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打造与展示：1944年美国《展望》杂志的“故乡 中国”*
2022-11-01刘婧雨
刘婧雨 周 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2年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建立后，美国政府机构积极开展了国内外的战时宣传活动，以应对轴心国的战争宣传和心理战。通过新闻媒体、出版物、纪录片、故事片、海报、展览等宣传手段，强调盟友中国的正面形象和“大国”责任。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美国政府机构对华宣传的政策、机制、成效和形象塑造以及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一文重点讨论了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是如何在对华宣传中建构战时的中国形象，代表了这一研究的前沿。本文将以美国通俗杂志《展望》为例，探讨美国是如何在其国内打造、展示中国及其他盟国形象，并比较这些形象的异同及其含义。
一、《展望》杂志与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
美国《展望》(Look)杂志创刊于1937年2月，其创始人是知名出版商小嘉德纳·考乐斯(Gardner Cowles Jr.)。《展望》初始只是一家小报风格的杂志，后逐渐转向为更关注家庭生活，美国及外国的社会和政治新闻以及人物、美食、时尚和体育特写等主题的新闻摄影杂志。杂志以插图和新闻照片见长，自创建以来发行量突飞猛进，开始每期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48年每期发行量达290万份，最高峰时每期达775万份。且销路面向全美以及国际市场，被视为《生活》(Life)杂志的“劲敌”。无疑《展望》是向美国普通民众展示中国及其他盟国形象的最佳载体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西斯轴心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宣传战也进入白热化。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创建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作为战争进程中的国内外反法西斯宣传与各国信息搜集的官方机构，同时也是对敌心理战的领导机构。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两大政策目标，一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联合作战”；二是“承认并在战时及战后将中国打造成为与美、英、苏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以便“为战后建立国际组织做好准备和维持东方的繁荣稳定”。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宣传事务时，作为美国官方宣传机构的战争信息办公室也奉行同样的宣传政策，将鼓舞中国的战斗士气，促使中国政府“自我改革”，确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作为其基本目标，并积极塑造英勇抗敌的中国正作为“肩负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走向以美国为模本的改革之路”的国际形象。报纸、杂志、电影、广播、海报、宣传册等皆是战争信息办公室的重要宣传媒介。其中，海报、影像和通俗图片杂志是其偏好，并以此为载体向美国普通民众灌输符合美国价值观的盟国形象。
鉴于新闻媒体是战时宣传的重要媒介，战争信息办公室招募了大批新闻界人士参与其中，战争信息办公室及其下设的国内分部与海外分部负责人均来自美国新闻界。时任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负责人的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曾说，“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若要赢得胜利，人民必须尽可能充分了解关于战争的情况”。让美国人民了解这场世界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世界，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新闻界报道的主题。战争信息办公室下设国内分部的负责人正是小嘉德纳·考乐斯。在这一背景下，杂志开始脱离创刊初期的小报风格，转向聚焦国际事务、国内社会、政治、军事观察等报道。
考乐斯的双重身份令其在美国战时宣传事务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战争信息办公室成立后不久，考乐斯便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kie)的政治顾问随行来华访问。访华期间，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安排下，考乐斯随威尔基与蒋介石夫妇、孔祥熙、何应钦、董显光等国民政府重要官员和将领进行了多次会谈，对中国的抗战极表同情。威尔基回美后，“以最热烈的语句”向罗斯福总统传达了“中国人民的良好精神”与“抗日业绩”，并在其著作中积极呼吁美国应“履行盟国的义务，帮助和援助中国，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问题”。考乐斯深知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新闻宣传鼓舞中国的抗战与“自我改革”的用意，也清楚国民政府的宣传机构欲借助“美国重要刊物甚大的宣传力量”，推进中国国际宣传的计划。在双方推进下，他的《展望》杂志将中国纳入“故乡”项目的策划中，成为该项目重点关注的四大盟国之一。项目通过集中考察美、中、英、苏四国具有代表性的“故乡”，以增进美国民众对各同盟国战时发展状况与经验的了解，因为“更好地了解这些在和平到来时将成为我们世界邻居的盟国，美国将会获益匪浅”。
二、对“新中国”形象的合力打造
《展望》策划的“故乡”系列报道需要大量实地采访摄制的新闻影像和报道内容。为使“故乡 中国”(Hometown China)更符合中美双方的宣传愿景，考乐斯请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为专刊选择一座中国“模范县”，并代为采访和拍摄。在国际宣传处的综合考量下，重庆附近的璧山被认定为“最适当”的“模范县”。为不露自我宣传之痕迹，国际宣传处特派美国摄影记者安力生(George H. Alexanderson)与专员朱抚松一同前往璧山执行采摄任务。安力生曾是《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派遣来华，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外籍顾问，负责新闻摄影与中国记者摄影技术培训工作；朱抚松是董显光颇为器重的英文写作专员，“有着丰富的新闻感和专栏写作技巧”。为搜集足够的宣传材料，国际宣传处于1944年1月10日专门去函璧山县政府，告知《展望》杂志将对璧山县做一期专题报道的事宜，请该县配合国际宣传处专员“采摄该县一切战时施政状况与人民生活实录之文字与照片”，并“供给所需材料”和“代觅佳处预先准备”。
安力生与朱抚松于1月12日到达璧山，并在当地停留六日采集报道所需材料。在璧山县县长曾锦柏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陪同下，二人走访了县政府、集市、学校、作坊、军训团等地，采集了大量影像与文字素材。除陪同采访摄制外，县长还专程“邀集本县党团临参会及驻县机关首长在县府会议厅开座谈会并举行公宴以表欢迎”，并提供了“(璧山县)施政状况及统计手册”等书面材料，以备报道需要。这些素材具象地展现了璧山县的新旧变迁、社会进步，以及当地人民的战时生产生活与精神面貌。大部分照片与书面材料虽未被纳入“故乡 中国”的报道内容，但成为之后诸多与中国相关的出版物与新闻影片的重要素材，并广泛传播。
基于璧山之行采摄的丰富文字和影像素材，朱抚松与时任国际宣传处纽约办事处主任的黎甫(Earl Leaf)借鉴“故乡美国”的报道范式，共同撰写了“故乡 中国”的报道。报道着眼璧山县的战时突飞猛进的新发展，并将其作为“新中国精神”的诠释，认为这样的精神正使中国“变得更好”。稿件连同大量照片与相关的特写素材被发至纽约办事处，经修改后再送至《展望》编辑部并最终成刊。报道在美国刊出后也取得积极反响，在《展望》6月刊的“读者来信”栏目中，一位曾在华工作过的美国读者对“故乡 中国”报道，尤其是报道选登的照片深有感触，认为璧山作为中国的“故乡”有着“非常好的典型性”，报道的图片和文字解说都体现了国际理解之精神。鉴于“故乡 中国”良好的舆论反响，国际宣传处于1944年6月专门策划拍摄一部有关四川省模范县的新闻影片，以集中展现“模范县制(在中国的)实施状况”，和“政府正在致力于民主政治与现代文化之情况与活动”，以期获得中国在国际社会更为广泛与延续的宣传效应。
璧山的一系列照片与文字特写素材也被同时期的报刊、出版物或新闻短片多次收录，发挥了更广泛的传播效应。在“故乡 中国”报道刊出后，战争信息办公室国内分部继续使用“故乡”范式，对美国国内民众进行公共教育与战时中国宣传。如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制作的新闻短片《两个城市的故事》(Tale of Two Cities)中，就将中国璧山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丹泊里市(Danbury)的地理位置、战时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等进行类比，影片最后的结论是两座城市和市民一样“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也利用璧山素材，通过纽约中国新闻社(China News Agency)在美发行的英文月刊《战时中国》(China at War)、海报等途径进行对外宣传。1944年的多期《战时中国》封面均选用了安力生拍摄的璧山照片，并刊登多则反映“中国后方城镇发展变化”的专题报道与图片集；同年7月，国际宣传处以“故乡 中国”为模本，安排“了解美国观众之心理”的美籍职员梁瑛琪(Jean Lyon)与安力生一同前往陪都重庆的迁建区北碚，采摄当地的战时发展情况，“以备在美国宣传之用”；“故乡 中国”报道的撰写者之一朱抚松也于同年另撰文章“璧山：中国小城镇的特写”，在《展望》报道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当地百姓的讲述，从百姓视角道出中国西部“模范县”的战时变迁，令读者更易感同身受。该文收录在由董显光汇编的《抗战七年之中国》(China After Seven Years )一书中，1945年该书在美国编印出版，书衣选用照片正是安力生拍摄的璧山街景，以此作为战时中国后方不断新生的“模范县”之“样板”。相对这一时期国统区物价脱缰、人民生活更为艰难、中日战事“僵局”等负面新闻，此类“模范县”报道不仅代表了各盟国民众对战后发展的憧憬和期望，也是对西方国家所关注的中国实现民主与现代化改造等问题的一种回应，以利于影响美国民意对战争的支持。“模范县”也因此成为抗战后期中国官方与美国媒体为维持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国大国地位的宣传范式，是抗战后期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三、视觉化的“故乡 中国”叙事
《展望》杂志一贯采用“以图叙事”的报道风格，以直观形象的视觉化语言触及受众，1944年5月2日，“故乡 中国”的新闻摄影报道也不例外，报道将中国战时首都的重要迁建区与卫戍区之一——璧山县作为考察对象，以新闻照片为主，文字解说为辅，生动直观地展现了璧山县战时的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司法、民生等领域的发展。报道将璧山县视为“新中国精神”代表，认为其战时进步“可能成为全中国的样板”。而在此之前，璧山从未出现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中。为何选择璧山作为中国代表性城市进行考察？
首先，璧山是一座因抗战而“苏醒”的中国后方城市。璧山县位于重庆西部，与重庆市区仅一山之隔。抗战爆发后，璧山被纳入战时首都地域范围，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人口的激增为璧山创造了大量商品市场与劳务市场。璧山仅县城就有上千家商铺、茶馆、旅馆和餐馆等，向县城与周边地区供应各类商品、物资与服务。在战时内需的拉动下，璧山的纺织业发展迅速，不仅外销至全川及周边省份，还承接了大量军服布生产。璧山是战时中国重要的军服生产基地之一，每年布匹产量占四川省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一；此外，璧山还是后方米粮生产与加工的重要基地。除满足本地及重庆主要城区的需求外，璧山县生产加工的粮油、曲酒等物资还运至铜梁、合川等比邻县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战时后方商贸经济发展。
其次，璧山既有中国后方城市战时发展的“普遍性”，又因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战时实验改革，成为符合《展望》需要的模范县，具备“影响其他战时其他城市”的元素与可能。璧山的战时成人教育是全国典范。战时中国成人教育最高学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1941年创立于璧山，成为后方唯一一所成人教育高等学府。学院以璧山为中心，大力推行战时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及亦工亦农亦学的综合教育，同时面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与精神动员；此外，战时大量学校、机构与文人学者的陆续内迁，也为璧山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改造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大批知识分子在璧山县城及周边乡村地区开设平民夜校或识字培训班等，积极推进以识字扫盲为中心的大众教育实践。文盲人口的缩小代表着中国“致力于民主”的一大进步，《展望》记者将这一进步称为是璧山“奋斗的目标”，实质也是中国奋斗的目标。
此外，璧山还是战时中国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造的先锋城市。战时中国的第一座地方实验法院设在璧山，这一“简化法院系统实验”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之“样板”。璧山法庭上的女性法官、书记员身影，不仅向西方直观呈现了中国女性在社会角色上的巨化，也是西方媒体呈现的全新中国女性形象，标志着战时璧山男女平等的重要社会变革。1939年璧山县卫生院成立后，中央卫生实验院与璧山县卫生院合作设立卫生实验区，在璧山县广大农村施行民众健康宣传教育与公共卫生的倡导工作，并设立卫生所、保健所推行新式接生与预防流行性疾病。由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也在璧山县开展了一系列农业技术推广、水利建设、良种普及等探索性和实验性工作，为战后设立华西实验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四川省政府也在璧山县设立了农业辅导区，辅导区辖管邻近的10个县，以璧山为中心进行农业示范与优良农种的推广业务。在报道中，这些战时新发展被视为是“终结中国由来已久灾祸”的机会，并指向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兼具“普遍性”与“模范性”的璧山，也由此成为《展望》观察中国战时巨变的窗口，与“展望中国更美好未来”的预期所在。总之，这些社会变革与发展，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建构的，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中国未来的发展将符合美国民众的理想与期待。
抗战期间，有关中国的新闻摄影报道在西方并不罕见，但大多涉及官方政要或战争破坏。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作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却极少出现在西方新闻摄影报道中。中国后方的普通民众是“故乡 中国”报道的关注重点。在刊载的15张实地拍摄的照片中，有9张与集市有关，包括赶集的农民、店主、摊贩，共同构成了后方集镇的生活常态，其余6张分别涉及青年学生、实验法庭、医疗保健、兵役登记等社会生活。这些照片是报道的主体，以新闻摄影的方式，简单直白地展现璧山县的百姓生活、经济生产，以及在司法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实验性”发展情况，让读者不需要过多的文字阅读，就能对这座城市的古老传统与新事物生长有所了解。
“故乡”报道发生在1944年，这一时期法西斯轴心国已尽显颓势，人们开始思考有关战后的许多问题。西方媒体在这一转折时期，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探寻同盟国的战后发展路径。“故乡 中国”认为，盟国四强是战时“共同分担苦难”的伙伴，也是“为未来共同奋斗”的伙伴，“每一个社区在战争期间与战后的行为与想法，可能影响其他社区，这种影响超出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前任何一方能够想象的范围”。因此，聚焦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或社区的战时发展与变化，并探寻这些发展变化对其他城市发展的示范作用，以及对国家战后发展方向与路径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故乡”报道的立意所在。
中国璧山是“故乡”系列报道关注的第二个盟国“故乡”，也是该期《展望》杂志的封面故事。
璧山人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的精神面貌也在报道中有所展现。学校是呈现璧山年轻一代精神面貌的主要场所。在男子中学的夜校课堂上，不同年龄的成年人围坐在一起学习汉字，曾经目不识丁的他们目光中透露出对知识的渴求和奋进的态度；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篮球场上，男女学生在一起奔跑竞技，呈现出璧山年轻一代阳光健康的风采。在教师的特写照片中，他们虽衣装朴素，但眼中透露出从事教育工作的自信笃定，也展现出真才实学的睿智。在璧山实验法院，记者拍摄了院长、法官、书记员等多张面孔，最为突出的无疑是镜头中的女性法官与书记员。女性出现在战时中国司法改革实践的第一线，代表着近代中国的一种全新女性角色与形象。
此次采访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绝大多数没有在报道中使用，笔者有幸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看了报道以外的绝大部分照片。这些照片呈现了璧山县更全面、完整的战时面貌。未刊照片的主题以集市商贸、人物肖像、农耕纺织业、市井风俗、教育、军事、城市风貌、实验法院为主。 从主题分布来看，人物肖像最多，占全部照片的三分之一。肖像照片涉及璧山各行各业的居民，既有县长、警察局长、法院院长、大学校长等公职人员，也有集市街上的摊贩、算命先生、农民、人力车夫等底层民众。他们是组成璧山社会的基本成员，在镜头中展现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其乐观与坚韧的精神面貌是共同特征，也是战时中国百姓最普遍的特征。
在非肖像类照片中，与普通民众相关的场景依旧是记者记录的中心。后方集镇百姓的社会活动，以及不同人群在社会活动中所展现的精神状态在这些照片中一一呈现。在摄影师的镜头中，这座后方城镇的众生相虽各有不同，但都呈现出质朴、世俗、坚忍与乐观的一致特征；记者写道，“这是中国璧山喧闹的赶场天，望着镜头的一张张面孔是三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组成”，意在提醒读者，镜头中的璧山与璧山人，正是战时中国与中国人的直观反映。
报道关注的璧山普通民众，正是“故乡 中国”呈现的璧山“进步”形象的主体，而由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建构出一个向“新中国”迈进的模范城市形象。
四、“故乡 中国”形象建构的主题
相较于战事或战况，盟国民众的战时生活经历和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变化更能引起普通美国民众的关注。所以“故乡 中国”报道开篇首先呈现了热闹的璧山集市。照片将西方读者带入一座活跃的中国抗战后方集镇。这里商市繁荣，街道的两旁尽是商铺和摊贩，既有专营点心、糖果、烟草、医药、家具、衣料、布鞋、字画的商铺，也有销售蔬菜、水果、熏腊肉类等农副产品的摊贩。璧山居民的吃穿用度、文化艺术用品都能在集市上找到。大部分农产品物资都由周边居住的农民提供，米农聚集在璧山县城内的一条“米街”上沿街售卖；一些算命先生和道士也置摊于街边，为前来求卦占卜或预定驱鬼法事的民众提供“服务”。
在集市街道上，人们正忙着备置年货，前来赶集的人群中有周边农民、算命先生、家庭妇女、儿童、身着军服的士兵、戴眼镜的“先生”或是衣着讲究的商人等，神情自若。四川人喜好在茶馆中喝茶会友、互通信息，茶馆内座无虚席。
璧山县城与周围的农耕区之间没有马路。每逢“赶场天”，农民就用肩挑背扛的方式，一路“经过水稻田上的石板路”徒步进城贩卖，以有易无，卖物得钱，以置换其他生活物资。璧山县的居民也将家中多余物品搬至集市售卖。“赶场”是四川地区活跃、繁荣的农村商品经济的直观反映，也是连接城市与周边农村的桥梁。后方农村商品经济是支撑与保障中国持久抗战与战时建设的重要因素。提供商品的大部分是中国农民。“璧山的农民占本地居民人口的四分之三”，是“战争之下生活继续”的主要劳动力，这些农民生活在环绕璧山县城的大片农耕区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整个璧山提供米、小麦、棉花、家畜、蛋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也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中国城镇与农村互相依托，正如璧山县城与环绕其周边的农耕区相互依存一样。报道称，“类似(璧山)的集镇遍布全中国，从万里长城到南部中国……这里并没有什么工业，这里的4万居民主要以维持璧山集镇在全县的商贸市场中心地位为生”。在璧山人民的辛勤劳作下，即使在中国对外交通遭到日军封锁、经济民生严重困难的抗战中后期，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粮食物资供应依旧充裕，为后方民众与前线将士的持续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除了商业活动之外，集市也是璧山县乃至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璧山百姓在集市上探亲访友、求医问卦、说媒相亲，甚至解决争端。璧山周边居住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赶场寻乐，穿行在好吃好看的集市中得到休闲。集市上的茶馆、餐厅、旅馆等场所往往是人们在集市上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集中地。记者选择了茶馆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分别记录了茶馆白天和夜晚的活动。老百姓在茶馆中聊天说地、互通信息，甚至还是袍哥聚首、解决纷争的场所，茶馆也因此常常客满为患，一桌难求；到了晚上，说书人坐于茶馆一方角落的高凳之上表演评书，并富于肢体动作和表情，台下听众座无虚席，其中不乏许多妇女、老者和半大的孩子，人们脸上展露的休闲惬意，正是当地人战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走入千家万户的战时生产活动是报道呈现的另一形象主题。在赶场天以外的日子里，记者观察到“狭窄的街道几乎是空荡荡的，开放式小商铺内空无一人，唯有织布机的唧唧作响表明有人在活动着。当日军强占了中国的纺织工业后，一种新的织布产业也正在兴起”。报道所指的“新的织布产业”正是川渝地区常见的家庭土布业。在战时激增的内需中，璧山的家庭土布业迎来新发展。在《展望》刊登的一张农户家庭的纺织照片中，一位妇女正娴熟地操作着木制纺织机，通过手摇转动轮轴将棉纱纺入另一边的线轴上，再将纺好的棉线以纵横股线手工织布。在她身后站着还未成年的女童，专注地看着这一缓慢艰难的纺织工序，仿佛希望自己可以早日上手。乡村妇女是四川地区家庭土布业的主要从业者，大部分家庭织布业仍依靠手工制作，妇女的手工比男子更精细，因而织布效率更高，在家务和农忙之余，土布纺织便成为他们的主业。报道介绍，“今天，璧山几乎家家有织布机。政府收购棉布，因此所有人都有了工作和挣钱的机会”。
璧山县是中国西部的土布纺织重镇，在战前就以花布纺织而远近闻名。抗战时期，军服需求随之剧增。军政部于1939年在璧山设立第一被服厂，依托璧山县原有的土布纺织基础，联勤总部在璧山设立了农本局与福生布庄，由农本局负责将本地分散的纺纱织布户组织登记，向其发放底纱，令其按需求纺织白布，以布抵还。如此一来，璧山全县大小织户被有效联合起来，以统一供需的方式扩大产能。记者在璧山拍摄了大量家庭织布户的织布场景：“几乎每个璧山的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木制织布机，由政府向家庭采购棉布，双方各有回报”。家庭织户所使用的织布机各有不同，有的是简易的手摇式织布机，也有更省力的脚踏式织布机。这些木制织布机虽达不到“洋机器”的现代工业生产效率，但较之手工纺纱已节省了大量劳力，是战时璧山纺织业进步的象征。这些走进璧山家家户户的生产活动不仅为中国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成为璧山战时民间工业发展的标志。到1944年，璧山县已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纺织基地，全县约7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以布业生产经营为生，月产军布已高达40万匹以上，年产布占大后方总产量四分之一，有效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军需。
璧山诸多“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也是报道的一个形象主题。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在西方社会的普遍认知中，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生活在“贫穷、饥饿、疾病与无知”的苦难之中。但是在抗战后方的璧山县，记者发现了一系列新事物的涌现：“现在公共汽车间歇奔跑于两座城市之间，重庆的报纸每天都送到璧山，能阅读报纸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学校、医疗、卫生、法院都有着突飞猛进的新发展”，报道认为，这些都“指向中国由来已久苦难之终结”。
普及教育是报道最为关注的“新发展”。记者在璧山拍摄了大量与文化教育相关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学员们正在篮球场上与男同学同场竞技，女同学在体育上丝毫不输男同学的场景，令记者感叹“今日年轻的中国知道路在何方”。另一报道刊载的照片中，一位社会教育学院的学员正在一间陋室的微弱油灯下阅读，记者向读者介绍，“这些社会教育学院的学员将成为普及民众教育的老师，璧山还有一所艺术院校，全县的小学有271所，有35000名孩童正接受基础教育”；“自力更生”是璧山年轻一代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在璧山小学的照片中，一位半大的男孩正在认真帮助年纪更小的女童学写汉字，练习写汉字的纸与笔用木棍与沙盒代替，身旁还站着另一名年龄相仿的女童旁观学习。这些照片既指向璧山学校教学资源的匮乏与生活条件的艰苦，也展现了璧山学生们在困境中仍竭尽所能地创造条件学习知识文化的精神。他们与中国其他百姓一样，都在为自己的美好未来而奋斗，印证了“故乡”报道在结束语中的总结：“璧山和中国展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战时中国唯一一所成人教育高等学府。报道介绍：中国大部分民众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解决人民识字是“中国致力于民主”必须“做好的准备”，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就是一所专门培养针对儿童以及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大学，人民在接受教育后，将有能力在战后的选举中，通过识字测试进行投票”。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人教育的最高学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向战时中国提供了大量师资力量，并将社会教育相关教学与乡村建设实践相结合，利用当地小学或中学推行以扫盲为主的民众教育，为“中国扫除无知”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针对中国西部普遍的乡村经济状况，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院长陈礼江也提出，乡村教育应以农业生产为立脚点，以培养民众为社会骨干力量，“藉以解决乡村的经济，培植国家的富力”，最终服务于乡村建设。
报道还聚焦了璧山的两项“显著的革新”：简化高效的司法程序和法院中的女性身影，并认为璧山的地方实验法院将成为“新中国”发展的“样板”。璧山是抗战时期最早开设实验地方法院的后方城市。在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开始推行战时社会管理与控制体系的司法改革，地方实验法庭便是改革的一大尝试。1942年5月，璧山地方法院改组为璧山地方实验法院，成为战时中国的司法实验区。改革包含了高等法院分庭、公证制度和公设辩护人制度以及刑事审判制度的设立，同时也在施行简化诉讼程序、试行巡回审判、改进检察制度、调整人员组织等一系列革新措施。通过报道中刊载的璧山地方法院的审判现场照片，美国读者得以目睹璧山法庭中女性担任法官和书记员的场景，这在西方社会也并非常见，璧山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的进步形象也由此不言而喻。
报道还强调了，璧山是与美国格伦斯福尔斯十分相似的中国“故乡”，“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璧山)更像一个美国社区”。两座“故乡” 均代表着“国家诞生初期的古老文化”和国家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中国变得更好”；璧山的居民与“来自缅因州的班戈(Bangor)，或是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或纽约的格伦斯福尔斯的居民并无不同”。报道认为，中国璧山的文化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颇为类似，这里的人民与美国人民一样，有着对自由民主、开拓竞争的共同追求。报道坚信，这样的精神令中国古老的故乡在战争中苏醒，并走上与美国故乡相似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将来必然与我们密切相连”。
五、“故乡”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与其他盟国形象的比较
1943年12月开罗会议，特别是美国、英国废除此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后，中国逐渐成为与美、苏、英同样重要的国家。因此，在1944年《展望》杂志发起的“故乡”报道中有了中国的位置，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体现。“故乡”新闻摄影报道共考察了四个国家的“故乡”，分别是美国的格伦斯福尔斯(Glens Falls)、中国的璧山、英国的纽瓦克(Newark on Trent)与俄罗斯的诺金斯克(Noginsk)。四座“故乡”虽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都会城市，但均具有城市战时发展与变化的普遍特征。
“故乡 美国”(Hometown USA)是该系列报道的前两期。报道开篇就提出，“美国的儿女们正在前线战斗，他们的故乡能提供些什么帮助”，“他们在为战后做着哪些准备”。围绕这两个问题，记者对美国故乡儿女的战时生产生活及其战时贡献进行了详细考察。报道指出，“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而格伦斯福尔斯正是一座人民的城市”，因此格伦斯福尔斯的人民虽不在前线，但他们为美国的持续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格伦斯福尔斯的造纸业、木材加工业、珠宝业、化工业都发展良好，其中，造纸业尤为突出。纸的生产供应与战时生产息息相关，作为美国的“造纸之城”，“这里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水平”；同时，格伦斯福尔斯也提供了“2800多项纸类军用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人们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愿意为国家的战斗作出贡献。为迎接胜利的到来，格伦斯福尔斯的工厂、学校、教堂都在制定战后发展计划，报道强调，从战争成功过渡到“一个繁荣、鼓舞人心的和平，必将由这里的人民共同达成”。“故乡 英国”(Hometown England)则在开篇便强调了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亲密盟友关系：“我们的士兵在遥远的前线与英国士兵们并肩作战，我们的罗斯福先生与丘吉尔先生在和平谈判桌前可能会一道坐在上座席位上。”报道聚焦位于伦敦以北诺丁汉附近的特伦河上的纽瓦克，这是一座古老的小镇，被称为“具有绝大多数英伦特质”。在记者的镜头中，虽已经历战争的诸多破坏，“这里风景依然美好，工厂、学校、教堂、报业、文化设施依旧照常运转”。记者在当地考察发现，“纽瓦克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当地居民承受着战争所致的能源短缺与物资匮乏，“一直以来，纽瓦克的收入水平都不高，对美国人而言这里的生活是非常沉闷的”。但这里的民众并未因此过多烦恼，而是依然选择镇定面对。他们清楚地知道当下的战争在为谁而战，“纽瓦克的儿女们正为了理想走向战场”，“故乡的人民正遥相呼应着大西洋彼岸年轻战士们的低沉声音”。纽瓦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展望着和平的未来”。“故乡”报道提醒读者，“战争正在将其传统的地方利益与世界事务融为一体”，各地区的人民也需要了解和关心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事务，因为“他们的一切与我们自己的未来息息相关”。
“故乡 俄罗斯”(Hometown Russia)是“故乡”系列报道的最后一期。“俄罗斯”对于美国人而言，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作为四大盟国中唯一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苏联对于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无疑是“异类”。报道开篇指出，“这里正进行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实验”，如何理解“异类”的俄罗斯是一道难题。报道认为，从一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后方城市认识这个国家，其结论也许不完整，但对了解这个国家大有裨益。报道考察了位于莫斯科以东30公里的诺金斯克，这里居住着5万居民，有着悠久历史，“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使这座小城免于被德国纳粹攻占，但战争给俄罗斯民众带来的影响远比美国更为严峻和具体，诺金斯克的男女老幼都参与了前线战斗，许多人永远无法回到故乡，留下的人们正在极限边缘挣扎”。
记者走访了诺金斯克的工厂、学校、当地政府、医院以及孤儿院，图文并茂地呈现了诺金斯克人民正在承受的艰苦，以及他们不畏艰苦继续奋斗的精神。记者发现，虽身处不同政治环境，但“这里的民众与其他‘故乡’的人民一样强大，并注定更加强大”。报道指出，“在工业化方面赶超美国的目标也驱动着俄国人民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奋斗不息”，而诺金斯克人民对物资的需求，正“勾勒出未来美国与俄国的物资贸易”，是美国商品制造业、文化产业和机械制造业巨大的海外市场。俄国也与中国一样，不仅在战时是美国并肩作战的盟友，也会是未来战后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美国制造业未来的重要市场。因此，充分了解其他“故乡”和国家，是成功过渡至和平的未来，为各国的战后发展作出积极准备的并经之路。
通过考察四大盟国后方“典型的故乡”，“故乡”报道呈现了各国故乡的战时发展，以及故乡人民的战时生活状况与对战后未来的展望。报道希望唤起读者对其他盟国及其人民的关注和理解，因为“每座故乡都是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和其他单元共同分担着战争的苦难，并共同为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而奋斗”。报道强调，“了解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战时发展经验，也将指导和平来临时“如何与这些民族共处”。
相较于其他三座“故乡”，中国璧山所呈现的古今交叠、新旧并存的形象更为突出。通过影像与文字，这座沉睡千年集镇的各项战时发展与人民的战时生活得以直观展现。报道中的璧山人民虽有着迥异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和种族特征，但与其他“故乡”人民一样，“在面对敌人时，有着共同的情感与需求”，“不畏艰苦”“在生长的土地上奋斗不息”，他们“对朋友真诚，对敌人严酷”，并对未来和平有着相同的期盼与展望。民众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璧山民众的“不畏艰苦”与“奋斗不息”，正昭示着一个拥有完全生命力、正在进步中的“新中国”形象。这一形象既代表着“与美国诞生时期一样古老的文化”，又体现出“使中国变得更好的新中国的精神”，这一形象与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在华机构的对华宣传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一致，代表了美国希望中国“以美国为模本”，走向“改革与现代化”的国家之愿景。
六、结语
“故乡 中国”是一次由中美官方宣传机构共同主导，以美国主流杂志作为媒介的新闻摄影专题报道。报道通过考察作为战时首都迁建区的璧山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司法、民生等面相，集中展现了“模范县”璧山在战争之下旺盛的生命力和进步性，并将其打造为中国后方城市战时发展的先锋形象。这些战时发展与进步也昭示着一个正向前迈进的亚洲大国形象。负责报道策划的美国宣传机构意在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同时推进中国政府加速改革，使中国早日成为与美国、英国和俄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而负责报道采编的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则希望通过美国媒体渠道，向外界展示中国积极的战时面貌，传递中国“正在阳光下取得席位”的信号，以争取西方更广泛的舆论支持与战时援助。这也是这一时期中、美双方共同期望的一种宣传话语体系。
“故乡 中国”报道也是抗战后期美国塑造战时中国形象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此前的西方媒体报道中，中国被置于四大盟国序列中进行专题报道的案例并不多见。报道以平视的视角观察记录了璧山的各项战时改革与进步，令西方普通民众更易产生情感共鸣，接受一个“各项战时发展正迅速推进中”的“新中国”形象，从而形成“帮助中国自救”的舆论导向。在1944年中国抗战形势已经开始恶化的时期，作为盟国的中美双方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都需要一种积极的话语力量，“故乡 中国”便成为塑造这种话语力量的实际举措之一。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每况愈下，国共关系危机不断，中国后方的通货膨胀急剧上升，部分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已深感担忧，但为了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仍将有关中国的战时发展与改革、中国坚持抗战等报道作为社会公共舆论的主流，这些报道代表了美国对中国战时进步的“期望”与一定程度的“想象”。因此，“故乡 中国”是抗战后期由中美官方共同主导的“新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但这一形象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不小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