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雪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05）

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女性崇佛现象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王亚楠将北朝女性分为后妃、士族和平民三个阶层来分析女性崇佛的原因、行为和影响；白春霞同样也针对北朝女性分阶层讨论。前者主要利用墓志，后者主要运用传世文献。除了整体性研究，还有对比丘尼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例如石少欣的《六朝时期比丘尼研究》；其中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北朝女性出家为尼的情况，夏毅辉、苗霖霖和白春霞等人都曾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南北朝女性崇佛问题的讨论焦点主要在女性的整体研究、某特殊群体的研究、女性崇佛的原因及影响等，女性崇佛活动受关注较少，仅在整体性研究中稍有体现。此外，受史料限制，在比丘尼群体的研究上，南朝多于北朝，但对于南朝女性世俗信徒的关注则较少。本文聚焦具体群体，从南北朝后妃的崇佛活动入手，以期在南北朝女性崇佛研究方面稍做补充。

一、后妃崇佛活动的类型

佛教中常说“信解行证”，正信已生，经文已解，开始行动，最后证到佛的道果。通过“解”和“行”来证果，据此将崇佛活动分为“解”和“行”，也就是理论类与实践类。通过《比丘尼传》《南朝寺考》等古籍以及正史资料，可知留下记载的后妃的崇佛活动中，内容偏向理解修习佛经义理的活动主要有诵读佛经和结交僧尼两类，可将其归为“理论类”；而偏向践行佛教要求、做出物质贡献的，可将其归为“实践类”，包括修建佛寺、举行斋会、持斋受戒、派人取经、出家为尼。但由于出家为尼已经舍身释门、脱离俗世，其他崇佛行为均属于俗届活动，因此将其单独列为第三类。

（一）理论类活动

首先是崇佛活动中更偏向理论类的行为，包括诵读佛经和结交僧尼，这类行为更偏向对于佛经教义的理解，故列为一类。

诵读佛经是了解佛教义理的重要途径，由于其对场地、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要求非常宽泛，从而成了社会上最为普遍的崇佛活动之一。在后妃中也有部分留下了诵读佛经的行为记载，如北魏灵太后、南朝丁贵嫔、沈皇后，但具体诵读了哪几部经典，史料中仅提到了南朝梁武帝的丁贵嫔精通《净名经》。通过诵读经典，后妃们可以加深对于佛经的理解、修身养性，将佛事活动融入日常生活；南北朝僧俗交往蔚然成风。佛教的发展离不开统治阶层的扶持，比起普通女性，后妃的身份能够使她们获得更多与僧尼交游的机会，灵太后就常请从姑入宫说法，南朝也有阮淑媛病危请僧行道，僧尼们通过讲经、行道等活动获取信任，同时也使她们对于佛教的理解更进一步。

（二）实践类活动

修建佛寺、举行斋会和持斋受戒都是实践性较强的崇佛活动，此外，还有一项较为特殊的活动：遣使西行取经。

寺庙是僧尼活动的重要场地，修建寺庙对建寺信徒是一件大功德。在南北朝时期，营建佛寺这一活动遍布各个阶层，但以社会上层为主导。后妃为了表明虔诚信仰、积攒功德，常常斥巨资独自建造佛寺。北魏有冯太后和灵太后，南朝则有路太后、潘淑妃、黄修仪、阮修容等人，人数较北朝多，后妃等级也不限于皇后。除了花钱修建，还有舍宅为寺，南朝陈文帝时期的章太后就将自己的旧宅捐出，改为国胜寺。

举行斋会也是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会僧而施斋食，故名斋会，后妃在这一天聚集僧尼、向他们施舍食物。除了施斋食，后妃自身也会通过持斋来修行。持斋就是遵行戒律不茹荤食，而更进一步的就是受戒，即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来接受佛教戒律。但与出家不同，受戒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严守戒规，以示虔诚。

还有一项活动较为特殊，即灵太后时期派人西行取经。佛教在南北朝发展迅速，僧侣西行取经也不是个例，但由官方派遣并有使者随行的尚属少数。这次西行取经，《魏书》《北史》等正史都记载是孝明帝所为，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实为灵太后之举。

（三）实践类活动中的特殊类型：出家为尼

出家为尼已经脱离世俗，与其他立功德的实践活动仍有区别，故单独列出。南北朝出家后妃共有十九位，以皇后为主，仅一位来自南朝。从宗教动因来说，对佛教的崇信到一定程度之后，世俗信徒就会脱离俗世更进一步进行清修；但许多信徒认为僧尼修行戒律严苛、较为艰苦，并不愿出家，后因种种世俗因素，最终选择进入释门，这一点在后妃群体也有所体现。

二、后妃崇佛活动的特点

后妃作为上层女性，比其他阶层的女性更容易接触到佛教，本节将针对后妃的崇佛活动，对其行为特点展开分析。

（一）后妃崇佛总体上轻理论、重实践

首先，与男性相比，南北朝后妃整体上呈现出轻理论、重实践的特点。在南北朝后妃的理论类崇佛活动中，史料中明确提到精通佛经的，仅丁贵嫔“尤精《净名经》”，而同一时期、同为皇室的男性成员则不同，如宣武帝“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甚至曾在式干殿亲自讲经；齐孝明帝为先皇写十二部经；北周孝宣帝写《般若经》三千卷……在佛教义理上的研究和执着，后妃明显逊色于男性。

与理论类活动相比，实践性较强的活动参与人数多、类型更丰富。出家和营建佛寺的后妃不在少数，总体来看，尽管崇佛后妃群体与其他阶层的女性相比，地位更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也更高，但对于佛教义理的兴趣和理解还是不如相同阶层的男性。

（二）后妃崇佛活动的开销更高、与政治的关联性更强

相比其他阶层的女性，后妃的崇佛活动开销更高、与政治的关联性更强。

后妃的崇佛活动开销更高。如营建佛寺和举办斋会：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可见其耗费人力物力之巨，这是普通家庭所无法承受的开销。

后妃的崇佛活动与政治关联性更强。后妃的崇佛活动往往比其他阶层的女性多了一层政治动因，这一点在出家行为上的体现最为明显，北朝出家的后妃中，很少记载后妃本人因崇尚佛教而舍身释门，但史料的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帝崩、国亡或政治斗争失败而被迫出家；其次在营建佛寺、举办斋会等活动中，也暗含了后妃们对于统治阶层推崇佛教的应和和对普通群众的引导。

（三）后妃出家现象集中于北朝而建寺活动集中于南朝

十九位后妃出家，仅有一人来自南朝。北周宣帝死后，除杨坚之女，其余四位皇后均出家，可见隋朝在后妃出家的问题上受北朝影响，沈皇后也是在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害后，才返回故乡，又在毗陵的天净寺出家。由此可以推断，虽然沈皇后来自南朝，但却受北朝遗风影响最终出家。这样一来，从现有记载看，后妃出家几乎算得上北朝独有的现象。

除了出家为尼，在其他活动中，南朝后妃的参与度大多都高于北朝，这一特点在营建佛寺的活动中尤为明显，南朝参与建寺的后妃数量远多于北朝。北朝见于记载的建寺后妃仅有北魏的冯太后和灵太后两位，而南朝除齐之外，其余三朝均有记载；并且北朝仅有皇后留下了建寺的资料，而南朝还有其他等级的妃嫔参与营建。

三、后妃崇佛特点的形成原因

南北朝时期后妃的崇佛活动大致呈现出上述几方面的特点，影响其行为特点形成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后妃文化程度、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特性

《高僧传》中说道：“夫女人理教难惬，事迹易翻，闻因果则悠然扈背，见变术则奔波倾饮，随堕之义即斯谓也。”意思是女性难以理解佛教教义，更多因为因果报应或佛术等而笃信佛教。女性与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对于佛教义理的理解更加吃力，在偏重义理的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感大大降低，只能将崇佛的重心转向实践性更强的活动，所以才产生了轻理论、重实践的特点。

崇佛的活动开销各不相同，建寺、举办斋会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北朝僧尼的依附性更强，更需要世俗信徒长期给养，而造像等活动开销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平民更倾向于开销较低的造像，而后妃有更好的经济条件，为建立更大的功德，也能够承担开销较大的活动。

后妃崇佛有时会受到皇帝支持，比其他女性多了一层政治因素。例如精通佛经的丁贵嫔和广泛布施寺院的阮修容，二人都是梁武帝的妃嫔，其崇佛行为或多或少受到了皇帝的影响和支持，作为皇帝推广佛教的应和，成为统治阶级推崇佛教的一个环节。甚至在皇后主政期间，皇后还会代替皇帝成为佛教推广的主推手，通过自己的崇佛活动，使佛教发展壮大。

（二）南北朝佛教发展的不同

佛教在发展中逐渐分化，北方更重禅修，南方更重义理，有“南义北禅”之说。南北方对于僧尼的态度也有不同：“北朝立制，多是附僧。南土新规，别行尼正。”南方设立僧尼自治制度，释门可以更加自由地向社会各阶层宣扬佛法、谈论义理，而北朝对僧尼多有约束，相对来说，北朝僧尼对贵族具有更强的依附性。

1.北朝佛教政治化导致后妃出家

南北朝政治生态不同。由于游牧民族母权制的遗风，北朝女性地位较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封建统治的需求，北朝统治者重用宦官、削减后妃和外戚的权力；而南朝如遇幼主践祚，则更多援引外戚力量。在注重门阀的世族政治之下，皇位的稳固还需世族支持，因此宦官和公卿才会在北方和南方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尽管从北魏道武帝开始就有“子贵母死”的制度，限制皇后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所以北朝统治者又将佛教的戒律与儒家礼制结合起来共同约束后妃，南朝由于国祚稳定还需外戚支持，所以并未出现类似北朝的现象。

于是北方佛教与政治联系更加密切，这一点在北朝后妃出家行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仅有北魏宣武帝高皇后，在其墓志《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中提到“志愿道门，出俗为尼”，但经学者考证，高皇后出家实际仍为宫廷斗争失败的结果。对于北朝出家后妃来说，政治因素占据大半，如西魏文皇后乙弗氏被排挤出家；也有因帝崩国亡而出家，如灵太后在尔朱荣进犯后“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到隋灭北周时，宣帝宇文赟的皇后除杨坚女都被迫进入尼寺，可见到后来出家为尼逐渐成为安置后妃的一种手段。

2.南朝僧尼自主性更强影响后妃建寺活动

寺院作为僧尼修习生活的场所，其功能与僧尼活动息息相关。南方僧尼更注重讲经等活动，以宗教义学修持为主，南朝寺院逐渐变为讲经的主要阵地，如慧濬尼请高僧昙无谶在寺中讲译禅经；北方僧尼则更多地为贵族服务，成为贵族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工具，北朝寺院也就更加世俗化，定期举办的大型宗教活动会吸引各阶层前来参加，娱乐性质更强。《洛阳伽蓝记》记载：“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

北朝佛寺更加娱乐化、世俗化，面向大众的大型宗教活动需要更大的开销，南朝讲经译经开销较低，在建寺成本上远低于北朝。北朝佛寺面向大众的性质，使得佛寺的建立和宗教活动的举办都会对普通民众形成影响，这就与统治者推崇佛教的行为达成一致，有了更强的政治性。北朝见于记载的冯太后与灵太后都曾临朝称制，两位女性建寺更多是作为统治者来推广佛教，而并不是仅仅作为女性为个人目的服务。南朝寺院的社会功能与北朝不同，其建立也更多地出自建寺人建立功德的意愿和自我满足的需求。

皇后比其他嫔妃政治地位更高，拥有财富也较多，结合南北朝佛寺性质和建造成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北朝仅有两位皇后留下记载，而南朝除皇后外，其他级别的妃嫔也会参与营建。

四、结语

通过对正史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古籍的整理，可以将南北朝后妃的崇佛活动分成三类：理论类、实践类以及作为实践类活动中特殊的出家为尼。从整体来看，后妃的崇佛活动与男性相比理论性不足，与其他阶层的女性相比，又有着自身开销大、政治性强的特点；将南北朝后妃以地域划分进行内部对比，其崇佛行为又存在着显著南北差异，尤其体现在出家和建寺活动中。

结合后妃身份特性以及社会大环境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上述特点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后妃作为女性以及社会上层的身份和南北方佛教发展的差异。南北朝后妃崇佛活动呈现上述特点，实际上反映出崇佛活动的偏好与崇佛主体的政治地位、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紧密相关，同时南北后妃不同的崇佛特色也是南北佛教发展呈现不同趋势的一个具体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