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辉 陶友兰

（1.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2.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

1. 引言

陶友兰教授，1997年走上讲坛，一直致力于英语教学和翻译教学，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十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陶友兰教授曾经作为德国洪堡学者、中美富布赖特学者赴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访问进修，2003年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TESOL硕士学位。她有着丰富的国际交流与传播经验，2019年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际传播界)，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教育部等课题多项，出版专著3部、译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核心论文、译文多篇，出版编著、教材等多部。

2021年7月，陶友兰和覃俐俐编著的《治学有道 育人无痕：翻译学女教授访谈录》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面世，引来翻译界普遍关注与好评。本人第一时间对陶友兰教授进行录音专访，从成长经历、翻译教学、翻译研究与文化传播等方面探讨她的成长之路，与成长中的青年教师们分享。

2. 成长之路：从英语专业学生到翻译专业教授

温辉(以下简称“温”)：陶老师，您好！我很高兴能够在第一时间拜读您和覃俐俐老师的新作《治学有道 育人无痕》，并有这次访谈机会。请问您为什么要带领学生们访谈翻译学教授？

陶友兰(以下简称“陶”)：这个访谈来自我的一次课堂作业，当时带学生看了一部教育主题的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影片中女教师的角色很感人。于是，我想让同学们去了解身边的女教授，看她们是如何成长的，研究其不同的成长历程。20位学生采访人中有18位是女性，选择20位女教授作为采访对象，想从女性榜样中汲取学习的力量。

温：很独特的视角。翻译学教授一般有师者、学者、译者等三种身份，您怎样看待这三种身份？

陶：我认为翻译学教授，首先是一名教师，教师的天职是教好学生，就是要教给学生想知道的知识，带领他们发现自己兴趣。其次，是一位研究者。作为大学老师，在做好教学的同时，还要进行学术研究，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教会学生做研究的方法，指引他们做些感兴趣的研究。在做翻译教学、翻译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各种问题，要通过翻译实践、获得第一手经验，由此来释疑解惑。这三种身份是一个整体，相互循环、相互促进。高校教师要想教得好，就要做研究，成为学者；研究过程中，自然要做译者，从译者角度体验翻译，研究才能言之有据；译者的体验又促进教学，为课堂提供更好的实践支撑。

温：陶老师，您什么时候产生当老师的念头？

陶：做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上中学时，很喜欢去老师办公室领取同学们的作业本，或者在黑板上给全班同学抄个题，我觉得特别开心。那时我个头比较瘦小，老师搬了把椅子，让我站在上面抄题目，否则总是够不着黑板，即使这样，还是觉得很荣耀。上初一时，英语老师是位漂亮的女老师，声音很好听，特别喜欢上她的课。高考时，就报考了安徽师范大学，走上专业英语的学习道路。安徽师范大学学风非常好，老师们特别注重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八个学期都有精读课，上得也非常精彩，感到受益无穷。有门选修课阅读《莎士比亚全集》，师生一起谈诗、谈人生，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温：读书，读出了生活中的美好。

陶：那时读书很开心，没有什么就业压力。后来去华东师大读硕士，对英语学习更感兴趣了。我喜欢校园生活，毕业后想当老师，1997年就来到复旦大学英语部教书。当时曾道明、陆效用两位教授带领我们集体备课，一起编写教材，这种集体分享的快乐至今难以忘怀。工作5年后，我考上何刚强教授的在职博士生。2002年，公派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进修，充分利用所有时间，修满了规定的学分，拿到该校TESOL专业硕士学位。另外还旁听了很多课程，记满了一本本听课日志。

温：您这样重视听课，在您看来，作为学生、新手教师和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师，听课有什么不同吗？

陶：差异挺大的。作为学生，可能更重视知识性；作为新手教师，更看重怎么教，而有一定经验的老师则要琢磨怎样教学更加有效。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收获很大，其中有门教学法的课程，课堂上学习各种流派的教学法，晚上在夜校课堂上让我们去实践这些方法。来夜校上课的学生需求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考托福，有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给他们上课，你要想办法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我每次上课时，有两位助教负责记录，课后反馈给我，哪里教得好、哪里教得不好。等助教上课时，我也进行旁听和记录，大家一起讨论提高教学效果。这个课程教会我如何用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讲课、听课，撰写教学日志。当时，我还去教育学院、英语学院和新闻学院旁听课程，主要是通过不同课型来选择。比如说，旁听语言类或技能类课程，我就注意思考教什么、怎么教、效果如何；旁听知识类课程，注意思考老师的教学风格，幽默的、学术的还是富有亲和力的。通过这些学习，让我体会到在不同语境下教学效果的差别很大，尤其是文化差异、思维差异。

温：这段海外学习经历对您攻读翻译学博士乃至今后成长有什么积极作用？

陶：这段经历非常有用，让我养成一种不断学习和思考的习惯，也比较注重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回国后，我就一边在大学英语部教书，一边读博士，何老师给本科、硕士到博士所上的课程，我都认真地听过。一边听课，一边注意观察何老师是如何处理翻译的，思考“如何学习翻译”“如何进行翻译教学”“如何培养翻译人才”等，博士毕业论文将翻译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博士毕业后，学院组建翻译系，于是就成为翻译系的专业教师，教学、翻译、科研同时并进。为了拓展学术视野，申请到国际学术资助项目，陆续去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进修，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3. 翻译教师：从课堂创新到技术创新

温：从教24年来，您对翻译教学的热忱一如既往，特别愿意把时间花在课堂上，这是为什么？

陶：传道授业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我总想努力把课上好，琢磨怎样能有些新意。在国外进修时，发现老师们教学方法很灵活，让人如沐春风，备受启迪。我在观察他们教学风格的同时，就想着如果是我上，我会怎么做。我也希望自己的课堂有趣，教得快乐、学得开心。

温：您是如何学以致用、创新课堂教学的？

陶：比如，上“英语读译课”，讲到诗歌单元时，我会请身边的诗人走进课堂，和同学们现场交流写诗译诗的感受，或者选择阳光灿烂的日子，带同学们去光华楼前的草坪朗读诗歌、翻译诗歌，鼓励同学们创作诗歌。上“翻译与思辨”课，我会把思辨的技巧贯穿到翻译专题中，带领同学们进行讨论和辩论，有时还请哲学系老师给他们讲如何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上“翻译研究方法论课”，我会带领他们阅读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论文，老师“专门指导”，这种效果要好。

同时，也注意把握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三个层次课程的不同侧重点。 我在博士生的课程中就会在理论探讨和交流的同时，尽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有一次我把博士生的课堂延伸到上海图书馆的主题展览上。上海图书馆以馆藏外文文献为对象，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104种珍稀文献梳理出四百多年来“东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史脉络，以“文明互鉴”为视角，展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当时正好我们上课讲到“典籍译介和传播”主题，我们下课后就买了汉堡、打着出租车去了图书馆。同学们看到那么多史料真迹，非常激动，很受启发，回来所撰写的实地考察报告很有内涵。

温：除了课堂创新和教法创新外，您不断开设新课，其中还有跟翻译技术相关的课程。您是怎样走上翻译技术道路的？

陶：教学内容的创新源自时代变迁、行业需求、知识更新和教师的自我学习。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创新，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我在2002年美国学习时，上过一门网课，要求设计网页，刚开始我也想打退堂鼓，给Helen老师写邮件说了很多困难，但老师并没有降低对我的要求，回信说不用紧张，她会花时间专门教我。我们从未见过面，老师是通过电话，一步步教我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网页，这种手把手教育学生的精神至今让我感动。回国后，我写成小文“未曾谋面的美国老师”发表，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作为中学生阅读理解的题目。Helen老师为我学习新知增强了信心。

五六年前，语言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把我“逼上梁山”。作为技术小白的我，为了能给学生开课，引导他们了解翻译行业技术动态，自己先学起了翻译技术。我们上海四所大学的几个老师一起开设了“海上技客”公众号，建起500人“上海翻译技术沙龙”微信群，组织举办各种公益讲座30多场，一边自己学习翻译技术基础，一边推广翻译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通过这种积极参与的方式，我在技术园地里慢慢成长，合作出版了《语料库与翻译》《英语技术写作精要》《翻译技术基础》等教材，还有《翻译项目案例教学》也将出版。在我的课堂上，除了教会学生们技术操作以外，还注意培养他们的翻译技术思维能力，学会通过技术路径解决翻译问题。在学习翻译技术的过程中，进一步进行思考和提炼，和同事们一起申请到了教育部协同创新项目，拓展了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领域；还通过投稿申请，获得翻译国际核心期刊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组稿权，宣传中国的翻译技术教学研究成果，从学术上走出去，引起国际同行关注。

温：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您还开设新课，组织出版了系列翻译教程和翻译技术教材，做教材研究。您为什么这么重视教材和教材的开发与研究？

陶：任何一门学科，不能没有教材。教材是呈现该门学科的知识主体，供学习者参考和使用。但是，不是有了教材，就能上好课。如果教师本人厉害，不用教材，课也会上得有声有色；如果老师水平一般，即使再好的教材，也上得味同嚼蜡。另外，高质量的教材比专著更难写。教材编撰的核心不仅仅是有条理、高度归纳、科学呈现该课程(或学科)的核心内容，而且在于如何使用和进一步研发教材，发挥明理、育人的功效。

温：在研究翻译专业教育模式时，您和团队提出建立综合性大学“政、产、学、研”融合的翻译专业教育体系。我们该怎样加入“政”这个维度呢？

陶：加入“政”这个维度是个系统工程。我们致力于培养面向国际的“高层次、应用型、与翻译相关的跨文化交际型人才”，因此在培养目标定位上确定为国际组织和国家级机构服务，承担为国家培养高端翻译人才的重任。目前有毕业生在联合国、外交部、中共党史和中央文献编译局、中央电视台、华为翻译中心等部门工作。我们努力顺应国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培养高水平中译外人才”的战略，将国家需求与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相结合。我们除了邀请国际学者讲座、参加国际会议进行研讨交流以外，还开设联合国文件翻译、联合国会议口译专题、研究生FIST课程等，要求学生了解国际前沿动态、并尽可能胜任联合国正式文件翻译、联合国口译；同时聚焦中华文化外译，开设有典籍英译、笔译实务等课程，承接各类翻译项目和申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研究红色翻译在域外的传播，通过翻译讲好中国故事，探讨对外传播策略。

温：在将翻译学科建设和业界结合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尝试？

陶：这要感谢业界人士对我们的信任，感谢学校、学院领导的重视。例如，我们和翻译公司签订合同成立翻译实践中心，邀请企业人士进校园讲座、授课，和企业人士合编教材，和企业一起申请教育协同育人项目，参与企业组织的翻译行业会议、参与业界组织的翻译技术直播公益讲座等。常言道：独行快，众行远。不懂的地方，我们虚心地向懂行人请教。有时我想到一个创意，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确定一个框架后，让懂行的人分头去研究，最后再一道商量，把校企合作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和实践活动中，这就是快乐的合作共赢、互助互利。

4. 翻译学者：从“小题大做”到“大题小做”

温：您在国际期刊上和英文辑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陶：翻译教育和人才培养是个国际性话题。我在了解了其他国家翻译教学现状后，觉得有义务去用英文撰写论文，介绍和推广中国翻译教育的特色发展。2019年在美国参加翻译教师培训班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翻译教学研究相比较而言，做得非常扎实，在某些方面都领先其他国家，只是英语读者还了解不多。看到我们的同行国际发表越来越多，论文被国际学者引用，很开心。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更多的人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断挑战和更新自己的兴趣，才能把握学术前沿，领先国际研究。

温：是啊，仅仅关注国内研究还不够，还要密切研究国际同行的成果，及时进行撰文发表和交流。那您花在科研上的时间很多吧，与教学任务有否冲突？

陶：除了上课，其他时间主要看书、写文章。其实，教学与科研并不矛盾，可以很好结合，寓研于教、以教促研。多年来，我在教学过程中，总结出教师自我成长的“五个一”模式，觉得它很有效，可以实现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步增长、相互促进。“五个一”指的是：一个理念、一门新课、一个项目、一篇论文和一本教材。例如，教泛读课时，就有个理念“阅读是促进翻译的有效手段”，于是将“阅读”和“翻译”结合，把“泛读课”改成了“英语读译课”。接着申请学校的教学特色研究项目。为了结项，就要写论文，就得结合教学实践进行思考，阅读相关文献，提炼、总结和升华，最后发表了一篇“本科翻译专业阅读教学综合模式探讨”。几轮教学后，精选打磨了五年的教学材料，编写了《英语读译教程》。通过这种方式，教学和科研就有机结合起来了。

温：“五个一”模式连接了教学和研究，有利于总结经验、固化成果和传承。只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翻译教学研究的价值。您为什么投入大量精力在教学上，还把翻译教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陶：研究翻译教学，因为我喜欢上课，觉得研究翻译教学很有趣，值得去探索。我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英语教育，在纽约州立大学拿到TESOL硕士学位后，更觉得研究教学比较有价值，研究如何通过授课帮助学生“转智成识”。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也特别支持我做翻译教材研究。当时学界相关成果不多，主要有穆雷教授的《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和张美芳教授的《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何老师鼓励我以她们为榜样，继续教学课题的研究，这样我也就比较有信心了。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积累一些自己的心得，应用到每年的教学课堂上。比如，如何教本科生学会思考，硕士生进行学以致用，博士生进行学术思辨和创新实践等。

温：不少年轻老师做研究，不知道如何选题，您能讲讲如何“小题大做”吗？

陶：年轻学者做研究，一开始会纠结从哪里入手，我也是这样。慢慢找到方法以后，就乐在其中。“小题大做”就是沿着一个小题目深挖下去，不断发现新课题，逐渐扩大研究范围。我开始做翻译教材时，市面上细分教材很少。由于教学需要，相继编写了《研究生英语翻译》《中级英语口译》《高级英语口译》《英语读译教程》等，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教学材料成果化。在教学和编写、使用教材过程中，遇到问题就一个个地去研究，从教材练习设计、教材编撰原则、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教材与语料库再到教材与翻译研究、教材与翻译学科发展等，不断深入拓展，写成一篇篇论文，为翻译教材建设提供对策性建议，建构和完善翻译教材理论体系。有了前期的发表和思考，就容易形成系统的研究问题，再申请课题来进行集中研究，比如“中国英汉汉英口译教材建设研究”和“我国翻译专业口笔译教材建设理论之重构及对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就是这样产生的。

温：您说的“大题小做”是怎么回事？

陶：“大题小做”刚好相反，就是把一个宏观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具体小问题进行研究。比如，我主持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之策略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课题。在实施过程中，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大题小做”。首先，分成五个子课题，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进行分类。内部研究的课题组中，再分为具体的典籍英译与传播研究、公共政策的英译与传播研究、现当代小说的英译与传播研究等；外部研究分为中华文化在英美国家的译介与传播、中华文化在亚太地区的译介与传播等。在每个子课题中，接着再细分，如《论语》英译本在美国学界的传播和接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用典的英译及接受研究等。只要确定了大的研究方向，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会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成就感。

温：听上去就很有趣啊，谢谢您的分享和指导。

5. 文化译者：从服务教研到传播中国文化

温：您还翻译出版了20多本译著，能讲讲翻译实践吗？

陶：翻译实践五花八门，丰富了我的生活和人生。早期为翻译公司做的翻译实践，从问卷调查到法律条款都译过，没有统计过多少字，也没有出版。一开始是别人来找我，有什么就翻什么，翻译的内容有时也拿到课堂去讲。后来，只翻译可以触动我心灵的书籍，比如我和别人合译的《个人的魅力》《富足人生的八大支柱》，能让人忘却生活中的不如意，积极看待人生。还有，美国小说现实主义代表作《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讲的是商人如何放弃追求财富，完成人格的升华，对我触动也很大。另外，就是带着学生们、访问学者一起翻译，一起署名，一起做翻译项目，在合作中收获了很多翻译的快乐。在汉译英领域，一开始做的是对外汉语教材翻译，销售到新加坡、美国和欧洲等，小有成就感。2020年翻译《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一书，学到很多理念，对“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在审读今年冬奥会新闻翻译稿的过程中，确实意识到外宣和内宣不一样，有时候不用全译，需要改译和译写，要以英语读者是否能读得懂为前提。思果说过，翻译是一门逼人谦虚的学问。翻译一直在路上，没有最好的翻译，只有更好的翻译。

温：是的，翻译总是在“接近彼岸”，很难“飞越和抵达”。在您对外交流过程中，有用到翻译的经历吗？

陶：有的。2009年我在海德堡大学访学，有一次开会时偶遇一位德国诗人，他让我把他写的诗歌翻成中文。我把翻译好的中文诗打印出来送给他，他非常兴奋，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诗歌变成中文，对汉字的一笔一画充满了好奇，一直把中文诗贴在家里墙上，还给我寄送了好几本诗集，我回赠他中国的“囍”“福”字和对联，给他解释汉字的魅力和内涵。我觉得翻译真的可以沟通人心，促进文化交流。在和外国友人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翻译的重要性，翻译人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温：您目前主持翻译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什么想法吗？

陶：我很荣幸能够结缘这本书的翻译。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向西方世界展示现当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认识，其中，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思考，表达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独特意义。很感恩我们团队与外研社、美国译者合作，共同申请到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也期待这本译著的出版，能有益于西方学者更深入地理解中西文化融合交流，更全面认识中华文化特点和价值。

温：在翻译过程中，您特别重视接受方的感受和传播效果吗？

陶：是的，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和传承。只有触及人心的翻译，打动了人们的心，人们才会真正去接纳、吸收和传播。我在研究《论语》的英译策略时，就特别想了解《论语》在西方的传播效果，于是申请了富布赖特项目，去美国研究“《论语》英译本在美国学界的接受和传播”。为此，我在美国行程逾万里，走访了很多大学，在他们学校做讲座，采访了不少译者、汉学家和学者，前后写了十几万字的笔记，比较真实了解到当前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期待。目前，我们邀请青年教师组建了一个团队，配备了硕士生和博士生作为助研，一起讨论学习中华文化，探讨从翻译视角如何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我们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合作，计划出版《西方汉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化》《海外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系列丛书，译写结合，致力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这需要不同领域的中外专家一起努力完成，感恩一路走来各位前辈贤师和同行的助力。我现在想好好珍惜这些机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温：从一名新入职的教师成长为教授、学者，您是怎么应对工作生活中的挫折呢？

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遇到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自然会伤心和难过，但是一般时间不会太长，平静后尽量让自己重新出发，继续朝前走。能改变的，尽己所能；改变不了的，只好顺其自然。教学中，有时出现“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就安慰自己，“我尽力了，大家随意”，努力学习古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温：这种积极应对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身为女性学者，回顾您的成长道路，您最想与年轻女教师、女学生分享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陶：事业和家庭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不可或缺。张桂梅校长曾说，“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发挥更大作用。不管男性、女性，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谈恋爱、结婚、生子，都是重要的人生经历，尤其陪伴孩子是快乐的。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父母陪伴和教育，即使再忙，也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照顾家庭和做学术研究一样，只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都会有收获和喜悦。

另外，我们生活中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善待生活、感恩生活，保持一颗宽容的心，时时虚心学习，不断换位思考，做更好的自己。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努力，努力了不一定有回报，但不努力一定没有收获。

6. 结语

访谈陶友兰教授，让我备受鼓舞和激励。她谈吐中言温气和、笃定温暖，她的成长历程包含着最朴素的道理：设定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追求创新是她努力的目标，见贤思齐是她成长的动力，拥抱新知是她持之以恒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