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复宁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无论是华僧东渡开创的宗教交流阶段，还是以遣唐使来华为重要途径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引进阶段，还是后来以知识阶层、商贾船队为主体的交流互鉴阶段，汉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都具有建构沟通中日文化桥梁的重要意义。但以汉语口语为教学对象、体量较大、体系完备、适用范围广泛的汉语教材，在日本出现的时代并不甚早。江户时代(1603-1868，对应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前中期)唐通事群体编写的唐话教材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在推动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加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所谓“唐话”具有广、狭二义，广义所指乃是镰仓时代之后传入的汉字音，而狭义所指则是江户时代传入的汉字音，亦即所谓“近世唐音”(藤堂明保，1957：149)。江户时代日本国内需要大量的汉语翻译人才，因而明末清初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日本的中国人多被聘为“唐通事”。通事职务往往世袭，由长辈负责教习后辈通事汉语。为解决自身授课教材之需，唐通事们集中编纂了一批汉语教科书，并采用传统说法将其称为“唐音教材”或“唐话教材”。“唐音”与“唐话”仅是称名习惯的不同，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但长泽规矩也、奥村佳代子、六角恒广等学者在论述日本汉语教育史时往往采用“唐话”一词，《唐话辞书类集》《唐话课本五编》等大型资料性著作更是大大增强了“唐话”的影响力。“唐音”一词则更多地应用于语言本体研究中，如藤堂明保、有坂秀世、森博达等学者撰写的本体研究性质论著多采用这一称呼。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乃是出于汉语教学目的而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与语言教育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采用在汉语教学研究中更为通行的“唐话”称呼。这批唐通事唐话教材不仅满足了汉语教学的课程教材需要，还为对汉语感兴趣的日本人学习汉语提供了参考书，对推动日本汉语教学、汉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都有着重要意义。

1.日本江户时代汉语教材编写背景分析

1.1 中日经济文化往来日渐繁盛

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从事贸易活动，同时江户初期的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擅自外出，这限制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但中日两国民间仍然存在着非正式的“秘密贸易”，如居住在对马岛的王直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致时任浙江总督胡宗宪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载：“诸岛之外有地名‘对海州’，内有大唐街，皆我人所居，中国货至此昔肩入”(小葉田淳，1942：187)，可见其时两国的经济交往并未完全断绝。由于中日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交流，因此仍然需要翻译。《长崎年表》载庆长九年(1604)「唐通事ヲ置ク，唐人馮六ヲ以テ之ニ任ス」(金井俊行，1889：7a)，这也是此职务的首次设立。庆长十五年(1610)「十二月老中本多上野介書ヲ明国福建総督ニ送リ勘合印ヲ以テ通商センヲ求ム。此年應天府人周性如來リ貿易ヲ請フ即チ通商許可ノ朱印章ヲ賜ヒ且此書汲長崎奉行長谷川左兵衛ノ書ヲ付ス」(金井俊行，1889：8b)。自此，中日商人展开了以长崎港为主要港口的通商活动，大量的中国商船来到日本从事贸易活动。当然，当时的萨摩藩的羽岛、片浦、山川、秋目等地也偶尔有中国船只抵达并进行贸易，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实际上是一种“秘密贸易”，武藤长平指出，为这种“秘密贸易”提供翻译服务的当地唐通事学习汉语所用的教科书也是长崎唐通事们所编写的《长短话》《小学生》《译家必备》等，由此可见长崎及长崎唐通事群体在江户时代中日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虽然随后德川幕府又实行了所谓的“禁教政策”，逐步收紧对外交往限制，但即使这样，长崎依然被作为与荷兰商人、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港口城市予以保留。而随着商业交往的增多，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交流也日益增多，真元和尚、东皋心越禅师、深见玄岱禅师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真元和尚俗姓刘，江西饶州府人，最初作为商人随从抵达日本，而后在日出家，取法号真元。真元禅师号召在日的中国人捐资建庙，最终建成长崎东明山兴福寺，成为中国僧人赴日讲经传法的重要据点。

在中日两国经济文化往来日渐繁盛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量大增，大量在日华人开始担任通事，通事等级制度也逐步确立起来，设有唐方诸立合、唐通事目付、唐大通事、唐稽古通事等不同级别(谢育新，2016：4)。通事一职世袭，小通事需要以“二字话”“三字话”“长短话”等教材学习汉语词汇语法，最后学习实用知识等。在此背景下，日本通事群体对汉语教材有着迫切的需求，并有组织地开始了教材编写工作。

1.2 中国知识分子赴日数量增多，与日本学者交流频繁

明清易代之际，除了为从事商业贸易而赴日的中国民众外，还有一批具有民族气节、“誓不食周粟”的知识分子出于不为清朝效力、保持民族气节的目的东渡日本。江浙一带的反清复明活动遭到清军镇压后，义军中的许多成员为避祸也乘桴浮海，成为在日的中国遗民。与此前出于商业贸易目的赴日的中国人不同，这些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朱舜水、张斐、陈元赟等，皆为中国东南地区文化精英。

朱舜水“幼而颖悟绝伦”，后入松江府学学习，先后受业于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等著名学者。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朱由崧即位南京，改元弘光，建立南明政权。而后清军入关，朱舜水深感南明小朝廷主暗臣昏，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毫无抗清斗志，于是拒绝南明朝廷征召，东渡长崎。而后朱舜水数次往返于中日之间，希望能在日本求得援助以帮助中国抗清义军。1650年，朱舜水在舟山一带被清军捕获，誓死不降，清人为其义烈所感而释之。后舟山、四明等地均被清军攻陷，朱永佑、吴钟峦先后殉节，朱舜水将希望寄托在郑成功身上，并参加郑氏北伐部队。然而郑氏军事行动最终失败，朱舜水于1659年放弃反清复明的志向，“乃决蹈海全节之志”，出于“穷则独善其身”的目的踏上流亡之路，正式定居长崎。朱氏定居日本后，因其精深的学问修为而受到日本学者敬重，在日的中国学者也视其为精神领袖，往往请其指导、审阅汉学著作。如《南京话》一书编成后，朱舜水为其撰写了审查意见：“《南京话》一本录上，多闽语不佳，希令众徒别录，不倭暇时当增删之”(朱舜水，1981：179)，指导此书的进一步修改完善。

在日本近世唐话教材编写过程中，赴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编辑、审查工作的重要支撑力量。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汉语母语者，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汉学根基，在教材语音的规范化、词汇语法的实用性、教材内容的准确性等方面为教材编著者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帮助。

2.唐通事唐话教材编写活动的规制化

2.1 “长崎舌人家”的汉语教学计划与教材体系

因为“通事”职业本身所具有的继承性、家族性色彩，在长崎从事通事工作的中国家庭，被称为“长崎舌人家”。木宫泰彦在探讨“侨居长崎的入籍明清人和他们的后裔”时，从《长崎志》《长崎纪事》《长崎觉书》《长崎实录大成》《长崎事始见录》中辑录了大量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资料花了大量的笔墨记载这些入籍明清人的后裔情况，如“冯六，庆长九年(1604年)开始任唐通事，是林长右卫门的祖先”“何毓楚，是万治元年(1658年)任唐小通事的何仁右卫门的祖先”(木宫泰彦，1980：698-701)。这也与当时“唐通事”职业本身所具有的继承性、家族性色彩有关，“幕府让他们担任唐通事、唐年行事等，参与对华贸易工作，并让他们的子孙世袭此职”(木宫泰彦，1980：701)。据安藤彦太郎介绍，“当时长崎大约有数十人担任唐通事一职，他们具有处理与清国之间通商实务的权力，对这些飘零异国的华裔后人(或身兼中日两国血统的混血儿)来说，似乎他们天生的职业便是与父辈一样，在中日贸易中从事翻译工作。但是他们的地位十分低下，所传授的汉语也处于不被承认为学问的尴尬境地：「当時、長崎に数十人いたといわれる唐通事は、清国との通商実務にかんしては権利をしていたとはいえ、士分としての地位は低く、かれらの身につけていた明、清の庶民の教養も、崎陽之学などといわれながらも、本式の学問とはされていなかった」(安藤彦太郎，1988：68)。唐通事的子孙世袭此职映的，也是当时日本幕府对唐通事群体、唐通事职务的歧视。在长崎从事通事工作的中国家庭被称为“长崎舌人家”，由于“其职位采取世袭制度传承，因此他们传授汉语的方式也多为闭门在家、口耳相传，成为一种独占市场的家传绝学”(六角恒广，1992：44)，通事及其子孙之间既有血缘带来的家庭关系，又有来源于汉语教学活动的师生关系。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长崎舌人家”的汉语教学计划日臻完善：首先训练其发音，“曰二岁以上戏耍引逗之际，渐次教以合音，使之吻软舌话，有如天成。以为五六岁上学话之地，则庶几易易耳”(雨森芳洲，1786：47)；发音训练完成后，则开始学习常用词汇、语法，最后则讲授经商所需的实用汉语、商业知识等。

若要完成这种完备详细、兼顾语言能力习得与商业贸易翻译活动实际的汉语教学计划，需要不同体例设计和内容安排的汉语教材，方可满足汉语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需要。也正因为此，唐通事唐话教材编写活动日渐规范，将教学规律与教材体例设计融为一体。编写常用词汇教科书时需要严格区分讲授词汇的词素数量，将其区分为“二字话”(即双音节词)、“三字话”(即三音节词)、“长短话”(三音节以上的词语、词组等)，而后编写不同种类的教材，或在同一教材内部以先后不同予以安排，使得教材体例循序渐进，符合语言学习规律。在词汇教学完成后，则以《俗语汇编》《华语详解》《琼浦住话》等作为教材学习日常会话，而后以《译家必备》《两国译通》等教材学习商业活动中的初级专门会话，最后以《福惠全书》《资治新书》《医家摘要》等教材学习高阶商业用语和商贸活动中将会运用到的百科知识。

“长崎舌人家”是江户时代日本汉语教学的主要形式，其汉语教学活动也是唐话教学的起步阶段，因此他们担负着日本汉语教科书教材建设的重要使命。无论是从角色定位，还是培养目标与任务来看，为汉语学习者所编制的种类繁多、体例各异、难度由低到高、兼顾词汇语法和实际应用的教材都是与之相符的。其中一些编写质量上乘、内容完备实用的教材除了在长崎的汉语教学中应用外，还多次翻刻重印，面向全日本的汉语教学点(如在萨摩藩、鹿儿岛藩等偶有唐船飘至的地方，从事翻译工作的“唐通事”们也采用长崎唐通事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以及并非“唐通事”但却对汉语具有浓厚兴趣的学习者发行，客观上推动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2.2 唐通事唐话教材编写人员的专业化

唐通事唐话教材的编写人员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东渡日本、担任通事职务的中国人；一类是曾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中国人的汉语教学，而后从事通事职务或专职从事汉语教学的日本人；一类是并非从事中日贸易，但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日本汉学家投身汉语教材编写活动。这三类编写人员要么自幼所操的母语便是汉语，要么对汉语广有了解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特点。通事职务。而后一部分日本人也开始向中国人学习汉语，以便从事中日经济往来活动，这些人虽然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由于接受过中国通事的汉语教育，并且在从事中日贸易的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实用汉语知识，因此他们编纂的教材中也不乏名作，如朝冈春睡《四书唐音辨》、石川金谷《游焉社常谈》、上野玄贞《华学圈套》，以及冈岛冠山所著系列汉语教材《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音雅俗语类》《唐语便用》等。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日本汉学界，长期以来就有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经典的传统。随着江户时代中日交流频度增加、唐话的传入与流行，日本汉学家在继承以往学习汉语书面语传统的同时，对汉语口语也颇为重视，日本汉学家编写的汉语教材也应运而生，其中不乏以唐通事唐话为基础音系的作品。

在编写唐通事唐话教材的过程中，在日华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是编写工作的最初承担者，其培养出的日本弟子又承担起了后期的编写任务，同时还往往需要审定教材。随着时间推移，接受过中国通事汉语教育的日本汉语教学者则逐步成长为唐通事唐话教材编写的主要支撑力量。日本汉学家往往精通汉语音韵学和日语语音，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汉学家们编写的教材在内容上更为准确。但需要注意的是，汉学家们编纂汉语教科书的目的并非日常会话，而是代表了日本汉学家“作为学问而学习的汉语”语音特点，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研究者的参考意义上，而在实际的汉语教学中很有可能并未起到直接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两类编者的教材编写活动提供借鉴，推动了教材编写的规范化与内容的准确性。

3.江户时代唐通事唐话教材及其作者编纂活动的特点

3.1 编纂的唐话教科书数量众多

江户时期唐通事唐话教材主要表现为成系统的汉语词汇教科书，长泽规矩也《唐话辞书类集》收录了64种各类汉语教科书，其中大多数为词汇教科书，也有一些以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为蓝本，加以日文训点而成的教科书(長澤規矩也，1966)。但仍有一些教材长泽氏未收，如《南山俗语考》《日清字正鉴》等。《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收有12种江户唐话课本(李无未，2015)，与《唐话辞书类集》相比又补出了数种。日本学者出于研究汉语目的而编写的，兼具研究性和唐话学习者深入学习汉语所用参考书价值的一些著作，在长泽规矩也、李无未的著作中也失收。通过统计上述两种大型丛书，以及六角恒广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和《中国語教学書志》、奥村佳代子主编《唐话课本五编》、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王宝平的《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和《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等资料中提及的江户时代唐话教科书书目，发现此类唐通事唐话教材数量众多。即使是将日本汉学家编纂的唐话研究性著作如《四书唐音辨》《磨光韵镜》《日清字正鉴》《东音谱》《三音正讹》等排除在外，以汉语词汇与日常会话、俗语与专用词语训释、通俗小说戏曲音读与解说等实用汉语教学为编写目的的教材数量也应有百种左右，种类相当丰富。

3.2 唐话教材的内容

(1)汉语词汇与日常会话教材。在现存的唐通事唐话教材中，讲授汉语词汇与日常会话的教材占到教材总数的一半以上，是唐通事唐话教材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汉语词汇与日常会话教材是上代唐通事为子孙编写的汉语启蒙教材，从字数较少、内容简单、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开始教学，逐步增加词汇词素数，并适当讲授日常会话，以为进一步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的做法在当时的唐通事群体中极为流行。目前所能见到的数量较多的此类教材呈现出学习顺序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的特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从教学内容设计与教学顺序安排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这部分教材多由最基础的汉字入手进行识字教育，在学习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当然也包括单字词)之后，逐渐开始进行词汇、短语和日常会话教学。而在进行词汇、短语教学时也由浅入深，遵循由双字词到多字词，再到日常会话的教学顺序。如不题撰人(1750)的《唐音和解》一书，开篇所讲授的是诸如“风、云、雪、露、霜、水”等自然物象、天干地支和地理方位等时间空间用语。而后设“禽兽门”“草木门”“器用门”“饮食门”等门类，进一步扩充学习者的日用词汇量。最后以“设宴话”和《饮中八仙歌》训读为案例讲解一些简单的会话。又如体量更大、分类更为详细的《宗门方语》更是依据词语(或短语)的音节数将其区分为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直至十字话等类别。此外，由汉语教学的实际可知，音节数较少的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多为最基础的汉语词汇，“四字话”“五字话”乃至字数更多的“十字话”则多为成语、俗语和日常交际用语，学习难度也是由浅入深的。唐话教材编写者将基础汉语教材的内容和难度进行分层处理，选择由易至难(表现在字数上是由少到多，表现在内容上则是由浅入深)的体例设计和内容安排，与初涉汉语的后备唐通事的理解能力和儿童心理特征是相适宜的。

从教材所选词汇的分类角度来看，大多数教材的分类方式具有二重性色彩——同一部教材中既按照字数多少分类，又将字数相同的词按照词义进行分类，这种以字数为经、词义为纬的复合分类方式也可为教学活动提供便利。按照字数多少安排前后顺序的优越性前文已经提及，此处重点探讨依据词义将词汇进行聚合的优点。《唐话纂要》卷五模仿类书的编纂方式，将汉语词汇分为亲族、器用、畜兽、虫介、禽兽、龙鱼、米谷、菜蔬、果瓜、树竹、花草、船具、数目、小曲、疋头等类型，而在每一类型之中又按照词语之间的相关程度确定词语排列顺序，如“器用”类中收有“香盒、香炉、香盆、香箸”“火箸、火筒、火盆、烟盆”“茶瓶、茶罐、铜罐、茶托、茶盆”等，可见同一大类收录的词语也并非随机排列的，而是将相关的词语排列在一起。当然，反义词有时也会安排在一起，如《唐话纂要》将“空夫、空闲”与“冗忙、闹热”安排在相邻的位置。这样的排列方法有助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意识地运用义素比较的方法看待所学词汇，并逐步建立起词汇系统、将所学词语填入个人脑海中建立的“词汇树”的相应位置，有效避免了学习者杂乱无章地死记硬背散乱无序的词语，也有助于进一步学习会话。

从强化训练重点字词的角度来看，部分教材通过构思巧妙的词语搭配使得学习者在阅读教材时可以反复记诵重点字词，对其进行强化训练。《两国译通》卷上所采用的编纂体例便是首先列出单字，而后将运用这一单字构成的双音词、多音词列于其后，如在标注单字“点”的读音后，随即列出“点人、点名、点船、点货、点丫头、点偷人”等含有“点”的词语。而在后文的会话中，前面曾学过的词语也会重复出现。这样的设计使得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朗读、背诵重点字词，收到强化记忆的效果。

(2)俗语与专用词语训释教材。唐通事编写的俗语教材收录的词汇多为不见于经典著作，同时也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到或提到的一般名词、动词、形容词，但却流行于口语中、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词语。《南山考讲记》《南山俗语考》《宗门方言》等教材，便是讲解一些汉语中常见或具有特殊含义俗语的教材。而唐通事在中日商业贸易活动中从事翻译工作时，往往需要翻译一些与商贸活动、货物运输、远洋航运相关的专有名词，同时合同签订、与官方的交涉、纠纷处理等活动还要求掌握一定数量的商业贸易、航运、法律等方面的专有名词，《明律考》《公武官职称名考》《唐人问书》《麤幼略记》等专有名词教材也应运而生。

撰人不详的《唐人问书》收录了大量的与马的身体部位名称、马具、相马、马病与治疗等相关的术语，以问答、假名夹杂汉字的形式对这些专业术语予以注解。日本学者大庭修曾关注此书的相关内容，据其考证可知此书撰成于德川古宗时期，是日本人为治疗马匹疾病而从中国聘请马医，以及日本人向中国马医学习治疗马病和马匹保健相关知识的记录。嗣后被作为汉语教材使用，借以传授唐通事与马匹相关的专有名词汉语说法，同时在普及相关兽医知识方面亦有贡献。

(3)通俗小说戏曲音读与解说类教材。唐话教材编写者精选了一些流行于中国的通俗小说、戏曲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西厢记》以及盛行于民间的俗曲小调等，将其加以音注，并对其中的一些难解字词予以解说，作为学习者的高级教材使用。这样的做法既提升了汉语学习者的语法水平、锻炼其语感，又对学生统观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教材中说解《水浒传》相关的作品占据绝大多数，从中也可管窥《水浒传》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流行。

3.3 唐话教材编写活动的特点及其与日本汉语教材特色之间的关系

江户时代唐通事群体进行汉语教学之初便把教材编写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纵观这一时期的诸多近世唐话教材内容及其所反映出的编写过程，可以归纳出唐话教材编写活动的特点。概而观之，江户时代唐通事群体的唐话教材编写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1)教材编写充分考虑到商业活动要求，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唐通事群体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所收词汇以日常生活常用词为主，包括称呼、自然现象、时间方位、衣食住行、花鸟鱼虫、生产工具、民间技艺、俗语俗曲等门类，同时兼顾与商业贸易关系密切的特定专有词汇，如商业贸易、航运、法律等方面的专有名词。此外，教科书注音所采用的汉语方言情况也反映出实用性特点。现存诸多以日文片假名标注汉字音读的唐通事唐话教材，这些教材采用的汉语音系多为当时的南京官话，也有一些采用杭州方言、福建方言的作品，这与当时赴日经商的中国人多来自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实相合，这部分教科书的实用价值也因之得到提升。

(2)重视音读选择，立足汉语口语，同时又具有“求雅存正”特色。唐通事群体编写汉语教科书的目的在于培养可与中国商人对话的翻译人才，而赴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所操汉语显然是通俗口语。也正因为此，唐话教材中标注的汉字读音往往与流行于中国知识阶层中的读书音不同，如以南京方言为基础的《唐音和解》中绝大多数撮口呼字以イ[i]对音，如雨イ[i]、女ニイ[ni]、去キイ[kii]等，但当时的南系官话中存在着y韵母，《洪武正韵》将鱼、模韵分立，鱼韵辖中古三等韵字的做法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南京方言中没有撮口呼字，《唐音和解》的这种表现显然是南京方言的反映。但同样是《唐音和解》中，却又存在着与南京方言语音特点不同的表现：《西儒耳目资》反映的明代南京方言中不区分泥、来母，《唐音和解》中的泥母字对音以ナ行作为起首，如南ナン[naN]、农ノン[noN]、女ニイ[ni]等；来母字对音则以ラ行作为起首，如来ライ[rai]、鹂リイ[ri]、六ロヲ[ruo]等，可见此书区分泥、来母。这样的做法说明教材编写者出于尽可能地扩大学习者可通话地域范围的目的，又带有一些“求雅存正”的倾向。

(3) 编写汉语教材门类多、覆盖面广。江户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唐话教材，涉及门类多、教材种类丰富，并在日本全国发行，产生了较大影响。考虑到当时的出版印刷技术和交通条件、通信渠道，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也侧面反映了这部分唐话教材一经推出，便受到汉语学习者的关注与重视，其影响之广泛亦可窥得一斑。

将上述特点与早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语教材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江户时代唐通事的汉语教材编写活动与此前的日本汉语教育活动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教学内容上，无论是“遣隋使”“遣唐使”返回日本之后传授的与学问关系密切的汉语，还是黄檗宗传授的禅宗经典汉语读法、心越派(尤其是东皋心越禅师)传授的禅籍和琴谱的汉字音，都局限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阶层中，所传授的内容也与汉学、琴道、书道等关系密切。而唐通事编写的唐话教材则面向中下层学习者(尤其是世袭的“唐通事”们社会地位尤其低下)，这也使得此类教材所收录的单字、词汇、会话贴近社会生活实际，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更具实用主义色彩。此外，由于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汉语教学，面向的乃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阶层，学习目的也是诵读各类经典，因此更多使用“训读法”教学，带有机械的生搬硬套、以日语语法特点强行解释汉语的缺点，而江户时代唐话教材编写者均接受了荻生徂徕提出的“唐音直读”观念，从汉语语言实际出发教授汉语，易于初学者学习、应用。

但是，明治前期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却与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唐话教科书存在较多共同点。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置“汉语学所”，其教师乃是招募的长崎唐通事，教材也是唐通事编写的唐话教科书，直到明治九年(1876)转为“北京话教育”后才逐步摆脱了唐通事唐话教学模式，但明治时代新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仍然受到唐通事唐音教材的极大影响。如牧相爱《燕语启蒙》仍然采用传统唐话课本的双重分类方式，既根据音节数将词汇分为“二字话”“三字话”等，又将词语分为天文类、地舆类、时令类、称呼类等类目，而后教给学生“散语”(也即日常会话用语)，最后设立“商用之会话”“商用之习惯”两编以传授实用商业会话。明治时期的日本采用这种体例设计、内容安排的汉语教科书为数不少，宫岛大八《官话急就篇》、中岛锦一郎《日清商用作文及会话》、中西次郎《四民实用清语集》等教材莫不如此。虽然明治时代的日本汉语教科书较之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唐话教材出现了诸多创新之处(如收录的词语更能反映时代新变、部分教材采用更为准确的拉丁字母注音法取代旧有的假名注音法等)，但在体例、内容上都带有唐通事唐话教材的影子。尤其是贴近初学者的教学方式、对日常生活实用语汇的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安排等与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汉学家的汉语教学模式大相径庭，而与唐通事唐话教材颇为相似。由此来看，唐通事们编写的唐话教材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在重视日常会话与实际应用、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重视词汇的系统性与“提纲挈领”的分类学习法、注重重点词汇的强化记忆等方面都比以往的教育方式有了极大提高，并直接影响了其后明治时代的日本汉语教学。

4.江户时代汉语教材编写活动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4.1 促进中日经济交往，推动中国文化传播

江户时代涌现出一大批以“唐话”(或“唐音”)为名的汉语教材，这些教材的广为传播与广泛应用为日本汉语教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特别是这些教材别具匠心：在内容上重视实际应用，教授“通事”群体实用而又切近中日商业贸易的词汇、会话；在体例安排上尊重教育规律，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年龄、接受程度和心理特点，以符合语言习得规律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教学汉语。这样的内容设计和体例安排增强了学习效果，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这些翻译人才在中日商业贸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

同时，汉语的广泛传播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输出与传播。现存江户时代唐话教材中除了收录、讲解日常生活所用词汇外，往往还收录有与诗词创作、书法绘画、乐器演奏相关的语汇，甚至直接将通俗小曲、小说戏剧作为教本。这些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在激发日本学习者学习兴趣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传授了中国文化知识。在当时海上交通不便的背景下，这种简介描述的中国社会风貌对传播中国文化、提升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受程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谓是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之一。

4.2 保存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历史语音信息，具有研究资料价值

以现代视角考论江户时代编著唐话教材中蕴藏的时代风貌、经济贸易活动以及汉字片假名注音所反映的汉语历史语音特征、汉语会话例句所反映的汉语词汇语法特点等，均可为现代研究者提供宝贵材料，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养蚕、丝织业高度发达，大量的丝绸制品在市场上流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同时也是中日经济贸易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丝绸贸易也催生了专门收录丝绸相关词汇并讲授相关知识的唐话专有名词教材，如小寺玉晁《麤幼略记》便收录了大量的反映中日两国丝绸贸易相关的词汇，并对中国丝绸出口的港口、丝绸分类等知识予以解说，可以为研究纺织史的学者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唐话教材在汉语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材料价值亦是不容小觑，如日本学者有坂秀世曾以表示“浙江音”的唐话教材与其他反映明代官话语音特点的资料进行比较，认为当时的杭州话与官话类似，但其显著特征是完好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有坂秀世，1938)。唐话资料作为江户时代旅日华人或日本汉语教师、日本汉学家写作的汉语教科书，其写作时代与记述时代相合，其内容又是当地之人所记的当地之事、当地之音，因此具有极强的资料性，值得从社会经济史、中日交流史、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视角抉发其所蕴含的宝贵信息。

4.3 为当下对外汉语教材和汉语本土化教材的编写提供启迪与借鉴

回望江户时代唐通事群体编写的唐话教材，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采用片假名标注的汉字读音并不准确、其中收录的许多汉语词汇也早已被时代所抛弃，并且由于教材编写者自身的水平限制，教材中还存在着一些疏漏。但并不能因此而将唐通事唐话教材的现实意义一概抹杀，唐通事们在长期的汉语教学活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教材编写中流露出的前人智慧，都可以为当下对外汉语教材和汉语本土化教材的编写提供启迪与借鉴。如唐话教材在完成重点字词教学之后并未将其放在一边，而是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其安排在后文之中的做法，便十分值得当下的教材编写者借鉴。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不论是教授中国儿童还是外国留学生)，都会遇到遗忘这一难题，传统教学模式往往采用大量简单重复训练(如将重点字词抄写多遍、布置课后复习任务、听写等)的方式解决。简单重复训练无疑可以加深者的印象，但难免有枯燥无味之嫌，同时学习效率也不高。若能借鉴唐通事唐话教材的编排模式，将重点字词穿插在教学全过程中，使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复习、巩固和提高，则可以摆脱学习者认为枯燥无味、教授者疲于布置大量重复训练的困境。当然，唐通事们生活的时代并没有“记忆曲线”这一利器，而当下的教材编写者则可以充分运用“记忆曲线”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艾宾浩斯教学法”，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当然，唐通事唐话教材可以为当下教材编写活动提供的启迪与借鉴远不止此。唐通事唐话教材的词语分类方法，以及将意义相同、相近、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教学，以希望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以主观无意识的状态对其进行比较学习，与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顿悟学习、学习迁移理论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但当下的部分汉语教材仍未对其给予足够重视。又如选用大量文化词，以便在完成语言教学的同时传授给学习者中国文化相关内容的做法也值得思考。虽然目前所能见到的汉语教科书均对中国文化教育给予高度重视，但这些教材中也偶尔存在着收词不审慎，以及收词不当的现象，如部分重要的文化词并未纳入编者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收录文化词的唐通事唐话教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下的汉语教材编者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词库使用，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指导思想下选取其中的文化词语，以充实教材。此类例子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5.结语

江户时代中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因而汉语教材的编写成为助力两国商人商业活动、加强经济往来的重要手段，此外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深层次问题上也影响了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受容。为解决中日翻译人才培养问题，“唐通事”这一职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唐通事家族也登上历史舞台，旅日华人唐通事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唐话教材编纂活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密集编写的各类唐通事唐话教材，不仅适应当时中日经济往来的需要、培养了一批沟通日汉的翻译人才，在推动中国文化海外普及与传播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教材编写者立足实际、重视实用的编写宗旨也使得这些唐话教材贴近中日两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原貌，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还具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而江户时代唐通事群体编写的唐话教科书虽然在收录词汇的时代性、注音的准确性等方面存在着缺漏，但依然可以为当下的对外汉语教材和汉语本土化教材编写活动提供启迪与借鉴，如何去粗取精、将前人智慧与现代教学理念相结合，通过深入探讨历史上的教材特点来更好地指导当下，也是值得予以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