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佳

（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网络流行语孵化于商品经济高效运行的时代背景中，具有表意明显，冲击力强的特性，符合人们对“快”节奏生活的诉求。它于不知不觉中简化着语言的表达程序，彰显着人们对日常用语的创造性表达。其次，电脑、手机、平板等一系列电子产品的问世，为众多新媒体平台的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对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任何文化都不能脱离自有的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责任。对于伴随网络而生的诸多文化重组现象，不应秉持绝对主观的言论，解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社会属性对文化变革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一、“网络流行语”的起源与发展

（一）概念背景

“网络流行语”向人们传达的是一种：“一定时段内在网络领域被网民自发使用的、最活跃的、具有发酵功能和特殊意义，并往往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语言符号。”这种“特殊符号”类型繁多，不乏因社会热点事件衍生出的代表性词、句。所以，网络流行语更像是一种被赋予特殊内涵的文化象征，集聚着社会公众意识，承载着被传达的使命。同时它也反映着诸多社会现实和网民表达心理诉求的态度，见证着人们不断变化的生活和国家发展的历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创造力。

（二）发展历程

人类语言发展的规律遵循关联论、顺应论和模因论。关联论指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行为本身具备的关联性；“顺应论指人们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会应社会背景的差异不断地做出调整和选择；模因论指在语言的发展和传递中有一种可以被不断复制和模仿的文化单位。”根据网络流行语出现的时代背景和语言发展规律，可将其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网络流行语的萌芽期（1994-2000年），也为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早期。各类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为使用者提供了较传统互动更为便捷的新型互动模式。缩写词、谐音词等各类表达符号于网络空间中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日常用语的表达形式。如表达符号：“3166”“9494”等，缩写语“BF”“GF”等。虽然该阶段人们对网络语言的使用类型略显单一，却为后期网络流行语的演变提供了最初的物质基础与文化环境。

第二阶段为网络流行语的缓慢发展期（2001-2008年）。网络流行语呈现出多元化扩张的趋势。许多热点事件引发了网民的“众生喧哗”与“维权运动”。比如，2003年掀起的“孙志刚事件”，事后便引发了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使“孙志刚”一词迅速发展为标志性网络热词。类似的事件还包括“李刚门”事件、诸多食品安全事件等，从这些事件中同样也衍生出了许多诸如“钉子户”“纸包子”等具有舆论监督意义的网络流行语。更从侧面反映出网络舆论的兴起对社会制度变革产生的影响。

第三阶段为网络流行语的快速发展期（2009-2014年）。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上升，移动互联网入口实现了从搜索引擎向各类软件的分流。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纷纷涌现，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在虚拟社区的多方互动，更是拓展了人们对时事政策的关注范围、对政治体制的探讨以及对政治人物的评价。譬如由各类贪腐案件中衍生出的“纸老虎”“打老虎”等具有强烈冲击力的专有名词，极具彰显着民众抵制权力贪腐的初步“胜利”。

第四个阶段为网络流行语的全面创新期（2015年至今）。新媒体运营的火热来袭，为网络语言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该阶段网民的关注焦点逐渐从政治领域转向娱乐休闲领域，网络流行语具有很明显的“泛娱乐化”和“快餐化”倾向。典型的如“社会性死亡”“夺笋”等等。这类网络流行语会因实势需求的更迭以较快的速度淡出人们的视野，从而形成“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

通过考察网络流行语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性，不难发现，其发展历程是与长期的社会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时代性以及诙谐性。这一特殊的语言发展状况体现的是青年群体与主流社会、制度逻辑和市场力量的互相抗衡，透露着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人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态度展现出的表象反映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感受恰恰契合了当前一部分网民限于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难以在真实社区表达主观言论，只能借以网络空间里所形成的虚拟社区得以表达的心理。

二、社会互动空间转移——从地域社区到虚拟社区

“网络热词”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更离不开虚拟社区这一跨时空的、开放的、自由的网络虚拟环境，它虽然没有地域社区中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严格的地域限制和共同约束，但虚拟社区成员之间却可以依赖于各种自媒体平台实现交互协作，进而实现“知识外化”和“知识内化”。

社会互动空间向虚拟社区转移，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场景和生活场景，对地域社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此时以个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虚拟化社会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于现实社区更轻松自在的交往空间，使之前被孤立的社会个体联合到漫无边际的社会交往网络中，促使了个体化社交网络的形成；二是思想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使虚拟社区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种流行文化在给人们带来全新感受的同时，还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行为习惯。虚拟社区和既有的社会现实一起构成了新的社会环境，这一环境促进着新技术的出现，自身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如此看来，互联网更像是虚拟社区与地域社区的知识互构“中介”，不断促使着语言的变革与文化的创新。

三、社会互动模式的两种表现形式

——社会交往“个体化”与“去个体化”

至西方学者开始探讨现代性以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始终都以一组“孪生”概念被提及与对比。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更像是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交结的‘灰色地带’，二者没有绝对的脱离，也没有绝对的融合。”所以在分析互联网与网络流行语的双向关系时，应正确看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这种微妙的承接关系，才能进一步透析时代属性对网络流行语的形成与变迁产生的影响。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现代性视为“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统称为现代现象，并将现代性分为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刘小枫把“大众心理层面的心态特征统称为现代性”。对于后现代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鲍曼于《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将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由现代性过渡到后现代性的结构转型视为易变与快速移动的社会现实”的观点，暗示着时空关系的重大转变。

综合现有的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看，“现代性指17世纪以来西方通过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模式；微观上指渗透于现代个体日常生活方式中的主导精神和价值观念”。后现代性则指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意旨在当代文化实践中人的主观体验，寻求的是进行创造并使自身陷入不稳定的更新状态的原动力。二者的研究视角都离不开社会学关于行动和结构这一经典主题的变迁，并且这一变迁趋势又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关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在融合了结构和行动者之后更多的转向个体；二是分析领域逐渐转向日常生活。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现代性最重要的三个后果之一就是社会的个体化。

（二）现代性的显性特征——社会交往“个体化”

对于“个体化”的认知，大多都来源于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中提及的观点。他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一种从归属于自己、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中解放出来的状态”；也即“个体身份从承受者向责任者的转型”。个体化正是在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所形成。具体表现为个体的行动不再参照任何规则体系，相反，个体必须由自己来决定每一个行动，从而建构“自我刻画的生命轨迹，而不是按照任何既定规则来形成生活轨迹”（Beck，2002:2）。这种“自我刻画的生命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人们生活模式的影响。长期实行单位制，促成了由于内生经济匮乏而导致的交往基础缺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个体得以独立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大，人们逐渐将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满足的交往需求寄托于虚拟社区，在虚拟社区中自我行动的抉择，成为了“个体化”交往的关键导向，在这一层面，网络流行语可以被视为个体化交往的产物。

作为一种日常化的活动内容，“虚拟社区提供了形塑个体化的实践场景”，这种场景又反向强化着以个体化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场景。首先是关于传统和规则的问题。虚拟社区交往的多重身份帮助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社会交往的约束，从而使得虚拟社区中个体的行为方式更加接近贝克所言的个体化状态；其次，虚拟社区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差序格局的模式。费老把中国人际关系比喻为“一块石头丢在水面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波纹与波纹产生的交集就是彼此关系的联结点”。差序格局的这种人际交往特征和以个人社会为基本的虚拟社区是高度亲和的，只不过在虚拟社区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更像是一张看不见的、漫无边际的“网”，但却是真实存在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也是虚拟社区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潜在因素。

（三）现代性的隐性特征——社会交往“去个体化”

在语言环境中，过度追求个体化在社交空间的表达，会促生社会交往的“去个体化”现象。“去个体化”指个体无法以自己的内在价值标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往往会根据大众的反应来进行行动的抉择。这种“去个体化”表达更能凸显在一些“另类”的交往方式中。如那些在虚拟社区中夸夸其谈的人，总乐于施加给他人一种跟不上时代的错觉。殊不知他们所谓的“健谈”并非属于自我语言的创生，而是网络流行语的堆砌。习惯于用网络流行语标新立异的人，一旦进入到需要自我组建语言表达逻辑的真实场合中，便会严重失语。这种现象可以用社会学家伯格曼提出的“装置范式理论”来解释。即“在电子媒介时代，依赖表情包、流行语的人之所以‘失语’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和交流越来越依赖于电子媒介装置这一现代化的产物，使得他们常常处于失语式接收信息的场景中”。久而久之便会丧失对信息的自我思考过程，自我语言表达系统也会被逐渐固化。所以，语言表达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更是一种受思维支配、有活性的，需要保持训练才能培养出的能力。在表达符号横流的社会，我们应该时刻提防电子媒介设下的“圈套”，不让这种“去个体化”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的亚文化禁锢和左右我们的思想。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时代发展产物之一、更作为汉语语言变革典型代表的网络流行语，其发展历程不仅凸显了工具理性向社会关系网络的渗透，更凸显了人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迁移。从社会发展视角来看，网络流行语填补了快餐时代人们情感表达的空缺，使得语言蕴意更加细腻灵动、交流氛围更加和谐融洽。其次，在我国，网络语言的出现还带来了一个显著的影响后果，那就是发挥了舆论监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作用，在既有的制度化监督渠道之外开辟了一种新的监督形式。从文化影响视角来看，网络流行语的滥造和滥用现象在扰乱着传统语言发展秩序的同时，还使很多没有文化自觉的受众失去了原本该有的汉语文化素养和表达逻辑，并不断破坏着他们的语言习惯体系，人们很可能因自我判断失误或无效解读陷入哗然一片的舆论风波中，进而成为互联网“乌合之众”。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是否能被时代沉淀下来，取决于语言系统的“自净功能”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更不能脱离自有的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责任。所以，对于诸多文化重组现象，更应秉承价值中立，理性看待。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当务之急是对网络流行语的失范使用加以规范和管制，比如从法律上制定和完善网络监管法律相关条例，夯实政府监管净化网络语言环境的法律基础；其次，设立专门的网络用语监控机构，改善网民自我语言生成系统也尤为重要。语言环境最终将因网民素质的提高和网络规范执法的实行得以有效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