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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异研究

2022-11-03金长宏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5期
关键词:耦合度梯队安徽省

金长宏,唐 睿

(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由内循环逐步转向外循环,大量外资涌入沿海城市,促进了沿海城市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沿海城市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由沿海发展到内陆地区。但是,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系统的大量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单向涌入城市,形成城市快速发展和乡村发展滞后并存的局面。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化解新时代的矛盾,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现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减少城乡发展差距。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在全球疫情,出口受阻,外需不足,能耗双控的背景下,研究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现状,对推动安徽省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如何科学地测度新型城镇化一直是学术界的课题。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方面,朱艳娜[1]等采用熵值法,从4个一级指标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杨洁[2]等则运用因子分析法,从6个一级指标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刘浩[3]等采用熵权TOPSIS法熵权灰色关联法以及熵权GC-TOPSIS法,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与生态、民生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公平和效率5个维度对广西的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要求的战略。一方面推进这一战略能改善过去盲目推进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差距问题,同时吸引人口回流,部分化解城市人口、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提出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指标有利于农村发展绿色农业,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三产融合度。

大部分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4-7]。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不可分割,乡村的产业要振兴需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化,产业多元化需要吸收城市人才、资金,从这个角度来说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4]。刘依杭[5]从五个层面论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关系,夏金梅[6]则从时空角度出发梳理我国城镇化与乡村建设的历史变迁,探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马长发[7]运用耦合理论从省际层面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关系进行研究。俞云峰[8]基于耦合理论在市际层面对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总的来说,研究新型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两者关系的较多,而研究两者关系的时空分异少。因此基于相关理论,以安徽省为例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二者在2010—2019年间的时空分异。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国家相关规划,按照科学性、客观性、可得性等原则,构建能准确全面反映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具体参照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1.2 耦合度模型

耦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间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为探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耦合模型如下:

C={f(x)*g(x)/((f(x)+g(x))/2)2}2

(1)

式(1)中:f(x),g(x)分别表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数;C表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系统耦合度,其值区间为[0,1],越接近1则相关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参考相关文献将耦合度等级分为四级具体如表 2所示。

表2 耦合度等级

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可以计算出两系统关联度强弱,但无法精确反映两系统间整体协同程度,为反映两系统的协调状况,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2)

T=αf(x)+βg(x)

(3)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又因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属于国家战略具有同等重要性,又是相互促进的,因此参照相关文献[9]设定α、β均为0.5。

参考相关文献[10],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如表 3所示。

表3 耦合协调度标准

为考察两系统发展相对情况引入公式(4)

Q=f(x)/g(x)

(4)

若Q大于1.1则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领先乡村振兴发展程度,Q处于0.9~1.1之间则发展协调,若Q小于0.9,则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程度领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程度。

1.4 空间自相关分析

使用莫兰指数探究安徽省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

(5)

(6)

Ii为第i城市的局部Moran’s I指数,若Ii>0,表示该地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若Ii<0,则表示高低聚集或低高聚集。

2 实证分析

2.1 空间格局及时序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方法和模型,得出2010—2019年安徽各市的双系统得分,并获得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表 4显示:2010—2019年,安徽省各市的耦合度都在0.8以上,即各市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属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这表明乡村的发展、乡村的振兴与城镇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乡村系统和城镇系统属于高度关联系统,任意一方的微小的变化会带来另一方的改变。

表4显示:2010—2019年,安徽省各市整体上耦合度协调度发展呈持续增长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2010年安徽省各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发展梯队可划分为四梯队,第一梯队为合肥市、铜陵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第二梯队为黄山市、淮南市、淮北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其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第三梯队为六安市、安庆市、亳州市、蚌埠市、池州市、宣城市、滁州市,其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第四梯队为阜阳、宿州两市,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5年安徽省各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可以分为四梯队,第一梯队为合肥市、芜湖市,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第二梯队为宣城市、蚌埠市、铜陵市、淮北市、滁州市、马鞍山市,其处于初级协调阶段;第三梯队为池州市、蚌埠市、亳州市、安庆市、六安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第四梯队为阜阳市、宿州市,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安徽省各市发展至2019年仍然可以划分为四梯队,第一梯队为合肥市,其耦合协调度为0.831 1属于良好协调阶段;第二梯队为宣城市、滁州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分别为0.703 2、0.712 9、0.747 5、0.759 1,属于中级协调阶段;第三梯队为宿州市、六安市、淮南市、安庆市、亳州市、池州市、黄山市、蚌埠市、铜陵市、淮北市,属于初级协调阶段;第四梯队为阜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因此,第四梯队阜阳市应采取积极措施,促使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调推进。

表4 2010—2019 安徽省各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表5 相对发展程度

根据(4)式得表 5,由表 5可知,2010年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程度均落后于乡村发展程度,2015年除合肥市属于乡村发展滞后型外,其余各地均属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到2019年合肥市属于乡村发展滞后型外,铜陵市、芜湖市接近城镇乡村协调发展型,其余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均滞后于乡村发展,但可以发现安徽省各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正追上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正朝同步协调进发。这与安徽省成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安徽省水利设施的建设分不开,长三角的工业转移带动安徽省工业发展进而促进产业人口的集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水利设施的改善则保证产业资本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保证发展的稳定性。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5)式得表 6,结果表明自2014年开始,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大于0.24,p值小于0.05,z值大于1.96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2014年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相关性。

表 6 全局莫兰指数

运用(6)式,使用Geoda软件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Lisa聚类表7、表8,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2014—2019年安徽省的耦合协调度存在“高-高”区域和“低-低”区域的空间集聚,其中仅2015年存在高低聚集,但2014—2019年中大部分区域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安徽省中东部,靠近南京市,该区域包括滁州市、芜湖市、铜陵市和马鞍山市。随时间变化,铜陵市变为空间自相关不显著。“低-低”区域则为阜阳市,地处安徽省西北部并未随时间发展发生变化。整体上安徽省耦合协调度分布呈中东高,西北低的格局。这表明随沿海转移工业的承接,皖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从而带动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显现出局部高值空间集聚。而西北部远离长三角经济区,属于淮海经济圈,受长三角经济区工业转移影响较弱,经济发展较慢,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慢,进而影响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表 7 2014年Lisa聚类表

表8 2019年Lisa聚类表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随时间的发展,安徽省各市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其中大部分城市已进入初级协调阶段。这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发展态势初步形成,说明安徽省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共进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安徽省各市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集聚逐渐加强。

从空间的角度看,2014—2019年期间,安徽省的双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形成了以马鞍山为核心的协调发展带。

3.2 建议

第一,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提高协调发展水平。鉴于目前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发展,城镇化率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现状,省政府应高度重视推进以县域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统筹推进各市县域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各市应因地制宜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强化乡镇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完善成人教育,给予新入城人口就业培训,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基本就业;推动公租房工程,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房问题,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推动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回流,壮大县域经济。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积极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挥区位优势,承接适宜产业转移,提升城市市场活力。坚持绿色发展观,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思想,加强对城市环境的监管,完善污染治理体系,提高污染处理能力,降低单位GDP能耗,增加城镇绿化面积,创建低碳绿色生态城市。

第二,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链形成生态闭环。由于城镇相对乡村具备集聚优势,导致企业转移到城市,就业机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人才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引发产业振兴动力不足,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对农村而言,应当立足于特色资源,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逐步实现特色农业产业链当地化,使收益留在当地,让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交通成本,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乡村生态,开发田林湖草,发展生态旅游业,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第三,加大乡村教育投入,推动农业产学研结合,实现农业现代化。任何生产要素的实现都离不开人。人的素质影响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推进。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推广现代化生产工具,完善农业生产硬件。加强乡镇农业管理服务,进行“洋土结合”,发掘并推广先进管理办法,提高农民产业化管理水平,完善农业生产软件。满足农民对农业工具的改善需求,搭建联系相关院校的合作平台,以改善农业工具,贴近用户,实现需求与成果无缝转换。

第四,加快要素流动,推进城乡融合,发挥体制优势,为发展赋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削减城乡二元体制弊端,通过使用政策等手段对生产要素进行进一步调整,使城镇乡村的发展所带来的效益最大化,进而为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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