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江坤

华茶对外贸易产业曾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有“中国出洋商务以茶为第一宗”之称，华茶对外贸易之兴衰对国计民生影响甚剧，“夫茶之为业，乃中国出口大宗，朝廷倚此为盛衰，关税倚此为盈拙，市面以此为关键，通商以此角利权”。从19世纪60年代起，持续繁荣数十年的华茶对外贸易面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茶叶的强力竞争，导致此后华茶对外贸易的由盛转衰，对晚清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时人认为：“印度所来之洋药为数甚巨，所赖以弥补者惟有茶丝两大宗，犹苦不逮；今若此则所出者日多，而所入者日少，诚于国帑大有关碍。”再如1896年《农学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直言：“夫地球之上所产之茶，以中国为最，今乃瞠乎其后。若论中国茶业贸易情形，竟如明日黄花，过时植物，今昔兴衰之感，殊可叹矣。”华茶对外贸易的衰败，引发晚清社会各界兴起改良及复兴华茶的倡议，发展茶业教育，培养茶业技术人才被视为关键一策。

晚清中国茶业教育在谋求华茶改良及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以“茶务讲习所”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晚清茶务讲习所的成立极为短暂，正式实施只在1909年到1911年的3年内，多省茶务讲习所甚至还停留在“一纸文书”的筹备阶段，后因清王朝的覆灭而告夭折。目前学术界对晚清中国茶业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将晚清中国茶业教育的论述局限于“茶务讲习所”，忽略了华茶改良实践对“茶务讲习所”创办的深刻影响。故而本文对晚清茶业教育的考察将从晚清茶业教育的萌芽、华茶改良对晚清茶业教育的推动、晚清茶业教育的酝酿及兴起、晚清茶业教育的全面落实等四个方面入手，力求更加全面深刻地分析论述晚清茶业教育的发展始末。

一、晚清茶业教育的萌芽

所谓“教育”者，狭义上是指学校之中的教书育人，广义上则为对人的教导启发。华茶改良思潮下晚清茶业教育的萌芽正是指广义的“教育”，即原本对于茶叶科学产制知识一无所知的晚清国人，为求华茶改良及复兴，不得不关注外国茶业发展动态及学习外国先进的茶叶产制知识。晚清茶业教育的萌芽可追溯到19世纪70—80年代，该时期的茶业教育主要通过报刊媒体刊载国内外茶情报道及评论、提出华茶改良的策略等方式体现。诚如时人所言：“我国制茶成法依然默守旧习，不知投人所好，故步自封是茶业不能扩充输出销路，反日见其退步者，皆未急起改良所致也。”在晚清绝大数国人仍沉湎于“华茶世界第一”的荣光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已然看到印、锡等外国茶崛起且终将超越华茶的发展趋势。

（一）国内外茶情的报道和评论

19世纪的60—80年代是华茶对外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华茶相比较于印、锡茶，仍有较为显著的优势，华茶对外贸易的欣欣向荣，为清官府及业茶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该时期印、锡茶的高速发展，正在逐渐地拉近与华茶的距离，只是大多数中国业茶者对此知之甚少。诸如1878年《万国公报》刊载的一篇短讯敏锐预见了印度茶将夺华茶之利，该文认为：“印度自得中国植茶之法垦荒，因种植日益繁滋，又延请茶师讲求制造，年中贩运西国，获利无涯。其夺中国之利者，正不专藉罂粟一物也。”在简要概述了数月间印度茶对外贸易数快速增长情况之后，不禁感叹：“印度之茶日异而月不同，可以擅利权而专利薮也。”［再如1882年《益世报》刊载介绍了印度采取机器制茶及创办茶叶公司的情况，即：“自通商互市，渐讲栽茶之法，而印度一隅种植甚多，惟烘焙大费人力。兹闻有西人新制炒茶机器，极为灵速，今将开设公司代人焙炒云。”1883年《万国公报》亦刊载印度种茶兴盛的短讯，强调印度茶发展的迅猛及华茶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即印度茶在1842年前后开始种茶之后，“愈种愈多，向日尚用中法制造，近则改用机器，工用省约，货物精美，而价值减少。故西国近数年多用印度茶，少用中国茶，恐中国将来少此一项利息，其如之何？”

当时各类报刊除了刊发介绍海外茶业情况的文章，亦有国内茶业情况的报道。如1883年《益闻录》记载张家口以北500余里有地方盛产茶叶且品质优良，该年却出现了滞销的窘境，原因在于：“近因马驼染疫死者甚多，货物如山，不能运往浮梁。”同年3月29日，《字林沪报》亦报道1882年，“中国来英之各种茶甚冷淡，少于往岁者实共一千零五十万磅，印度反日盛矣！”再如1885年2月26日《字林沪报》报道华茶对外贸易减销的情况：“去年所运出洋之茶殊形减色，即如运至英国者较之前年减去十一兆磅，运至美国者亦较之前年减四兆一十万磅。中国商情，寂寞如此，有不胜感慨系之者。”从此时诸报刊对国内外茶情的报道不难看出，报刊对海外茶情的报道偏向强调外国茶业的进步发展，对国内茶情的报道则偏向强调落后衰败。

报刊对中外茶业截然不同的报道，部分基于客观现实，部分亦反映了报刊希图通过“扬外贬中”向茶业界乃至官府传递华茶改良的迫切性，刻意强调外国茶的优势及华茶的劣势正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多数国人正视华茶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19世纪80年代起，各类报刊的涉茶文章聚焦华茶面临的危机，华茶改良的实践亦在此后逐渐增多，可知报刊对国内外茶情具有偏向性的报道产生了一定积极的导向作用，客观上增进了国人对国内外茶业发展情况的认识，且推动了晚清中国社会华茶改良实践的发展。

（二）宣传华茶改良

随着19世纪80年代后印锡等外茶发展更加进步，华茶对外贸易衰败的趋势愈发明显，报刊文章对于茶业的关注焦点转移至如何仿效印锡茶业也对华茶进行改良革新。华茶面临的危机不仅有来自外国茶的强势竞争，而且本身存在的茶树栽培粗放、制茶效率低下、茶叶品质参差不齐、茶税苛重、中间商制度盘剥等诸多弊病才是导致华茶衰败的根本原因。在印度、锡兰等外茶尚未完全崛起，华茶在国际茶市中仍占据显著贸易优势的利好时期，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华茶危机的迫近，向晚清社会发出了进行华茶改良的呼吁。诸如1881年2月6日《申报》刊载的《论整顿丝茶两市》一文，该文作者将丝、茶并论，简要分析了两业面临的贸易危机和苦难，对于茶业重点提及中国绿茶掺杂化学色素造成品质的劣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华茶的声誉及海外销售情况，“做茶者以靛青拌成，于是外洋皆不敢食中国之绿茶矣”。同年12月17日，《申报》再刊载《论丝茶二业整顿难易》一文亦强调中国绿茶掺杂异物引发品质劣变，严重危害到中国绿茶的对外贸易：“曩年有洋商验出中国绿茶系用绿矾染出其色，因悟华人之作伪，相戒勿买，而绿茶从此疲滞，迄有十年不能复旧。”中国绿茶染色掺杂导致品质劣变，只是晚清华茶产制经营弊病的冰山一角。

诸多报刊文章除了分析讨论晚清华茶产制经营的弊病情况，还探究如何实施针对性的办法予以改良和解决华茶存在的诸多积弊。这有助于进一步传播茶业专业知识，可为晚清茶业改良的实践提供借鉴。诸如1888年9月28日《申报》刊载的《论制茶宜用机器》一文指出，印度茶以机器取胜于华茶，华茶为图振兴应该效仿之，直言：“茶市情形，又几乎山穷水尽无可挽救，若不用机器仍用人工，甘让印茶自阻销路，不独相形见绌。”再如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的《除茶弊以兴茶利札文》一文，提出改良华茶产制技术，增进华茶品质的建议，即：“盖以茶叶焙制诸法精益求精，知作伪之无益，不复掺杂，则中华茶味实冠出于诸国，必能流通，未始非振兴茶务之一大转机也。”在19世纪70—90年代，报刊文章中关于华茶改良的各项建议层出不穷，增强了晚清社会对华茶改良的关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华茶改良实践的进展。

在19世纪70—90年代，华茶对外贸易仍处于比较繁荣的时期，只有少数国人清晰地认识到：印、锡茶依靠先进的茶叶产制技术终将超越华茶。经由涉及外国茶政、国内外茶情分析、茶树科学栽培、茶叶机器产制等各类华茶改良文章的广泛传播，仿效外国以改良华茶逐渐成为晚清社会的共识。在建制化的茶业教育尚未产生之前，报刊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茶业教育的功能，即在民智未开的晚清中国，以报刊文章的形式传播了丰富的茶业科学知识及资讯，开展了一种面向全社会的特殊茶业教育，推动了19世纪90年代后华茶改良实践的发展。

二、华茶改良实践对晚清茶业教育的推动

随着华茶对外贸易的形势日趋严峻，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学习借鉴印、锡茶业的经营经验，采取机器制茶、成立茶叶改良机构等措施，将原本停留于思想理论层面的茶业改良举措付诸实践。华茶改良离不开大批具备茶业专业知识和熟谙技术的人才，但在茶业教育尚未展开的晚清中国，相关人才显然是极度稀缺的。晚清华茶改良的实践面临茶业专业人才的极度缺乏，成为制约各项茶业改良措施成功的关键因素，影响了最终华茶改良的成效。经过华茶改良的曲折尝试，从茶业界到清官府终于意识到培养茶业专门技术人才的迫切性，即人才是华茶改良成功的基础。晚清华茶改良尝试的失败，直接推动了晚清中国茶业教育的展开。

（一）采取机器制茶

晚清机器制茶是一项对从业者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其中涉及复杂的机器操作和茶叶制作等方面的知识，未接受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培训，故难以胜任该项工作。从19世纪90年代起，晚清中国开始兴起机器制茶，其直接目的是扭转中国传统手工制茶低效的劣势，寻求在制茶技术层面获得生产效率的突破。但诸多机器制茶的实践整体成效不佳，暴露了当时中国熟悉机器制茶技术人才缺乏的不足；加之制茶机器只能购置于外国，技术茶工亦只能雇用外国茶工，茶业专业人才的稀缺成为制约晚清中国机器制茶发展的关键因素。诸如1898年中国茶商曾计划在安徽祁门、江西浮梁等地兴办官商合办机器制茶公司，却因“山阿风气未开，祁民蛮悍恐滋事端，而访雇茶师，急切又难就绪”等情况，未能找到既精通茶叶制造又会操作机器的制茶师而告搁置。

华茶对外贸易的衰退危机引发了晚清社会兴起讨论如何改良华茶，谋求华茶复兴的舆论思潮，其中实施以改良茶叶产制技术及培养茶业专业技术人才为中心的茶业教育即是关键的应对之策。毕竟印锡茶采取科学栽培和机器制造，在生产效率和效果上远胜于人力手工的华茶，即“洋人之制茶以机器，中国之制茶以人工，人工则数百斤之中用力有轻重，功候有迟速，颜色必不能一律；机器则枯焦浓淡虽千万斤而无变，更用力少而成功多”。印锡茶业凭借茶树科学栽培和机器制茶等优势，得以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茶业从无到有，从有到超越华茶的跨越式发展。晚清有识之士意识到华茶仍墨守成规不图改良，则必将跌入彻底的失败之中，只有虚心学习借鉴印锡等地先进的茶业产制技术，方有可能扭转华茶颓败的命运。但遗憾的是，晚清茶业界试图通过机器制茶以谋求华茶复兴却成效不佳，除极少数曾在短期有限的经营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未能有一家机器制茶厂实现长期的大规模经营，多数机器制茶停留于尝试程度即告失败。晚清中国缺乏熟练掌握机器制茶技术的人才，是制约该时期中国机器制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成立茶叶改良机构

通过简单购买外国制茶机器以改良华茶制造的成效不佳，在实践上被证明无法从根本上改良华茶。晚清国人逐渐意识到华茶改良是系统性的工程，通过兴办成立茶叶改良机构，对茶种选育、茶树栽培、茶叶制造等产制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改良方才有可能成功实现华茶改良。茶叶改良场将从茶树科学的栽培和管理着手，保证产出优质的制茶青叶，再采取机器制茶以求实现制成茶叶品质和效率的全面提高。茶业技术人才是茶叶改良场各项改良措施的直接实施者，茶叶改良机构的经营发展亟需大量茶业专业技术人才，以此进而大大推动了晚清中国茶业教育的发展。

晚清最早的茶叶改良机构是1906年成立于南京的“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该所的成立与1905年近代第一次海外茶业考察有直接的关系。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有鉴于印度、锡兰等外茶的崛起对华茶的冲击，特意派遣道台郑世璜率团重点考察印度、锡兰等地的茶业生产、制造、运输、经营等方面的内容。回国后郑世璜撰写题为《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的报告，“力陈中国茶业要复兴，必须进行改革”。引发了晚清社会对华茶命运的广泛关注，如何实现华茶改良及复兴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议论热点。在郑世璜的考察报告中明确将兴办茶业教育，改良华茶产制技术视为实现华茶复兴的关键之策，最终，“设立植茶公所总所于南京钟山，分所于青龙山桃源，并在钟山灵谷寺附近开辟茶园，采用西法改良产制，此为我国茶叶改良机构之始”。既建设茶叶改良机构，则必然要有执行改良业务的专门技术人员，但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成立之初采取购置外国机器，延聘外国茶师的经营策略，忽视了对本国茶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培养。

虽然在郑世璜的报告中已强调了培养茶业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即“设立学堂以提倡风气也。吾国向无专门之农产制造学堂树艺一途，亦非率尔操觚之事，应知何处土宜、何等高度、何项时令、何种原质、何路销行、何法简捷，研求精当，方能与外人争衡，欲求此项人才，非广设茶务学堂不可”，但是遗憾的是，茶务学堂并未被纳入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的最初成立计划之中。直到1909年12月，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茶业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日益凸显，两江总督方才决议筹设南京（南洋）茶务讲习所。

从机器制茶到兴办茶叶改良机构，晚清华茶改良始终都面临专业技术人才不足的限制。虽然人才不足可依靠聘请外国茶师的方式弥补，但聘请外国茶师的费用较高，是资本不足的中小茶商所难以承受的，更是不利于华茶改良的持续稳定开展。通过机器制茶和茶叶改良机构的经营尝试，茶业界及晚清官府才逐渐认识到发展本国茶业教育、培养茶业专门技术人才的必要性。华茶改良的实践成效不佳客观上引起了晚清社会对发展茶业教育的重视，对清官府最终建立以“茶务讲习所”为中心的茶业教育体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晚清茶业教育的酝酿及兴起

目前学术界将1897年成立的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视为晚清农业教育的起点，茶业教育则因牵扯入政争之中而发展迟滞。起因在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兴办茶业教育，“设立茶务学堂，讲究种植，尽地力和使用机器”，全力推行变法的光绪皇帝对此项有利于华茶发展的建议予以批准，“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但因戊戌变法的失败，加之慈禧太后否定光绪皇帝的变法，对其御批同意的各项政令不分良莠采取几乎一概否定的态度，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的计划被迫搁置。虽然1899年湖北省创办的农务学堂在招生告示中公布的教学课程涉及茶务，即“讲授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务各门。俾诸生识别土宜，研求物性，以尽化腐推陈之法，以广厚生利用之源”，专业化的茶业教育与此仍相去甚远，不过将茶务与农、牧、蚕桑并列，侧面反映了综合性的农务学堂已然重视茶业教育，亦不啻为晚清茶业教育的一种进步。1899年湖北省茶农务学堂教授“茶务”一门，“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但茶业专业教育的正式产生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和酝酿。

到了20世纪初，社会各界加强对清官府及早落实茶业教育的敦促，1900年商部左参议员王清穆特向汉口茶商提出整顿茶业的三点建议，其中即包括设立茶业讲习所，即“由诸商之明于茶业者，设会提倡，广购茶务新书，遴选子弟切实研究，著为论说，刊送采茶各处，劝令山户将采法焙法一一改良。色味既佳，价值自善，茶务当必年盛一年”。1906年近代著名教育家罗振玉亦提出要设立‘丝茶研究所’，其认为：“中国丝茶向为出产大宗，今则立于衰退之地，不能与各国竞争……今宜仿日本西原讲习所制立，设立专门研究丝茶之所，所以传习饲蚕、精究制茶，实为今日要图。”丝茶研究所的职能，就是在展开丝茶产制技术研究之时兼行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培训，不啻为发展茶业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诚如是，不论是从机器制茶还是茶树科学栽培都要求从业者具备丰富的茶叶产制知识，茶叶生产者是否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华茶改良的成效优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培养具有科学茶叶产制知识的技术人才，则非经教育不可。

经过多年的实践论证及舆论酝酿，终于在1908年底迎来转机，农工商部以“为保华茶利权起见”为由，通告向各产茶省份，“拟于明春先行设立茶务总局，司一切调查提倡等事，并于各省产茶之区分别设立分局，以互相联络”。茶务总局及各省茶务分局设作为系统性整顿发展华茶的指挥中枢，其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茶务讲习所，以发展茶业教育，培养茶业专门技术人才。1909年4月，农工商部奏请在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获得宪政编查馆核定在案。到1910年1月，农工商部再次请求普设茶务讲习所，以“维中外互市以来,所恃以颃颉洋货、补塞漏卮者,蚕丝而外,茶称大宗。嗣以印度、锡兰等处多方讲求,选种培莳,利日以夺业，遂渐衰”为由，初步明确改良华茶产制技术的迫切性，奏请亟宜于产茶各省筹设茶务讲习所,以期实现“俾种茶、施肥、采摘、烘焙、装潢诸法,熟闻习见,精益求精,务使山户尘商胥获其利,人力机器各洽其宜”。随后该奏议获得清廷通过，由农工商部将入手办法、厘订章程等通令产茶各省督抚，要求迅速开办茶务讲习所。各省茶务讲习所在朝廷的命令要求下纷纷成立，此时距离1898年9月刑部主事萧文昭首倡兴办茶业教育已过去10余年，晚清茶业教育方才开展起来。

四、晚清茶业教育的全面落实——各省茶务讲习所的筹设

据现有史料记载，1909年10月创办于四川灌县的“四川茶务讲习所”是晚清最早成立的茶业教育机构。在川省设立茶务讲习所之后，闽、赣、皖、苏等主要产茶省份亦开始创办本省的茶务讲习所，开启本省发展现代化茶业教育的先河。由于各省茶务讲习所主要成立于1909—1911年，除了个别省份是在简单筹备后仓促实施，大多数省份的茶务讲习所仍停留在计划筹备阶段，即因清王朝的覆灭而宣告搁置，从侧面反映了晚清茶业教育发展的坎坷曲折。茶务讲习所是以培养茶业技术人才为宗旨，渐次以茶业技术人才推动华茶改良的进步，茶业技术人才肩负华茶改良的使命。以下为几个主要产茶省份成立茶务讲习所的基本情况。

（一）四川省

1909年10月，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求川茶发展，命令四川盐茶道尹在灌县筹设“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四川成为最早设立茶务讲习所的省份。四川省盐茶、劝业两道在《会详筹办茶叶讲习所情形》一文中直言:“川省夙号产茶之区，而细评其茶之色香味三者，均出江浙闽以下，盖亦种制各法，昧于讲求。”随后四川茶务讲习所顺利创办，其间特聘江、浙、皖、闽等省的农艺师和制茶技师为教员，希图渐次培养茶业专业人员，以促进川省先进种茶及制茶技术的推广。该茶务讲习所采取“实践与教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即“兼设试验、制茶场两部，招生学习，以为实施改良之计”。川省茶务讲习所定址于灌县二王庙内，计划首批招生88人，学制2年，“并于庙后山地开作试验与制造两场”。四川茶务讲习所制定章程37条，对该所的定名、宗旨、机构、业务、教学、招生等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规定，其以“相四川茶务情形而设，以造就专门之学问、技术改良各项茶业，扩充内外销路为宗旨”反映了四川茶务讲习所成立是以培养茶业专门技术人才的初衷。四川茶务讲习所章程规定教学科目包括：“国文、算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植物、肥料、土壤、病害、茶树栽培法、制茶法、茶业经济、茶业行政、财政学、茶业地理、茶业法规、商业道德、簿记学、茶树栽培实习、制茶实习”等19门课程，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办法彻底落实各科的教学，但反映了茶务讲习所希望培养出来的茶业专业人才拥有比较全面广博的茶业专业技术知识，具备较强的茶叶科学产制经营能力。此后，四川茶务讲习所几经变迁辗转，直到1935年才宣告停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后迁成都,改为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学制三年，共毕业18个班，并于1935年停办”。相较于其他省份的茶务讲习所经营短暂乃至未正式开办，晚清四川茶务讲习所的设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江苏省

除了四川省，最早设立茶叶改良机构的江苏省亦较早兴办茶务讲习所，即为南京（南洋）茶务讲习所。1909年12月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决定附设茶务讲习所，“以皖赣等省产茶最多，向运宁沪出洋销售。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与茶商有关系地方之学生，延聘专门教员，编辑讲义，悉心教授”。两江总督特别委任在1905年曾随同郑世璜考察印、锡茶业的陆濚，担任南京（南洋）茶务讲习所所长，全权主持茶务讲习所的日常事务。陆氏大力肯定成立茶务讲习所的积极意义，认为：“华茶疲败之由，皆因种制销售诸法不加研究所致，欲求挽救之策，非急造就茶务人才不可。”诚然，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政商两界关于改良华茶产制经营失败的教训来看，缺乏茶业人才无疑是导致其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南京茶务讲习所的开办及常年经费，规定均由皖省茶税局支出。学费，“拟酌收学费每人每月一元，藉资补助，活支之用”。考虑到当时风气未开，如无奖励之法，不足以鼓其向学之心，除了宣称优秀毕业省可由农工商部奏定官缺，可以委用具有专门科毕业文凭者以艺师、艺士等职，按照等级高低委任以不同工作，即：“拟请考列最优等者奖以一等艺师,以备派赴外国商场经理茶叶之选；考列优等者奖以二等艺师，以备经理内地新茶制造之选；考列中等者奖以一二等艺士，以备派充产茶州县周巡讲授之选。”但仅在1910年12月8日招生开办了一期即告停办，“大概因新辟茶园及机器制茶都无成绩，茶务讲习所一年后就停办了”。除了经营不善之外，清朝的覆灭引发政策上的变动亦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三）福建省

1910年2月，福建省咨议局议决实施闽省茶务整顿，应设讲习所9处，即：“（甲）福州之南台；（乙）福宁之三都；（丙）延平之洋口；（丁）建宁之崇安；（戊）邵武之东关；（戌）泉州之厦门；（庚）泉州之安溪；（辛）漳州之平和；（壬）龙岩之宁洋。并拟举讲习。”以上9处均为福建重要的产茶名区，在重点茶区设立茶务讲习的目的是为了培训茶业人才，传播科学产茶知识，扭转福建“近年茶景疲滞，茶商户均各耗本。揆其原因，皆因讲求无术”的发展困境。但在全省设立9处茶务讲习所的计划进展却不顺利，诸如福州南台的茶务讲习所，因官府与茶商产生经费分摊的分歧，虽议定经费1200元，茶商负担一半，余则由官府补助，并以南台十锦祠为基址，却出现“茶商以讲习所为茶农讲求之地，该商等不愿认捐，至官中补助经费虽由度支公所拨解，恐一时难以成立也”的官商利益纠纷，严重阻碍了设立福建茶务讲习所的实施进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福建省官府在全省普设茶务讲习所的计划即告搁置，侧面反映了晚清茶务讲习所成立的曲折艰难。

（四）其他省份

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作为重要产茶省份，亦有筹办茶务讲习所之举。1909年江西省义宁州官员杜玉堂上奏江西巡抚改良宁茶，其认为宁茶受害有三端，“要皆由于培壅、采摘、焙制诸法，素不讲求所致。除其害，非设法改良不可”。加之“洋茶渐多，华茶销滞，若不亟为维持，异时华茶不能行销于外洋，转恐洋茶得以充斥于中土利源坐涸，漏卮愈多。日本产绿茶印度产红茶，培壅用肥料则出产旺，焙制用机器则成货美，畅销之源实由于此”。江西省官府明确了改良宁茶及设立茶务讲习所的决心，终于在江西义宁州设立茶务讲习所，规定：“设立茶务讲习所，研究一切种茶、采茶、制茶之法。”

湖北省早在1909年底即确定在羊楼洞成立茶务讲习所，但直到1911年方才完成筹备。据1911年3月《新闻报》刊载的《札委模范茶园经理各员》一文中记载：“湖北劝业道议定在羊楼洞设立模范茶园,并附设茶务研究所禀，奉批准在案,现在既已着手,亟应各分职守,以专责成。当派高等农业学堂毕业生杨德芬充经理员,高等农业学堂毕业生余景德充制造科员,高等农业学堂毕业生根寿充调查科员,高等农业学堂毕业生于鸿逵充栽培科员,均兼理茶务讲习所事宜。”并对茶务讲习所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服务年限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基本事务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基本完成。但由于不到1年清王朝即告覆灭，湖北羊楼洞茶务讲习所始终处于筹备状态，未能落实。

1911年6月湖南省劝业道王慕宜认为：“湖南向为产茶之区，惟近来焙制各法未能改良，致茶务无起色，遂拟就劝业公所筹办茶务讲习所一区，并于城外择地创办模范茶园，招生肄习，以期研究完善。”与湖北省情况类似，湖南省的茶务讲习所亦筹设于清王朝覆灭前夕，亦无任何成绩可言。

晚清中国茶业教育的实施，成效不佳显而易见，毕竟直到1909年底各主要产茶省才开始筹设茶务讲习，并且大部分省份官府并未积极支持茶务讲习所的发展，最终基本停留于文书公告阶段。正如现当代农学家、茶叶专家吴觉农在反思茶务讲习所失败原因时认为：“根本上就没有领导的人才，时作时辍，一无成绩可言，这是必然的结果。”民国初年上海茶业商会领袖陈兆焘亦严肃批评设立茶务讲习所未产生实效，徒有虚名而已，他认为：“若以一纸空文勉设一二讲习所，徒有形式，无裨实际茶业。”

五、结语

从华茶改良的视角可知：晚清中国没有及早发展基础性的茶业教育，忽略了对中国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培训，导致华茶改良缺乏高素质的从业者，严重阻滞了晚清华茶改良的实施成效。正如1910年李哲濬在上呈农工商部的条陈中分析华茶失败的原因，其强调华茶传统产制者不知如何科学产制茶叶，直接影响到华茶的产制效率，即中国“焙培植茶园皆农民为之，茶园之旁多种菽麦，无专种茶树之地，亦无专事制茶之人，故茶树之培养，茶叶之採摘制造之方法，皆墨守旧章，不知改良，品质恶劣，实由于此”。可见人才培养在经济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茶叶产制经营者是否具备茶叶科学产制知识对茶叶品质能否提高形成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创办茶叶讲习所以培养茶业专业人才，渐次改良华茶，因之被视为实现华茶改良及复兴的必由之路，即“有讲习所之演说，董劝已备。将来因势利导，渐推渐广，旧日失败得以挽回仍复从前岁产数百万金之旧额”。但在晚清华茶改良的历史潮流中，清官府未能及时意识到发展茶业教育及培养茶业专门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到临近灭亡前夕才决议全面发展茶业教育，最后出现各省茶叶讲习所筹办情况不佳的窘况，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