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子淇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一、陶渊明的人生分期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时代，确切地说是东晋末期与南朝宋初期，是一个“篡”“乱”交替的动荡不安的时代。据《宋书》所载，陶渊明生在东晋的哀帝兴宁三年，即公元365年，卒于刘宋的文帝元嘉四年，即公元427年，享年63岁。

（一）陶渊明少年的志向性灵

陶渊明少年时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陶渊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强烈情感和政治抱负，与其少年时期接受儒家入世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密不可分的。《饮酒十六》开头即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儒家入世的情怀，贯穿着陶渊明的一生。

陶渊明少年时期心中有大志，但其自身独特的性灵气质已然有所展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静’是不妄想不妄求时个体和谐自足的心理状态，它是个体洒落的必要条件，就其无所欠缺而言也是洒落本身。在这一点上儒道走到一起来了。”儒道家思想的融合对陶渊明反复做官及最终辞官归隐田园的行为抉择有很大影响。

（二）陶渊明成年的做官经历

陶渊明一生做官几何？历史上对陶渊明出仕经历的看法不尽相同，较为可信且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是陶渊明一生中共做过五次官。

陶渊明第一次做官是在其29岁时，担任江州祭酒，关于这次出仕，史书上记载为：“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饮酒二十首》之十九陶渊明自述言：“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古人“而立之年”恰为30岁，“向立年”意即将近30岁，与陶渊明29岁“起为州祭酒”时间吻合。不过陶渊明虽然在诗中表达要“终死归田里”的愿想，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得到践行。晋隆安四年，时值陶渊明36岁，出任桓玄幕僚。时桓玄手握重兵，权倾朝野，而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又曾是桓玄父亲桓温手下的得力僚佐，深得器重。于此看，陶渊明可谓是前程大好，正是大展宏图伟业的最佳良机，但陶渊明却不知为何又因此而退缩，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第二年七月去江陵赴职冠缨时，陶渊明难掩内心复杂情感，再度吟诗一首：“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两首诗时间联系紧密，较好地展现出陶渊明在面对仕途与心灵的抉择时产生的进退两难矛盾纠结的心理。“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陶渊明不断地反问自己以期能够得到心灵的答案，但可惜并没有结果，因为不出几年，陶渊明又再度踏入仕途，这是他第三次出来做官，当任刘裕的镇军参军职务。陶渊明40岁所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再度展现了陶渊明纠结、难以抉择的心理特征。

陶渊明此次加入刘裕幕下，是因为桓玄叛乱，刘裕要讨伐平叛桓玄。而陶渊明上次投桓玄幕下则是因为孙恩起义叛乱，桓玄带兵前往讨伐。于这两次出仕原因看，陶渊明皆从内心少年时期的远大政治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出发，但令人迷惑的是陶渊明心里想着为国家和平安定贡献一己之力，却每次做官时间都不长久且在天赐良机面前又躲躲闪闪有所回避退缩，一种怅然若失之态。更为费解的是陶渊明离开刘裕幕下后不久，即加入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下做参军，这是他第四次出来做官，时年41岁，但不久后，义熙元年己巳三月（公元405年），陶渊明即随刘敬宣一起解职。同年八月，陶渊明再度出仕，赴彭泽县令一职，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来做官。同前几次出仕一样，陶渊明此次做官依旧不长久，“在官八十余日”即决定归隐田园，并写文章以表明彻底同官场决裂的决心——《归去来兮辞》。文中可看出陶渊明总结自己这一生做官的经历，实乃误入迷途，幸而知返。

（三）陶渊明晚年的归隐生活

陶渊明晚年辞官归隐田园，再不出仕，摆脱官场的束缚回归真性情的田园生活。但陶渊明归隐后内心是真的归于平静，达到超然脱俗的境界了吗？

晚年陶渊明喜爱饮酒，而古人饮酒一般多用于抒发感慨悲愤之情。陶渊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田园生活，但为何仍要日日饮酒作诗赋？乃陶渊明心之不“静”所致。（《杂诗十二首》之二）所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的内心一直渴望功成名就，承继祖业，但却实则功名难就，心灵的焦灼思虑使他“终晓不能静”。同样在《杂诗十二首》之五中，也表现出陶渊明苦闷焦虑的心境，此诗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由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反衬现在“气力渐衰损”，陶渊明的内心被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所笼罩，无闻无达，苦闷忧愁又愧疚无奈，使得他在精神上“每每多忧虑”。晚年的陶渊明给自己写《挽歌》和《自祭文》，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死亡的纠结矛盾以及对人生的不满和愤慨。

由此可知，晚年的陶渊明内心仍未能免俗，虽然远离了功名浮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洒落超脱，但这种达观伴随着的是“贫富常交战”的身心矛盾，晚年陶渊明生活条件艰苦，可以说是颇为凄惨的。

二、悬疑性问题

（一）出仕与厌仕

“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这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陶渊明每次出仕时间都非常短暂，长也不过一年左右，短则“少日”即解归，其余几任做官也集中在几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陶渊明41岁，在这一年里陶渊明两次出仕两次归隐。短短一年时间里，诗人忽仕忽隐，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复杂矛盾的心理？且这两次反复的出仕归隐之后，陶渊明就诀别官场，诗人是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斗争才下此决心的呢？

陶渊明的忽仕忽隐于诗人自身来说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先从诗人的年龄说起，时陶渊明正处在“向立年”向“不惑年”转变的这一重要人生阶段上，男人四十正是一展宏图伟业的最好时机。再结合陶渊明的心境，之所以如此频繁的出仕归隐，恰表明诗人内心的两难选择：仕的苦恼和隐的不安。因而仕与隐的问题，“是关涉到他生命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抉择的大事”。

陶渊明少年时期接受的儒家教育造就了他“如彼稷契”的入世情怀，“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陶渊明在《荣木》诗小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结尾，陶渊明又再度抒发自己的情感，“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上可看出，陶渊明的一生受外祖父辈影响极大，他一直想继承祖业，发扬光大，不甘于“四十无闻”“白首无成”的孤独寂寞，内心怅然若失，却又不失慷慨激昂，“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纵求官之道路艰难，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充分表现出诗人要建功立业，进德修业的雄心壮志。

从29岁“起为州祭酒”一直到41岁辞官归隐，在时间跨度长达13年中，陶渊明共出仕五次反复做官，不难得出“亲老家贫”只是他出仕的原因之一，陶渊明的家世背景和他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是影响陶渊明的志向以及反复出仕行为抉择的重要原因。陶渊明任真自得的精神气质和人生志向之间的冲突，使他灵魂饱受煎熬，无论是仕还是隐，心灵都无法超脱平静，这也是陶渊明出仕又厌仕的原因。

（二）世俗情结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难掩心中的孤寂落寞，虽是归隐田园不再出仕，但并不因此与社会脱节，仍关心时政，渴望与人交往。陶渊明在《饮酒•其九》中写道：“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陶渊明的内心未能免俗，从他的诗文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有一种深藏的孤独感，一种虽然不张扬但却隐约然而执着存在的孤独感，那是一种隐隐约约地流露。”

《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固守儒家道德操守的同时又感到自己的固守不被世人理解，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陶渊明始终未能摆脱浓重的伤感，未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对于他与宇宙泯一的心灵的遮蔽。”以至陶渊明晚年甚至为自己写了《挽歌》和《自祭文》。“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于此，不难窥视出陶渊明外在逍遥洒落、旷达静穆的背后隐藏着多么深重的苦闷和哀伤。

（三）“逍遥”之达

陶渊明既然心中为世俗情结所扰，又何以能在短时期里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

1.儒家固穷思想

陶渊明少年时期即接受儒学教育，儒家的固穷思想，坚守节操、安于贫穷、自得其乐的精神品质，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了陶渊明克制自我的准则，使他能够战胜内心的痛苦煎熬，用肉体上的苦难与折磨去换取心灵的超脱。

孔子言：“君子固穷”；孟子言：“士穷不失义。”“道德的操守一直是中国士人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为道德的操守而甘于贫贱，一直被当作高尚的人格来赞美。而这一点，正是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反复抒发自己安于贫穷，坚守节操的情感，于世俗名利的纠缠中得以解脱，走向心灵的纯粹平静，任真自得。

2.道家“逍遥”思想

陶渊明在追求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上与庄子提出的“逍遥观”相近。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表现他对自然的热爱和赞美的精神气节，与道家提倡“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思想相似。庄子认为生命的最高形态就是“任其性命之情”，庄子的逍遥是一种超然于世外，无所恃的个体最本真原始的状态，但这种逍遥是不可能被社会所容纳接受的，无立足之地。陶渊明虽常与庄子“寤寐交挥”，但他并没有舍弃心中的传统道义，他的“逍遥”是在“道德节义的基础上而又超越道德节义的超然洒落之境”。

3.佛家般若思想

陶渊明晚年归隐田园后所作的诗中，佛家般若思想的影响有明显的痕迹。

《归园田居》五首之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形影神》诗中的《神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但其实陶渊明早在青年时期便已接触佛家思想，与高僧慧远大师曾传出一段佳话，即“虎溪三笑图”的故事。

叶嘉莹认为：“在中国诗人里边，内心之中最有持守的、最能掌握自己的诗人就是陶渊明，而他内心持守的力量是来自于对儒家、道家、佛家各种思想中最宝贵之精华的接受与吸收。”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陶渊明能够身处乱世，仍没有迷失自我的原因。

三、心理传记学视野下的陶渊明

陶渊明幼年时期双亲离世，潜意识里给陶渊明种下了“死亡”的阴影。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和依靠，本来陶渊明的家族也可称作是“望族”，但陶渊明8岁时丧父，这使得陶渊明所处的既定环境发生了巨变，不得不与母亲、妹妹相依为命，生活艰苦。而母亲又在陶渊明12岁时离世，使陶渊明再一次感受到“死亡”的苦痛哀伤，被外祖父孟嘉收留。东晋时代的黑暗动乱加上陶渊明幼年时期双亲的离世，共同影响造成了陶渊明内心安全感的缺失。这种安全感的缺失，表现在陶渊明年少时期的性格——孤傲与娴静。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东晋是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死亡”可以说是很平常的存在。而陶渊明的经历则可谓是“小中见大”，小到家庭亲人的死亡，大到整个时代、社会的“死亡”。总而言之，“死亡”这个字眼一直贯穿在陶渊明的生命里，是陶渊明摆脱不了的“心魔”。

“从心理学角度讲，个体对于死亡的认识，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陶渊明对于死亡的认知，是从幼年时期开始的。阿德勒认为，孩子初次遭遇不曾预料的死亡，这种认识会让他们完全灰心丧气或者胆怯恐惧。而这种恐惧恰恰是内心安全感缺失的表现。阿德勒还提出两个著名理论：“超越自卑”和“自卑与补偿”。他认为，“自卑是人的行为的原始决定力量。自卑可能摧毁一个人，但同时也可能成为追求优越的原动力。自卑最早源于生理缺陷，后来拓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陶渊明内心也一直萦绕着一种不易被察觉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源自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

家庭方面的自卑源自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外祖父孟嘉带来的无形压力，陶渊明内心渴望承继祖业，重振家风。但可哀可叹的是，陶渊明实则功名难就，时代的败坏、官场的黑暗，以及陶渊明本身的精神气质，都使得他难以适应那个时代那样的官场，由此而生的自卑与愧疚的心理使陶渊明饱受心灵的折磨。但这种自卑不仅只是影响了陶渊明汲汲于事功的世俗心态和入仕情怀，还在另一方面促使陶渊明去主动寻找内心深处最本真自得的精神世界，即完成自我的最高形式实现。陶渊明就是在自卑的原动力下，实现了自我人格的超越，找到了自己心灵的真正依归地，完成内心自卑感和安全感缺失的自我补偿。

注释:

①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页。

②萧统：《陶渊明传》，《全梁文（卷二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④萧统：《陶渊明传》，《全梁文（卷二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

⑥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⑦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82页，第383页。

⑧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86页。

⑨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7页。

⑩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⑪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页。

⑫舒跃育：《天命可违——诸葛亮行为决策的心理传记学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