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和线上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2022-10-31郭胜忠李红霞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 2022年5期

郭胜忠，李红霞

(1.西安科技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2.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0 引言

大规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各地教育机构和教育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疫情，美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多地的高校都采取了紧急制动，对学生宿舍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封闭管理，对学生开展线上教学[1-3]。2021年末，西安市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增长连续处于高位，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焦点。面对疫情常态化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挑战，西安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实施提级管理，果断按下“暂停键”，高校实施制动和封闭化管理，全部开展线上教学。面对学生全部在校制动情况下，如此大规模地开展线上教学，无论是对高校、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是一场大考。因此，在疫情防控应激状态下，探讨大学生如何适应因疫情防控造成学习环境与学习方式的变化，保证线上学习的投入效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疫情爆发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给个体带来了一系列心理冲击。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个体的心理冲击会表现出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个体的心理安全感问题[4]。心理安全感产生于个体的安全需求，是对可能出现的身体、心理危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风险时产生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5]。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个体的安全需求由人身安全、生活保障、不受疾病、痛苦威胁等基本心理需求组成。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主要体现在对疫情引发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测和感知，以及大学生在应对处置风险时的掌控感。社会认知理论提出的“刺激-认知-反应”模型指出，个体所接收到的外部情境刺激会对个体的认知过程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6]。新冠疫情冲击下，心理安全需求的满足与否会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心理安全感的高低会影响个体的学习行为、建言行为、创新行为、工作投入行为和工作绩效等[7]。因此，学习行为是心理安全感的主要结果变量之一。

学习投入是个体在学习知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充沛、思维灵敏、情绪积极的状态，是学习者充分领悟学习内容本质、沉浸学习过程的体现[8]。学习投入从本质上说是个体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相互作用下完成的情境化的社会心理活动。线上学习投入因存在不可控性导致其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当前，学者们对线上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交流技术层面，对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因素的分析却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学习心理领域的研究重心逐渐从脱离情景的“冷认知”向关注情景的“热认知”转变，线上学习投入的研究也已突破了对投入行为自身的阐释与理解，逐渐转向利用社会文化建构主义整体观来系统考察影响学习投入的前因、后果变量及社会心理过程。其中，有关学习者的信念、价值观、动机等情感因素对线上学习投入的作用机制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9-10]。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安全感是个体进入学习投入状态的重要心理条件，心理安全感的水平高低会影响个体的内在动机和心理状态。当个体主观感知到较高的心理安全感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学习参与和学习投入行为[11-12]。因此，提出假设H1：心理安全感正向影响大学生的线上学习投入。

应对方式是当前应激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个体处在压力情境用以解决问题、减轻心理负荷的认知与行为方式。个体采取适当的应对方式能够促使压力事件得到有效的解决，帮助个体更好适应压力情境、缓解心理压力[13]。已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个体的外在行为和心理变量之间发挥中介效应，是心理变量影响个体行为产生的重要中介变量[14]。当个体面对来自外部环境或自身给予的巨大压力的时候，应对方式在调节压力与应激两者关系的同时，还能够对个体应激行为反应的性质与强度产生很大影响，是个体身心保持健康的重要中介因素。既有研究表明，个体可以通过发挥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对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15]。例如，闫晓飞等人发现，应对方式在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动机、精力和专注力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或者部分中介作用[16]。因此，提出假设H2：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心理安全感与线上学习投入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心理安全感是个体面对应激与压力情境下的主观心理体验，而应对方式则是个体在面对应激与压力情境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个体处在应激与压力情境下形成的心理安全感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他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而应对方式又可以影响个体的学习投入程度。因此，本研究将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事件期间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和应对方式等主体因素对线上学习投入的影响，以期为疫情期间如何提升大学生线上学习投入效果提供实证依据。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末，在西安市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增长连续处于高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之时，随机选取3所高校，在辅导员的帮助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星在线调查。本次共填写问卷600份，回收有效数据586份(97.7%)。其中，男生364人(62.1%)，女生222人(37.9%)；大一250人(42.7%)，大二175人(29.9%)，大三49人(8.4%)，大四112人(19.1%)；集中隔离94人(16.04%)，宿舍健康监测492人(83.96%)。

1.2 方法

1.2.1 心理安全感量表

该量表由吴文婷等人编制，共包含6个题目。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其中1～5题为反向计分，各题目得分求和后总均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通常，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至少要达到0.6，在0.7～0.8表明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如果在0.8以上，表明量表信度很好[1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8。

1.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该问卷由解亚宁编制，由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2个维度共计20个题目所组成[18]。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维度得分的高低反映出是否具有相应的应对倾向。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方式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消极应对方式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75。

1.2.3 线上学习投入量表

借鉴李西营等人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共9个题目，分为动机、精力、专注3个维度[19]。结合疫情期间线上学习实际情况对部分题目进行了修改以满足研究需要。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线上学习投入水平越高；反之，总分越低，说明个体的线上学习投入水平越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8。

1.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 19.0进行基本数值处理及Pearson相关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运用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自陈式量表的数据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得，极有可能会因为共同方法偏差而受到影响。通常，研究者会用Harman提出的单因素检验方法检测共同方法变异的严重程度[20]。将心理安全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以及线上学习投入量表的所有项目一同纳入，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因子旋转前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7个，第1个因子可以解释21.1%的方差变异，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没有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2.2 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应对方式和线上学习投入的相关系数分析

大学生心理安全感、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线上学习投入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1。心理安全感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19，p<0.01)，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19，p<0.01)；线上学习投入与心理安全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21，p<0.01)；线上学习投入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42，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线上学习投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1 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应对方式、线上学习投入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分析

2.3 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安全感与线上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1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和线上学习投入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不符合检验中介效应的前置条件，所以不进一步分析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除消极应对方式外，对所有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性别除外)之后，通过Hayes的SPSS PROCESS组件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21]。分别以心理安全感和积极应对方式为自变量，以积极应对方式、线上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在严格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心理安全感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t=4.74，p<0.001)；心理安全感还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线上学习投入(β=0.12，t=3.26，p<0.01)；积极应对方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线上学习投入(β=0.40，t=10.61，p<0.001)。可见，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安全感和线上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和线上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模型

利用Bootstrap重复抽样5 000次分别计算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95%的置信区间，结果见表3。心理安全感经过积极应对方式对线上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为0.08，占总效应的40%，95%的置信区间为[0.04，0.12]；心理安全感对线上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为0.12，占总效应的60%，95%的置信区间为[0.05，0.21]。结果显示，间接路径和直接路径对应的置信区间均没有包含0，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分析，构建大学生心理安全感、积极应对方式和线上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表3 中介效应检验

3 讨论

3.1 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应对方式和线上学习投入的关系

心理安全感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这说明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越高，越容易表现出积极应对的行为，越不会出现消极应对的行为。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梅高兴等人的研究认为，个体获得心理安全感可以促使个体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激发个体表现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积极行为[22]。刘海燕和郭晶晶的研究也表明，个体在处于心理安全状态时能表现出更为积极的行为意向，可以进行更积极的活动、更专注地做事、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更协调地发展人际关系等[23]。依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基本心理需求对适应性行为的发展意义重大。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能够最大化地激发个体的内生动机、助力积极寻求自我成长并减少风险行为，最终提升个体的适应能力[24]。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可知，心理安全感是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所以心理安全感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内部动机和自身情绪，促进个体更积极主动的行为选择。

心理安全感与线上学习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心理安全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线上学习投入。说明，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的大学生线上学习投入水平越高。这与万娇娇等人对初中生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一致。学习投入是个体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持续、主动而又沉浸其中的专注认知和情感投入状态。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越高，他们越可以将精力专注于线上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学习中通过充分表达、主动分享和不断反思，达到全身心投入学习。根据George的学习投入(Student Engagement)理论，可能是因为学生的学习投入不仅会受到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学校客观环境及文化氛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25]。新冠疫情防控要求下，学生不得已全部进行线上学习，由于线上学习具有较强的虚拟性、开放性、复杂性和较少的教学干预，学生的学习投入更容易受到周边外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学生在对接收到的疫情相关消息进行不同程度的安全评估、判断与决策之后形成的心理安全感成为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投入的主要因素之一[26]。这个结论也得到了认知-情境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个体对外在环境是否安全的认知和判断可能成为其行为反应的关键因素。倘若大学生主观上认为疫情防控的外在环境是安全的，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心理安全感，这样就可以更集中注意力投入学习，进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反之，倘若大学生对疫情本身以及防护措施缺乏正确的认知，会加重他们的心理恐慌，降低心理安全感。因此，面对当前疫情，社会各界包括高校要广泛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引导大学生科学理性认识疫情形势，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高校还应通过配置学习资源、组织系统课程、提供全面服务等实践引导学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积极应对方式与线上学习投入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线上学习投入，即越能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线上学习投入水平越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蒲丹等人研究表明，运用积极应对方式能帮助个体保持良好的态度和习惯，逐步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则可能导致个体表现出兴趣丧失、疲劳厌倦等不良情绪及学业拖延、旷课迟到等不当行为，继而降低自身的学习成就感[27]。俞爱月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个体在遭遇挫折、困难时完成学习任务，帮助学生养成、运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避免利用幻想、退缩、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是提高学习投入水平进而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必要途径[28]。学业情绪的控制—价值理论认为，积极高唤醒的情绪预示着深层次学习策略的使用，可以增加学习者的努力程度和学习投入；反之，持续存在的消极情绪则会导致对学习任务的脱离[29]。因此，积极情绪和随之而来的行动上的积极应对可以让学习者体会到良好的掌握感，学习者更愿意主动建构知识，进而表现出更多的学习投入。

3.2 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安全感和线上学习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安全感与线上学习投入两者之间承担“桥梁”作用，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心理安全感除了能够直接作用于线上学习投入，还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作用于线上学习投入。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根据威廉布列茨的安全感理论可知，心理安全感的高低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与个体所在的客观情境息息相关，当个体内在需要得到满足时，便表现为一种心理安全感。也就是说，心理安全感高的大学生在面对压力和应激事件时，能够积极乐观的应对。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大学生在压力情境下获得更多的积极心理资本，进而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压力-应对模型认为，个体在面临巨大压力并且缺乏合适资源进行处理应对时，通常会采取消极、退缩的应对态度和行为方式，达到缓解不良情绪的目的。与之相反，积极应对方式则能够帮助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及时发现和充分利用现实资源促进问题解决，积极应对方式成为个体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体现[30]。新冠肺炎疫情“百年一遇”，影响重大深远，波及层面除了个体的生命健康外，还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如果无法正视疫情和线上学习所带来的新型压力，就会引起其心理安全感的降低，进而面对疫情可能表现出逃避、焦虑、恐慌等消极的应对方式。相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倘若大学生自身获得较高的心理安全感，便能通过守望相助、携手同行有效提供疫情期间的社会心理支持，增强战胜疫情的自信心，并通过自发的积极应对行为对大学生线上学习投入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大学生只有正面疫情和线上学习带来的压力，拥有较高的心理安全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才能更少感知疫情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并降低疫情等外在不可控因素对学习的影响，提高其在线学习的投入度，最终取得好的学习成绩。综上所述，心理安全感的获得和积极应对方式的培育可以提升疫情期间大学生的线上学习投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