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山

（温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一、学界研究的现况与问题的提出

琉球问题在二战期间引起美国的注意，渊源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直接军事对垒，美国军方乃至国务院的自身内部所设决策机构“不得不”将琉球群岛纳入美国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视野。当然，琉球群岛自身作为日本本土的屏障地位也让美国必须正视它的存在，虽然美国军方、国务院内部对此一问题都有很多规划，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个人态度也很重要，这就引出了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著名的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蒋罗对话”。

在开罗会议召开的1943年11月23日晚八点，蒋介石、罗斯福二人就有关领土问题有如下谈话：“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夺自中国之东北四省、台湾、澎湖战后均必须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及旅顺、大连亦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总统再三询问琉球群岛应如何处置，蒋委员长答复：中国愿将琉球由中美两国共同占领，将来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1944年1月12日，第44次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白宫举行，罗斯福在会议中回忆说，斯大林熟悉琉球群岛的历史，他完全同意琉球群岛属于中国，并且应该归还给她。上述史料只能算作普通史料，FRUS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之“外交部档案”也都有相关内容的详细记录或中文译文，内容大致相同。

学界目前的焦点并不在于对谈话内容有什么异议，主要集中在蒋介石作出“拒琉”决定的深层次动机，这引起了学界持续的关注。王海滨认为蒋介石一是首次参加大国会议“受宠若惊”，二是“安美国之心”。王建朗认为，蒋对美国的提议是出自真心还是试探尚不能确定，他不想在领土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扩张的态度，以免引起美国人的疑心。总体而言，蒋介石对琉球问题未作积极措置的原因比较复杂，道义因素、实力因素及策略考虑均发挥了影响。随后学者们的研究大致沿袭了上述观点。汪晖认为“蒋介石已经从地缘战略上看到了美国在战后不会愿意放弃对琉球的军事占领，也未必真心想将琉球交给中国独立管辖。”侯中军认为蒋在琉球问题上由坚持收回到提议托管的转变，主要还是基于中美关系与自身实力而做出的选择，但此种转变并不代表蒋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态度，托管琉球的外交政策背后蕴涵着新的变量。李理认为《大西洋宪章》“领土不扩大原则”及“对国民意志的尊重”是根本原因。台湾学者段瑞聪主要以《蒋介石日记》为蓝本，认为这与蒋多次表明不以亚洲领袖自居有密切关系。日本学者菅沼云龙（Unryu Suganuma）认为从开罗会议到美军占领日本的七年间，中方一直在错失机会，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但却没有给出自己的研究结果。刘江永认为，第一，1943年中美是反法西斯的盟友，罗斯福希望战后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制衡日本；第二，罗斯福深悉琉球国原来并非日本固有领土，对日本在1879年以前强行吞并琉球持负面看法；第三，罗斯福必须维护信守1941年《大西洋宪章》“不扩张领土原则”的国际政治形象，同时要确保琉球战略要地不落入敌对国之手，盟友中国占有琉球可兼顾这两方面需求；第四，此前罗斯福已从宋美龄、宋子文那里了解到中方有这方面的诉求，向蒋介石作出适当回应有利于促使开罗会议成功及巩固中美关系；第五，《琉球群岛》（T-343）报告并未获得美国内部一致赞同，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意见不一，罗斯福还未作出最终决策，只不过试探一下蒋介石。刘江永教授并且大胆提出了一种学术假设，如果当时蒋罗会谈不是笼统地谈论整个琉球归属，而是回到1880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清日之间斡旋的原点——讨论战后八重山和宫古群岛是否应划归中国，历史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在开罗会议期间重提这个方案既不违反“不扩张领土”原则，又能妥善解决琉球划分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刘认为从思维逻辑上，如果仅限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就不可能发现第三条道路和最佳选择。张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看法，认为蒋介石知识结构中对“东亚地中海”战略重要性缺乏认识。上述当代学者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综合起来的研究成果如下：（1）决定较为随意；（2）使美国觉得中国无领土野心；（3）尊重《大西洋宪章》精神；（4）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是否在美国政府内部达成一致不够信任；（5）在战后亚洲事务中绝不当头；（6）美国军方与国务院的矛盾；（7）蒋介石的知识结构欠缺等。

除了以上正式发表的学术观点，也有民间人士抛出猛料“蒋介石后悔说”，2013年刘永宁出版的回忆录《抢登钓鱼台——历史见证》，透露了一些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的内情。刘永宁是1970年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是当时登上钓鱼岛的四个人之一，内称他的父亲刘鄂公与陶希胜是湖北老乡，陶听王宠惠说“他（王宠惠）在开罗会议最后一天，即1943年11月27日要离开埃及前，蒋介石特别交代，有关罗斯福要将琉球交给我们而我们又拒绝的事，只有少数人知道，王是其中之一，千万不要外传。结果消息还是走漏了……回到重庆，王被国民政府高层的人问急了，不得不承认，但他强调委员长很懊悔，希望大家不要再提了。陶公当时在座，亲闻此事。”这个“后悔说”似为孤证，尚不足为据，但历史的真实再现需要哪怕是民间传说在内的辅证，“后悔说”至少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

针对蒋介石二战期间的“拒琉”问题，本文认为，还应扩大思路，在更宏阔的中观与宏观视角寻找原因。从中观视角，本文提出“信息燃点错位说”，从宏观视角，提出英国“第三方”视角。这两个方面的视角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蒋介石几度“拒琉”原因这一根本问题，但毫无疑问会将本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笔者不揣浅陋，以求教于方家。

二、考察蒋介石“拒琉”原因的视角一：“信息燃点错位说”

要想全面了解蒋介石“拒琉”的深层动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全面、整体、联系地考察这个问题，这里先提出一个结论性观点——“信息燃点错位说”。支撑这一论点的架构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蒋介石本人对待琉球问题的心路历程、筹备开罗会议幕僚的态度以及中国民间社会舆论是否高涨，这三个方面基本能够反映当时中方的立场或态度。蒋介石、决策幕僚、民间社会舆论三大变量互动的关系是：幕僚的决策会影响蒋介石，蒋介石自身的判断也会影响幕僚，但这两者都会受到民间社会舆论的影响。这样的思维模式非常类似于国际关系学大师罗伯特·杰维斯在《系统效应》一书中所阐释的核心问题——“系统”（System），他认为，一个系统应具备：（1）组成系统的系列单元（Unit）或要素（Element）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2）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也就是说，蒋介石“拒琉”的原因是一个系统的建构的过程，是一个多方因素的“层垒造成”，各方因素都或多或少发挥了作用，最终形成本问题的一个闭环。

蒋介石自身的判断。他自己说的很清楚：“琉球与台湾在我们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在11月18日日记中谈到会谈时关于领土最要紧的事情列出了东北与台湾应归还中国，绝口不提琉球。21日的日记中与中国有关领土者又加了澎湖。23日蒋、罗会谈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拒绝琉球一事作出解释：“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总体而言，蒋介石本人倾向于中琉关系仅为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并不是现代国际法主权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蒋介石个人的认知其实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没有把琉球的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走向“深蓝”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从而也失去了与日本一个很好的“缓冲区”。

所以，即使蒋介石本人持有琉球为藩属国这一观点，但其他两个变量在发挥作用，也可能会改变或影响蒋的看法。从目前中外的原始档案来看，也没有更多蒋对于琉球与中国之间五百年睦邻友好封贡关系认知的自我论述，蒋的认知中还是对于“十八行省”的完整保有底线，这也可以通过“九·一八”以后，蒋对东北的态度可见一斑。总而言之，蒋个人认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将琉球的重大战略地位与中国未来海洋发展联系起来思考，当然，如开篇学界揣测蒋个人的理由如中国海军难以胜任、美国并非出自真心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蒋的内心世界，还是要从蒋的知识认知水平的程度来解释。

蒋介石筹备开罗会议幕僚的态度。幕僚中不乏王宠惠、王世杰这样著名的法律学者型官员。开罗会议前夕，1943年11月17日，蒋介石询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在即将与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时我方应采取之态度，王提出五点意见，最主要是第五点：“关于日本溃败后之处置问题，应或成立三国协定；并应提出中国关于领土问题之主张（台湾及澎湖列岛与‘九·一八’事变前之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朝鲜应独立）。”蒋介石深以为然。《蒋介石日记》11月2、4、5、11、12、13、14、15、17、18、21等日都有较详细的筹备开罗会谈的内容，但都没有提到琉球。

在准备开罗会议的过程中，国防委员会参事室和秘书厅、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等也都有提案，参事室提案中认为“琉球群岛应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秘书厅的提案没有提到琉球，仅提到“收复一八九四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史迪威的提案则根本就没有提及领土问题。也就是说，在短暂的开罗会议筹备期中，不管是蒋本人还是其幕僚，都没有将琉球问题放在显著的位置，最多目之以与中华具有一定羁縻关系而并无实质统治关系的藩属国而已，没有主动声索的要求。

1943年虽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扭转战局的关键之年，但在这前后，我国国内并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社会舆论压力，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个是蒋介石本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过琉球问题，这一点非常致命，下文谈到英国视角的时候也会谈到这一点，英国外交部档案文献显示，英国政府非常看重领袖的国际发声，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二是民间社会舆论，这个问题下文详谈；最后就是其他国民政府要员的国际发声情况。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前后，国民政府一些要员还是在公开乃至国际场合有一些发声，并非没有。比如1942年4月6日，重庆《大公报》报道“琉球应该从日本分离出来”；1942年11月3日，宋子文在就任外交部长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将在战后收复满洲、台湾和琉球群岛，朝鲜将独立。”1942年12月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翠湖山庄召开的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第八届国际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开幕式全体会议中发表谈话：“在军事脆弱时期，中国丢失了大量的领土，现在是时候在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中国希望收回被武力或被以武力相威胁而丢失的领土。”1944年10月29日，宋子文重申日本必须撤出琉球群岛，不久后，宋在记者会上再次重申战后中国将收回琉球群岛。笔者在整理英国外交部档案的时候，发现里面数次引用了宋子文的谈话，宋的谈话也成为英国外交部研判中国外交行为的重要证据，但国民政府要员中，也就宋子文的数次公开谈话给国际社会造成一些“波澜”，笔者还没有发现其他要员的相关国际声索。所以，总体上看，国民政府给予自身行为声索与辩护的机会少之又少，仅仅几次谈话，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声索规划。更何况，国民政府内部实际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如上所述，国防委员会的提案与宋子文的国际谈话观点是不一致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外交部1942年1月拟定的“解决中日问题基本原则”草案中，表达了反对收回琉球的意见。同年1月17日，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就已经私下向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表示中国不会收回琉球。代理亚西司司长徐淑希也曾做过类似表示。那么到底哪一方观点代表国民政府的官方观点呢？

最后，为学界所忽视的一股力量是真正声势浩大的中国民间社会舆论“收回琉球运动”，这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学界的论证并不多，但这却是改变国民政府，或者说影响国民政府琉球决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遗憾的是，这场运动的高潮却发生在1945—1947年二战结束后的两三年，恰与1943年的开罗会议前后时间错过，殊为遗憾。这场二战后的中国民间收复琉球舆论力量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亚东学会”；发声的党派有九三学社、中国青年党等，中国青年党1946年11月9日在其党报《青年中国》也发表社论“收回琉球”；《申报》《大公报》等主流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团体更是大有总动员之势，如胡焕庸、张其昀、汪诒荪、刘文典、周子亚、王芸生、宦乡、邵毓麟、张歆海、承纪云等，比如地理学家张其昀在《对日和约中之琉球问题》提出：“琉球未来的地位，当在对日和约中决定。由历史和地理看来，琉球归属中国，理由至为明显……琉球世为朝贡之国，名为藩属，实同内地。七十年前日本悍然以武力割据，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琉球为中国失地之一，自当仍由中国收回。”地理学家胡焕庸在《社会公论》1947年第2卷第1期发表《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他早在1945年出版的《台湾与琉球》一书，就用海权思想看待台琉的战略价值。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也主张琉球应由中国收回，他认为，琉球地居中国正东的海上，那霸是个可以停泊大军舰的天然良港，琉球若继续属于日本，则很可能被当作海空军根据地，使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受到威胁，连首都南京也难得到安全。这里面张歆海还在美国的英文杂志发表文章，甚至南洋侨领胡文虎也加入进来，胡文虎在《星光日报》撰文：“今天居然有主张托管琉球或永久占领琉球的空气弥漫着，更有战败国日本还在妄想重新诈取琉球的企图，这是国际道义所不容许的事。”他们通过撰写文章、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掀起了“收回琉球运动”的高潮。也就是说，国内真正形成对琉球问题关注的洪流是在二战结束后，而开罗会议之前的舆论相对要弱得多，民间舆论无法给蒋介石及其幕僚的决策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和影响，他们也无法窥知老百姓的主流民意，因此在做决策时所接受的信息源不够全面。

信息燃点的错位并不一定对蒋的决策起决定作用，但一定会对蒋及其幕僚有重要影响，毕竟“民意不可违”。二战结束后为准备即将到来的对日和会，国民政府吸纳了很多知识分子来参与决策讨论，其中不乏坚决主张收回琉球的胡焕庸等，外交部成立的对日和约委员会政治、经济、外交各小组都听取了“各有关机关及专家舆论之意见，深为外（交）部重视，多所采纳，如张群院长十八日自参政会驻委会报告之收回琉球之主张，即系征询各方之意见后，郑重决定者。”这说明一个问题，琉球问题被安放的大的背景框架不同，其思考的全面和成熟度自有差别。战争期间，琉球问题是较为被动地安置在开罗会议筹备会当中，起决定作用的蒋介石本人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前揭部分学界研究已经很多，不赘。但战后，作为对日因应主要职能部门的外交部对待琉球问题的态度显然与之前不同，外交部可以对琉球问题更加从容地展开对策研究，可以从谏如流地听取民间人士的呼声，整个心态不似战争期间一些官员零散的声音。战后的琉球问题是作为对战败国日本处置这一大问题框架下的一个较为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议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即使战争期间对此一问题有所顾虑，但世异则事异，国民政府此时吸取民间主流意见“收回琉球说”则既是时势使然，也有强大舆论支撑。

三、英国的视角

上文用“信息燃点错位说”概括了蒋介石开罗会议“拒琉”动因，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再拉到宏观视角，以英国为视角来分析英国政府对琉球问题的立场。作为欧洲主流国家，英国的立场又会影响到其他欧美国家，这也可以从侧面窥探国民政府收复琉球的难度，加深对蒋“拒琉”结果出现的认识，学界目前尚较少有切入这个主题的成果。

由英国亚当·马修公司（Adam Matthew Digital）推出的“英国外交部档案”数据库，虽然有很多科研院所购买，但各界对该数据库的学术价值似有低估，学界应该足够重视，里面有很多英国政府二战前后因应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档案。笔者认为，这些档案呈现了英国作为第三方视角对琉球问题的思考过程。通览相关档案，“英国视角”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1943年之前英国外交部的琉球资料来源并不广泛。其中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作为英国外交部重要的智库，也是其外交信息的重要来源。笔者在通览查塔姆研究所给外交部的琉球相关报告时发现，一是有关琉球的报告不多，比如1942年4月8日研究所远东问题专家哈德森（G.F.Hudson）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琼斯教授（F.C.Jones）发表在《外国调查与新闻评论》上一篇关于琉球群岛的文章推介给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Ashley Clarke），琼斯教授对琉球群岛的地理构成写作全部引自巴塞尔·贺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herlain）的论述，对琉球群岛的论述并不客观；二是这些报告更多还是搜集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查塔姆研究所自身在报告中的评论很少或者说“存在感”很低，这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可能因为选择别人带有政治倾向性的研究成果导致结论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外交部的涉琉决策，这些极富个人色彩的文章也难以让外交部形成统一的看法或意见，所能真正起到的作用值得怀疑。

从外交部人员的认知看，他们对于官方发声比较看重，这是笔者最大的感触，或者说也是本文写作创新之处的一大亮点。因为笔者在整理英国外交部档案的时候发现，1945年以前的档案中多次提到1942年11月宋子文的外交谈话，这非常重要。并不是说对方对宋的谈话多感兴趣，而是中国在开罗会议之前涉及琉球问题的国际场合发声也仅仅这一次，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虽然在日记里对于琉球的看法尚不算少，但毕竟属于直抒胸臆的日记体，国际政治舞台的发声却没有，因此英国外交部并不能准确判断中国政府对琉球归属问题的底线是什么，作出不支持中国对琉球的主权声索也在意料之中。

溯及力问题。无论是英国外交部参考其他学人的文章，或是参阅《纽约时报》等报刊文章，无一都在有意无意淡化1879年这个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的特殊年份。1943年《开罗宣言》对于琉球王国是否属于日本必须放弃的侵占领土的措辞是暧昧的，后来以起草对日《伯顿草案》知名的伯顿就在自传里抱怨罗斯福总统召开开罗会议虽然带了一班幕僚，但宣言起草过于草率，没有更多的民主酝酿过程。作为国务院文职人员，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伯顿的抱怨更多起源于没有被罗斯福总统亲点参加开罗会议，但伯顿的评论就公平了吗？关于战后对日处置方案的《伯顿草案》就认为琉球应当交还日本，日本对琉球的吞并仅仅是“微小的暴力”，这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态度遍布二战前后的美国国务院内部，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这种暧昧态度在英国外交部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萌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琉球处置问题来说，英美如一丘之貉。

最后，英国政府内部，主要是外交部人员，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琉之间仅仅是朝贡关系，并非现代主权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针对宗藩关系的学理意义，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很多学者如何芳川、黄枝连、张启雄、陈尚胜、赵汀阳、甘怀真、李云泉等都对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有精当的论述，由于与本文主题关涉不多，不赘。但以外交部为视角的英国政府内部“冷眼旁观”下的琉球问题的确值得学界好好思量，二战期间，英美等西方阵营大国领导人除了对华比较友好的罗斯福总统外，所持琉球归属问题的态度都是不利于中国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困扰笔者，近年瑞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出 版 的 《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Ⅱ（1937—1945）》认为，中国战场这样一个重要的二战断面并没有被认真书写，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被西方所忽视，他们过多的精力投注在西方战场。这样的解释虽然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至少看到了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似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解释：

第一，这要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所形成的中国印象来溯源。百年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让西方列强很难将中国与“脱亚入欧”的日本等量齐观。事实上，从二战中期开始，美国国务院内部草拟了好几份有关琉球未来处置问题的报告，比如《伯顿报告》《埃莫森报告》《费里报告》等，这些报告无一例外，都不曾将国民政府列为琉球的接收方，他们要不然就是没理由，要不然就是中国的海军不逮，不能有效管理琉球等借口。从骨子里，这些国务院文职人员就没有正视过中国，他们自负，还对开罗会议罗斯福总统没有带上他们而耿耿于怀等，当然，这些文职人员中也不是说没有极少数对华评价相对客观的人员，比如拉铁摩尔，但他在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第二，这里明显有个时间差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学者在论述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二战期间包括学界在内的知识分子、官员群体没有对东亚这种特殊的秩序与西方所认同的现代国际法进行学理对接？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官员实际上缺乏大量的精通中西对接的务实人才，比如外交、国际法、地理、政治等。西方的主权思想脱胎于现代阶段达到发展顶峰的基督教精神意识的衰落，到16世纪的时候现代主权原则已经出现，中华文明拥有让世界羡慕的悠久传统和历史，但清朝中叶以来不仅是国力的衰落，更主要地体现在制度、文化、思维没有与西方世界进行对接，当今用中华文化来论证中国与琉球之间封贡关系的学者有很多，但在国民政府时期，能真正掌握西方主权观念，熟谙中华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宗藩关系理论运作机制，将二者进行有效理论衔接，为我国进行外交辩护，进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知识型人才确实相对缺乏。

四、结语

总体而言，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拒琉”的动因是多方因素促成的，是个系统效应，这应是无疑义的。本文尝试从“信息燃点错位说”和英国的视角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限于篇幅，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或者说笔者目前还没有能力去进一步展开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比如英美外交部、国务院这些文职官员系统对于二战后远东问题的决策、筹谋及其对英美两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等等。这些均可以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当然，支撑这些论点的新的数据库的挖掘与多国语言文字的掌握也是必要条件。

（1）见《外交部档案（1928—1975）》中《开罗会议会谈内容》《甘乃迪与他国元首会谈》《1960年美俄高阶层会议》《叶公超大使与杜鲁门谈话》《美广播公司拟访问蒋中正总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417／0087：32-34.

（2）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Pacific War Council1 secre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p869.

（3）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15日。

（4）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1日。

（5）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3日。

（6）“The Ambassador in China（Clarence E.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22，1942），”FRUS，1942，China.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732.

（7）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no page number.

（8）Roger Buckley，the Post-War Occupation of Japan,1945-1952:Selected Contemporary Readings from Pre-surrender to Post-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Series 2:Pamphlets，Journals，Press and Reports.Volume 1:War·Surrender·Occupation，1942-1945.p16.

（9）Kimie Hara 50 Years from San Francisco:Re-examining the Peace Treaty and Japan’s Territorial Problems,Pacific Affairs，Fall2001，p376.

（10）Loochoo（Ryukyu）Island-possible Chinese claim after the war.Code 23 file 2836,FO 371/31842,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Japan，1931-1945，P3.

（11）纵观美国历任总统，罗斯福总统的确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着颇多的同情与支持，或者说从个人角度对中国有着一定的好感，这是他区别于其他总统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并不是笔者没有根据的臆测，这在很多涉及到罗斯福的档案文件中都可以窥探出来，学界也有相关的研究，具体可参见李艳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托管制度方案与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梁敬錞作为外交官，与罗斯福本人打过交道，对于罗斯福着力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的做法认为“实出至诚”，具体可参见其《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自序）。

（12）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全三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启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吴志攀、李玉《东亚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差异——宗藩体制VS殖民体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年第79期）、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汀阳 《天下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甘怀真《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版）、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