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文，张玥瑾

（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一、引 言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经济已从数量型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以及战争等因素也给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环境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挑战。因此，企业必须更加重视从内部挖掘潜力，提高内部资源利用效率，在增长速度与资源约束之间谋求平衡，从公司财务角度出发保障可持续增长。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构成，税收筹划是企业从内部挖潜的重要有效手段，同时，纳税环境也是现阶段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存在会税差异，上市企业往往通过税收规避方式进行税收筹划，这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税负，较为稳定地节约现金流，增加现金储备，为包括研发投入在内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保障，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实现稳定盈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增长。

研发投入是企业基于中长期战略提高内部资源运用效率的根本性经营策略，是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主要路径之一［1］。而主动、积极的税收筹划行为能够提高企业现金流水平，为研发投入提供更多资金保障［2］。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持续性问题，以及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明确具体的作用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帮助企业等市场主体借助税收战略精准地实现可持续增长，还能够为政府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制定和调整相关科技创新政策奠定坚实的微观实证基础。

本研究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弥补了已有文献中有关税收筹划积极影响研究的不足，并将税收筹划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可持续增长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也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微观证据；二是考察了税收筹划影响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传导机制，将研发投入引入框架中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税收筹划—研发投入—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作用路径，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更为充分的参考依据，也为国家全面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提供证据支持；三是创新性地分别以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度为调节变量，探讨不同情境下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差异，对更有针对性地提升我国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税收筹划从本质上讲是企业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框架内，预先对投融资以及各项经营活动的安排筹划，以达到最大税后利益的目的。现阶段，税收规避作为上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主要方式，相关的经济后果研究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现金持有价值、企业价值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但都尚未形成定论。从现金持有价值看，Foroughi 和Mohamadi（2014）［3］发现，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高，现金持有价值越低；但陈胜蓝和贾思远（2016）［4］发现，企业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具有正向净效应；郑宝红和曹丹婷（2018）［5］进一步发现，在管理者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中，税收规避才会增加现金持有价值。从企业价值看，孙刚（2013）［6］发现，对于治理能力较差的企业，随着税务稽查强度增加，企业避税会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使公司价值增加；但童锦治等（2015）［7］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避税总体上会提高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资金配置效率，无法提升企业价值；Kim等（2011）［8］也得出相似结论，认为避税会增加企业代理成本，从而减少企业价值。从投资效率来看，Armstrong等（2012）［9］发现，企业避税会使固定资产和研发投入增长下降，最终抑制企业投资效率；刘行和叶康涛（2013）［10］研究后也发现，避税会引发过度投资，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洪金明等（2022）［11］则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税收规避存在同伴效应，能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关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也有不少学者开展了细致研究。Smith 等（2006）［12］发现，较大的管理层权力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Uvarova等（2016）［13］发现，实施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刘中燕和周泽将（2019）［14］发现，技术董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杨松令等（2021）［1］研究发现，新三板企业转板上市后，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自我成长，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除此之外，配置金融资产［15］、高质量资产［16］也都能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增长水平；而投资不足［17］、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性质［18］、税费负担和政府补助［19］等则会降低企业经营效率，从而对企业可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税收规避和企业可持续增长分别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关于如何保障企业可持续增长，现有研究鲜有从企业财务管理视角切入分析，也很少关注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可能存在的正向作用。因此，本文将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联系在一起，并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以拓展相关领域研究。

（二）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

企业的性质在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20］。从财务管理角度看，可持续增长反映了企业长期目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终极体现，即企业成长与财务资源之间的匹配能力。其中，适度提高现金储备水平是保障企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相关实证证据表明，通过合理配置金融资产，企业为主营业务发展提供了有效资金保障，从而能够增强盈利能力，促进可持续增长［15］。企业避税等税收筹划行为是提高现金储备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现金流入效应”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并进一步通过优化相关管理决策，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量规划［21］。由此可初步推断，企业税收筹划行为通过提高现金流稳健性，对可持续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现金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持有现金有助于企业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22］，会直接影响企业当期的可持续增长水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税金支出占现金流出的比例较大，避税行为通过提高企业当期资金储备水平，从而提高了应对经营活动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作用机制主要有：从企业管理视角看，合理的避税行为有利于改善企业当期财务状况，缓解财务危机，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23］；从股东价值视角看，税收筹划给企业和股东带来的收益大于可能带来的成本，有利于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4］；从信号传递视角看，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实际税负降低会被投资者视为当期利好信号，增强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24］。由此可见，避税等税收筹划行为不仅增加了企业内部当期现金资源，还改善了市场价值，从而促进企业当期的可持续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税收筹划会促进企业当期的可持续增长。

进一步分析，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产生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在若干年滞后期设定内，仍然能够观察到该作用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作用机理在于，基于税收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和税收规则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等决策的广泛性、深远性等原因［25］，H1 提出过程中所总结的三项具体作用机制，在避税行为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能继续发生作用。但从“更长远”来看，税收规避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等问题［26］，如过度投资［27］、过度金融化［28］和管理自利［29］等，会不断削弱上述促进效果，从而损害企业价值，最终降低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子假设H1-1。

H1-1：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持续性。

（三）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与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从财务角度看，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等特点，相关企业往往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对研发支出构成抑制［30］。特别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更高，利率弹性更大，融资来源更少［31］。因此，与借贷等外源融资相比，内源融资更具可操作性。避税等税收筹划行为通过“节流”方式，提高企业现金储备水平，有效增加了内源融资资金来源，能够从研发资金投入角度提高科技创新活动的可行性和活跃度。相关研究结果也对此提供了证据支持：税收规避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动水平［32］，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尤为明显［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所列。SGR 值在-0.023～0.354之间，均值为0.075，可见，样本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存在明显差异。DDBTD的最小值为-0.071，最大值为0.078，存在负值，原因在于我国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定义比较严格，导致在税收征管实务中，有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了账面利润。RD的均值为0.022，即研发投入占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平均水平为2.2%，说明研发投入水平整体不高；最小值为0，说明有的企业甚至没有研发投入。

H2：研发投入在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提高研究的稳健性，对数据处理如下：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剔除被ST、*ST、PT 的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异常的公司；④为防止避税指标的计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剔除税前利润为零及以下的公司，共获取17 675个样本观测值。此外，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作缩尾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实证分析采用Stata16.0软件。

（二）变量定义

1.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

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是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盈利的能力。借鉴刘斌等（2002）［39］的研究，运用可持续增长静态模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进行度量，即可持续增长率（SGR）=销售净利率×收益留存率×（1+产权比率）/［1/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收益留存率×（1+产权比率）］。

2.企业避税程度

模型制备后立即尾iv给药，给药体积为5mL/kg，模型组给予等体积0.9%氯化钠注射液。给药后继续禁食禁水，24 h后用CO2吸入处死，沿贲门向上钝性分离并剪取食管约3～4 cm，沿纵轴将食管剪开，生理盐水冲洗干净，铺平，肉眼观察病变程度并评分（评分方法见表1），计算食管炎抑制率。

这个谜底到20世纪80年代时才小小的揭开了一角。据张三爷的孙子张家善先生讲，张三爷在世时，每年除夕，必供上张、赵、马三姓牌位，说是自己武功的祖师，并说张、赵、马三位是明末清初人，是明朝武将，明亡后隐居山林，创拳传拳自娱。对于三位祖师，张三爷自己也只知其姓，不知其名。后来张三爷又得过深州李武师、鄚州李武师指点，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已非是某人某家某派的专一武功了，而张三爷也不想创造新拳，所以对拳种门派就闭口不谈了。这里说句题外话，据我的推测，以张三爷的年龄和当年的江湖地位，出身深州的李姓武师，有资格指点他的，恐怕只有一个——形意祖师李洛能。

3.研发投入强度

（4）碾压。母体沥青混合料的铺筑要严格控制骨架空隙率，因此在碾压时要选择碾压机械和碾压遍数。同普通沥青混合料一样碾压工艺分为初压、复压和终压三个阶段，其具体碾压工艺为：初压使用12t钢轮压路机碾压1遍；复压采用静压法碾压1～2遍；终压使用＜7t钢轮压路机进行收光。要求压实度控制在95%～100%。

参考刘凤根等（2022）［41］的做法，用研发投入与期末总资产之比来度量研发投入强度，并记为RD。

4.控制变量

经过长时间连续记录多片新阴极板的导电片变化发现，铜导电片上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新的阴极板导电片装入电解槽内，首先变为翠绿色，然后渐渐变为深绿色，这是因为导电片表面生成的碱式碳酸铜与电解液溢出的酸雾逐渐发生反应；分布也呈现一定的规律，同一电解槽两端的阴极板导电片由翠绿变为深绿色时间较长，电解槽中间部分的阴极板铜导电片由翠绿变为深绿色时间较短，这是由于槽中间处酸雾溢出量比电解槽两端的进液和下液端大，酸雾溢出量大加速了反应(5)的进行。

借 鉴杨松令等（2021）［1］、刘中燕和周泽将（2019）［14］、刘梦凯和谢香兵（2021）［15］等的研究设计，加入公司特征、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等不同维度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比率（Cashflow）、成长能力（Growth）、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OE）和股权集中度（Top1）。此外，为了消除行业特征差异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本文还设置了行业（Ind）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

各变量定义具体见表1所列。

（三）模型构建

参考已有研究，设计模型（1）来检验H1 及H1-1：

国内外已有研究中，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及其变体，二是企业会税差异（BTD）及其变体。由于第一种方法可比性差，且主要适用于西方情境，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BTD=（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该数值越大，说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中，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企业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在此基础上，Desai 和Dharmapala（2006）［29］使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税差异（DDBTD）来补充度量企业避税程度。BTD 和DDBTD可以分别表示为BTDi,t=αTACCi,t+μi+εi,t和DDBTDi,t=μi+εi,t。其中：应计利润总额TACC=（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资产；μi为样本期企业i残差的平均值；εi,t为t年度残差偏离企业i平均残差μi的程度。可见，DDBTD代表BTD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部分，从而剔除了相关因素的干扰。这里参照胡耘通等（2021）［40］的做法，采用DDBTD指标反映避税程度。

同时，设计模型（2）、模型（3）来检验H2：

近年来,开关柜局部放电的检测一直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一些检测方法也应运而生,例如弧光检测、超声波检测[3-4]、超高频检测以及音频声事件检测等。高压开关柜在封闭的环境下运行,因此,为检修工作不会影响开关柜的正常运作,广大学者都更加倾向于采用非侵入式检测。局部放电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发光发热、电晕声甚至击穿声,这一过程便可以按照可听声的范围,利用音频事件检测的方法进行开关柜的检修与维护。同时,根据声音信号的传播特点,利用音频事件检测还可以准确定位故障源[5-7]。但是,目前的研究的特征主要是MFCC特征。MFCC是语音识别的常用特征之一,但是用于非语音识别上,实际效果还需要验证。

金粉世家中的男人们，有三种。一种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一种是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一种是奋发向上的热血青年。几乎有些模式化了。对比而言，女性的形象就要丰富许多。

运用模型（1）考察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参见表3（I）列。企业避税程度DDBTD的回归系数为0.46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DDBTD 与SGR 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税收筹划对企业当期可持续增长产生促进作用，H1 得以验证。为了进一步考察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对SGR滞后1—3 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II）—（IV）列。企业避税程度DDBTD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02、0.233和0.172，均为正值且显著，说明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观察可见，滞后1期的系数小于滞后2期的系数，滞后2期的系数又小于滞后3期的系数，这说明税收筹划对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逐年衰减，持续时间是有限的。由此，H1-1得到验证。

掀开一个黑色遮阳网，栽培香菇的大棚里幽暗而湿润，矮矮的菇木密密排列着，鲜嫩的香菇就在这些菇木上静静生长，如同童话故事里小精灵的村庄。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可持续增长理论表明，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对中小板企业来说，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是提高业绩的根本路径［34］；对创业板企业来说，研发投入与绩效正相关［35］；对我国A股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增加研发投入或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支持，会显著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或财务可持续发展能力［36-37］。也有学者发现，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不仅与当期绩效呈现正相关，而且在设立两年滞后期后考察，这种关系仍然显著［38］。由此可见，研发投入能够提升企业绩效，从而促进企业当期和后期的可持续增长。从具体的作用机制来看，这种正向影响主要源于研发投入对生产成本的降低作用、对营业收入的提高作用以及对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巩固作用。总而言之，随着市场竞争程度加深，税收筹划在增加研发投入中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而更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为企业可持续增长又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基本假设检验

其中：i表示样本；t表示年份；j=［0，3］，用以表示滞后期数；εit、σit、θit分别表示各个模型的残差。模型（1）用于检验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其持续性。针对H1，应观察j=0时α1的方向和显著性，如果α1显著大于0，说明税收筹划促进企业当期可持续增长。针对H1-1，应观察j=［1，3］时α1的方向和显著性，以验证该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针对H2，应观察模型（2）中的β1和模型（3）中的γ1、γ2，如果β1显著大于0，说明税收筹划促进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如果α1、β1、γ1在j=0时均显著，则说明研发投入在税收筹划对企业当期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观察γ2在j=［1，3］时的方向和显著性，能够判断研发投入中介作用的持续性。进一步观察，如果γ1显著小于α1，则说明研发投入起部分中介作用；若γ1不显著，则说明研发投入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3 基本假设的检验结果

（三）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模型（2）观察税收筹划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I）列。DDBTD 的回归系数为0.05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税收筹划促进企业当期研发投入。模型（3）的回归结果见表4（II）列。DDBTD 的回归系数为0.437，RD 的回归系数为0.508，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当期可持续增长。依据逐步回归分析原理，可以做出判断，研发投入在税收筹划与企业当期可持续增长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比较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DDBTD 的回归系数从0.465降到0.437，说明研发投入在税收筹划与可持续增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运用模型（3），将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滞后1—3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Ⅲ）—（V）列。DDBTD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6、0.211和0.159，均为正值且显著，说明加入中介变量后，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仍然具有持续性。进一步观察，滞后1期的系数小于滞后2期的系数，滞后2期的系数又小于滞后3期的系数，说明加入中介变量后，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仍在逐年衰减，持续时间是有限的。由此，H2 得到验证。此外，进行Sobel检验，结果显示z值为8.137，p值为0，再次验证了中介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存在。

表4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新闻报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公正客观，它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更多的是代表其所属国家的利益。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观点和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因此，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新闻报道中看出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本研究也提醒广大读者们用批判的思维去阅读新闻报道，把握其中的真相。同时也希望国内的媒体朋友们通过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打造积极的中国形象，从而助力“一带一路”的伟大实现。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二）替换可持续增长能力指标

参考覃志刚等（2021）［43］的做法，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各地区人均GDP（单位：万元），用来控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0 所列。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表6 替换可持续增长指标的检验结果

续表6

（三）替换避税程度指标

参考刘行和叶康涛（2013）［10］的研究，结合我国税收环境，采用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RATE）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该差额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替换指标后的回归结果见表7所列，可以看出各主要变量回归系数变化幅度很小，检验结果与替换变量前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表7 替换避税指标的检验结果

（四）替换研发投入指标

为进一步验证研发投入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把研发投入的衡量指标替换为企业研发人员占比（RN），替换指标后的回归结果见表8 所列。各主要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化幅度很小，检验结果与替换变量前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为考察内生性问题，引入代表同年度、同行业企业避税程度的均值指标Mean_DDBTD。如果企业的避税程度DDBTD 大于Mean_DDBTD，设置变量MDDBTD=1，否则取值为0。MDDBTD 属于二分类变量，能够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因此，可借鉴黄贤环和王瑶（2022）［28］的做法，以MDDBTD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此外，选择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做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大于10%的临界值且显著，可以认为该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加入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见表5 所列。观察（I）列，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MDDBTD 和DDBTD 的相关系数为0.034，并且显著，说明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观察（II）列，第二阶段DDBTD的系数为0.435，该值为正且显著。可见，在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

表8 替换研发投入指标的检验结果

续表8

（五）替换样本

制造业企业在样本企业中占据主要地位，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柱，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制造业企业具有较强的合理避税潜力，对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也较强。基于此，本文单独选择制造业样本企业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9所列。检验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与此同时，虽然刑事立法政策也只有通过纳入刑事立法途径才可在司法过程中发挥更为有效、更为明确的作用，但法律是社会治安的最后屏障。与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相伴的僵化性所导致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于社会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国家。因而，在刑事法律尚不完备的时期，刑事立法政策可以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在刑事法治已经基本确立的今天，刑事立法政策对刑事司法仍起着重要的指导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法律空白，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表9 制造业样本企业的检验结果

续表9

（六）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借鉴靳曙畅（2019）［42］充分考虑股东、债权人利益的做法，用“企业可持续发展率”来衡量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率（SUS）=净资产回报率×收益留存率/（1-净资产回报率×收益留存率）。替换指标后的回归结果见表6所列，可以看出各主要变量回归系数变化幅度很小，检验结果与替换变量前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老年人跌倒发生率高、后果严重，是高龄老年人首位伤害死因，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都带来巨大的负担［1］。在老年人跌倒的危险因素中，患慢性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机体功能衰退，应变能力减退，各种慢性病的患病率逐渐增加［2］。防范住院患者跌倒或坠床是医院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评价医院医疗护理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3］。本研究通过对2012年在我院内科住院老年人进行平衡指数测定，并且通过机器数据语言获取患者跌倒的风险指数及来源，有针对性给予防跌倒宣教，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表10 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

六、进一步分析

考虑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受到相关调节变量影响。本文从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度两个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这两个具体情境对基本假设的影响，为相关企业决策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也为政府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提供参考。

（一）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完善，仍属于弱式或半强式有效市场，因此企业广泛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即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这导致大部分上市企业常常不能通过资本市场高效地筹集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从而影响企业可持续增长。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能从外部获得的融资金额就越少。此时，企业为了满足自身可持续增长的需求，便会加大对税收规避这种成本较低的内部融资方式的依赖程度［44］。因此，融资约束越严重，越有可能强化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

本文参考 Hadlock 和 Pierce（2010）［45］的做法，首先，将样本观测值分别按照企业规模（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观测年度-企业成立年度）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排前33%观测值的交集作为低融资约束组（FC=0），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排后33%观测值的交集作为高融资约束组（FC=1）。其次，选取资产负债率（Lev）、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B）、净营运资本与总资产之比（NWC/TA）和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EBIT/TA）四个融资约束相关度量指标与FC 共同构建Logit 回归模型，并根据上述样本求出各个系数的估计值，得到计算公式为：

最后，利用该公式计算出所有样本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FC）。该数值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以模型（1）为基础，加入融资约束程度（FC）与企业避税程度（DDBTD）的交乘项FC×DDBTD，对融资约束做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相关结果见表11 所列。在（I）列中，交乘项FC×DDBTD 的回归系数为0.394，并且显著，说明融资约束在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⑤Krugman P．，“What Should Trade Negotiators Negotiate abou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1)，pp．113 ～120．

（二）行业竞争度的调节作用

行业竞争度是指企业所处行业中竞争的激烈程度。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企业盈利空间被压缩，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被削弱，这会影响到企业战略选择和财务决策，企业管理层往往会选择更为激进的避税行为［46］，以谋求充裕的资金储备来支撑自身可持续增长。而且，市场竞争激烈会让管理层基于业绩的压力，作出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决策，从而提高经营效率，促进可持续增长。因此，行业竞争越激烈，越有可能增强税收筹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

参照刘晓华和张利红（2016）［47］的做法，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表示行业竞争度，公式为其中，Si为企业i的市场份额，即该企业营业收入与整个行业总营业收入之比。制造业使用二级行业分类，其他行业使用一级行业分类。考虑HHI值越大，意味着市场集中度越高，所以这里采用HHI指数的反向指标FHHI衡量行业竞争程度，FHHI与行业竞争程度正相关。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FHHI与DDBTD 的交乘项FHHI×DDBTD 对行业竞争度的调节作用做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11所列。在（II）列中，交乘项FHHI×DDBTD 的回归系数为0.723，并且显著，说明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越激烈，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明显。

表11 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七、结论与建议

为研究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关系，本文选取2011—2020 年沪深两市A 股非金融类公司财务数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税收筹划会显著促进企业当期可持续增长，并且该促进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持续性；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避税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通过避税增加的现金流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从而促进可持续增长水平提升，得出研发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的结论；第三，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得出，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度分别在税收筹划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政府应通过营商环境建设打造优质税收环境。可依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纳税指标的要求，从便利性和时间成本及两者设立依据、总税收与缴费率以及税后流程等三个层面打造优质税收环境，充分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②企业应重视科学的税收筹划管理。运用合法的税收筹划权利，节约资金，提高现金储备，以保障可持续增长。③政府和企业要进一步重视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在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中的作用。政府应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激励企业创新，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管理，稳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提高相对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促进可持续增长。④企业要正视促进效应持续性的相关问题。由于税收筹划和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增长的间接或直接促进作用都是随时间推移而衰减的，因此，企业要构建动态税收战略和建立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以提高可持续增长的稳健性。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避税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所节省或增加的现金流对可持续增长的支撑作用也是有限的。更加有效地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所需的资金保障，有赖于建立强式有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⑥政府要维护好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减少对企业的干预。政府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巩固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

本文设定的边界条件将在下面依次说明，在只对水下船体阻力研究时，边界条件设定的比较简单，在粘性模型中选择RNG k-ε 模型，在对材料进行定义时，需要添加液体水，对船舶在不同的航速时需要对inlet-water速度进行相应的设定，例如当船舶的航速在12 knots时，将inlet-water速度设定为6.1733m/s2，如果要研究船舶处于空气和水两种介质中的阻力，要使用VOF模型，并追踪空气、水二相流的自由液面，在静水面划分不同介质的流域，即静水面以上为空气部分，静水面以下为液体水部分，对船舶航行的阻力进行计算，应保证船舶水线面与气液相界面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