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官吏，官吏！究竟官和吏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中国传统政治素有官和吏之分。两汉时期，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那时，官吏的出身区别不大，无论官有多大，也很少是一步登天，多半都从上级的吏属开始。到了唐朝，官和吏的区别开始逐渐拉大，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佣的，是官员的附属。

到了元代，二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明了。由于等级制度森严，官与吏也随之更加泾渭分明。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時，由于管理人才不够用，任何长官都可以荐举人才，不论是进士、监生还是吏员，一经推荐，一律任用。在此，进士相当于已经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的候选人，监生相当于大学生，吏员则是在职低等官员。原本，三者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朱元璋出台了一项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不准考进士。如此一来，胥吏的出身便有了很大的局限，只有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人才去当胥吏。

当受官场流品歧视的胥吏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与空间时，他们便有些愤愤不平了。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官员身边的秘书或参谋内心不平衡时会是一种什么景象。明清两代，一个知县之下就有许多永无出头之日的胥吏，他们用笔杆子耍耍花样，政治流程便冗繁了许多。

明朝首辅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获取的敌人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有个兵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个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送上来了，这个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但是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由此可以看出，胥吏是沉淀在历史底层的作用力，明代理学家陈几亭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他的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了一篇文章送行，大意是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大都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好了。

借着绍兴师爷的形象，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胥吏的轮廓，使笔如刀，精明干练，有正有邪。清光绪年间，针对胥吏行政有这样一种说法：“铨选（官员升迁）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亦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官司）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以查复公事为例，如果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便可轻处；如果写“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便要重罚。

官和吏如同一条线上的蚂蚱，官有官的派头，吏有吏的实权。如果官员与师爷之间有了矛盾，师爷们暗中作梗，官员也要吃不少哑巴亏，更不要说底层百姓了。

本书主要撷取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戏剧性、代表性的八种人物，这八种群体性格迥异、经历不同，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他们的面孔背后充满各种精彩的故事，对历史的转弯迂回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让人欲探其究竟。

《历史的八张面孔》

李颜垒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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