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子娟 张帆帆

（1.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064；2.长安大学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心 西安 710064；3.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西安 710064）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2021年出生人口创历史新低。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生育率已下降到1.3的极低水平，揭示了当前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劳动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的问题[1]。为改善这一现状，继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后，2021年我国再次做出调整，出台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然而，生育政策的快速转变并未让我国生育率持续低位游走的情况得到较大改善，这说明仅靠宽松的生育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之后的问题，如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再就业困难、缺乏优质的养育环境等，才是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深层次原因。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中，妇女、未成年人、家庭被分列三节，并分别对其作出了相关规定，篇幅前所未有，表明党和国家对妇女、儿童、家庭的高度重视[2]。《纲要》指出要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示范，加强校外活动场所、社区儿童之家建设和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完善儿童公共服务设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中还规定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个），2020年这一指标是1.8，2035年应为4.5。这一指标可有力推动构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生育政策的实施，最大程度激发生育潜力，进而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提出表明目前我国的托育服务需要通过整合全社会资源来实现普惠的要求。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也有了较大提升，为其适应时代需求开展托育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提升儿童信息获取与读写能力以及保障儿童与阅读有关的权利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之一[3]。因此，公共图书馆应积极配合国家人口战略，利用自身优势，以托育服务为载体开展针对婴幼儿的阅读推广活动，助力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开展和完善。基于此，文章尝试构建了以公共图书馆为平台，以家庭为中心，以幼儿园和社区为辅助的“公共图书馆—社区—企业”三位一体的托育模式，以为儿童早期阅读赋能，加快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助力构建普惠性托育体系。

1 我国公共托育服务的现状与困境

1.1 我国公共托育服务的现状

我国的托育服务起步较晚，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到现在的责任共担阶段[4]。也就是说，托育服务现已被纳入公共服务，托育不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政府和社会也逐渐参与其中。据教育部公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在学前教育分布形式方面，公办性质的托育形式多样，但在数量上与民办差距较大，且总体呈萎缩趋势。各类性质托育机构的总数缺口依旧很大，截至2020年底，全国针对3岁以上婴幼儿的幼儿园仅有29.17万所[5]，婴幼儿在各类企业的入托率仅为4.1%，而社会托育需求率却高达48%[6]，可见现阶段的供给总量无法满足托育需求。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其中明确提出要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家庭多层次、多样化的托育服务需求，这是政府在托育服务供给中主体责任的体现，为公共托育服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同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要求，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加强住房保障等支持性政策，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托育服务并非纯粹的教育事业，更多体现为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托育服务，不仅能更好地实现构建完善、公益性、广覆盖的公共托育服务的目标，也能满足目前一些家庭对托育的迫切需求。

1.2 我国公共托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

除了上述的供给总量不足这一突出问题之外，我国公共托育服务供给还存在结构性矛盾、缺乏专业的婴幼儿照护人才、社会力量尚未发挥其主体作用等问题。首先，从供给结构来看，目前的托育服务模式大致可分为幼托一体化模式、普惠模式、企业园区模式和市场运作模式，这4种模式之间存在结构失调问题[7]。幼托一体模式和普惠模式下的企业没有与市场运作的企业并行发展，不仅在数量上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其发展也存在滞后性，分布更是极其不均衡。企业园区模式的受众只有上班族，而市场运作模式虽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家庭的托育需求，但其费用偏高，大多数家庭难以负担。21世纪初暴露出的“入园难”“入托难”等问题也反映出托育供给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其次，从师资力量来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2019年的数据测算可知，我国对托育从业人员的需求最少在200万[8]，而且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社会化养育需求会越来越旺盛[9]。但是，据职业教育诊改网资料，2020年我国早期教育专业在校生为17 055人，应届毕业生3 276人；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在校生45 554人，应届毕业生3 149人[10]。此外，我国相关专业开设的时间较晚，在校人数和毕业人数十分有限，婴幼儿照护专业人才培养数量与实际需求量之间存在较大缺口。最后，从供给主体来看，在我国现有的托育体系中，公立机构屈指可数，市面上企业的供给主体偏向营利性[11]，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私营民办的托儿所和早教机构是托管服务的主要供给方[12]。目前，我国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在托育服务供给中的责任不够明晰，社会力量参与的比例较低[13]。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力量参与托育事业的难度较大，托育资格认证难以获得审批，相关场所需要的卫生消防、运营执照标准较高，准入门槛高；另一方面，虽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和企事业单位开办公益性托儿所[14]，但由于公共财政参与的托育服务收费标准低，社会资本获得回报的周期长，难以维持长期运营，因而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供给仍然面临很多困难。

2 公共图书馆开展托育服务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2.1 公共文化设施动态适应社会需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15]，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6]。这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的阐述，是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即要求社会参与，多主体协同打造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发展公共托育服务的新主张。2020年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再次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7]，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新的建设目标。公共托育服务是一项基础民生建设，因此公共服务体系内的各公共场所，有必要为托育提供普惠兜底的服务，从而为推动“十四五”规划的实施奠定基础。此外，由于我国托育行业长期供不应求，因此托育供给不能仅靠市场，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公共文化设施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努力践行教育使命，尽可能地完善托育服务，提高婴幼儿托教水平，这不仅可为国家青少年儿童提供成长空间，更能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2.2 多元托育需求与多元供给匹配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托育需求也愈来愈多元化。传统托育服务中健康和安全要求是家长首要也是主要诉求。但是目前托育供给发展较慢而人们的需求日益旺盛，逐渐形成了市场供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托育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从儿童发展角度来看，婴幼儿阶段是儿童心理成长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18]，婴幼儿在4岁前会表现出大约50%的学习能力和 20%的个性能力，在8岁以前又会发展出另外30%的学习能力[19]，可见幼儿的早期发展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图书馆作为一个培养创造力的地方，是让儿童接受良好早期教育的不二之选。我国“三孩”政策虽已发布，但是否会迎来新的生育潮还有待观察，原因在于适龄生育群体在面对“生或不生”的选择上依然存在诸多忧虑。根据国家卫健委调查数据，在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20]。如果公共图书馆顺应时代潮流，专门设立一个空间开展幼儿早期托教一体服务，使其成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上述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从供给角度来看，2021年7月之前，全国注册托育服务的机构仅2万多家，然而“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要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可见托育服务的供给缺口依旧很大。政府多项补贴、支持托育服务政策的出台，给不少正在转型的企业提供了积极信号，一些业务受到冲击的教培企业开始进军托育市场，如新东方苏州工业园校区的经营范围新增托育服务，好未来成立彼芯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这些企业的实践表明，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创新，以顺应时代发展。同样，公共图书馆也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拓宽业务边界，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尝试开展托育服务，为家长提供多种选择。

2.3 图书馆创新服务的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呈快速增长的势头。1980年我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仅 1 732所，2020年已达3 212 所；少儿图书馆的数量也有增长，但增速缓慢，仅从2011年的94所增至2019年的128所。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藏书，第二阶段是以开架和开放为特征，第三阶段是以人为本。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的中介者，曾一度承担普及社会教育的主要职责，即为大众提供识字教育，为降低文盲率作贡献[21]。目前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已有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全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2.67%[22]。然而仅拥有识字能力并不意味着就能适应时代发展，为此图书馆需重新把握读者需求，在此基础上为其提供新的服务。图书馆开展托育服务一方面是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是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可为家长节省购书支出，专业化的馆员能帮助家长为孩子筛选儿童读物，舒适宽敞的环境为儿童提供学习氛围，不同的区域划分可避免干扰他人，这些优势都为图书馆开展托育服务提供了基础条件。当前，东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展了低幼儿童阅读服务实践，如杭州图书馆的“小可妈妈伴小时”[23]、张家港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文化超市”、苏州图书馆的“悦读宝贝计划”等，都表明了图书馆开始重视低幼儿人群，这些实践活动可为图书馆的托育服务提供相关借鉴。

2.4 支持生育的良好公共政策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鼓励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同时开始强调儿童在社会的重要地位。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24]。202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推动儿童优先原则融入社会政策，指出要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共同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压实部门责任，瞄准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安全、环境等领域多点发力，由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能开展儿童友好行动；开展儿童友好街区、社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等建设[25]。随着中央各项政策的出台，多地政府也开始积极贯彻中央政策精神，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比如，《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到2020到2025年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由1.6个提高到4.6个[26]；《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到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均等化水平，探索推出系列低幼儿童阅读推广服务、老龄人群阅读服务和文化艺术服务，鼓励配合“双减”政策，创新开展课后公共文化服务[27]。可见，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是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配合“双减”政策丰富未成年人文化生活的重要一环，更是推进未成年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着眼点和发力之处。

3 “公共图书馆—社区—企业”三轮驱动托育模式的构建

3.1 理论依据

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的融合。协同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其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即认为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治理理论依据治理对象侧重点的不同，可被分为“政府管理”的途径、“公民社会”的途径和“合作网络”的途径，其中“合作网络”的途径又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协同治理理论综合两种理论之长，其主要观点有：治理主体多元且协同、自组织是治理的重要主体、协同治理系统是多元开放的系统[28]。公共托育服务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各主体相互协同，共同推动托育服务的发展，这是协同治理理论在公共托育服务中的实际运用。基于此，文章将从协同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公共图书馆、社区、企业在公共托育服务发展中的协同作用。“三孩”政策及其他国家政策的施行，让托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牢牢把握时代机遇，进而提供有效的托育服务是目前业界亟须关注的事情。文章将从以下三方面来阐述公共图书馆、社区、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目前托育公共服务虽由政府主导，但具体的业务几近被市场垄断。协同治理打破了单一主体垄断的模式，要求社会和个人广泛参与，各主体管理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二是各主体之间平等协作。在已有的托育公共服务合作模式中，往往会有一方具有较高的话语权，而其他主体较少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协同治理模式中，各主体之间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取得共识并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形成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的治理机制，建立协作治理网络。三是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从根本上看，无论是传统的政府干预模式还是现在的协同治理模式，都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托育公共服务的协同合作是为了提供更符合群众期望的托育服务，为儿童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公共利益。

3.2 模式构建

公共图书馆开展托育服务的工作十分复杂，治理难度也非常大，单一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文章基于上述分析初步构建了由政府主导，公共图书馆、社区、企业三方协同的公共图书馆托育服务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目标在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获取更多资源，使托育服务的成本降到最低，尽可能提高托育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种协同结构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引导、规范、协调供给主体的行为；公共图书馆主动开展托育服务工作，同时要协调社区和企业参与相关工作；社区与企业之间也要注重发挥各主体的服务与协调功能。三者互相协作，提升整体效能，激发整体协同功效，形成协同治理效应，共同推进托育事业的发展，为构建良好的生育养育环境奠定基础。

图1 公共图书馆托育服务协同治理的三轮驱动模式

3.2.1 多元主体在托育服务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以托育为服务内容的各主体存在多元化的特性，且彼此之间的治理内容不同。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公共托育服务需要建立一个协同治理系统，保留各主体的优点，同时增加重叠单元来检测行为，获得用于处理大规模资源的可靠信息[29]。权力中心拥有托育服务的治理权，其他组织也可以管理自身所处区域的托育资源。但是由于治理主体之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合作模式，要改变主体间的关系达到协同合作的目的，就需要重新确定各主体之间的角色和定位。

公共图书馆作为基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少儿阅读推广与阅读服务实践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其提供的托育服务是补充性供给。基于“幼有所育”的国家战略，公共图书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完备的文化服务设施得到充分利用，配合社区、企业积极开展托育服务，是其发挥文化服务主导作用的体现。近年来，美国许多图书馆开始招聘人员来从事非传统图书馆员的工作，例如公共卫生护士、无家可归者服务协调员、农贸市场经理等。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诺亚 ·伦斯特拉教授认为推动这一变化趋势的是公共图书馆向以社区为中心的需求转变[30]。可见公共图书馆的角色已开始发生独特的变化，以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更好地服务社区民众。

社区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托，是建立健全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1]。社区托育服务能满足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离家近、安全、可靠、方便的基本需求，具有“小而美”等优势。例如，江苏省南京市将托育服务社区化，建立了“1+1+N”的社区托育服务模式（即一个市级，一个区级，N个街道和社区级），让0—3岁的婴幼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普惠性、均等化的服务。现阶段我国的社区托育还未发展成熟，社区托育体系还未建立，因此要发挥社区在托育服务中的基础性作用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企业是以家庭为服务对象，对婴幼儿实施补充或替代性照护的服务机构[32]，其提供的托育服务属于改善性供给。企业在发展初期的主要功能仅限于保育，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需求日益多元，加之人口政策的调整变化，企业服务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教育成效在逐渐提高，保教结合、医养结合的理念也开始从政策层面落实到现实社会。企业如何在照护儿童中起到关键作用，如何配合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是建成儿童友好型城市，维护儿童权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2.2 外在驱动：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托育服务治理的协同机制

协同效应存在于社会各领域，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治理主体能在一定的治理系统中形成协同效应，经过协商与合作、合作与博弈让社会达到均衡状态，实现治理的目标[33]。基于文章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托育服务治理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协同机制。

图书馆与社区之间形成互相援助的协同机制，两者之间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共建的形式，打造基层托育图书馆，实现层级整合。图书馆与社区合作建设基层托育图书馆，由图书馆提供图书、借阅设备及其他相关阅读设施和业务支持，由社区提供场地并负责日常运营。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支持下，把社区的公共场所转变成图书馆，社区内部聘请专业育儿师，为家庭提供托育服务，让社区成为儿童的“阅读天堂”。二是图书馆与社区以文化共同体的形式组织活动，在物理空间上共存共生[34]。目前社区内的托育机构层出不穷，但是这些机构大多只有保育作用，未充分考虑到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社区可与图书馆合作，将文化功能引入社区，适时为托育机构提供儿童读本，邀请图书馆工作人员帮助托育机构进行空间改造，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

图书馆与企业之间形成合作经营的协同机制，图书馆托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经营性社会力量的参与。企业的参与可以丰富图书馆目前的管理模式，形成新的工作经验，企业也能围绕图书馆核心业务开展工作，进而创造自己的价值。图书馆可指导有意愿参与托育服务的企业共同建设，一是以共同经营的方式开展托育服务，由图书馆发挥其文化功能，为企业提供场地、婴幼儿图书及相关资讯服务。企业负责场地内部的布置，既要保证场馆内的婴幼儿能够充分感受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又要保证其他读者不受干扰。二是在企业和图书馆合作开展项目的基础上，向社会招募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企业的力量有限，因此可借助外界力量，让有关图书馆托育、婴幼儿阅读推广的项目获得更加稳定良性的支持，保证图书馆托育服务的长期开展。

社区与企业之间形成功能互动的协同机制。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婴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是开展幼儿教育的首要选择，企业在与社区合作时，可充分利用社区丰富的教育资源来开展工作。社区与企业的合作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社区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制度，逐步建立信任关系。企业定期向社区居委会汇报阶段性的经营经验和问题，主动制定配合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计划，积极争取社区居民的支持。同时，企业要协同家长，形成共同教育理念，逐步在社区内构建稳定、和谐、团结的托育氛围。二是企业动员社区力量和资源共同发展托育事业。社区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如退休教师、医护人员等，他们可在儿童教育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动员有关单位给予企业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持，这不仅可以展现参与企业对公益活动的热情，还能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3.2.3 内在驱动：多主体参与的托育公共服务治理对生育支持的影响机制

多主体参与的托育公共服务治理能够有效提高托育治理效能，改善生育养育环境，进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协同系统中的公共托育服务不仅能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环境和儿童成长环境，还能为更多有关生育支持的社会实践提供借鉴，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进而促进良好生育养育观念的形成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图书馆提供托育服务是对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响应，是图书馆的性质和责任使然，也是儿童享有特殊服务权利的体现。公共图书馆为家庭提供补充性托育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方面体现在落实儿童权利，为儿童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空间。《儿童权利宣言》《公共图书馆宣言》等提出婴幼儿享有图书馆平等服务的权利[35]，图书馆开展托育服务正是落实儿童权利的体现。而且从长远来看，公共图书馆提供托育服务对社会的经济回报也是不容小觑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减轻家庭养育压力，促进和谐家庭氛围的形成。虽然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托育服务大多需要家长陪同，但图书馆内有专业人士对儿童进行引导，并不需要家长全程照看，家长由此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去完善自我，减轻了其照护压力，让他们也有机会了解和未成年相关的知识，为家庭教育奠定理论基础。此外，家长的陪同也有利于增进亲子感情，促进和谐家庭氛围的形成。

社区托育是充分发挥社区共同体优势，倡导依托社区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务[36]，这一模式能在整合公共图书馆与企业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最大程度便利家庭，真正解决民生问题。首先，有关研究表明，托育服务的经济性、便利性和质量会影响家庭的托育需求[37]。社区本身具有的便利性、多种托育形式以及可接受的入托费用深受家长欢迎，而且社区与家庭紧密相关，就近提供托育服务，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婴幼儿的安全，日托、半日托的灵活托管形式为家长提供了更多选择。其次，完善的托育服务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长的生育意愿。在整合公共图书馆和企业资源的基础上，以社区为依托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种设计有完善的功能配套，既能照顾孩子的心理感受，也能让家长放心[38]，减轻家庭的育儿焦虑，进而提高生育意愿。这样的托育服务很可能会成为今后托育的发展方向。

企业托育为家庭提供了补充性的托育服务，其发展目标是在整合社区和图书馆功能的基础上，完善自身的专业性，拓宽托育服务面向的广度，为用户提供更高端的托育服务。首先，家长选择企业托育的重要原因是其能提供专业化的优质服务，能够全面照护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在企业托育中，由专业团队设计的课程能够帮助儿童在各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不同于幼儿园相对规则化的教育，托育机构和儿童建立的是一种情感依恋关系，在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播下一颗优良的种子[39]，为今后儿童心理、性格、思维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多主体参与下的企业托育，其服务效能获得大幅提升。企业与社区的合作间接满足了家长的隐性需求，即托育的便利性，同时也为企业带来大量受众，进而提高其收益。而企业与图书馆的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用户的信任度，能更好地维护与用户的关系。

4 政策建议

基于文章的分析框架，婴幼儿服务体系的构建应该以社区托育为基础，从社区、公共图书馆、企业三方面入手实现资源、主体和利益的协同。据此，服务于婴幼儿的资源应该是系统性的，服务于托教的公共文化资源应具有服务性和教育性。公共图书馆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要满足启发婴幼儿智力发展、培养良好家庭氛围的需求，又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坚持公益性和共时性并存。所以，在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时既要保持公共图书馆的稳定内核，又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动态调整[40]。

4.1 树立新观念

公共图书馆转变服务理念需要适应“双减”的政策背景，积极践行“儿童优先”的原则，明确将婴幼儿群体作为目标群体，为其提供系列服务，这既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提升的立足点，也是图书馆专业能力的体现[41]。公共图书馆是国家重要的文化素养培育场所，始终承担着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数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等新型图书馆的建立，让用户看到了图书馆的更多可能性，在当前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顺应时代需求，积极响应国家人口发展的战略政策，树立托育服务意识。我国公共图书馆可以借鉴国内外的先进工作经验，制定针对婴幼儿和未成年的服务指南。如杭州图书馆少儿分馆以“普遍、均等、公益性”为原则，馆内设施完善、专业，各年龄阶段的读书分类清晰，为0—16周岁的少年儿童及家长、教育工作者提供知识导航、信息咨询、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元服务[42]。托育服务事关千家万户的福祉，在“三孩”政策背景下，完善托育服务，是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4.2 以空间促进阅读

拥有“更加开放有设计感的阅读空间”是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蓬勃开展的重要体现与驱动力[43]。打造适合婴幼儿个性化阅读的空间，吸引小读者来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开展婴幼儿服务的前提[44]73-77。图书馆要完善基础设施，添置图书、玩具、小椅子、小桌子、小地毯等设备，以此激发婴幼儿的阅读兴趣。条件允许的话要尽可能地改造馆内空间，增设母婴室、0—3岁活动区域、父母专用阅读区、玩具区等个性化空间，更有针对性地改善阅读环境，这不仅能从根本上培养婴幼儿的阅读兴趣，还能转变普通家长对婴幼儿早期阅读的认知，形成正确的早期阅读理念。如美国几乎每一个图书馆都设有“儿童专区”，专区内布置了柔软的地毯、形状各异的沙发和休闲摇椅，孩子们可以任何姿态看书；区域内还准备了很多彩色铅笔、纸张与橡皮，让小朋友们随时可以写写画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创作才能。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设置了200平方米的玩具天地，这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地方，这一区域配有上百余件益智类玩具以供孩子自助取玩，室内地板装有地暖，便于低龄儿童自由、舒适、安全地爬行与跑动[44]73-77。以上实践表明图书馆完全有能力为儿童提供良好的阅读成长空间。

4.3 加强社会联动

托育服务属于一种公益服务，也是一项基本的社会工作，图书馆与政府、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有助于图书馆托育服务的长期开展。公共图书馆应广纳贤才，除了要配备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团队外，还可以招募志愿者团队，退休教师、医生、家长、大学生等都能为婴幼儿托育服务贡献力量。积极发挥志愿者团队与社区、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推动服务队伍建设。另外，图书馆还要定期举办培训，为专业人才和志愿者团队赋能。如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每年会举办多场早期阅读理论和实践知识培训班，文化局公共图书馆也会组织优秀义工参加义工领袖培训营，去往深圳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等进行交流和访问，开展体验式学习并借鉴相关经验。其培训活动的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还建立了稳定的阅读推广人才培养体系，保障了服务的可持续发展[45]。不同领域人才的长期参与会在公共图书馆内部形成“鲶鱼效应”，推动图书馆内部实现改革创新，进而完成其新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