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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搢绅旧闻记》看五代文臣的守道与失道

2022-11-01班云雷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22年4期

班云雷

(宁夏大学 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洛阳搢绅旧闻记》成书于北宋初期,是宋初宰相张齐贤根据洛阳旧老所说,进行相关人事印证后,结合亲身经历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说,所叙内容以五代时期帝王公卿、文臣武将的琐文轶事为主,同时杂以志怪传奇。张齐贤于序中自叙:“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乡曲小辨,略而不书,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可见本书目的在于劝戒和为“正史之别传、外传”,史料价值较高。书中记录五代文臣者五篇,文臣以科举出身为主,征召等非科举方式为辅。科举正统出身者有杜荀鹤、徐夤、杨凝式、李肃、范质,五者正史中均有传;非科举出身者有陶晟、张璨,前者通过自荐入仕,后者由举荐起家。五代文臣面临着复杂的生存处境和身份认知问题,不同生活层面的道德抉择决定了五代文臣不同的道德面貌。总体而言,五代文臣入仕方式虽有所差异,但可称之为多朝老臣这一共性毫无例外,表明在五代乱变交织的时代背景中,文臣仕宦多朝已成为官场常态。政治高压使他们身不由己,失于忠君之道,在政局中往往选择避祸保身,忠君道德逐渐消失;但受传承千年儒家道德影响,乱世之中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再度兴盛,成为五代文臣坚守之道。

一、忠君之道渐失

“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时局动荡不安,五代文臣在君臣父子之道乖,宗庙朝廷及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生存,表现出乱世谋生的复杂性。其忠君道德意识在儒家传统三纲五常伦理崩塌、先王礼法制度崩溃的文化环境中产生裂变,为臣忠君之道逐渐丧失。

(一)拒仕于梁——唐末文臣之铮铮傲骨

孔子答鲁定公君臣之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语·晋语四》也释“臣”:“事君不贰是谓臣。”事君忠贞的气节可追溯至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儒家的忠君道德,对千年以降的中国文臣守道意识影响深远,纵使是欧阳修笔下三纲五常秩序崩塌,视改换门庭为常事的五代,起初也不乏甘居下僚、忠君守道之文臣。

《梁太祖优待文士》中记载“福建人徐夤下第,献《过梁郊赋》,梁祖览而器重之。”梁祖对徐夤作品评价甚高,赏赐其“一字奉绢一匹”。但徐夤却也是“白马驿之祸”后拒仕于梁的难得忠正之士。

昔游红杏苑,今隐刺桐村。

岁计悬僧债,科名负国恩。

不书眠渐稳,频镊鬓无根。

惟有经邦事,年年志尚存。

徐夤在《昔游》一诗中自叙隐居潦倒、愧对国恩,但一直以故国为念。刘克庄在《后村题跋·跋徐氏二诰》中记载“徐先辈唐季擢第,不肯任朱粱,归死于莆。其墓只书‘唐徐先辈’”。韩偓亦因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被贬,选择退隐,忠贞终老,践行了《庄子·缮性》提出的“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的处世原则。唐朝宰相王溥之子王淡和杨涉之弟杨沂等不愿意依附朱温,投奔王审知,家居中原,却“东浮荆襄,南游吴越”,既不向朱温俯首称臣,也不愿充当沙陀贵族李克用之幕僚。由此可见,五代初期文臣的忠君之道尚存。

(二)顺势而为——五代降臣之乱世抉择

五代君臣大义不明,皇权的频繁更迭带来文臣守道与失道选择的道德重构。在短至三四年,长不过十几年的短命王朝背景下,执政者难以在臣民心中树立牢不可破的正统观念,儒家一臣不事二主的忠君之道崩塌,代表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与民族气节的文臣武将普遍缺乏对皇权精神信仰上的归属感。面对这种情况,五代文臣的忠君之道逐渐丧失,政治上多选择明哲保身,深谙乱世自保之道。

其一,主动投诚、顺势归顺新朝者如杜荀鹤。杜荀鹤唐末科举之路坎坷,在豪门贵族把持的科举名利场中,“无真才实学者往往登科及第,才学之士反而名落孙山。”相对于聂夷中幸逢主考官高湜公正无私,拒绝权贵暗箱操作,“侥幸”榜上有名,杜荀鹤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

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

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

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

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

杜荀鹤在《自叙》中表白大丈夫建功立业、不尸位素餐的决心,但却痛苦于“吾唐一逸人”的遭遇。求取功名之路上屡次碰壁的杜荀鹤,选择主动拜谒梁太祖,“谒梁王朱全忠,……荀鹤寒进,连败文场,甚苦,至是送春官……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鹤生朝也。”通过得梁太祖赏识而得偿所愿。韦庄亦主动拥护王建称帝,此类主动依附新主之文臣,五代之时比比皆是。

其二,征举后归附新朝者如张璨。《张大监正直》篇记载“或有言大监之名者……郡主闻之,愈更嗟赏,使谓之曰:‘秀才但受礼命,某皆可行之。’寻奏署绛州防御推官,朝廷可其奏。”张璨于唐明宗时期被举荐为绛州防御推官,历仕唐、梁、汉三代,汉祖时为救苦于“禁牛皮不得私货易”的黎民百姓,冒死为犯禁者进言,得太祖赏识,后因范鲁公泄露其弹劾奏章怒而辞官,于大节虽有亏,但亦可以正直称之。

其三,自荐求官者如陶晟。《陶副车求荐见忌》记载“陶晟,虢州人。少读书业文,尤长于诗。五十余,耻无成,遂求隶虢之右职,相次为步使。……高祖即天位,陶使人来求赵晖、侯章等奏举。”年逾五十而一无所成的陶晟,为了于政治上有所成就,不惜于两朝求官,忠君之道已然被其抛却脑后。

其四,佯狂自晦者如杨凝式。五代作为乱世,官员百姓皆命如草芥,在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下,文臣多选择归隐自晦以求自保。出身官宦世家的杨凝式,年少之时力阻父亲杨涉送玺,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适逢梁祖派大量爪牙监督朝臣,被牵连灭族者甚多,惊骇之下,杨凝式选择“多佯狂以自秽。时班行潜目之为‘杨风子’”。开启了乱世佯狂之旅,作诗云:

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

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

终其后半生,杨凝式谨慎畏惧,热衷佛理,周游寺庙,题书于寺庙墙壁,试图于佛理中在乱世寻求心灵的宁静与解脱,常以心疾推脱不仕,但依旧难逃历仕五代的命运。

(三)寡廉鲜耻——五代文臣之道德扭曲

五代文臣深陷于乱世基本生存诉求难以满足和多元化的道德选择之窘境,忠君之道失守,面临道德标准模糊、是非观念不清的问题。同杜荀鹤遭遇相似,被称为唐室“鸱枭”的梁太祖谋臣李振,因累试不第而深恶痛绝于唐末腐败的科举考试,对唐朝官吏怀恨在心,不仅没有忠于唐帝,反而主动投身朱温的造反事业,深得其信任,鼓动梁太祖于白马驿“杀皇子,沉清流。”“‘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全忠笑而许之。”千载以降,君臣二人之残忍行径,依旧令人发指。被冠之以“衣冠禽兽”“古今无耻者之代表”的冯道,私德甚佳,《旧五代史》载其“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天灾之年冯道关心民生疾苦,俸禄悉数捐出,自居茅屋,并且拒收贿赂,为官清正廉洁。薛居正赞其为人可谓劳谦有古人之风,含章得大臣之体也。唐明宗也盛赞其为真士大夫。但不管私德如何之美好,政治上其“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为臣朝秦暮楚、寡廉鲜耻,毫无忠君可言,可谓冯道之政治常态,其彻彻底底的政治墙头草行为是不容狡辩的。《韩诗外传》有云“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冯道却试图以为人私德之圆满,掩盖其失道于大节的政治污点,厚颜自评“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自诩为人慈孝友悌无愧于心,“忠于国”的自我评价更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五代数易其主,失却忠君之道的文臣绝非冯道一人,但像他这样将不忠不义美化得如此有道德底气却实属少见。对此,欧阳修发出愤怒的道德指责,“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司马光也批判冯道为臣忠君之道失,已亏大节,因此“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 ”

五代之开国君主为维护政权稳固大多留用大量前朝降臣,因此在混乱局势中,五代文臣除于战乱中安危难以自主外,改朝换代对其仕途影响有限,因此甚少能与王朝休戚与共。又有欧阳修评“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可见乱世社会伦理道德失范,舆论对文臣历仕多朝的选择较为宽容,两相叠加,忠君之道便荡然无存。

二、民本之道继起

生活在五代无疑是文人无法选择的不幸,尽忠全节则天下无文臣矣,五代虽不苛求文臣的气节,却继承了儒家“君子优道不优贫”的古训。五代文臣在忠君保节理想幻灭的情况下,不得不反思如何在乱世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修身齐家之儒者德行和重社稷、轻君王的民本思想逐渐代替忠君之道成为五代文臣的恪守之道。他们为人恪守儒者本分,心怀百姓;为官恪尽职守,但尽职不尽忠,在日常生活和职责范围内尽力施为,关心苍生社稷。

(一)修身齐家之儒者德行

做人是做官的基础,五代文臣的为人处世依旧以儒家对个人品德的要求为标准。孔子面对富贵秉持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态度,已成为千百年来儒者处世的应有之义,五代亦不例外,官员考核有“富贵不可妄求”的原则。《陶副车求荐见忌》中政绩不显但深受百姓爱戴的陶晟,两次主动求官,“朝廷不得已,遂授公虢州刺史,然执政者由是侧目矣。”因入仕途径为统治者所不喜而抱憾终老。《张大监正直》载“时宰范鲁公讳质,素重刘,召至中书,以弹奏示之”,周幼主被逼退位后,同为周朝旧相的范质与王溥皆归附宋太祖,为人臣而失忠君之道,太宗语及范质,叹息历任宰辅私德方面“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表现出对范质不能为周世宗死节的遗憾。叶梦得《石林燕语》云范质之为人:“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为称。溥宽厚,喜荐导后进。”范质廉洁清明,王溥宽厚守礼,二者之清正廉洁,正己修身,堪称百官楷模。《邵氏闻见录》记载范质关心民生疾苦:

时暑,公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诗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复至祅庙后门,见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所见,扇亦在其手,公心异焉。乱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

解褐前痛心疾首于世间多酷吏冤狱的范质,入仕后便致力于重修法令,解百姓酷吏滥刑之苦。五代文臣于家庭道德方面,亦表现出较为平等开明的态度,《李少师贤妻》记载李肃敬重妻子,每“语及前代事,夫爱而惮之,未尝敢失色于前”,在妻子面前能够从善如流。其妻清河郡夫人亦多次救李肃于危难之间,李肃奉命送东丹丧柩归北虏,担心命丧于北虏,夫人献计李肃贿赂王之左右,待戎虏君臣大喜后必得全身而退。后李肃果然圆满完成使命,因此迁官,皇帝赏赐甚厚,此为清河郡夫人之力也。二人于乱世中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段乱世佳话。

(二)造福一方之职业心态

随着封建政权官吏制度的日益成熟,朝廷各部分组织结构官僚化,增强了为官的职业属性。五代政权的频繁更迭,治世誓死保皇之忠贞文臣难见,反多谄媚阿谀或左右游离之辈。《洛阳搢绅旧闻记》中七位五代文臣均为多朝老臣,可见彼时文臣为官普遍存在“善变而不失职守”的职业心态,正史也对五代文臣进行了多元化的评价,“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于大节有亏的文臣,不再因“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标准而被全盘否定,官员的职业属性压倒了儒家君臣有义的传统观念,因此,五代文臣更加关注自身职守,在职责范围内造福百姓。

“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五代文臣身系一城人民命运,恪尽职守,可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乱世之中自身难保的他们大多能够怜百姓疾苦,忠于职守。《李少师贤妻》篇记载李肃遇不称意差使,即“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哽咽……”贪生怕死的李肃,在赵思绾叛乱事件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与担当。“思绾过雍,遂闭门据雍城叛,衣冠之族遭涂炭者众,公全家免祸。终以计劝思绾纳款,遂拔雍城。”有恩于赵思绾的李肃,本可于危难中独善其身,却选择设计劝降赵思绾,救一城百姓于水火,完成了守一方水土,担一方职责的神圣使命。《张大监正直》篇记载张大监为官公正无私,执政期间“不法者,尽逐之,杜绝请托,狱讼无私,行之期年,翕然称治”。宰相范鲁公因私泄露其弹劾奏章,违背官场规则,张大监愤而斥责“安有教化之地,泄人弹辞,使来相告”,怒而辞官。《陶副车求荐见忌》则载“陶以副车别驾权莅蕃阃者久之,所至称洽,不苛不扰,律身省事而已,在政无赫赫之称。罢任日,民皆攀辕遮留,泣涕塞路,前驱鞭挞之,然后进”。陶晟虽然未忠于一朝,但是能够在其位谋其政,为政一方,即使无“赫赫之称”,却也尽了职责本分。《齐王张令公外传》篇中张全义快速复建洛阳的事功,也是乱世统治者无暇于地方百姓命运情况下,地方官员恪尽职守,制定、执行政策,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而造福一方的典型代表。

粱、唐、晋、汉、周朝代更迭极快,君臣之间传统道德约束减弱,趋于简单雇佣关系。做官对大多数文臣来说是谋生的理想手段。君对臣难以建立正统权威,臣对君缺乏信仰上的归属,“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的忠君之道已难实现。但儒家思想长久以来对为官者自身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的道德要求,使五代文臣保留了儒家相应的恪尽职守之守道意识,因此,五代文臣无论穷达,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关注民生,尽职不尽忠,能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但不死事一姓,官吏考核也以政绩和个人私德为主,不于大节上苛求,其不以此为荣,也不以此为耻。这种忠于职守、造福一方的职业坚守是民本思想在五代文臣身上的体现,可见因社会角色的不同,五代文臣表现出不同的守道与失道意识。一方面,为臣事君,五代文臣的忠君之道逐渐丧失,甚至多寡廉鲜耻之举;另一方面,五代文臣为人、为官则有较好的守道意识,践行了民本思想,继承儒家传统美德。因此五代文臣守道与失道问题有其复杂性,既要考虑道德层面,也须坚持历史主义之态度,不能简单地给其盖上道德标签,更不能将后世价值观生硬地套在历史人物身上,用后人道德标准去评价五代文臣,便是走进了非历史主义误区。

三、五代文臣守道与失道的形成

五代文臣处于战乱之中,乱世的背景决定了这是武人的时代,掌握了军队就拥有了绝对的实力,武将相对于文官拥有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五代君主理论上重视文臣,但客观条件下,国家整体风气呈现尚武轻文的特点,这决定了文臣艰难的生存环境,而五代文臣夹缝求生的处境又形成了其守道与失道的不同意识。

(一)五代文臣之乱世求生

五代历时五十三年,天下却五易其姓,改朝换代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长则十余年,短不过三四年,甚至三四年的短命王朝中,统治者动辄死于非命,文臣的生存处境就更加艰难,在权力和战争的双重倾轧之下,其生存空间被不断压榨,陈师锡《五代史记序》载:

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

史书上的寥寥数语,让我们直面了这段“易暴以仁,转祸以德”“夷夏相蹂,兵连乱结”军阀混战的残酷历史。

礼崩乐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文臣的地位卑下。武将史弘肇轻视文臣,提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认为乱世中百无一用是文臣,其同僚杨邠也从现实出发认为文章礼乐乃乱世虚事,得出“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的结论。可见乱世文武官员地位相差悬殊,文臣处于备受轻视、生存条件恶劣的境况。陈顺烈《五代诗选》中收录了杜荀鹤以五代文臣生存处境为主题的两首诗歌。

(镡自维扬遇乱,东入山中)

君行君文天合知,见君如此我兴悲。

纕残三口兵戈后,才到孤村雨雪时。

著卧衣裳难办洗,旋求粮食莫供炊。

地炉不暖柴枝湿,犹把《蒙求》授小儿。

诗人以朴素直白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极具冲击力的乱世文人求生图。文人于乱世中朝不保夕,文化于艰难中薪火相传,是五代文人的真实写照。五代文臣人微言轻,“当时或有优礼文士者,然仅限于文辞秀句,以掌书檄而已,于儒行无与焉”,处于政治边缘地位。

君为秋浦三年宰,万虑关心两鬓知。

人事旋生当路县,吏才难展用兵时。

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

他日亲知问官况,但教吟取杜家诗。

《赠秋浦张明府》描写了在战火纷飞、世事纷纭的社会环境中,县官(唐多称县宰为明府)作为地方官疲于应对、终日愁苦的艰辛处境。元人方回《瀛奎律髓》评“唐末之乱如此,县令之难可知也”。因此,五代虽然也有力求稳定时局、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忠良豪杰,但终是湮没而无闻了。

生存质量决定文臣的精神追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自然法则。儒家内部亦有旧例可循,颇受争议的管子,孔子即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不能以普通人之小信小节度之,而忽略其历史贡献。五代文臣之处境不同于其他两朝交替之际,若能坚持忠君全节、视死如归的忠君之道,当然令人动容,但另投新主,施展抱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未必就是十恶不赦之罪。五代新君需招揽文臣以装点门面,文臣亦需在新朝安身立命,文臣虽也有混世顺时之投机心理,但在其内心深处依旧保存着对儒家民本务实之道的坚持。

(二)五代帝王之文臣政策

新政权渴望招揽人才,诸开国君主对降臣遗老态度宽容。五代是军国体系,各开国君主几乎都是马上皇帝,打天下不乏武官将领,但武安邦,文治国,新王朝急需大量的文官维持政局稳定,大量前朝降臣的留用能补充国家人才来源,并成为新政权的中流砥柱。

优待降臣能够安抚百姓及各方官员,减少新旧政权交接给百姓带来的不便。制造白马驿血案的梁太祖同样重视文臣,《梁太祖优待文士》记载:“荀鹤为主客者引入,令趋,骤至阶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趋阶。’”梁太祖屠杀绝对忠于李唐的朝廷清流文臣,践祚后却对杜荀鹤“待之深厚”,表现出其优待归顺文臣的政治态度。后唐求稳,且唐明宗不通文墨礼乐,安抚重用归降文臣。

帝(后唐明宗李嗣源)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可见文臣在后唐政权中颇为不可或缺。后汉高祖刘知远恩威并施,“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虽有杀俘诱降等非仁、非信、非刑之残暴狡诈,但吏治上,其任用非正统出仕的陶晟,并重用有弃城污点的张丛恩,偏向唯才是用态度,无形之中为文臣创造了一个轻松的政治生态环境。张齐贤笔下之向拱浪荡乡里,杀死谋杀亲夫的情人后,闻腾秀才所述周处少时为祸乡里,改过自新后名流千古之事迹而幡然醒悟,“自此愿叔事秀才,从前所为悉改矣”,谢绝旧日豪侠徒侣,解褐入仕后,于周祖、世宗时大展身手。周世宗之知人善用亦为欧阳修所称道,“所用者五代之士也,岂皆愚怯于晋、汉,而材智于周哉?惟知所用尔”。可见后周对有才之士的启用与重视,不忌出身,继承了五代优待降臣的传统,文臣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得到了继续保持。

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朱温篡唐,庄宗很快取而代之,继后唐之后的三代开国君主都是庄宗时期军事将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弱肉强食、武将篡权已经成为了政局常态。皇权快速更迭中,乱世之民朝不保夕,这种时代背景下,五代君主对武将既重又防,而对柔弱文臣的态度相对信任宽容,也便有了梁太祖的礼遇投诚之文臣、唐明宗的急需与重用博古通今之前朝文臣、汉祖与周祖及世宗的唯才是举,这些都促进了五代文臣在朝代更迭中事君之不必死节,但不弃恪尽职守民本之道的失道与守道心理的形成。因此五代文臣虽在政治、战争的阴影下如乱世浮萍般命运难以自主,不过其“一臣而事多主”之罪恶感同样逐渐降至虚无,改朝换代对其仕途影响较小,在这种既宽松又无力的政治处境中,五代文臣对君主的臣服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没有信仰支撑,必然缺乏忠君守道意识,但悲天悯人的儒家立场又能使其在为官方面不乏尽职爱民之坚守。

(三)朝廷运转之客观需要

五代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征伐,延续了晚唐中央难以控制地方的混乱政局。但是依赖于成熟的古代官僚政治体系,在朝代更迭中五代的主要朝廷机构依然能够有序运行。所谓官僚化即“提倡组织内部拥有严密法律规章制度,摒除一切非理性因素,明确的分工,层级节制,上命下从,公私分开,人员的专职和专业化,效果的可预见性,以及非人格化管理”。

乱世是人治,社会秩序紊乱,统治阶级自身内外交困,官员独立性增强,能够充分按照自身规划施政。但官员执政环境的宽松,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典型如滥刑,五代产生了杖责数量如受罚者岁数的“随年杖”等酷刑。如赵翼所说,“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可见五代亟需具备较高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官员。此时熟悉部门职能运转,了解辖域情况,研习律法的前朝文臣,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新君客观上必须保留这些前朝降臣。五代文臣也在换君不换臣的官场文化和成熟的封建官僚制度中,形成了“重社稷,轻君王”的民本思想,表现为在实践中为官心态的职业化。五代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文人高官厚禄后,“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忠君之道普遍不再。欧阳修笔下五代文臣政治选择之整体态势,说明五代文臣忠君之使命感崩塌,但做官是文臣更好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途径这一点是不变的,官吏的职业属性加强。

(四)五代社会之道德失范

“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根据欧阳修的描述,五代文臣生不逢时,若于大节上苛求,则天下无人可用,因此五代道德失范,士人在王朝交替中的自然过渡成为一种政治常态,文臣武将俱是如此。梁太祖在宰相柳璨和谋臣李振的怂恿下,制造“白马驿血案”:

宰相柳璨希梁王旨,归其谴于大臣,于是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一空。

杀光忠于李唐的清流高官,杀到天下文臣息声,杀得五代礼崩乐坏,开启乱世无道之序幕。此后朱温彻底掌控朝堂,大肆破坏礼制,“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为蒋玄晖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惧,改卜郊”。天子、朝臣惶惶不可终日,忠臣被杀带来的恶果是政教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崩坏,文人气节、武人脊梁被彻底磨灭。朱温看似成功镇压了反抗力量,但是当清流永坠浊流之中,社会的一切风骨气节、礼法道德也就随之湮灭,最终朱温自食恶果,身死亲子之手,这正是君臣纲常崩坏、人伦毁灭的体现之一。此后,以历经四姓十君,备受推崇的著名宰相冯道为代表,范质称赞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但其毫无忠节可言,甚至效忠契丹,却因私德甚佳而于当时颇负盛名,出现“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的道德失范现象。历仕后梁、后唐的齐王张全义,为保功名利禄放任妻女被辱,对梁太祖可谓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私德令人不齿,却凭治洛阳之功,不妨碍史书对其 “大勋重德”的称赞。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当时万口同声,皆以二人为名臣,为元老”。时人不以冯道、张全义之流为非,是五代社会之道德失范使然,可见当时社会风气,重视官员民本之道方面的坚持和建树,不以文臣更事数姓,丧失忠君之道为非,这种价值观念一直持续到宋初还存在影响。

五代时期社会伦理道德崩溃,统治者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其无暇于社会之伦理道德建设,甚至于统治者本身就是社会混乱的源头。乱坏相乘,纲纪便荡然不复,此时官吏考核以官员私德和政绩为主要标准。叶梦得的《避署录话》中对“五代梁、唐、晋、汉四世,人才无一可道者。自古乱亡之极,未有乏绝如是”的评价,证明五代道德失范已极矣。

四、结语

纵观五代历史不难发现,直接促成各朝代覆灭更迭的都是武将,五代血淋淋的武将篡国教训,以及赵太祖自身“黄袍加身”的经历,对宋朝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产生重要影响。相对于以造反背叛为家常便饭的武将和各地节度使,文臣在君主心中就可爱多矣。五代各朝对于前朝文臣态度宽容,各种条件的平衡之下,形成了五代文臣明哲保身、历经多朝而不倒的现象。但也因此五代文臣丧失了杀身成仁的守道之志,只剩明哲保身的仓惶无奈;也没有治国安邦的功名意识,只有个人得失的功利之心;更缺乏为万世开太平的书生意气,只余乱离人的因循苟且,表现出更注重个人生命安全及价值实现的一面,普遍缺乏慷慨许国、悲天悯人的士子情怀,更缺少力挽狂澜、兼济天下的振作气象。五代文臣这种客观上力量弱小、难以左右时局,主观上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失道表现,虽无忠君可言,但其反叛当权者,并对其形成颠覆性打击,甚至取而代之的可能性相对于武官亦较低,因此五代统治者对文臣态度宽容,为五代文臣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其在乱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存。后世对五代文臣进行大义上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五代文臣保证了各阶层官吏及政府组织在乱世最大程度地保存和有序传承,其于儒者德行和民本之道上的坚守,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前朝文臣的大量保留,也使宋朝建立之初就有大量文臣储备,为宋初守江山提供了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