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亚琴 韩雨杉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昆明 650221)

一、引言

在20 世纪90 年代前，国际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主要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20 世纪90 年代后，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交流变得便捷，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时代。 各国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开始对生产过程进行分解，主要是根据各国资源禀赋差异将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流转，国际贸易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发展。 同一产品从设计到最终流向消费市场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转，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使得中间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WIOD 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4年， 中间品贸易额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59.92%升至64.4%。而在中间品贸易中，又以工业制造品贸易为主。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 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经济实现起飞的引擎， 又是一个国家展示竞争力优势的关键点。自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利用丰富价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并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 然而，这些产业大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由此导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老龄化问题和周边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突显，中国制造业发展陷入了“低端锁定”和“优势流失”的困境。 “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增强制造业优势，推进制造业优化升级”。[1]因此，如何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0 年11 月，历经8 年的磋商，东盟10 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15 个国家最终签订了 《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即RCEP），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 RCEP 的签订使得世界形成了 “北美——欧洲——RCEP”三大生产网络，这势必会带来产业链的转移和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李新，2021）。[2]RCEP协议包含20 个章节、4 个附件，内容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移动和电子商务等多个方面。由此可见，RCEP 的签订必定可以进一步提升15个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因此， 运用2010—1017 年的数据探讨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与RCEP 国家贸易便利化、 推进区域贸易畅通及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其测度研究

Porter（1985）第一次提出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随后各国学者围绕价值链展开了多项研究。为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量化，Hummels et al.（2001）提出了垂直专业化指数（HIY 测算方法），认为可以通过计算进口中间品价值在总出口中的占比来衡量一国垂直专业化水平。 但这种测算方法存在严苛的假设条件， 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随后Koopman et al.（2011） 提出了KPWW 方法，这种方法放松了Hummels 的假设条件，将一国出口总额分为国内增加值部分和国外增加值部分，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测度公式。[3]Koopman et al.(2011)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由一国出口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相对多少决定的，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出口再返回国内等因素造成的重复计算部分， 从而使得分解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 为了纠正这种偏差，Koopman et al.（2014）进一步将总出口按其经济含义分解成9 个部分，被称为九分法。[4]王直等（2015）认为，这种分解方法不能反映不同产品的异质性。[5]基于此，Wang et al.（2013）对九分法进行了改进， 在双边/部门层面对一国的出口进行了分解，提出了WWZ 方法，为之后众多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6]为了更加全面地对全球价值链指标进行测算，学者们将研究目光从流通环节转移到生产环节。 Wang et al.（2017a）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分解指标，包括生产的前后向分解，并提出全球价值链地位由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共同决定。[7]随着价值链分工方式的复杂化和深度化，Wang et al.（2017b） 进一步提出应根据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度量， 以上下游生产长度之比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8]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刻画一国或地区的生产活动情况，本研究实证部分的基础检验也使用了这种方法。

（二）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价值链测算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价值链贸易重要性的不断凸显，众多国内外学者开始对价值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对应不同技术层次，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很大程度上由技术层次决定（Humphrey，2004）,而FDI 和OFDI 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产业技术提升。据此，一些学者从FDI 和OFDI 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FDI 和OFDI可以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结论（李怡和李平，2018；[9]王 磊 和 李 吉，2021；[10]郑 丽 楠 等，2020[11]）。也有学者发现，创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田毕飞和陈若紫，2017；[12]杨水利和杨祎，2019[13]），同时一国制度质量的改善也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积极影响（戴翔和郑岚，2015[14]）。胡昭玲和张玉（2015）研究发现，在低层次制度质量国家，创业、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更显著。[15]随着各国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业和价值链地位的关系开始得到关注。 罗军（2018）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可以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效率。[16]杨仁发和刘勤玮（2019）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同样可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17]当然，也有学者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朱廷珺和班元浩（2020）从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不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整体地位的攀升，这种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18]

随着研究深入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及其价值链的影响开始显现。 段文奇和景光正（2021）研究发现，贸易的不便利性加大了产业链断裂的可能，进而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杨继军等（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竞争效应来提高产品的出口增加值。[19]刘斌等（2018）指出，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降低服务产品的价格来实现出口返回增加值的增加。[20]刘斌等（2019）基于KPWW 方法测算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认为贸易便利化可以提高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21]吕越和李美玉（2020）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贸易便利化主要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国内市场规模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产生影响。[22]武杰和李丹（2021）指出，服务要素投入可以促进贸易便利化水平， 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地位。[23]张营营等（2019）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24]

综上，现有文献着力于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但研究对象国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即便从RCEP 成员国视角进行分析，也是基于GTAP 模型进行的模拟分析（杜运苏和刘艳平，2020[25]）。笔者认为，基于过往数据分析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RCEP 条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与现有文献相比，全文的贡献在于：（1）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全产业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一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未能凸显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重要性。 同时在贸易伙伴国选择上大多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对RCEP 成员国的研究较少。笔者以中国对RCEP 成员国制造业出口为研究主体， 分析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行业的影响路径及行业差异化， 可以在RCEP 签订的契机下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参考。 （2）将贸易便利化指数细分到每一个制造业行业，以求更准确地反映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3）在异质性研究方面，笔者将前向和后向联系的生产长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对生产长度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准确了解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路径，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4）将贸易便利化4 个一级指标分别纳入实证检验，可以更清晰直观地看到对中国制造业影响最大的指标，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三、影响机制分析和研究假说

RCEP 成员国分布在亚太地区， 近年来与中国的贸易量不断加大。 以2021 年为例， 东盟十国、日本和韩国在中国五大贸易伙伴中分别居第一、第四和第五的位置，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必定有利于中国产业发展。 贸易便利化涉及口岸、边境管理、政府管制和电子商务等多个指标，可以从多个方面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笔者借鉴（肖扬等，2019；[26]郑航和韩剑，2022[27]）等的观点，认为贸易便利化主要从以下几种途径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 一是贸易便利化会降低中间品进出口成本，降低企业库存，提升企业供应链效率，同时贸易便利化还可以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促使企业将更多的经费投入研发中，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内增加值，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二是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可以增加进口中间品的种类，一方面加剧上游产业的竞争，倒逼上游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改善，另一方面下游产业可以吸收上游产业的先进技术，降低上游产品采购成本，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佘群芝和户华玉，2020[28]）；三是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可以推动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有利于中国利用FDI 和OFDI 带来的正向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打造高质量、高效率生产贸易网络，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基于上述影响机制分析，提出假说H1：

H1：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可以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从“微笑曲线”看，主要发达国家掌握着产品研发和品牌等关键要素，位于价值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来料加工等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多年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着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低附加值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亚洲平均年龄中位数为32 岁，中国年龄中位数为38 岁，位于平均线以上，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年龄中位数均在平均线以下。这表明，一方面与这些新兴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优势正在流失； 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发展过程中，随着各国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中国可以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中高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国内制造业产业链升级。 但必须看到，在RCEP 国家中，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 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一方面可以扩大对外开放， 有利于中国吸收先进技术，同时也会加剧发达国家和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进而对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抑制作用。 基于此，提出假说H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对低技术层次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更大，对高技术层次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不明朗。

四、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

在标准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贸易便利化指数，实际采用的扩展引力模型如下：

其中，GVCPit为制造业i 行业t 年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TFIit为制造业i 行业t 年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参考韩民春和杨承奥（2021）[29]、丁一兵和张弘媛（2019）[30]、李宏等（2020）[31]的研究，引入研发强度lnRDit、 物 质 资 本 投 入CAPITALit、 国 有 化 水 平GOVit、 对外开放水平OPENit和外商直接投资FDIit作为控制变量。 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Pit。基于上文分析， 采用Wang et al.（2017b） 的测算方法，以某一部门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之比表示该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高，反之越低。 数据来源于UIBE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2.核心解释变量

中国制造业行业贸易便利化指数TFIPLy_GVCit。在对行业贸易便利化指数进行测算之前，先测算出RCEP 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根据Wilson et al.（2003）提出的贸易便利化量化体系，贸易便利化主要涉及4 个指标，即口岸效率、规制环境、海关环境和电子商务。笔者参考Wilson et al.构建的贸易便利化量化指标，选用4 个一级指标，并将其细分为17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评指标

其中，PLv_GVCPLy_GVCit表示制造业部门i 第t 年的基于前向联系的GVC 生产长度指标，PLy_GVCPLy_GVCit表示制造业部门i 第t 年的基于后向联系的GVC 生产长度指标。GVCPPLy_GVCit越大， 说明该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越

笔者使用主成分回归法对17 个二级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利用stata16 软件可以得到2 个主成分，这2 个主成分提取了全部二级指标中84.94%的信息量，并保证二者之间没有相关性。 17 个二级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在得到国家层面贸易便利化指数后， 进一步计算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笔者参考肖扬等（2019）的做法，以行业出口到各个成员国的贸易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各个行业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exportict表示行业i 在第t 年对国家c 的出口贸易额，exportit表示行业i 在第t 年出口成员国的贸易总额，TFIct表示成员国c 在第t 年的贸易便利化指数，C 表示RCEP 成员国的集合。

3.控制变量：

（1）研发强度（lnRDit）。 企业通过增大研发强度可以提升技术水平， 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笔者采用规模以上行业R&D 内部支出表示研发强度，为了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对数据取对数处理，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物质资本投入（CAPITALit）。 物质资本投入强度可以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康淑娟，2018）[32]，笔者采用规模以上企业固定资本表示该行业物质资本投入，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单位为万亿元。

（3）国有化水平（GOVit）。 政府对行业的控制可能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产生影响，笔者采用规模以上企业国有资本表示国有化水平，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单位为万亿元。

（4）对外开放程度（OPENit）。行业对外开放程度会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影响，进而可能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李超和张诚，2017），[33]笔者采用规模以上企业出口交货值表示行业对外开放程度，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单位为万亿元。

（5）外商直接投资（FDIit）。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资本和技术，也会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产生影响，笔者采用规模以上企业港澳台和外商资本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单位为万亿元。

（三）数据说明和处理

在样本国家和实证时间选择方面，由于自2018年起《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发生了变化，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可得性，笔者选取了2010—2017 年RCEP 中10 个成员国 （即：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数据进行研究，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得到。

在行业处理方面，UIBE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中有ADB-MRIO 数据库行业和ISIC3.0 行业比照， 国家统计局统计标准中有国民经济行业和ISIC4.0 行业比照。 笔者先将ADB-MRIO 数据库行业和ISIC3.0行业配对、国民经济行业和ISIC4.0 行业配对，然后根据ISIC3.0 和ISIC 4.0 行业对照表得到所需行业数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 其次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基准回归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列（1）～（6）逐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可以看出不论是单独回归还是加入控制变量回归，TFI（贸易便利化指数）都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 说明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位次，假说H1 得到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第（6）列回归结果对控制变量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研发强度在一定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加大研发强度有利于提升产业全球价值链位次，这是因为加大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而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李超和张诚，2017）；物质资本投入强度对制造业行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丁一兵和张弘媛（2019）研究结果一致；国有化水平指数在一定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提升国有化水平不利于行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制度使其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同时部分国有企业并不以提升价值链位次为目的，而是为了承担社会民生责任（韩民春和杨承奥，2021）；对外开放度显著促进了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同时行业对外开放会加大竞争，倒逼行业进行创新、改革；最后FDI 指数为负担并不显著， 这与笔者的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外国资本进入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发展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冼国明和徐清，2013）[34]， 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二）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回归结果的可信度，进一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因此将贸易便利化指数的1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 第（1）列所示。 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即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的提升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第二，改变贸易便利化的测度方式。 基础设施会影响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而中国和RCEP 成员国的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运进行的。 笔者借鉴吕越和李美玉（2020）[28]的研究思路，以各国港口基础设施质量（PORT）作为贸易便利化指数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原始数据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指数越高说明该国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越高。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 第（2）列所示。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的指数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成员国港口基础设施改善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三， 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方式。 Koopman et al.（2011） 将一国总出口分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国外增加值（FVA）、返回国内并被吸收的增加值（RDV）和纯重复计算（PDC）4 个部分。其中，RDV 是指由本国生产、在出口国加工制造，最后从出口国或第三国重新进口至国内并在本国被消费和使用的国内增加值。RDV 的增加意味着行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移动，说明该指标在全球价值链上逐渐占据主导位置，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行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刘斌等，2018）。 因此，以行业RDV 占总出口的比重作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 第（3）列所示。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指数显著为正，即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说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三）拓展分析

1.对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的回归

在得到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地位指数的总体影响后，为进一步分析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方向，考察了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行业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价值链长度的影响， 前向联系全球价值链长度（PLv_GVC） 是行业初始投入离最终需求的距离，该价值链长度越长，表明该行业越处于价值链上游；后向联系全球价值链长度（PLy_GVC）是行业初始投入离国外初始投入端的距离，该价值链长度越长，表明该行业越处于价值链下游， 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对比前两列和后两列可知，贸易便利化主要是通过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来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 进一步对比系数可以发现， 随着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Ply_GVC 相对更快的缩短，从而使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相对向上攀升。 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使中国落后生产环节在竞争加剧和产业转移中逐渐被淘汰，行业各个生产环节在技术溢出效应下实现了升级。 控制变量中，研发强度对前向联系生产链长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说明加大研发力度可以提升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促使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向上游攀升；对外开放对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有显著抑制作用， 即通过对外开放可以缩短后向联系的生产链长度，从而促使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上升。

表5 对前向、后向联系的生产链长度的回归结果

2.基于贸易便利化构成指标视角的分析

参考刘斌等（2018）[26]的研究方法，对贸易便利化4 个一级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 所示）。由表6 可知，4 个一级指标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其中口岸效率改善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最大。

表6 基于贸易便利化细分一级指标的回归结果

（1）口岸效率。 该指标主要体现在陆海空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进而降低运输成本、缩短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提升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 （2）规制环境。 该指标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质量，贸易伙伴国高效的政府治理可以减少寻租活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交流，有利于提升产品技术层次。（3）海关环境。该指标对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节约通关时间、提高货物周转速度实现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品贸易，中间品需要数次跨越国境，货物周转速度的提升可以通过促进返回增加值来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4）金融与电子商务。 RCEP 成员国金融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会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攀升，金融和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信息交流和提升产业运行效率，有利于带动跨境电商和中国制造业发展。

3.行业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不同制造业行业影响的异质性，进一步按照OECD（2011）的技术分类标准，将14 个制造业行业按其技术水平进行分类并分组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 其中：高技术行业包括化学品和化工产品（c9），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c12），其他机械制造品（c13），电器和光学设备（c14），运输设备（c15）；中低技术行业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c3），纺织品和纺织产品（c4），皮革、皮革制品和鞋类（c5），木材、木材和软木制品（c6），纸浆、纸张、纸制品、印刷和出版品（c7），焦炭、精炼石油和核燃料（c8），橡胶和塑料（c10），其他非金属矿物（c11），回收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c16）。 由表7 可知，各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有显著影响，对高技术制造业影响不大。RCEP 成员国中的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缅甸大部分为飞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中国向其进行低附加值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价值链地位攀升。 在高技术行业，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既有利于中国吸收日本、 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但也可能引致这些国家加大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打压，进而不利于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假说H2 得到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中，研发投入强度的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 进一步对比中低技术层次和高技术层次的三列回归结果可知，贸易便利化水平主要通过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对价值链地位指数起到作用，这与前文分析一致。 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后向联系价值链长度逐渐缩短，从而使得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上升。

表7 区分技术层次的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六、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UIBE-GVC 数据库中ADB-MRIO 2021 的数据测算了2010—2017 年中国制造业14 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运用扩展引力模型检验了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影响。 结果显示：（1）RCEP 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使用贸易便利化指数1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依旧稳健，替换贸易便利化指数和全球价值链测算方法后的检验结果也依旧稳健。 （2） 进一步分析贸易便利化的影响路径，发现其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产生负向影响实现的，即贸易便利化的改善会缩短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从而使价值链地位指数相对攀升。 （3）通过对贸易便利化细分指标的回归，发现贸易便利化4 个一级指标都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口岸效率的影响效果最明显。 （4）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中低技术行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贸易便利化对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后向联系生产链长度均有抑制作用。

（二）对策建议

第一，抓住RCEP 签订契机， 积极推动协定落地生效，加大与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和产业合作。 RCEP 中原产地累计规则、投资规则、电子商务条款等极大促进了中国和成员国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带来产业链发展和区域价值链重构。 中国制造业企业应抓住这个契机，充分利用相关规则调整进出口市场结构并优化产品结构，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公共部门的作用， 即政府要加大对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培训力度， 让企业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RCEP 规则来提升与成员国贸易的便利化水平。

第二，加强RCEP 相邻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简化通关手续，统一通关检验检疫标准。 根据研究结果，贸易便利化中口岸效率的提升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改善贸易伙伴国的口岸基础设施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路径之一。 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高速公路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随着RCEP 投资领域的开放和自然人临时移动的约束放宽，中国承建成员国大型基建的机会增多。 一方面，改善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转移。 积极与伙伴国协商统一的通关检验检疫标准，节约通关成本，提升中国中间产品国际竞争力。

第三，在年龄中位数上升、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要逐步将低附加值产业向外转移，另一方面，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倒逼国内企业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管理体制。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随着投资领域的开放，政府部门应制定政策，对外商资本进行全方位考察，减少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 加大对市场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力度。 制造业部门应重点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学习东道国技术、知识及管理方式，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价值链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