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兵 朱 昊

国家安全战略是关于国家安全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1]。一般来说，国家安全战略影响一国内政和外交决策，对其安全环境、安全利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2]。无论从领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从宗教影响、资源禀赋而言，伊朗都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国家意识也是最悠久、最连贯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治国传统也是最完整和最复杂的。”[3]因此，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对于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影响。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与伊朗断交至今已有42年。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伊斯兰政权始终持敌视与遏制态度，除对其进行各类制裁外，还支持该国境内各类反政府组织，谋求实现政权颠覆之目标。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对伊朗境内多个军事设施密切关注，对伊朗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近年来，伊朗内部社会危机不曾停止，民众骚乱时有发生。2009年“绿色运动”和2019年初“十月风波”暴露出该国内部治理体系存在隐患。由上述情况看，伊朗的安全环境难言乐观，国家安全体系面临的挑战也较为艰巨复杂。但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却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局面，社会内部出现多次动乱也最终被平抑。因此，有必要对该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展开研究，了解其嬗变轨迹，评估其现状，展望其前景，进而为中伊交往与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借鉴。

一、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嬗变

一般来说，国家安全战略受国家利益、本国政治文化及政治精英对安全威胁的认知、领导人的决策偏好、国家安全目标和维护安全手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伊朗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基于上述因素而逐渐形成的。整体看，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分别当选最高宗教领袖和总统，伊朗国家安全战略逐渐趋于缓和与务实。伊朗政治精英群体认为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不能单纯依靠革命口号的意识形态，改善对美外交势在必行。在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后，伊朗的国土西侧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但是，伊朗对美国此举没有提出抗议，而是采取低调接受的态度。1991年底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后，伊朗继续将恢复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基准点，全面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着重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巴以问题方面以言语支持巴勒斯坦为主，不采取实际措施刺激以色列。在这一阶段伊朗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稳步发展，基本完成了既定战略目标。

2001年“9·11”事件促使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国家安全战略再次调整为制衡战略[5]。美国在阿富汗方面发动军事行动，让伊朗东侧国土面临巨大安全压力。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伊朗的宿敌萨达姆政权倒台。伊朗国内政治出现变化，内贾德总统上台后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对外扩展国家影响力，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获得伊朗方面的暗中支持，伊拉克逐渐变成“什叶派新月”阵营的重要力量。在此期间，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伊朗方面积极利用外交智慧与欧盟方面谈判获得外部和平环境。在内贾德总统任内，伊朗利用国际油价走高的契机开展能源外交，积极采取“向东看”[6]的外交政策，先后与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签署能源大单，试图减缓美国方面的安全压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朗采取有所作为的国家安全战略，积极促使地区秩序发生改变。自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收缩战略后，逐渐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减少投入资源，地区大国竞相崛起，中东地区的权力角逐出现新一轮“白热化”现象。沙特、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地区强国以各自方式扩大势力范围，但至今仍未形成稳定格局。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国家忙于处理各自的内政事务，叙利亚危机升级为内战，美国试图通过直接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达到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伊朗则派遣革命卫队圣城旅与巴斯基民兵赴叙，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客观上削弱了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威信。同时，伊朗还利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机遇，组建亲什叶派军事武装力量，增强了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甚至将影响力拓展至也门、黎巴嫩等国。美国为此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对其进行制裁，试图缩减伊朗军事力量的地区辐射范围[7]。无疑，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影响力显著上升是该地区大国群体性崛起现象的一个代表。

综观伊朗国家安全战略嬗变历程，每当外部威胁增加之时，伊朗总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予以应对，化解安全风险，捍卫政权稳固。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维护的宗旨是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总体上来说，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属于防守性战略，缺乏进攻性色彩，符合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尽管美伊关系是影响伊朗外部安全形势的重要指标，但伊朗总能巧妙地运用外交智慧化解风险，转危为安，这也是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独特性所在。

二、新冠疫情以来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众多国家、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疫情暴发的严重性和无序性无疑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此，伊朗政府推出了多项战略举措，积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应对严峻的地区安全局势和复杂的疫情形势。

第一，强调地缘军事安全，努力发展“抵抗经济”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压力。重视周边地缘安全是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传统。伊朗外交部部长哈拉齐在2004年对外谈起伊朗国家安全问题时表示，“伊朗的国土安全政策始终坚持防御属性，使用威慑战略对待敌人，不追求对外扩张，重点关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变。”[8]在军事能力方面，伊朗始终以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目标，将主要对手锁定为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并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中采取“不对称性优势”的策略应对占据军事实力优势的敌军，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民兵部队作战，重点发展中短程弹道导弹武器和无人机技术[9]。当下，伊朗完全有能力使用武装力量快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油阀”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此外，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导弹库，在中短程导弹技术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莱西总统2021年上台后多次强调伊朗军队必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在海湾举行军事演习，对外展示决心。同时，伊朗在该地区拥有独特的软实力，凭借与地区邻国建立的广泛的历史文化联系，加之抵制殖民主义的历史传统和反美立场，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建制叙事话语体系获得了不少穆斯林国家的支持。

第二，积极发展“抵抗经济”并改善民生。莱西总统上台后需要向民众兑现竞选承诺，改变当下“不与伊朗核协议挂钩的民生现状”，增加就业岗位[10]。“抵抗经济”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应对外部制裁的重要举措，旨在依靠本国资源和区域合作平台发展经济，减缓美国制裁的压力。莱西总统上台后面临的是伊朗史无前例的高通胀局面，再加之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伊朗2020年GDP增速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对于莱西政府而言，改善民生不仅是考核其执政绩效的重要指标，更是关乎伊斯兰政权稳固与否的重要命题。因此，伊朗莱西政府在2021年初实施了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国内经济需求得以部分复苏。加之美国拜登政府放松了部分对伊制裁措施，伊朗经济近期内实现了温和式增长。当然这并不能掩盖伊朗经济发展的弊端，诸如人口增速较快、进口受限和政府过度补贴引发债务，经济管理者缺乏长远眼光，“食利阶层”引发严重的经济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长远看，唯有改善美伊关系，利用较大规模受教育人口的红利发展经济才能为伊朗经济发展赢得更多生存空间。当下，莱西政府唯有解决眼前的民生困顿局面，走出经济低迷的现状才能有未来，这也是伊朗长远经济规划与现实经济发展困难的双重矛盾所在。

第三，在伊朗核协议(JCPOA)等重点议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缓和美伊关系，推行务实外交。伊朗核协议自特朗普政府悍然退出后基本名存实亡，伊朗保守派政客和部分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是无信用的典型代表，并不认可伊朗政府对美谈判的态度。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肯定这一观点，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和共和党部分代表也持反对声音。可以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进程不仅在美国方面存在阻力，在伊朗方面也有类似情形。然而，莱西政府与拜登政府都有改善美伊关系的需求和动力，欧盟方面也愿意充当调节者角色发挥作用。因此，尽管伊核协议谈判并不顺利，屡屡遭遇困境，但美国和伊朗方面基本都默认全面恢复履行伊核协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华盛顿方面认为该协议是目前应对伊朗核技术发展的最佳方案，德黑兰方面则认为借此良机可以摆脱制裁并使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1]。短期来看，美伊关系缓和的可能性极大。对于伊朗这个中东地区的地缘大国而言，改善与欧美国家的关系获得外部支持是决策层的追求。莱西政府正是洞悉上述这些问题才奉行务实外交原则，参与各类外交活动广泛结交朋友转移国内压力，彰显自身执政效能扩大其统治基础。

第四，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莱西总统自上任以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他认为伊朗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转折。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政治改革进程从未曾中断，两伊战争的记忆对于壮大国家自豪感非常重要，“阿拉伯之春”、极端主义势力肆虐、伊朗核协议等问题都让伊朗外部安全形势面临艰巨考验。近年来，随着西方思潮涌入伊朗，年轻一代部分群体开始拒绝伊朗“革命文化”式教育，转而拥抱西方文化。加之伊朗国内政治分歧有所加剧，引发文化冲突。这些变化要求伊朗政府必须做出调整，提高对文化安全的重视程度，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伊朗政府虽没有公开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但早已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等重要机构推进国家安全工作。近年来网络安全问题的挑战愈加严重，伊朗政府成立网络安全工作的专业机构，积极引导舆情走向。早在2005年哈塔米总统时期，伊朗政府就已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封闭性网络，目标是维护伊朗社会的价值观，减少外国势力的威胁。2009年“绿色运动”和2019年“十月风波”后，伊朗政府凭借国家信息网络系统开始介入互联网的使用通道，关闭外界向伊朗国内传播信息的社交工具。莱西总统在上任后更是组建专业的网络情报部队应对黑客攻击，捍卫本国网络安全[12]。

第五，为应对新冠疫情，积极构建防疫体系。生物安全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自2020年2月伊朗方面有数据报告以来，伊朗国内感染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45万，其中死亡人数超过14.3万，是世界上遭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13]。莱西总统在上任次日就召开全国性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会议，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达命令暂停周五的聚礼活动，呼吁民众落实保护措施。同时，伊朗凭借覆盖至基层的医疗卫生体系顽强地应对不断出现的疫情危机。早在二十世纪初，伊朗就针对国民的初级卫生保健(PHC)需求积极构建医疗卫生系统，目前伊朗全国建有65个医学院，农村地区有2.2万个医疗中心，城市地区建有8000个卫生机构。凭借较为先进的医疗体系，伊朗成为中东地区不少民众寻医就诊的首选目标国。新冠疫情暴发之际正是伊朗新年之时，为减少损失，伊朗发起“我们应在家里”的倡议，减少社会面流动频率。莱西政府公开呼吁民众减少社交活动，全力减少病毒危害程度[14]。目前，伊朗国内接种疫苗的比例需进一步提高，为保障国家生物安全，伊朗将会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加强与中国等国家的合作，增强抵御病毒入侵的能力。

三、伊朗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多维影响

伊朗是中东少数几个能从地区角度界定自身利益，又能有能力维持真实而有限的投射能力的国家之一。新冠疫情给伊朗国家安全战略带来的影响是深刻且长远的，使人的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暴发必定导致“人道主义价值观”比重上升，这成为伊朗政治精英群体的共识。从国内层面分析，伊朗国家治理能力有所提高。伊朗是一个绝对信仰与服从权威的国家，民众对领袖的崇拜和服从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国家权力和能力优势体现在政府和社会层面，政治精英和宗教精英的结合是伊朗政治体制的主要特色，民众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支持程度和信任度依然处于水平线之上。这有利于扩大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执政基础，更是伊朗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展望后疫情时代，挑战、对抗与寻求合作依然是伊朗对外安全战略的主题。伊朗自1979年以来始终主张重建国际秩序，对外“输出革命”，宣扬自身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树立其作为穆斯林世界“旗手国家”的地位。无疑，这个目标与现实相距甚远，但这也是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雄心体现。因此，伊朗必定不会放弃其作为地区大国的定位。受到伊朗与美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制约，与美国这个“大撒旦”的斗争也不会中断[15]。自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以来，伊朗国内反美情绪进一步高涨。莱西作为保守派阵营的代表，其经历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出身于宗教世家和圣城马什哈德，宗教教育背景浓厚，与库姆的教士集团交往甚密。二是在担任总统前长期任职于伊朗司法部门，曾任最高司法总监，参与过伊朗国内反腐败斗争的审判工作。上述经历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作为哈梅内伊的潜在接班人看待，对其担任总统的执政风格有所预判。拜登总统上任后，对伊实施“接触”策略，但对伊实施遏制政策是基本立场，不会轻易动摇。美伊之间的不信任危机引发局势紧张依然会是中东地区秩序演变的基本特点。基于历史惯性的延续，莱西政府与美国拜登政府关于伊朗核协议的谈判究竟能否成功依赖于彼此间的诚意和需求。如果国际局势演变需要美国方面必须放松对伊实施制裁，二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则极大。同时，基于捍卫国土安全考虑，伊朗发展核技术的诉求必然会引发以色列和沙特等国家的担忧。改善民生和进行经济建设是稳定伊朗政权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因此，达成伊核协议阶段性成果的可能性较大。

寻求与外部力量的合作是实现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除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对抗外，长期致力于经营从本国到伊拉克、叙利亚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强化教缘政治势力。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文化的盛行之地，什叶派与逊尼派是两大主流派别。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大国，境内什叶派人口7000余万，更拥有库姆和马什哈德两个什叶派宗教圣城。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利用什叶派宗教身份认同因素构建势力范围，在伊拉克建立一支亲伊朗的武装民兵部队，即人民动员者力量。使用伊斯兰革命卫队下辖的圣城旅部队支持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等地区的武装力量，甚至派遣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参与这些国家内部的军事行动。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必将会影响其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的范围与合法性。2020年以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各类军事行动都在彰显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伴随美国军事势力从中东地区的转移良机，伊朗、土耳其、以色列这类地区性大国将迅速采取行动扩大自身影响范围。未来，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变将会呈现更加混乱和复杂的特点。

外事活动方面，莱西总统会继续奉行周边外交优先的原则。他在2021年前往伊拉克与沙特代表就海湾安全等议题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长在2021年8月底参加巴格达峰会，与沙特代表会面缓和两国紧张的气氛。同年12月，伊朗总统会见阿联酋安全顾问本·扎耶德，讨论发展两国关系问题。莱西政府外事工作的重点是缓和邻国的关系，为发展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这反映了伊朗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务实理性的特点。

四、结语

综观伊朗国家安全战略嬗变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通过革命方式，伊朗获得了国家独立自主的机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奉行的革命外交理念较激进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历经三十余年的嬗变与调整，如今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理念愈加理性、成熟，更加符合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二十一世纪以来，伊朗一直都是中东地区秩序转变的客观受益者，通过外交与军事活动巩固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安全利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莫测，中东地区更是群雄逐鹿之地。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伊关系迎来新的转折点，伊朗核协议很有可能达成阶段性成果，符合各方期待。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如何调整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更与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息息相关，地区安全秩序的和谐构建更是有赖于地区各国的共同协力合作。同时，进一步减少美国等西方大国势力的干预，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才具有真正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