县干部刘玉林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断定是三万至五万年前一个二十多岁左右女性个体，该化石有人称“泾川人”“平凉人”“泾川少女”几种。与人骨化石同时出土的多种石器中，有对植物性食物进行再加工的石片，有打猎用的石球，表明采集及猎狩在当地人社会生活中的显著地位。1982年1月，在灵台县北部独店镇大户彭村朱家店社南坡山发现三枚打制石器：盘状刮削器、砍斫器和尖状器。这些早期人类生活劳动于泾渭流域的直接证明，展示了远古时代泾渭流域先民们进行的是一些简单的生产活动，同时也就证明了泾渭流域远古人类从无意识的肢体活动向有目的的身体活动转化的过程，劳动生产工具的制造与应用就是最好的说明。总之，甘肃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于陇东泾川、环县、镇原各地。1920年6月4日，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神父在甘肃庆阳华池县辛家沟流域发掘一块石英岩石核，形如锥状手斧，被称为“中国出土第一块旧石器”，同年8月10日，又发掘两件石英岩石片，是人工打制的刮削器，说明在连续数万年前，当地先民一直过着猎狩和采集草果的生活。镇原县出土的有石器和角器两类，石器以单面打制为主，刮削器较多。刘家岔遗址出土石器，有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还有二十余件石球。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畜牧业和农业的产生，且开始磨制石器。现在庆阳地区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八处，出土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就是远古人类生产劳动的主要工具，由于木棒等木制劳动工具易腐化，所以很难发现在考古发掘中，但是简单加工改造的木棒与“碰砧法”打制技术为主制造的石器已经成为泾渭流域远古先民们的主要劳动工具，用刮削器采集枝叶、果实及动物肉类，用尖状器挖掘作物根茎或刺杀动物，用砍砸器捕获猎物切碎硬物等，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即用于劳动，又用于搏杀，先民们进行生产劳动意识更加强烈。以泾渭流域的大地湾遗址为典型代表，“大地湾遗址分为五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仰韶向齐家过渡的常山下层遗址，是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但大地湾遗址的发掘面积仅占遗址总面积的1.34%。”以大地湾遗址和齐家文化为代表的泾渭流域各地出土了大量文物，再结合国家文物局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五项重大项目，其中泾渭流域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和张家川圪垯川遗址，为泾渭流域远古人类生产劳动再添新证。泾渭流域考古发掘有锛、凿、斧、铲、刀、石锤、研磨雕刻器等生产劳动工具，其中的许多钻孔打磨的石器，石刀多通体磨光，有的还钻了孔，便于装把使用，还有石矛、石匕、骨凿、骨铲、骨锥、骨匕、骨针和骨簇等防卫与攻击武器，更有使用过的灼孔（未透）骨板（可视为占卜物件），还掌握简单纺织技术和冶炼技术，制造和使用铜刀、铜斧、匕首、指环等铜器。以上泾渭流域远古遗存真实地体现了先民们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初级生产与搏杀征伐的生存方式开始向更高劳动生产技能的方向发展，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使泾渭流域先民的劳动生产技能逐渐成熟，逐渐萌生了远古时期泾渭流域特殊的生产劳动技能，成为远古时期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最早形态。但这些武术技能只是某种意识模糊形态下的简单肢体活动，不完全具备技击技能，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身体动作意识，但与现代所说的武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还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意识形态模糊的武术萌芽形态，既是远古先民进行的生产劳动，又是防卫劳动成果的意识活动，自然地萌生了最原始的崆峒武术。

3 泾渭流域远古文明萌生了独特的崆峒武术

泾渭流域是远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通过考古发现，远古时期泾渭流域曾创造了华夏文明的诸多文化元素，如独特地域的黄土高原文化、始祖文化、农耕文化、考古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民族文化等，形成了泾渭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构成泾渭流域为中心的东夷、西戎、南羌、北狄远古人类分布“天府之国”地理大格局，造就了彪悍武勇的民俗民风；形成了以伏羲、女娲、黄帝、西王母、共工、广成子为典型氏族部落的军事战争与宗教信仰戎祀文化代表，泾渭流域渐成体制的宗教祭祀礼制和逐渐强大的军事征伐，印证了“空同之人武”，造就了泾渭流域戎祀文化的繁荣发展，彪悍武勇的民俗民风，直接萌生了原始的崆峒武术；而丰富的泾渭流域考古发掘，则是对泾渭流域远古先民们生产劳动的历史见证，成为崆峒武术远古时期先民们直接的身体活动技能，征服自然，提高社会生产力。泾渭流域先民们已经开始从最原始的人类无意识肢体活动转变为具有社会价值的和极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生产技能，通过对这一独特地理环境的适应与发展，经过宗教信仰与军事战争戎祀文化的实践，应用在社会生产劳动中，直接孕育了泾渭流域原始崆峒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