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璐

茶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茶叶—茶艺—茶道三个阶段。作为茶叶的原产地，中国有着悠久的饮茶历史，如陆羽在《茶经》卷下《六·茶之饮》中所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汉代以前，人们注重茶的药理功能；晋代以后，茶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饮品。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制茶、泡茶、吃茶等相关的技法与礼仪，并从中淬炼出丰富的人生境界。饮茶行为由此上升为一种“道”，具备了道德、宗教、美学层面的意义。

茶文化是随着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大陆文化一同传入日本的，在结合日本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了“茶道”，并作为日本的一项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如今，日本茶道被视为日本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世界各国了解日本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这既是因为人们认为其中蕴含着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或民族特质，亦是由于日本茶道因其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极具观赏性。日本的茶文化虽然受惠于中国，但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早已获得了独特性：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导入茶道，使茶道的精神内容具备了理论依据；据说由千利休所归纳的“和、敬、清、寂”四个字，如今依然用来指代日本茶道的精神境界。由于中国具有更为悠久的饮茶习惯与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茶不仅仅是一种世俗的饮品，更具备丰富的精神内涵。在这样的背景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茶文化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界出现了研究茶道的热潮，“茶道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由于茶道在日本被冠以“道”之名并上升为一种宗教、美学和哲学，人们往往忽略了茶道的日常性与时代性，认为日本茶道中蕴含的精神是传统的、恒常不变的，目前中国国内对日本茶道精神的研究就主要停留在单纯介绍或肯定的层面，缺乏一定的反思性。然而，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日本茶道，已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经历了数次转变，这尤其体现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茶道之中。茶道包含着术、艺、道多重层面，但“道”即茶道的精神内涵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基于此，本文以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日本为背景，探究这一时期的日本茶道在精神层面发生的转变，并从哲学的视角对这种转变进行反思。

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茶道

实际上，日本茶道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江户时代，幕府推崇儒学为官学，儒家思想替代佛教承担起政治指导的功能，儒者的社会地位开始超过僧侣，成为享有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威的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向将军和地方大名讲授茶道的武家流派的茶人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外，与僧侣关系密切的茶人总体上身处待遇低下的境地。在江户时代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之下，以茶道为业的茶人沦落为士农工商之外的艺人阶层。到了江户中后期，由于社会稳定、町人经济兴起，茶道开始向商人阶层普及，更加剧了其娱乐化的倾向，茶道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游艺。进入明治时代，茶道的衰落达到了极点。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幕府体制崩溃之后，原本就不富裕的茶人失去了将军和地方大名的扶持，彻底陷入失业的境地。第二，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盛行欧化主义，在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方面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茶道、花道等传统艺术被视为“旧物”而受到冷落。第三，传统茶道仪式复杂，并且主要是使用家元秘传的方式进行传授，因而不利于其传承与发展。1872年，京都府授予茶道家元们“游艺稼人”的许可证，这就意味着茶道正式被视为一项休闲娱乐活动，面临随时被废弃的危机。

可以说，时代的急剧变化令日本茶道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另外，这种危机反而成为刺激茶道界进行革新的动力。日本茶道之所以在现代能够为世界所了解并喜爱，不仅是因为茶人们因应时代的变化在技艺层面进行了转变，更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茶人们对茶道精神进行了新的诠释与建构。

二、冈仓天心的茶道观

日本茶道能够为世界所了解并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冈仓天心功不可没。他最初用英文完成的著作《茶之书》（The Book of Tea），首次向西方世界详细介绍了茶道，引发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该书于1906年在纽约问世，一经发行便深受欢迎，先后推出了德语、法语、汉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的译本。

在《茶之书》的开头，冈仓天心就首先对茶道进行了定义。他将茶道视为一种“审美的宗教”（審美的宗教，a religion of astheticism），它“教人在污浊的日常中寻觅潜在的美……它的本质是赞美残缺……茶的哲学并不仅是单纯的唯美主义，同时蕴含着伦理与信仰”。接下来，冈仓天心回顾了茶在中国的起源和传播历史，以及茶从中医药、日常饮品上升为茶道的过程。他认为，饮茶这一日常行为艺术化，并被赋予哲学、伦理等价值层面的意义，应当是唐朝的事情。其中，陆羽是茶道界的鼻祖人物，他的代表作品《茶经》中详细论述了采茶、制茶、煮茶、饮茶的方法。天心将茶的发展大致划分为煎茶、点茶和淹茶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于唐、宋、明三个朝代。冈仓天心最为推崇的是宋朝的茶道，而点茶作为一种沏茶方式，实际上也为日本茶道的主要流派抹茶道所继承。

但是天心的目的并不在于介绍日本茶道的流派与礼仪规范，而是为了论述茶道精神。他特别强调茶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道和禅关于人生的思考，认为茶道蕴含的是一种道家式的超利害、齐物我、外生死的理想人格。因此，冈仓天心特别推崇道家哲学的“空”这一特质，因为这使得东方人能够维持自我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维持万物调和,谦让他人的同时不失却自身立场，这便是人生舞台上的成功秘诀……老子最擅长用“空”的隐喻来向人们阐述这个道理。他认为物的本质为“空”，而非屋顶与墙壁。水瓢的真正用处在于可容水注入的“空”，而非其形状质地。“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唯有存在于“空”，才让运动成为可能。

冈仓天心认为茶道所体现的是道家哲学的人生观，崇尚的是具备包容性和柔韧性、不累于物、逍遥自在的理想人格。他借助道家思想、禅宗思想将茶道的精神理论化、哲学化，并将茶道视为一种艺术，认为其蕴含的是超功利性与崇尚自由的价值追求。例如，他认为茶室是一种不拘于外在形式的木结构建筑，茶室内不需要华丽的装潢，也不讲求设计的对称和重复，这皆是重视创造力和自由的表现。

在论述了以上茶道观的基础上，冈仓天心得出了他对日本茶道之精神的论断。他认为，唐宋两代是将茶上升为理想境界的时代，两朝人将他们关于人生、宇宙的抽象思考融入饮茶这一行为当中，然而，宋朝的文化成果却因连年征战被破坏殆尽。与之相对，日本不仅继承了宋朝的茶礼和茶道理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植根于日本的文化，一种关乎人们生活方式的信仰。

除冈仓天心之外，还存在许多向世界积极介绍茶道的知识分子。如铃木大拙在为外国人了解日本而著的《禅与日本文化》中，着重介绍了茶道与禅的共通之处。他和天心一样，并不是从器具或技艺层面，而是从精神文化方面解读茶道的。并且他也认为茶道中蕴含着日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不同的是，铃木大拙作为一名禅学家，强调的是禅宗对日本茶道的深刻影响。茶同禅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茶道仪式中奔流不息的精神的奉行”。茶道、花道、武士道等艺术形式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基于同一个精神即禅之精神所形成的。

无论是天心还是大拙，他们的茶道观都是面向西方人进行言说的。然而现实情况是，在近代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之际，首先引发西方人关注的是茶道具而非茶道中蕴含的精神。在英国人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所著的《日本事物志》（Things Japanese，1890）中，不仅专门设立了“Tea Ceremonies”一节对日本茶道进行介绍，还记载了当时许多欧洲人热衷收集以茶道具为代表的日本瓷器。动物学教授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S.Morse）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877年，莫尔斯为收集标本前往日本，其间对日本艺术产生极大兴趣，大量收集以陶瓷为主的日本艺术品，其中包含众多茶道中所使用的道具。这些藏品于1892年由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购入，此后被称为“莫尔斯收藏”（Morse Collection）。1904年，冈仓天心开始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任职，在此期间经常面向当地民众开设介绍日本文化的讲座，其中，茶道受到了波士顿妇女的广泛欢迎。据说《茶之书》就是由这些讲稿汇集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心用英文所著的《茶之书》（The Book of Tea）当中，他使用了“Teaism”这一自创的词汇来指代茶道，这亦体现了天心将茶道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向西方国家进行推广的自觉意识。可以说，西方对茶道的关注能够从器物层面转向精神、文化方面，也得益于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将茶道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积极向西方国家进行宣传。

三、近代日本茶道与国民道德

日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国民道德运动的兴起。所谓国民道德运动，指的是明治十年以来日本社会开始兴起的以恢复儒教道德为目的的国家主义道德运动。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力有了显著提升并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民众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有了空前提高；加上近代日本需要从价值层面对国民进行统合，社会风气从全面学习西方一跃转向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从道德层面统合国民的国家主义道德运动应运而生。这一风潮可以追溯到明治十年儒教道德思想的复活。1879年,明治天皇命令侍讲元田永孚草拟的《教学圣旨》，其中提到:“然近来专门崇尚知识才艺、趋于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败俗者甚多……故今后基于祖宗之训典，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皆崇尚诚实品行，然后各科之学随才器日益长进,道德才艺、本末具备。”自此，接受西学的范围逐渐被限定在技术领域，儒教的“仁义忠孝”被视为日本人精神的核心。明治十四年（1881），为抑制自由民权思想在日本国内发展的势头，建立绝对主义的政权，时任参事院议员并参与制定《教育敕语》的井上毅向政府建言，提出“以报纸为导向”、强化官学机构、“提倡汉学”、授以“忠爱恭顺之道”、“大兴德国学”等方案。井上毅的 这些言论，暗示了日本哲学界将要从英法学转向回归儒学和佛教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的风向。1890年，明治天皇正式颁布《教育敕语》，明确将忠孝合一视为“国体之精华”，并规定紧急情况下国民具有“义勇奉公”的义务，这标志着日本国民道德论的正式形成。

由此可见，为了建设现代国家，国民的忠诚感和凝聚力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国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关键。日本政府主要是通过利用、改造儒教的道德思想来培养为现代国家所需的国民道德。然而，在日本国民道德运动兴起之前，首先指出社会风气日趋败坏，因而要回归传统、重视儒教之人伦道德的却是近代茶人。1872年，里千家的家元玄玄斋千宗室发表了《茶道之源意》（“茶道ノ源意”），从儒家人伦道德的角度为茶道正名。在文章中，他称：“茶道之源意在于勤奋践行忠孝五常，专守节俭朴素，安分守己不懈怠家务。”（玄玄斋千宗室之所以强调茶道的道德教化功用，一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日本社会过度追求欧化思潮，许多大家闺秀言谈举止很不雅观；二是为了规避茶道被征收游艺税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茶道在明治初期所面临的衰亡危机令他意识到，如果能够赋予茶道以价值层面的重要性，就能一改被视为“游艺”的现状，使茶道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玄玄斋千宗室在《茶道之源意》中认为：茶道的精神在于“勤奋践行忠孝五常”，《教育敕语》中则明确将“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视为“国体之精华”；《茶道之源意》中要求“专守节俭朴素”，《教育敕语》中则教导国民要“恭俭持己”；《茶道之源意》中的“安分守己不懈怠家务”，在《教育敕语》中进一步表述为“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茶道之源意》中要求“不分贵贱众人亲疏之隔”，《教育敕语》中也要求“博爱及众”。这些规定都被视为通行于古今中外的先祖之道。

《茶道之源意》的发表为日本茶道界之后的思想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此之后，茶人们开始主动迎合建设国民道德的态度，强调茶道具备提升道德修养的价值，甚至赋予茶道以治世经国的作用。而在近代日本茶道的复兴中，成功推动茶道改革的田中仙樵则改变了茶道的传授方式，使茶道由秘传成为一项完全庶民化的活动。1898年，田中仙樵创立了大日本茶道学会，在学会的设立宗旨中他如此写道：“抑我国（日本）之茶道者，始于珠光，中兴于绍鸥，大成于利休，遂以至成一种之国粹的道学矣。本来茶道于深味也，起自禅，资理于是，定礼于曲礼，夫然而大之则涉六合，而不可穷尽，小之则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岂不复广大哉。”在此，他将茶道视为一种于国家有益的国粹。1930年，松殿山庄茶道会的创始人高谷宗范进行了以“茶道经国”为主题的演讲，根据其讲演录记载，高谷宗范也将道德礼仪的衰颓视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指出，近来“我国（日本）的道德礼仪渐次衰退，国民的精神思想日益陷入危殆”。为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他提出“茶道经国”的主张。“所谓茶道经国，就是将茶道作为治理国家的机构。而治理国家不可无各种机构，政治、法律为此机构，经济、美术、工艺、文学、教育、宗教、音乐等亦是如此。我国（日本）茶道以道德为基础，践行礼仪，是占据国民道德之主位者与国家治理的必要机构，这一点更是自不待言。”绪言2）作为茶道能够培养国民道德之依据，高谷宗范指出，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之国，臣民作为神之子孙而具备固有的美德，因此儒学、佛教传入日本后都能与国民思想同化并相互调和。茶道正是基于这固有的美德，并历经儒学与佛教的洗练而形成的。他将美德比作玉，茶道比作打磨玉之器械，以此强调茶道是培养国民道德与礼仪的重要工具。

可以说，为了复兴茶道，近代日本的茶人们迎合了时代的潮流，将茶道视为一种道德、礼仪之道，并且将“忠君爱国”“天皇至上”等价值目标视为茶道之本意，以论证茶道在建设国民国家中的价值。1937年，日本文部省刊印了《国体之本义》，这是一部集结各个领域的专家所编写的用于国民教化的指南，书中明确肯定了茶道、绘画、俳句、和歌等传统艺道中皆蕴含着固有的日本精神。

日本艺道的一个根本特色是，采用以没我归一精神为基础的风格，并且有着与自然深刻相合的态度……在茶道中以“侘”为尊，也是通过这一点而要求忘我以与道相一致。在狭窄的茶室中促膝交谈，享受一期一会，沉浸在主客一体的喜悦之中，就这样上下级相互靠近，到达无我无差别的和之境地。这种心情和自古以来各种阶级与职业在差别之中达致平等之和，培养忘我奉公的精神是一致的（笔者译）。

此处将冈仓天心、铃木大拙等学者为对抗二元主义的西方文明、强调日本文化之优越性所提出的“主客一体”和“非二元”的逻辑，直接运用到了日本的政治之中，作为其政治神圣性的依据，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逻辑，它以“和”之名抹消了一切事物间的差异，否定了国民的合理欲望与生存需求，个人已经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只是实现“忠君爱国”这一价值目标的手段。

四、对日本近代茶道精神的哲学反思

茶道的现代化转型，实际上是以回归茶道精神之本意的名义实现的。近代茶人们反复强调日本茶道所展现的是日本国民固有的美德，茶道的衰退在于人们背离了茶道的本意。而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将茶道的理念解读为日本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茶道在西方国家成为象征日本文化特质的符号。于是，茶道所蕴含的精神理念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是日本一脉相承的传统艺术与文化。然而，这种茶道观不过是在“传统”的名义下，迎合时代潮流所建构的。

首先，“茶道”一词本来就是近代以来才得到普及的词汇，在此之前更为常见的说法是“茶之汤”。“道”字是随中国大陆文化一同传到日本的。在中国，“道”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既可以是一个具象名词，指道路；也可以引申为抽象名词如志向、道理等，如《论语》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可以是高度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如《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之相对，“道”字最初传入日本时还不具有抽象内涵，只有最基本的“道路”这一具象含义。虽然后来逐渐引申出“方向”“方面”“志向”等相对抽象的意义，并在中世用来集中指代人的学问、技能，出现了“歌道”“能乐道”“俳谐道”以及用来统称这些技艺的“艺道”的叫法，但“道”在日本最终并未上升至宇宙本体和万物本原这一形而上学的高度。艺道之“道”指的是修行者的主观精神，它强调的是修行者对内心的修炼。例如，最早将茶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村田珠光，在写给弟子的书信《心之文》中说道：“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最违道。”这里的“道”显然指的正是茶之道。当然，珠光还没有正式使用“茶道”一词。村田珠光被视为日本茶道的开山祖，正是因为他改变了以往茶之汤偏重形式主义，引入深奥的人生道理，使得茶之汤开始具备精神修养的功能。另外，在据说是记录了千利休言语的《南方录》之中，有“茶道必守神”的记载，可见此时饮茶已被明确视为一种精神层次的追求。但是，“茶道”这一叫法此时还未得到普及。“茶道”一词作为吃茶之技法和精神理念的用语，从17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在日本文献中，19世纪才得到广泛使用。“茶道”这一称呼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广泛应用，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日本社会有意强调茶道之精神内涵的态度。人类学者加藤惠津子就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各种“术”“艺”改成带有自律的、具有精神倾向的名称，反映了当时国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

与日常化、大众化的中国茶文化不同的是，茶最初传入日本时就是皇室贵族的饮品，一开始就给人留下高级品的印象。因此，茶在日本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茶人们正是借助统治阶级的力量来扩大茶道影响力的。因此，日本茶道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德川幕府之前，佛教是日本的护国要法。日本的饮茶风俗最早也是由一批遣唐僧归国时带回，并作为佛门清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传承下来。其中，日本禅宗的开创者荣西，将宋朝的抹茶和茶文化传入日本。他向源实朝将军敬献了其撰写的《喫茶养生记》，书中介绍了吃茶的养生和修禅作用。到了室町时代，茶道和政治权力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被视为日本茶道开山之祖的村田珠光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则是丰臣秀吉的茶道教师，他们都借助政治权威扩大了茶道的影响。但是，在村田珠光和千利休那里，茶汤中蕴含的是谦虚谨慎、节制欲望以及真诚待人等理念，并基于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力图打破身份等级之别，因此并没有“忠孝”这层含义。例如，珠光改变了以往茶室中“贵人门”和“窝身门”的区别，让所有人都从下人使用的“窝身门”进出。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儒教作为官学，佛教的影响力逐渐不及儒教，这一时期盛行的是融合儒教道德和武士道思想的武家茶道，与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确立相对应，此时的茶道之中也开始强调“忠孝”和身份之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远州流、石州流的茶道，它们是由小堀远州、片桐石州将儒教式的人伦道德作为其核心内容，其势力超过了千家和其他流派。江户时代的大名松平定信（1758—1829）著有《茶道训》和《茶事规则》，将茶道解读为儒教的五常五伦之道，强调“忠主孝亲”，规训和教化武士阶级为自己服务。石州之徒藤林宗源也认为，公卿、僧侣、武士、农民、町人，首先要各司其职、修身治家，这样才可称为茶人。明治维新之后，茶道中的“忠主孝亲”又转变为“忠君爱国”，效忠的对象由幕府将军和地方大名转变为重新获得政权的皇室。而茶道原本基于平等所提倡的主客合一，又被解读为抹除一切差异的“无我无差别”，此时，个体作为人的主体性已不复存在了。

近代以来，茶道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符号，被知识分子们积极地向西方国家介绍、宣传，他们以禅的“非二元”思想将茶道理论化，甚至提升至哲学的高度，以对抗西方的二元主义，凸显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在日本国内，又出现了将茶道作为国民道德进行复兴的思潮，茶人们以儒教的人伦思想论证茶道的国民教化作用，强调茶道具有经世治国的价值。他们都将茶道精神视为日本固有的精神与文化传统，以对抗将茶道视为游艺的社会现状，这实际上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对茶道价值和作用的夸大。例如，冈仓天心以日本继承和发扬了在中国已消失殆尽的宋代“点茶法”，认为日本茶道中蕴含了茶道精神的顶点，据此得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的论断。然而实际上，抹茶道能够成为日本茶道的主流，亦是因为在日本全面学习欧美的时代，具备舞台和艺术之美的点茶法更容易受到西方人的喜爱，因此与形式上极为简易的泡茶法相比，抹茶道更为流行。另外，天心和大拙对茶道的论述之所以能够在海外获得热烈反响，也得益于他们运用了西方哲学的话语诠释茶道精神和理念，因而更能够为西方人所接受。而明治时代所一度流行的茶道道德论，在短暂地发挥了复兴茶道的功能之后，也并没有起到深远的影响，并不是现代日本茶道之中的主流观念。自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后，日本确实发展出了具备独特性的茶道并在如今还焕发着生命力，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日本的民族特质是形成茶道理念的唯一因素。应该说，日本茶道在今天所展现出的面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茶道能够传承至今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离不开日本茶人和茶道爱好者迎合时代潮流对茶道的积极宣传与改造。

①对于“茶道哲学”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由于“道”本身就具备哲学层面的含义，因而“茶道哲学”这一表述有待商榷。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指出，所谓茶道，是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僧侣们将饮茶活动仪式化、审美化从而使茶进入到与人共在的意义世界时出现的；茶道哲学则是对茶道进行的反思，即再思考茶道内蕴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审美判断、信仰命题等。也就是说，茶道是指饮茶行为背后所具备的精神内涵，而茶道哲学是对这种精神内涵的反思与构建。“茶道哲学”这一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它是将茶道作为哲学分析、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是一种对茶道的再思考。具体参见李萍《中日茶道哲学的比较研究》，《日本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②“游艺（遊芸）”泛指各项休闲娱乐活动，“游艺稼人（遊芸稼ぎ人）”即以各种休闲技艺（如茶道、花道、音曲、舞蹈等）为业而谋生的人。日本元禄时代（1688—1703），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人阶层替代贵族武士成为文化产业消费的主体，俳句、戏曲、绘画包括茶道等艺术活动不再仅仅是上层贵族所必备的教养，也成为普通民众在劳作之余的休闲和享受。

③“游艺稼人（遊芸稼ぎ人）”即以各种休闲技艺（如茶道、花道、音曲、舞蹈等）为业而谋生的人。

④虽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的英文版The Book of Tea当中也使用了“tea ceremony”一词，但其本意是将他所创造的“Teaism”与西方人翻译的“tea ceremony”区别开来，并且后者在整本书中只出现了三次，他在该书当中基本是使用“Teaism”这一自创的词汇来指代“茶道”的。例如谈到茶道在日本的确立时，天心如此写道：“公元15世纪，茶道（tea ceremony）得到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推崇，使其得以完全定型，并发展成一种独立于宗教的世俗行为。迩来，茶道（Teaism）便成为根植于日本的一种文化。（By the fifteenth century,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Shogun,Ashikaga Yoshimasa,the tea ceremony is fully constituted and made into an independent and secular performance.Since then Teaism is fully established in Japan.）由此可见，相对于物质层面的器物和技艺，天心力图向西方国家宣传的是日本茶道所蕴含的精神。

⑤转引自瞿葆奎编《日本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