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新中国的成立是百年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具有本质性变革的历史事件。古老的、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现代转型，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数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数亿中国农民，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所面临的、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毫无疑问，农民问题既是中国现代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的审美书写，是当代中国文学一个始终不变的、从未远离的、魂牵梦绕的艺术创作主题和审美想象的聚焦中心，乃至形成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学”的创作主潮和一个数量最为庞大的农民形象群体。

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目标和时代精神旋律的变迁，当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呈现了不同的审美流变，建构出了众多色彩纷呈的新农民形象群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精神影响和时代思想辐射力，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时代精神生活中的主导性力量。因而，对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的审美书写进行分析和研究，探寻其内在审美理念、叙述主题意蕴、形象谱系演变以及与时代的精神互动，对总结当代文学创作经验和推进新世纪新时代文学发展，无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审美镜鉴作用和精神启示价值。

一、“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建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塑造中，柳青的《创业史》是极为突显的。《创业史》不仅是一部较早的大容量、长篇幅展现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长篇巨著，而且其塑造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梁生宝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精神反响和激烈论争，至今依然发挥着强大的思想影响力，与新时代文学构成潜对话的互文关系。耐人寻味的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不仅没有被人遗忘，而且依然是当代文学的研究热点，有着丰富的兴味。《创业史》文本的宏大性、艺术的审美性、多层的叙述结构、人物形象的情感强度和灵魂深度、人性的崇高与内在悖论、爱情的纯洁与缺陷等等构成了小说错综复杂的情感纹理和多元叙述维度，为文本细读带来了多重“复义”和审美张力。宝这一可贵的、本质性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精神品质的同时，没有一味地拔高，而是立足于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书写梁生宝对爱情的渴望以及陷于爱情之中的迷茫、犹豫和猜疑。梁生宝与继父关系的冲突、爱情的烦恼、纯粹而乐观的理想、艰难充实的生活都使其人物形象获得深厚的民间大地的生命滋养和时代中心精神的丰沛灌溉，成为立足于人间大地之上和时代生活之中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与领路人。

事实上，“宋老定”“李双双”“黑掌柜”“社迷”等这些普通农民形象与宋东山、梁生宝、“公社书记”等乡村领路人农民形象，构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群，较为全面呈现出了社会主义初期的乡土中国农村的纯朴、乐观、理想、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至今依然鲜活动人。

二、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的主体性觉醒与新道路探索

20 世纪80 年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在

贾平凹所描绘的具有传统保守文化意识的韩玄子不是孤独的。作家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矫健《老霜的苦闷》同样传达了新时期中国农村剧变所引发的农民文化心理冲突和思想困惑。《鲁班的子孙》中的小木匠与养父因为零碎木活是否向乡亲们收费而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冲突；《老霜的苦闷》中的老霜则依然停留在旧的斗争思维之中，对新富人群体的出现和集体资产的流失表现出很大的不理解。韩玄子、老木匠和老霜的心理冲突，则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形象的心灵嬗变与对社会主义新道路建设的多维度思考。同一时期的张炜长篇小说《古船》，就建构了一个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苦苦思索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形象隋抱朴，呈现出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和精神维度。隋抱朴从阅读《天问》和《共产党宣言》中获得启示，在经历长久的沉默后，挣脱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从小我中走出来，以农村集体企业的财富开创者的身份担当和道路选择来结束苦难、流血，寻求一条共享财富、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新世纪中国农民形象的现实主义审美书写和多维精神建构

有意味的是，《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家里有一本柳青的《创业史》，范少山就是读着梁生宝的故事，学习梁生宝带领乡亲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文学中的梁生宝、现实中的榜样雷小军、妻子闫杏儿、余来锁等乡亲们给予困境中的范少山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前进路径和巨大物质支撑、亲情支持。事实上，新时代的范少山作为从城市返乡的新青年，带来了城市资金、技术、资讯、电商平台、股份制等乡村没有的新元素，在古老的家乡土地上实现了城乡联动、农商互动、网络直播、个体与集体联合发力的新乡村振兴道路模式，有了尊重知识产权、种子保护、粮食安全、生态农业、文旅开发等新理念，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梁生宝的乡村振兴新道路。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小说结尾时，白羊峪村历史上的康熙御笔的《白羊峪村训》石碑找到了，范少山的儿子在石碑前朗诵起了村训，从而为白羊峪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来自历史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乡村，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奔波，既立足于乡村而又在城市中寻找商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青年范少山走出了一条城乡互动、城乡交融、乡村振兴、城市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径。

结语

1949 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农民形象已经从鲁迅笔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的“老中国儿女”，彻底改造与转变为充满新理想、新生活、新气象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无论是赵树理、马峰、康濯笔下的被新社会改造与影响的农民形象，还是李准、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等新农民形象，都充满一种理想、明朗、纯洁的精神气象。新时期文学色彩纷呈，思潮流派众多，农民形象的书写从物质的层面逐渐转向对精神层面的深刻刻画，从对物的追求转向对知识、文化、理想、主体人格、发展道路思考的书写，出现了孙少平这样闪耀着理想精神光芒、成为一代代乡土中国青年成长精神资源的新农民形象。从陈奂生、隋抱朴到孙少平等农民形象的书写，使新时期文学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农民形象建构的时代高潮。而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随着“三农问题”凸显，农民形象书写面临着新的困境与危机，理想的维度已经被现实所侵蚀。与此同时，新历史小说《红高粱》《白鹿原》《活着》《年月日》等作品中的余占鳌、白嘉轩、先爷、福贵等农民形象，则从历史之维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建构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审美镜像和精神思考。

新世纪农民形象的审美书写正呈现一种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从民族、性别、边地、生态等不同视角，形成了留守农民、进城农民、原生态农民、现代乡贤、返乡农民、电商农民、新乡镇领路人等类型丰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群像。尤为可贵的是，贾平凹、赵德发、迟子建等人在书写新农民形象的同时，以一种大文化格局和文化使命自觉，思考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建构一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伦理文化，以此来为新世纪中国立心、铸魂。而关仁山、贺享雍、付秀莹、刘玉栋等人的新世纪新乡土现代性、新物质、新现实的书写，为当代新农民建构提供了一种“当下现实主义”的新时代精神气象，从某种意义上直接书写、呈现和呼应了新世纪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事实上，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建构、新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既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的规定性，又是新世纪新时代中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书写依然在路上，依然需要多种审美探索、多种形式表达、多维度建构。毫无疑问，当代文学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的审美嬗变，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部民族心灵史，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史。新世纪新时代，我们期待着伟大的乡土中国文学新史诗，期待着具有新精神气象、新物质现实、新生命魂灵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