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朴宰雨（韩国）

世界汉学圈子里，“汉学”前面加修饰语的有很多，如“东亚汉学”“德国汉学”等，也有“布拉格汉学学派”等。“汉学”里取具体经典或者学术之名的也不少，如“诗经学”“红学”“新儒学”等。不过，现当代汉学里采取特定的人名且加上地区名的估计很少。我们今天所谈的“东亚鲁迅学”就算是例外。

我在2008年收集了2005年在中韩两国轮流举办的两次鲁迅研究对话会前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中文版《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2005）的书评以及中韩日学者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然后在韩国出版了《从韩中鲁迅研究对话走向东亚鲁迅学》（中文版）一书。志向建立一门有系统学问体系的“东亚鲁迅学”，从现在的趋势看，跟世界其他地区的鲁迅学不同，“东亚鲁迅学”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与丰富的共同资源以及为互相沟通和理论建构所作的努力，可以说已经具备基本框架与丰富内涵，因此可以期待更加成熟的“东亚鲁迅学”。至于其依据，我们起码可以举出三点：第一，中韩日三国对鲁迅与其作品的介绍、翻译、研究、相互借鉴以及其思想的本土化、国际化实践已经有几十年甚至100余年的历史；第二，中国、日本、韩国已经有本国文字的《鲁迅全集》（中国1938年、1956—1958年、1981年、2005年，日本1984—1986年，韩国2010—2018年出版），研究上没有语言障碍问题，为东亚鲁迅学奠定了基础；第三，中韩日东亚三国拥有卓越认知能力的鲁迅研究家或者鲁迅精神实践者，如日本的竹内好、韩国的李泳禧与中国的王富仁、汪晖、钱理群等。

中国鲁迅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鲁迅研究来说，中国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就研究的时间、研究者的数量、研究的深度和总量而言，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估计很难比得上中国。中国鲁迅研究可以说是从1986年王富仁发表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开始出现转折的。在这之前，陈勇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被认为是鲁迅研究的鲁迅“神化”年代。王富仁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观点一出现，算是对陈勇的“社会政治革命”权威观点的批判，冲击大，但是受到的反击也不少，用张梦阳的评语来讲就是“并未对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进行扭转”。但评估其学术史意义，可以说是中国鲁迅研究从神坛走下人间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当时青年学者汪晖异军突起，他的问题意识与思辨能力特强，他强调“反抗绝望”论，并在1989年撰写、1991年出版了《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提出了鲁迅“中间物”这一概念。“汪晖鲁迅论”的出现冲击很大，“对已成定势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扭转”。中国这些鲁迅研究的出现，有没有受到海外影响呢？我想是有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乐黛云编译）和竹内好的《鲁迅》早已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竹内鲁迅论”引入中国以后，对中国鲁迅学界产生了相当深远、长期的影响，特别是汪晖的“反抗绝望”论，其他很多学者也指出明显受到“竹内鲁迅论”的影响。而且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于1988年问世，提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开创了新的鲁迅研究世界。

第三届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暨《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韩文版出版纪念会2017年在首尔举办，部分与会者合影留念。从左起，洪昔杓（韩）、葛涛（中）、杨剑龙（中）、全炯俊（韩）、严英旭（韩）、黄健（中）、朴宰雨（韩）、金彦河（韩）

按照《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的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到2012年的100年间中国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31030篇，其中1980年以后发表的占2/3以上，有22333篇。

日本鲁迅学在摸索日本现代出路中发展

鲁迅曾经留学日本七年，有些人指出：“他的日本经验让自然人周树人慢慢成为‘鲁迅’。”在日本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很早就开始了，不过，从日本鲁迅学的成立、发展的角度看，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可以说是竹内好。他1943年12月撰写、1944年出版的《鲁迅》基本上奠定了日本鲁迅学的基础与方向，而且后来翻译成中文（1986/2005），对中国鲁迅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又翻译成韩文（2003），为韩国的鲁迅学也提供了重要参照系。

“二战”后竹内好是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思想家，他的观点看起来相当复杂，但能让人感觉到很有穿透力，很独特，看他常用的“抗拒为奴”“反抗绝望”“回心”“近代的超克”等词语就能抓到其主要的理论特点。竹内好有权威地建构“鲁迅论”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鲁迅学者，如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各自展开了有继承性、创新性或者反叛性的独特的、有价值的鲁迅研究。其中，丸山昇对竹内好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持不同看法，也对其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观点提出质疑，提出了“革命人鲁迅”的论点。1970年我在首尔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曾阅读过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1965），因此后来策划并参加了韩译出版（1982），这比竹内好的《鲁迅文集》六卷本的韩译出版（1986—1988）早四年，也比中国大陆初次翻译出版的丸山昇的《鲁迅、革命、历史》（1986）还早四年。日本的鲁迅学和日本社会主流的价值追求是不同的，日本鲁迅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站在反叛社会主流而反思“近代”的立场上，摸索日本现代出路的过程中发展的。

韩国鲁迅学切实的实践性

回顾韩国鲁迅学一百年的历史脉络，韩国鲁迅学不可替代的特点是其切实的实践性。从鲁迅精神的社会实践角度看，韩国人民从鲁迅那里发现了反思民族自我、和封建主义斗争以及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精神武器。而在民主化进入了轨道、文化消费主义成为主流的21世纪，鲁迅精神的社会政治敏感度相对淡化，这一时期成为从人文精神的角度重新解释、重新接受鲁迅的时期。由此看，韩国鲁迅学是站在本土化的立场上，吸收中、日鲁迅学营养，应对时代命题的过程中独自建构起来的。

韩国鲁迅学的特点可以举出几点：第一，追求鲁迅作品的阅读、翻译、研究和鲁迅的应对时代命题的战斗精神结合在一起，因此扎根于韩国现实的过程中有明显而强烈的实践性；第二，从拿来主义的角度吸收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成果，站在独特的研究主体上，追求强烈的“东亚意识”，走向“东亚鲁迅学”的建构，也有和世界鲁迅学进行对话的特点；第三，研究的观点、方法、主题、领域、水平等，都跟随时代的发展，有从平凡到敏锐、多样，从单纯到立体、灵活，从表层到深层、复合，从中心到边缘、扩展，从一般到新颖、高度等特点。

陈方竟对韩国鲁迅学有这样的评价：“在研究历史相对更长的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中国化’或者‘日本化’，而是建立在韩国文化精神基础之上，表现出更为突出的‘东亚意识’。”孙郁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2005）中的《序言二》中说：“韩国学者的一些论文对奴隶一词的敏感，超过了中国学界的反应”，“韩国人看鲁迅，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视角。他们是带着被殖民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役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

鲁迅精神的社会实践的代表性知识分子是李泳禧。李泳禧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知名的怀有良知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兼社会活动家，他对当时韩国政治与社会的种种矛盾加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可以说，他是当时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他在《斯芬克斯的鼻子》（1988）中写道：“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岁月中，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的态度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某种影响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与文章而已。”通过李泳禧的巨大影响力，鲁迅在韩国真正被广大知识分子与学生接受，长期保持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韩国鲁迅研究史上，值得列举的，还有柳中夏、全炯俊、金河林、刘世钟、李珠鲁、李旭渊、洪昔杓、李宝璟、徐光德等。

《鲁迅全集》日文版和韩文版的出版在前面已经提到，加上我作为韩文版主编请13位学者参加翻译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10部（2017/2021）也在韩国出版了。同时，《韩国鲁迅研究精选集》一、二（2005/2016）和《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2016）等也在中国出版，而且有关韩国鲁迅研究史的论文登载于日本的学术杂志《野草》（59—60号）上，日本丸山昇、竹内好、藤井省三等有关鲁迅的专著也在韩国翻译出版。东亚鲁迅学论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虽然不是很充分，也有国别偏差，但是已经达到了不错的地步。

东亚鲁迅研究多元互动的局面逐渐形成

中国和日本建交后，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日鲁迅学者之间有过不少的接触。韩国鲁迅学者也从中韩建交的1992年左右开始去中国，和中国鲁迅学者进行交流。我也在1992年之后去过中国，认识了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不少的鲁迅学者。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1993年11月在首尔举办“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的中国学者有严家炎、林非、钱理群、王富仁等，日本学者有丸尾常喜等，还有为数不少的韩国鲁迅专家和中文学者参加。对后来东亚鲁迅学的形成而言，这是一次真正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由此中韩日鲁迅学者之间的交流开始被激活。为了和韩国鲁迅学界交流，日本学者丸尾常喜1996年和丸山昇、藤井省三、长堀祐造等一起，邀请金时俊、全炯俊和我三位韩国学者，举办了“韩国鲁迅研究”研讨会，这是韩日两国的鲁迅学界之间的第一次交流。1999年12月他们又举办了“东亚的鲁迅经验”国际研讨会，七个国家近100位鲁迅学者参加，也非常有历史意义，这样渐渐开辟出东亚鲁迅研究多元互动的局面。从2006年开始，每隔一年定期举办“首尔—东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话会”，主要用汉语沟通，到2018年为止已经举办七届。中韩鲁迅学界之间也举办了三次研究对话会（2005，沈阳；2005，首尔；2017，首尔），这大大增加了中韩鲁迅学者交流的机会。

无论是韩中或者韩日鲁迅学者之间的交流，还是韩中日东亚人文学的沟通，都是通过鲁迅进行，因为这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比如，丸山昇希望通过鲁迅研究找到日本真正的变革之路，有“韩国鲁迅”之称的李泳禧也说过“鲁迅是东亚智慧的桥梁”，研究东亚鲁迅学的徐光德也认为鲁迅研究可以起到促进东亚学者交流沟通的作用。尤其随着2011年国际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北京、新德里、哈佛大学、首尔、丽水、苏州、杜塞尔多夫、尼赫鲁大学、维也纳、吉隆坡等世界各地轮流举办国际鲁迅研究会学术论坛，在这些活动中，除了哈佛大学论坛与尼赫鲁大学论坛之外，其他论坛的参加者都以东亚三国鲁迅学者为主，为东亚鲁迅学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如何看待鲁迅在中国文化发展上的意义，我曾说过：“如果儒学传统古典文化需要经过西化、现代化的双重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必需的‘煎熬’。那么，如何转化，拿什么转化？鲁迅的批判性思想就是转化的利器，只有在他诸多不无尖刻的否定性评价的刺激下，儒学才有自我更新的可能。鲁迅是中华文明的一帖解毒剂，鲁迅的伟大本身，也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文化反省意识、能够自我更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证明。”否定、批判、解毒，实现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批判性的转变，我想，这大概就是鲁迅在当下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来，我们发现在世界与中国鲁迅学界中存在着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鲁迅思想的生命力在21世纪这样的年代里几乎消失了，没有必要读下去。但是，我们相信鲁迅的思想锋芒可以应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应对排他民族主义的膨胀，可以应对新自由主义或者全面市场主义霸权的非人性、人的疏离、不重视人权、两极分化、侵略战争的反人类性、无反思、无批判性等。这应该是今后世界性鲁迅价值的主要发掘方向，也是鲁迅精神的社会实践的积极方向。因此，我认为这是东亚鲁迅学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最值得期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