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博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一、研究缘起

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大战役中，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等被先后改编为《八百壮士》《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多部经典电影作品。其中，不乏同一题材影片历经不同年代的多次拍摄案例，例如仅淞沪会战一场战役，就有近9部相关的主题电影。其中，既包括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孤城喋血》《血溅宝山城》，亦包含2000年后上映的《对岸的战争》《捍卫者》《八佰》等。而以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为背景、以铁道游击队为创作题材所展开创作的电影作品，在步入新世纪以来一度被艺术创作者所忽视。

虽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陆续有电视剧依据铁道游击队为原型进行改编创作，例如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12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1995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制作的23集电视连续剧《飞虎队》等，但均反响平平，难以唤起受众的情感认同。反观以铁道游击队为主题创作的电影作品，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即便将2021年上映的影片《铁道英雄》涵盖在内，数量也仅有4部。其中，最早拍摄完成的电影作品是1956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铁道游击队》，其上映仅一年便在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与《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最受欢迎的10部国产片评选”活动中入围，获得不俗的口碑。而随后于1995年上映的电影《飞虎队》，着重突出原著《铁道游击队》中的次要人物李九的“孤胆英雄”故事。影片上映不久便引发观影者热议，不乏反对者认为影片“绿林色彩严重，党性缺失，艺术分寸严重失衡”。随后，于2016年上映的影片《铁道飞虎》脱离了铁道游击队的具体历史背景，试图以功夫喜剧类型片的创作风格转变原著《铁道游击队》的审美结构与价值属性。可惜影片仅是另辟蹊径地对原著展开视觉改编，未能将铁道游击队的历史故事再经典化。而相关主题最近的一部作品，则是2021年11月19日上映的电影《铁道英雄》。影片取材于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的英雄事迹，力求真实还原抗战时期的历史故事。若按照电影主题与叙事内容进行框定的话，能够较好还原铁道游击队传奇故事的影片，当数1956年导演赵明拍摄的影片《铁道游击队》以及2021年导演杨枫的新作《铁道英雄》。基于此，笔者选取与“铁道游击队”这一经典主题关联最为密切的两部影片作为研究对象，站在历时与共时之维探索片中经典故事的再现及主体人物的塑造，以期进一步寻找与挖掘深植于影像里的“中国精神”。

二、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典故事的历史回溯

1938年3月，日军为掠夺我国山东南部的优质煤炭资源，在枣庄驻扎了一个连队以上的兵力，并设有宪兵队、矿警队、警备队等敌伪武装；同时，日军收罗大量的汉奸以组织维持会，建立保甲制度，对枣庄地区的居民展开血雨腥风式的统治与迫害。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掠夺，以洪振海和王志胜为首的一部分失业的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于1940年2月自发组织成立“铁道游击队”。伴随游击队规模日益壮大，队长洪振海带领队员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初期隶属于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后归属鲁南军区建制。队员们在杜季伟、张鸿仪等6任政委的指导之下精准地打击敌人。在与日军长达7年的战斗中，游击队员们以开炭场为职业掩护，歼灭和瓦解了大量敌军，一直活跃于津浦铁路鲁南段与临城(现枣庄)支线上。值得一提的是，在194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铁道游击队代表鲁南军区在沙沟车站附近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受降仪式。近千余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世界军事受降史上堪称传奇。

1956年由导演赵明拍摄的《铁道游击队》，便是以游击队们的真实战斗场面为基础，根据刘知侠所著的同名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完成的电影作品。虽然文学作品《铁道游击队》中42万余的字数、28章的体量使得故事内容丰富翔实，但针对具体的电影改编而言，过多的故事铺垫显得繁杂，矛盾冲突不够激烈。因此，导演赵明在塑造影片故事时直切主题，删去了原著小说中诸如“进山整训”“掩护过路”“小坡被捕”等情节，力求突出原作中的主要精神、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在影片中，日军装备完善且弹药充足，而游击队员往往几人共用一把手枪，显得捉襟见肘。在“敌强我弱”的矛盾面前，铁道游击队与日军展开了经典的拉锯战——“没有枪怎么办？从敌人手里夺枪！没有粮食怎么办？从敌人手里夺回”。然而，游击队员们还需要具备灵活的作战策略，直击敌人要害才能拥有制胜的可能。正如片中政委所说，“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它们动弹不了”。在这样的铺垫设置下，影片后续“打票车杀敌”“飞车搞机枪”“微山湖突围”等情节均流露着战争岁月中毛泽东同志开展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思想内涵，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我们将研究视点回归于和平年代，作为2021年度仅有的一部抗战题材影片，《铁道英雄》的上映再现了鲁南铁道队为捍卫家园与日寇所展开的激烈对战。影片揭露了1935—1945年期间日军占领山东鲁南地区铁道沿线对周边居民展开大肆迫害的种种罪行。在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暴行之后，以“老洪”及“老王”为代表的铁道工人及矿工群体自发组织抗击日寇，最终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保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就人物设置与部分故事情节而言，《铁道英雄》多少有些“老酒新酿”的嫌疑，受众难免会将其与《铁道游击队》联系起来。但是据导演杨枫所述，《铁道英雄》的创作灵感则是来自“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

在笔者看来，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故事在战争岁月或和平年代中自然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虽然影片《铁道英雄》难以剥离与《铁道游击队》相近的“铁道故事”主题外衣，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影片《铁道英雄》将核心关注点放置于“受日本人管控下的车间里与敌人斗智斗勇普通铁路工人”身上，其往往“干活讨生计有一把子蛮力，但在战术与战力层面均与日军具有差距”。这种对于普通个体的人物呈现使得影片站在“人性”的角度徐徐揭开过往文艺作品中被忽视的关于铁道队故事的真实历史，将“铁道英雄”所最终取得的胜利还原于由每一位普通个体构筑的不畏强暴、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国精神”。

三、从英雄群像到个体聚焦：主体人物的塑造呈现

艺术的本质是“人学”，对电影艺术而言更是如此。纵观文艺作品的创作历程，题材选取与人物塑造经常互相牵涉、相互标定。选用何种题材，就会带来人物的何种价值取向以及艺术形象定位。在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原型——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中，作者刘知侠时常与游击队员们一起活动在津浦、临枣铁路两侧。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铁道游击队员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刘知侠在小说文本的创作中对游击队员们的人物形象书写往往具有来自江湖绿林的英雄气概。虽然导演赵明在基于原著进行剧本改编时，希望跳脱开公式主义的泥沼，摆脱以往游击片的框架束缚，着重突出英雄人物在铁道上的独特战斗事迹，然而受时代所限，片中的铁道队员即便被导演赋予鲜活影像生命，但就主体人物形象而言，更像是一种中和了“绿林好汉”与“抗日战士”的结合体。

虽然影片《铁道游击队》先后呈现了刘洪、李正、王强、鲁汉、芳林嫂等一批人物形象，但其大多作为传统道德和集体意志的体现，被统一塑造成保家卫国的“英雄群像”。对于一部时长仅85分钟的影片而言，群像式的人物呈现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且主体人物所被塑造出的英雄形象更加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预设，由此所衍生出来的铁道游击故事反而转变为用于图解精神的工具，关于故事本身的说服力与感召力难以避免地被削弱。最终，影片《铁道游击队》面临着同原著小说一样的人物塑造问题，即“作者试图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物，但形象化做得不够，只能概括地知道老洪很坚强、勇敢；王强很机智；李正有政治风度，很沉着、有办法，但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过分政治化，理论说教很多，其他的人物也有平分秋色之感，如果着重抓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老洪、王强等)，就不会分散精力，作品也会更为成功”。

事实上，从影片《铁道游击队》到《铁道英雄》，单从片名来看便蕴含着一种由“群像”到“个体”的形象塑造流变。若从词义的角度出发，“游击队”被定义为“在敌统治区或敌占区、接敌区，采取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以袭击战斗为主打击敌人的一种非正规的武装组织”。而所谓“英雄”，则是“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书中被定义为是“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他们自己做出了重大的事情”。英雄的词性定义较为宽泛灵活，可以指社会中的群体，亦可以是某个具象化的个体人物。在影片《铁道英雄》中，导演杨枫则试图将个体人物塑造作为当下游击战主题电影的创新点。影片集中塑造“老洪”与“老王”的角色形象，并将二者作为自发抗击日寇的普通工人群体代表呈现出来。正如导演杨枫所自述的那般，“我们将焦点放在铁路工人身上，这是以往中国电影里少有的”。

影片中的主体人物老洪与老王，分别有着自己的“正当工作”。太阳落山前，老洪在工厂里修火车锻造配件，老王则在车站做调度工作；太阳落山后，老洪带领着一批铁道英雄“劫火车”“打鬼子”，而老王则负责向他们提供车站内的情报。伴随二者的身份在白昼之间转化，他们里外呼应且相互配合，真正成为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导演杨枫有意采取艺术典型化的手法将二人塑造为贯穿全片的典型人物，希望能够“从个别事物中找到一般性的根本性东西来”。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典型人物并不等同于以往“高大全”式的人物角色，而是把战争岁月中图谱式的“英雄”拉回到和平年代中的“凡人”层面进行检视。这意味着“铁道英雄”虽然具有感人的事例与崇高的精神，但他们同时也是具备“自然属性”的个人，是具有“综合特性”的社会个体。例如片中的老王大半辈子孤身一人，看到在车站工作的年轻人“小石头”后，也会产生“父子情”一般的私人情感；而在暗送情报被日军将领藤原怀疑后，他也会紧张到浑身颤抖。正是诸如此类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对于主体人物的多元情感雕刻，不仅不会矮化“铁道英雄”的伟大形象，反而因为展现了真实的人性而更让受众信服。

四、从思想引导到情感认同：“中国精神”的时代传达

凡是艺术典型，都有“共名”价值，即“具有跨越诸多差异的某种代表性意义”。而艺术品“共名”的价值，需要在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共情”中得以呈现。换而言之，便是传递与凝聚特定时代下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某种精神或意志。在电影作品中，影像作为传播程式中的具象符号，较抽象的文字符码而言更容易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从而在个体的集体无意识中完成某种精神意志的传递。然而，在此前“铁道游击队”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围绕文学作品《铁道游击队》的创作风格以及人物性格展开分析，对于电影作品的关注力度尚且不够。关于铁道游击队的相关研究中，现存的最早文献为1955年刘知侠发表的论文《我怎样写“铁道游击队”的》，在文中作者着重解答了文学作品《铁道游击队》的创作历程，并指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基于真人真事创作而来，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实有其事”。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研究者热衷于挖掘长篇小说中英雄角色的原型人物，以及分析其人物性格。例如，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的原型是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洪振海，而芳林嫂的原型则是游击队联络站的地下交通员吕英。游击队员们在正式加入共产党前往往来自社会底层，是一群桀骜不驯的草莽群豪，身上带有浓重的“梁山好汉”般的粗犷“狭义精神”。可惜相关研究者并未延续对于此种“狭义精神”的探索，而是着墨于解读由此引申而来的文学风格，即一种“民间文化中的江湖叙事”。对于电影作品《铁道游击队》，研究者则大多将其当作一种“珍闻轶事”，探讨影片创作的诞生始末及其背后的轶事；或是以文学作品《铁道游击队》为主线，梳理相关影片的改编历程，进而总结红色影片的改编策略。

回顾历史，自1940年起活跃于津浦铁路的铁道游击队“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给不可一世的敌人以沉重打击”。然而，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铁道游击队员们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的同时，离不开伟大的“中国精神”的指引与支撑。所谓“中国精神”，是指在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淬炼与自醒后，贯穿在整个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是无数个体精神的“类意识”与“类本质”。从文化观的角度出发，“中国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和谐中道的德行，是一种萌生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国家和民族集团意识。在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员们依靠群众并利用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队员们条件艰苦，其所用武器大多都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而这些缴获来的武器弹药在装备自己的同时，还需要运往鲁南军区支援大山深处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此之中，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与勇于亮剑的担当精神汇聚为游击队员们身上所承载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导演对于此类精神的呈现手法往往以一种“引导”或是“灌输”的方式呈现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电影为政治服务，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成为电影创作的核心思想以及江青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期间所规范的“三突出”原则为电影剧本创作做出了极大限定；另一方面则是由苏联涌进的“大题材”“史诗样式”的新浪潮成为当时电影创作的风向标。虽然铁道游击队员所呈现的顽强斗志与革命精神均蕴含了爱国主义的红色基因，但是以思想引导的方式灌输给受众时，影片所营造出的叙事场景更像是一所充满“意识形态隐喻”的政治学校，坐在台下的受众则是等待接受思想洗礼的“学员”。他们接受着“学校”的“培训”，却难以获得真正的情感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皆由产生这些体系的特定时期需要所形成而来。若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中国精神”是贯穿民族历史始终的主体立场和价值观念。在影片《铁道英雄》中，“中国精神”的呈现模式由以往影片注重宣教英雄人物外在壮举所展现出的博大精神意志转向为挖掘个体人物的内心情感及其生成环境，旨在关注铸就人物精神品质的内在人格纂本。“中国精神”作为一个国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不仅是当代中国客观存在的思想凝结，更是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的文化凝结。受众作为电影作品的观影者与思想情感的缔结者，其认知与认同“中国精神”的过程，在于真正融入与把握影片所展现的故事背景与人物角色，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获得对于“中国精神”的感知合一。例如，在影片中导演杨枫注重对人物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解读，他所塑造的老洪与老王两个主要角色一明一暗、一冷一暖、一庄重一诙谐，二者刚柔并济且相得益彰，使得以往“高大全”式的英雄角色转变为每位观影者均可感知、可理解、可触摸、可效仿的“凡人”。而老洪在英勇就义前以帽掩面的微小细节呈现、老王由软弱到坚定的内心矛盾刻画，则令受众在情感的激荡与震撼中自愿地吸纳、认同人物的精神，并深刻意识到和平年代下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并不是抽象的、主观的和空洞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决定的精神”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意识以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倡导“平凡孕育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影片《铁道英雄》从情感认同维度出发，尊重个体平凡英雄，追问生命意义真谛，在彰显战争残酷性的同时更是让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传统深入人心。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伴随这首贯穿两部影片的经典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响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已然消逝，一代人已离我们而去，一代人正朝我们走来。不论是1956年版《铁道游击队》中侵华敌人丢盔弃甲、游击队员大获全胜的圆满收尾，抑或是2021年版《铁道英雄》中游击队员以命相搏、以少胜强、与日寇同归于尽的惨烈结局，两部影片均联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与鲁南军区铁道大队的抗战精神。然而，唯有正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才能让受众切身领悟革命先辈的选择为什么被视为伟大壮举。本文以经典故事的历史回溯、主体人物的塑造呈现、“中国精神”的时代传达三个部分展开分析研究，旨在站在历时与共时之维探讨当下电影创作中个体英雄人物塑造与“中国精神”之间相互耦合、缔结、升华的创作模式，以期从理论的角度探索与拓展此类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