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凯，陈启流

（北海市博物馆，广西 北海 536000）

涠洲岛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南面的北部湾海域，东望雷州半岛，南与海南岛隔海相望，西面面向越南，总面积24.74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古名大蓬莱，周围皆海故名，洲上有温泉黑泥可以浣衣，使白如雪”，［1］“有野马渡此，亦名马渡”，［2］温泉黑泥也说明涠洲岛的火山地质。古时涠洲岛“内有八村，其民专以采珠”［3］“采海味为业”。［4］

一、明洪武年之前涠洲岛舆地考

关于涠洲岛的最早记载见于六朝时期刘欣期的《交州记》。据该书记载：“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周围百里。涠洲有石壁，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杖倚着石壁，采珠人常致祭焉。”［5］据此，涠洲岛在六朝时期就是合浦沿海采珠人出海采珠前长期祭祀的地方，其祭祀的对象为原始的自然崇拜，而非后世的“海神”崇拜。

据余功懋于光绪甲申年所著的《碧城杂著》中的《涠洲说》篇载：

考之前代合浦郡兼辖擎雷，而自分郡以来，则涠洲属雷州之遂溪县椹川司。《交州记》云：合浦有涠洲，盖从其朔言之也。唐制，椹川有巡司在椹川村，遥领涠洲，宋元因之。［6］

涠洲岛在唐代属雷州遂溪县椹川①椹川，据《隋书》载“：合浦郡，旧置越州。大业初改为禄州，寻改为合州。统县十一，户两万八千六百九十……扇沙，旧有椹县，开皇十八年改为椹川，大业初废入。”唐武德年间，改合浦郡为南合州；贞观元年（627）更名为东合州，将椹川、扇沙并入铁杷县，归属东合州。贞观八年（634），东合州更名为雷州。天宝二年（743）改铁杷县为遂溪县，属海康郡；唐乾元元年（758）恢复海康郡为雷州。参见唐魏征等：《隋书》卷31《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第884页；道光《遂溪县志》卷3《建制·衙署》，《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4年，第245页。巡司管辖，《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地名志》亦载：“本岛（涠洲岛）汉时属合浦郡，唐初属雷州椹川巡检司，宋、元两代因沿未变。”［7］然考之万历《雷州府志》卷21《古迹志·遂溪县古迹》，“湛川巡检司址，在二十六都湛川村，距县西五十里，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设，即古椹川县地也。”［8］又万历《广东通志》［9］、道光《遂溪县志》［10］皆载，湛川巡检司为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均未见记载唐代在遂溪县设立椹川巡司。据此，涠洲岛在唐以前属合浦郡管辖，唐改制后，涠洲归雷州遂溪县管辖。及至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朝廷建立湛川巡检司，遥领涠洲，仍属雷州遂溪县管辖。

明洪武年间，有涠洲巡检司专门负责管理涠洲岛。关于涠洲巡检司的设立时间有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和洪武三年（1370）两种说法：其一，万历《雷州府志》载：“涠州巡检司址，在第八都愽里村海岛中，距县西二百里，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洪武七年迁蚕村，今废；”［11］道光《广东通志》、道光《遂溪县志》、嘉庆《雷州府志》载，涠洲巡司亦至元三十一年（1294）置。［12］其二，万历《雷州府志》卷八《建置志·公署》载：“涠洲巡检司，县西八都蚕村，洪武三年创。”［13］这一记载和前述至元三十一年（1294）创建相矛盾，又《读史方舆纪要》载：“涠洲巡司，在海中涠洲山，明洪武三年（1370）置。”［14］尽管涠洲巡检司创立的时间不明确，说法不一，然可以确定的是明初朝廷有专门设立这一机构遥领涠洲。

二、明代涠洲岛军事防御

明初，朝廷在遂溪县设巡检司二：“曰湛川、涠洲，弓兵凡六十役。”［15］涠洲巡检司位于县西八都蚕村，“洪武二十七年（1394）迁于本都愽里村。”［16］可见，明初朝廷已将涠洲岛列入其巡哨管辖的范围之中，巡检司署设立在雷州半岛的遂溪县，涠洲本岛作为其信地。不难理解，这种以遥制或派兵巡查为主的管理方式，势必导致防范松懈，使得岛上居民、采珠者、盗珠者等多方势力杂处，难以管理。又涠洲岛“孤悬海外”，有“蛇洋山亦名小蓬莱，远望如蛇走，故名。二洲之上，各有山阜缥缈，烟波间可望不可登，其间居民因珠盗充斥”。［17］由于涠洲岛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盗珠者充斥等原因，使得其成为明政府在北部湾地区最难防御的地方之一。

（一）采珠与盗珠

古代合浦一带海域适合珠贝繁衍生息，以盛产南珠闻名。合浦珍珠称为“南珠”，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色白，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18］珍珠产自珠池［19］，即产珠海域，又称“珠母海”，“海面岛屿环围，故称池云”。［20］宋《新雕皇朝类苑》引《岭南杂录》云：“海滩之上，有珠池，居人采而市之。予尝知容州，与合浦密迩，颇知其事。珠池凡有十余处，皆海也，非在滩上，自某县岸至某处是某池，若灵渌、囊村、旧场、条楼、断望皆池名也，悉相连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21］据此，珠池所在海域是按照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划分并且命名的。

早在汉代，合浦已有采珠的记载，并且珍珠是当时互市的货物。据《后汉书》记载：“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22］到了明代，珍珠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且“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23］明天顺三年（1459）后，为了满足皇室奢靡的生活，明政府对合浦海域珍珠开启了近似疯狂的开采，《闽粤巡视纪略》记载：“今蚌殻狼藉，水涯形三角，广不盈寸，盖皆村民所剖云。”［24］据统计，有明一朝，其开采珍珠的记载近有30次之多，开采之频繁，采取数量之大，耗资之多均属历史罕见，其中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开采尤甚。［25］

明代在合浦海域从事的采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当地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与当地沿海居民经营海洋、依海而生的传统产生尖锐的矛盾。合浦沿海地区的居民自古就以贩海为业，以珠换米也是其传统的生业计之一，据《晋书》载：“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26］明政府对珍珠采取权的垄断，使得合浦沿海居民铤而走险，盗取珍珠，即使明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建立层层防御的军事机构，其效果甚微，反而“禁越严，盗越多”，《明史》亦载：“广东以采珠之故，激民为盗。”［27］

（二）涠洲游击的设立

明天顺三年（1459）后，合浦海域珍珠采取权逐渐被明政府牢牢掌控，民间私采珍珠遭到禁止，导致“小民失业，往往去而为盗，或乘大舰，厉兵刃，聚众以私采，官法不能禁。于是，有十七寨之设，环海驻兵以守”，［28］从廉州府“西而东、而北，凡十七处，分军巡哨”。［29］明政府即便设有十七寨，而自洪武初年至万历初年，涠洲岛上未设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仅设涠洲巡检司，遥领涠洲，且涠洲孤岛立起海中，沃壤而邻于珠池，导致“亡命啸聚，辄操大艇阑入剽窃”。［30］

万历初年，涠洲巡检司对涠洲岛的军事防御作用已捉襟见肘，形同虚设。于是“万历陆年移雷州民耕其地”，［31］后因盗贼充斥，又将其民“尽徙内地”，［32］以便管理。同时，又于“万历初移广海游击将战舰三十以戍之，十四年，有侯游击者惮其险远，请分所将战舰为二，自统其半驻永安，余使其属统之守滨湴。雷州府同知徐学周建议驳之，曰：将，心也；卒，手足也。谓心与手足可异处乎，涠洲绝险故不可撤备，滨湴密迩珠池，彼所以求驻者意在盗珠耳，议上，侯游击之请格不行。”［33］据上述，迁入、迁出居民及“侯游击因惮其险远，请分所将战舰为二”，说明涠洲岛情况复杂，将士们忌惮其情形，裹足不防，导致“万历十三四等年，新顺、东莞等县奸徒聚至三四百艘，皆视涠洲为窟，几成大变。寻议广海游哨往来汛守，后觉不便。十八年（1590），始议设游击出汛，专札涠洲，而断洲等哨隶焉”。［34］又据清代杜臻《闽粤巡视纪略》载：

万历十七年，定设涠洲游击一员，兵一千六百六名，战船四十九分，五哨驻守。十八年，治游击署于涠洲，寻为风毁。二十年，卒徙永安，而以涠洲为信地，自海安所历白鸽、海门、乐民、乾体至龙门港，皆其游哨所及也。［35］

据此，涠洲游击应在万历十七年（1589）议设，万历十八年（1590）修建涠洲游击官署，因被台风摧毁，随后将涠洲游击迁至永安城，而涠洲仍为其巡哨之地。

（三）涠洲游击兵制

涠洲游击的统兵数，万历《广东通志》载：“涠洲游击哨兵，中军员役八十有三，各哨官兵杂役共一千三百五十有一；”［36］《永安营所题名碑记》载:“（涠洲游击）辖钦州守备一，龙门、乾体把总二，廉州卫一，千户所六，标下一中军官，牙山左右部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员名；”［37］《闽粤巡视纪略》载：（涠洲游击）“兵一千六百六名；”［38］《明实录》载：“涠洲游击原设水兵一千四百名；”《筹海重编》载：“（涠洲游击）兵船大小四十九只，官兵一千六百六员。”［39］尽管涠洲游击领兵额，不同时期记载不尽相同，但也说明其自设立初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万历《雷州府志》有载：

十八年，抽雷、廉游击艚船五只，捕兵一百八十名。白鸽寨七号哨船二只，捕兵五十一名，二项补广海游哨江船一只，及涠洲兵船八只。……二十年，广海抽五号兵船四只，入寨添守涠洲，捕兵一百四十名，本寨又抽艚船二只，捕兵五十二名，拨属北津寨防守限门。……二十三年，将原防守涠洲五号船三只，改造灰斗船二只，拨属虎头门。［40］

涠洲游击的兵力部署及所属信地，据表1可知，涠洲游击由中军、左部、右部、疍兵、陆路兵五部分组成，所属信地自海安所接白鸽，历海康、乐民、乾体港接钦州龙门港以北皆其信地，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北部湾海域。涠洲游击所属各部的兵饷，“中军员役岁支布政司银一千五十三两六钱，三部哨兵共支司府银共一万二千八百零七两八钱一分”。［41］

表1 涠洲游击兵制表①涠洲游击兵制表，是根据万历《广东通志》统计的，然而涠洲游击也随当时的形势而因时制宜，也因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分兵镇守，因此统计只作为参考。譬如，崇祯《廉州府志》载：“涠洲左部大小兵船十二，……右部大小兵船十一”（崇祯《廉州府志》卷6《经武志·备倭》，第94页），所记载的兵船数额和万历《广东通志》亦有所出入。

（四）涠洲游击的作用

设立后的涠洲游击是广东海防西路②之重镇，其“西路东防倭夷，西控诸番，外御交、黎，内捣珠寇，营寨舟师，棋置星列，可谓备矣”。［42］《永安营所题名碑记》亦载:

……其奉敕涖止也，披荆棘，开草莱，建城堡，创衙宇，已乃招兵抚民，而涠洲遂成重镇焉。……雄视海天，鲸鲵灭迹，故朝廷无南顾之忧焉。后因涠洲峻石巉岩，泊舟匪便，二十七年适有开采之役，移驻涠洲游击于永安所。永安所南去海洋千里则琼州界，东至海康所六七百里，西抵交夷仅八九百里程耳，前者只专海防，今者防海而兼防夷矣。［43］

今白龙城［44］内的《钦差镇守广东涠洲游击将军黄公去思碑》，也记载了涠洲游击将军黄钟打击涠洲海域的盗珠者及抗击倭寇的事迹。此碑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碑文如下：

……我涠洲居海中，其下七池产珠玑，多以奉贡。而盗之□，于是不逞之徒，多犯国禁，乘长风破浪，游魂□之区。当事者乃设游击将军，开府涠洲之上，庶得弹压一方。而烽烟未息，羽书旁午，濒海居此罹于锋镝者□。于是朝廷据公才略，由总府坐营，擢守涠洲。公既至，盗贼闻公威望，戢弓弋者十之六七。……前年倭寇侵广，耽耽雷廉之间，其锋甚锐，公竟挫之。

又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广东巡按李时华上奏的《防池事宜》中说：

雷、廉西海，珠池错落，地之南岛孤悬，名曰涠洲，屹峙中央，内有腴田千余亩，又有港澳可容数百舟，沿海盗珠奸徒，皆视涠洲为宅窟。先年添设游击扎守涠洲，数年以来贼稍屏迹。近因内臣李敬于海滨白龙厂地方设立厂舍，采珠之际，官私船只云聚蚁集，人众易以生变。今议以开池之日，游击移守白龙厂，封池之后，仍回扎守涠洲，似得两全之策。［45］

李敬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政府派往白龙城负责采珠的太监。采珠之际，因人多容易生变，李时华奏请将涠洲游击移驻白龙城看守珠池，待采珠结束后再返回涠洲驻守，说明涠洲游击对盗珠者的镇压作用，万历《广东通志》亦载：“广海西路之冲涠洲，珠池利薮，增置加密卒，有啸聚，骈首就戮，经略之效可见于此。”［46］

明后期，随着合浦采珠业逐渐衰落，涠洲游击的海防重点亦有所变化。据《明神宗实录》记载：

涠洲游击原设水兵一千四百名，专为防守珠池，今珠已取的尽，盗亦解散，议于内抽取五百名，分札龙门水口等处，且系珠池西界，有警亦足应援……钦州地方边海，宣徳初年设有守备坐镇，后因永平撤兵，止存一守御千户所，旗军不满二百，遇有警息，驰报雷、廉、涠洲俱辽远，虽星驰赴援，不能及事。今议罗定守备调移钦州……凡系水兵，仍属涠洲游击节制，该游击移驻白龙厂就近防守，陆兵仍属雷廉参将节制，照旧驻扎，往来调度。［47］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钦州海防兵力不足，且距离雷州、廉州、涠洲较远，如遇战事，不能及时支援。同时涠洲海域珍珠减少，不宜开采，盗贼随之减少，防守珠池的兵力宜当减少。因此，明政府将涠洲游击移到白龙城就近防守。因其近涠洲海域和廉州海域，既可近援涠洲、廉州，又可支援钦州，使北部湾的海防体系更加完善。

三、清代涠洲岛的军事防御

清初至同治六年（1867），涠洲岛一直处于被禁的状态。康熙元年为对付郑氏集团，将涠洲岛居民迁移一空，弃而不守；康熙二十八年（1689）后，因涠洲情况复杂，盗贼猖獗，清政府主要是采取禁封、巡哨的防御方式；同治六年（1867）后，清政府才默许开禁，其防守方式依旧以巡哨为主。光绪二十八年（1902），涠洲墩司巡检的设立，才结束这种状态。

（一）康熙元年（1662）至二十三年（1684）：弃而不守，久系荒岛

清初为了对付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康熙元年（1662）下“迁界令”，［48］并“定海疆，自闽界之分水关西抵防城，接于西粤，画界三千七百里，界外戍兵移之内地。于是……永安、乐民诸所，柘林、黄冈、涠洲诸游汛，皆弃不守，更于内隘，分设汛防兵，余边界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情势”。［49］此“迁界令”下达后，涠洲岛则成为“画界”之外地，原防守兵士，亦作出相宜的调整，康熙《廉州府志》载：“自城（白龙城）而东约二百里，即永安所城池，俱已修复，系高琼雷海道之咽喉，为合浦左腋，向设涠洲游击一员领兵驻守。康熙元年迁界，将涠洲官兵改入廉镇左营……康熙二十三年，改设龙门协水师。”［50］因康熙元年（1662）“迁界”，涠洲成为废弃荒岛，“户口安插雷廉间，而间无居人矣”。官兵也随即改入廉镇左营，是时廉州镇“总兵领本镇兵一千，涠洲兵一千，加募兵一千共三千名”。［51］康熙十八年（1679）佟国勋任亷州守时，“海氛未靖，盗贼踞龙门岛为巢穴，国勋以前明重兵驻永安、涠洲”。［52］

（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同治六年（1867）：禁而未禁，假以巡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定台湾后，即开海禁，并全面复界，据《闽粤巡视纪略》载：

查得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亷州等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海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零，内原迁抛荒田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零，额外老荒地三千五百顷零，应交与地方官给还原主。无原主者，招来劝垦，务令得所。外有钦州所属之涠洲，吴川所属之硇洲，隔远大洋，非篷桅大船不能渡，仍弃勿开。［53］

复界后，涠洲岛仍属于被禁状态，然而此后涠洲岛陆续开始有偷渡者上岛耕种或据以为盗。

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对涠洲采取的政策，乾隆《廉州府志》有载：

雍正九年，海康县民颜复初具呈请垦，经遂溪县议详，事属难行事，遂寝。乾隆七年……开垦之议复寝。乾隆十八年，知府周硕勋因海面巨洲介在雷、廉，漫无专辖，恐聚匪藏奸，请饬水师相机控制，旋经高州总兵官杨永和以安兵开垦固属难行，防范稽查不可不密……涠洲本隶雷郡，若海安营因相隔路遥而竟置不问，殊非定界分疆之道，若永安营以涠洲非廉郡所属，乃近在肘腋竟膜不相关，亦非急公趋事之义，应令龙门协副将、永安营游击，每年上、下班统廵时，各赴涠洲亲查结报，月廵应归永安守备，以专责成。［54］

据此，即使有官员呈请开垦土地、驻兵防守，然而仍有部分官员因涠洲岛“山石巉岩，不产竹木器具，薪樵之属无所取材，又洲形似蟹，船泣收泊，风信不顺，难于进澳，设兵安塘，所费不赀”［55］等原因拒绝驻守。海安营、永安营官员又相互扯皮推诿也不愿驻兵管理，只是责成龙门协副将、永安营统巡时，带查涠洲岛而已。又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广东巡抚郭世勋向朝廷递呈的《筹巡哨以靖海岛疏》载：

窃照督臣福康安具奏，请查海岛房寮案内声明，遂溪县属之涠洲海岛，孤峙外洋，易滋奸宄，请酌拨守备、千总、外委等员并兵三百名移驻该处，以资廵守。其应设砲台、汛房、战船等项，俟准部覆，另行题咨办理。嗣准部覆行，令勘估核议具题等因各在案。……今臣酌量情形，涠洲无须专设汛防、添置兵额。查海安营额设兵八百二十六名，龙门协额设兵八百九十六名，足敷抽拨，请循照福康安原奏，拨兵三百名之数，即于海安、龙门两协营水师中，每营拨派兵一百五十名，每月责成龙门协副将，海安营游击，饬令千把、外委各一员带兵各七十五名，配驾哨船会赴涠洲梭纤汛巡，具结联衔通报。下月仍由各协营先期拨派，更番岀廵，并令各处副将游击严密督察，如能虏获盗匪多名，即奏请分别升赏；如或停泊偷安，及有失事之处，或盗匪私赴涠洲潜行燂船、汲水，即将管驾之员弁兵丁及该管副将游击一并分别参处，其涠洲东南斜阳一岛与涠洲相去仅三四十里，一体责令各弁兵顺带廵查，以昭慎密，如此则无驻兵设汛之名，而有缉盗廵洋之实，办理似为周妥。［56］

由上可知，福康安向朝廷上奏，希望在涠洲驻兵防守，并酌拨守备、千总、外委等员并兵三百名，应设砲台、汛房、战船等，以资控制。然而，郭世勋等官员的做法，在余功懋所《碧城杂著·涠洲说》中有精辟的论述：

议者总以设兵安塘所费不赀，置戍开垦事属难行，且谓山石巉岩，不产竹木所需器具，薪樵之属，无所取材，又谓信风不顺，难于进澳。固雷冀其去，廉厌其来，几同瓯脱，究之海面巨洲，介在雷廉，漫无专辖，聚匪藏奸，陈非细故……嗟乎，此洲亦当为海隅弃物矣。［57］

余功懋还指出，龙门协巡哨时的窘态：

抑闻昔有龙门水师将领，循例巡海，佩戴虎符，移陈鼓吹，随以爱姬，当锦袍故曲，风定波澄之时，忽天际一盗舟破浪而至，其渠即遇船缚，将士弃他舟，竟夺□皇，悬铃挂帆，有其一切，徜徉而去，莫敢言何。

这种官员推诿，兵士不力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让涠洲岛成为三不管地带，导致海盗猖獗，愈演愈烈，也就不难想象了。

除了龙门协象征性的巡哨外，清政府还采取烧毁其寮房，迫使居民徒于内地的方法防守涠洲岛。乾隆“五十五年，谕广东总督奏称撤燬雷、廉交界海面之涠洲，及迤东之斜阳地方寮房，递回原籍，免与洋盗串通滋事，并毁校椅湾等三十二处寮房，共百六十二户，另行抚恤安插”。［58］

及至“嘉庆十一二年间，海贼张、郑二寇及乌鸦二、乌石二、伍细、青阿、婆带等恶氛正炽，洋匪与岸匪通，踞州为巢，不得已饬洲内居民分徙雷、廉，庐舍尽毁，田亩荒芜，至十五年洋面既靖，递勒碑永远封禁，盖与康熙初年迁界安插洲民一空之办法略同”。［59］可见，清政府对涠洲岛弃而不守的政策，终于在嘉庆十一二年间，导致贼寇横行，难以控制，因此，“两广总督百龄巡边至雷，……勒碑封禁，以垂永远”。［60］

此后至同治六年（1867），涠洲岛一直处于禁封的状态，然而期间“疍户、贫民仍不免私往耕种，商船鱼艇，亦间有停泊寄碇者”。［61］

（三）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教客杂处，难以顾及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光绪二年（1876），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西南入华北岸的第一道门户。随之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在北海建立领事馆、洋行、教会等一系列机构，涠洲岛也沦为传教士的传教之地。

同治、光绪年间，由于偷渡者、传教士、客家人等不断上岛，涠洲岛逐渐发展为土、客、教民杂处的聚落。据光绪五年（1879）刘坤一向朝廷上奏的《封禁荒岛拟请安插客民片》载：

同治七年间，法国领事又有教士在彼传教之请，虽经前督臣瑞麟婉辞推却，并饬地方官随时查禁驱逐，而旋去复来，终难祛除净尽。现闻在彼居住者教民与客民居住大半，土民亦复不少，若复原案驱禁，不惟有名无实，徒使若辈屋地谋生，流而为匪，并恐外人以教民之故，借为口实，是以数年以来，听其居处，尚属相安无事。此次儋、临就抚客民三百余人，经总兵邓绍忠等派员前往雷州府属各县择地安插，而该客民等以该岛有亲可依，有地可耕，自愿迁往居住耕作等情，禀经邓绍忠等分别办理。［62］

同治六年（1867）以后，随着法国传教士的登岛、客民的安插，涠洲岛已是“村基重开，寓客四五千人都入教也”。［63］反观其军事防御，“仍饬该督道府督同遂溪县，随时查看，该客民在彼能否相安，不致日后滋生事端”。［64］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将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西南门户，北部湾地区成为中法冲突的中心地带，因此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正式向朝廷上奏《筹设镇缺折》，建议设立通过裁改、整合阳江镇、高州镇、琼州镇、廉州营、龙门协、钦州营、雷州营等而建立北海镇，居中控驭，形便责专。［65］北海镇的建立，改变了北部湾海防的中心体系，实现了明代以涠洲游击为中心，清前期以龙门协为中心，清末以北海镇为中心的海防体系的变化。设立后的北海镇自然将涠洲岛划归其巡哨的范围之中，据《申报》载：

新设北海镇水路总兵，其龙门协水师左、右两营隶于北海镇统辖。现拟每年上班，仍派龙门协副将统巡照旧，三月初十日到涠洲洋面，与海口营参将统领兵船会哨，五月初十日到白龙尾洋面巡缉。下班请派北海镇总兵出洋统巡，督率总巡龙门协左管都司分巡，龙门协右营守备酌带兵船于八月初十日到涠洲洋面与琼州镇总兵统领兵船会哨一次，十一月初十日酌带兵船到白龙尾洋面巡缉。［66］

光绪二十余年，涠洲岛划归合浦管辖，而以永安司巡检移驻事，“又移合浦县丞驻涠洲，稍资弹压，然如雷、琼道兼辖廉州，实则料理兵饷。”［67］可见，朝廷虽移驻县丞和永安司巡检驻扎涠洲岛，然收效甚微，且余功懋认为“实则料理兵饷”之举。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臣德寿向朝廷上奏《移设海疆要缺，各巡检以资巡缉恭折》，建议将“新安县九龙司巡检移设合浦县之涠洲墩地方，名曰涠洲墩司巡检，改隶合浦县管辖”，［68］标志着涠洲岛的正式开放。

四、结语

由于涠洲岛“孤悬海外”的地理特点，及周边海域生产珍珠等原因，使得涠洲岛在明清时期一直是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明代，朝廷为了获取合浦所产的“南珠”，在北部湾海域大肆采取珍珠，致使贩海为业的合浦沿海居民，铤而走险，盗取珍珠，涠洲岛成为盗珠者天然藏匿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涠洲游击的设立。设立后的涠洲游击，其信地基本上涵盖整个北部湾，不仅震慑盗珠者，也成为北部湾海域联防联控的枢纽。清代，涠洲岛被朝廷视为“荒岛”“贼窟”，弃而不守，导致涠洲岛长达三百年左右的“禁封”。然而，除了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迁界”外，涠洲岛一直有居民、盗寇等偷渡上岛，或耕种土地、搭建寮房，或聚岛为寇，并逐渐发展为聚落。反观清政府的态度，官员们扯皮推诿，将士们畏惧险恶，均不愿在涠洲岛派兵驻守，其巡哨兵士，也是不尽其职，让涠洲岛处于“禁而未禁”“守而不守”的状态。同治六年（1867），随着法国传教士登岛传教和客民的安插等，清政府才默许重开涠洲岛。光绪二十八年（1902），涠洲墩司巡检的设立，标志着涠洲岛的正式纳入合浦的管理体系，结束了涠洲岛长期“禁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