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振，董会忠，张力元

（1.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山东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3.西苏格兰大学 商业与创意产业学院，英国 佩斯利，PA1 2BE）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以绿色创新和低碳环保为主的技术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由速度领跑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驱动力［1］。2020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开放创新力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加强与国际创新产业高地联动发展，深度融合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园区内企业“走出去”，拓展新兴市场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跨国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的“桥梁”，是提升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2］。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中国OFDI规模由2003年的28.5亿美元突破至2019年的1 369.1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二位。然而，快速增长的OFDI 能否促进中国技术创新效率提升？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是否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考虑技术创新具有兼顾绿色创新和生态环境的双重性特征［3］，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从而提高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吸收转化先进技术的积极性，而环境规制政策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措施，如何发挥环境规制对OFDI 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正向驱动作用成为关键问题。此外，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活动要经过多种要素投入和多重创新阶段，该阶段可以划分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由此，本文提出的思考是：对外贸易投资过程中是否应该实施“一刀切”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是否存在最优环境规制区间能够最大程度促进OFDI提升中国技术创新效率？通过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新时代统筹中国环境保护、对外开放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OFDI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Pantulu和 Poon［4］、Siotis［5］通过对日本和美国的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向发达国家投资可以在高水平制造业、生物医疗、信息网络等领域获得逆向创新溢出，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毛其淋和许家云［6］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发现OFDI对中国企业创新具有持续性正向促进作用并逐年递增，显著延长了企业创新周期；范德成和刘凯然［7］基于2009—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研究发现，OFDI 逆向创新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门槛异质性，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特征；Lee［8］认为，OFDI 对东道国和母国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二是认为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Alazzawi［9］认为，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通过OFDI逆向溢出可以获得先进技术，但由于国内吸收、转化、利用先进技术能力有待提高，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创新效率呈负相关关系；梁圣蓉和罗良文［10］采用动态GMM 模型检验后发现，OFDI 研发资本对国内投资表现为“挤出效应”，不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姚惠泽和张梅［11］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发现，在较高的要素市场扭曲环境下，OFDI 能够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三是认为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具有非线性动态影响。韩先锋等［12］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研究发现OFDI对创新效率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向“倒U”型变化规律；聂名华和齐昊［1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呈“倒U”型变化趋势，且创新基础良好的区域更有利于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驱动作用；黄远浙等［14］利用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OFDI 广度和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OFDI广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而OFDI深度对创新绩效呈“U”型变化特征；杨世迪和刘亚军［15］认为，OFDI 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分别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和正向“倒U”型变化特征。

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这已得到众多学者证实［16］，而关于环境规制对OFDI 逆向技术创新溢出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Eskeland［17］认为，多数发达国家把OFDI 视为规避环境污染工具，将高污染产业转变为对外投资进入其他国家，从而达到改善母国环境质量的目的。贾军等［18］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绿色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能促进母国技术研发水平提升；李国祥等［19］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下OFDI 对母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在严格的环境规制水平下，OFDI 能够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关于OFDI 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两者关系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此外，鲜有文献从技术创新不同阶段探究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动态调节和区域异质性影响。本文创新点在于：①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划分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揭示环境规制对OFDI 逆向技术创新的动态调节作用，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是否存在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使得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②基于区域差异视角，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和非“一带一路”省份五大区域，考察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旨在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采取差异化策略、制定动态环境规制保护政策和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提供合理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Hansen［20］的创新价值链理论，一个完整的创新活动是由知识凝结、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三个子过程组成［21］。技术创新将环境理念与创新理念相结合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将技术创新活动划分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不同阶段。科技研发阶段是指从初始研发资源到实现科技成果产出的过程，成果转化阶段是指科技研发成果到实现产品市场产出以及商业化的过程。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OFDI 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影响机理，并做出相应研究假设。

（一）OFDI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

在科技研发阶段，OFDI作为跨国企业的“官凭路引”，使其能够快速融入国际环境，嵌入发达国家信息技术、生物医疗等高新技术网络，并通过学习交流、资源共享、劳动要素流动等方式获取逆向技术知识和创新经验，然后将之引入母国吸收利用［22］，进而辐射带动周边企业争相创新，形成技术知识溢出效应，提升了国内科技研发效率。此外，跨国企业利用OFDI 在他国进行研发创新、推广销售等活动，有利于突破资源瓶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借助国际大市场对母国技术创新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23］，为企业发展集约化、环保型优势产业提供活动空间，通过逆向“虹吸效应”提升母国科技研发水平。在成果转化阶段，OFDI 质量结构会影响成果转化效率，以中低端交易市场为主的OFDI 对技术创新效率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对国内成果转化产生“挤出效应”，阻碍成果转化效率提升［15］。但随着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跨国企业对技术创新吸收转化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逐渐对国外先进技术形成“追赶效应”，国际市场对高新技术产品和新型节能环保产品需求旺盛，加快了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转型，提升了企业成果转化水平［24］。毛其淋［6］、范德成［7］、Lee［8］等人的研究均证实了 OFDI 能够显著提升母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OFDI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具有异质性。

（二）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影响机理

在科技研发阶段，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可能诱使东道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和母国高污染产业滞留地［25］，降低了环境附加值、产品科技含量和技术溢出速度，导致企业创新研发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达不到预期收益，OFDI对科技研发效率促进作用有限。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东道国环保意识增强会产生“污染光环”效应，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环境合规成本，借助OFDI寻找新的“污染天堂”，更愿意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中低端产业转移到环境监管力度较低的国家，而将高新技术产业留在母国与外资企业形成高技术产业集聚［26］，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生产方式与国内严格的环境监管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经济创新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在成果转化阶段，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具有研发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跨国公司在尝试新的科技成果时要面临高投资、易失败风险［27］，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能有效激励企业主动获取先进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但是，当环境规制逐渐加强，企业为了保持原有销售额和满足生态环境要求，会主动通过OFDI渠道学习新型技术、增加基础投资、增强生产设备和创新技术的本土适用性，推动绿色技术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并辐射带动周边企业共同发展，形成高技术产业集聚、科技成果高水平转化，整体提升地区成果转化效率。

此外，由于不同区域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差异性，政府环境治理着力点也大不相同，诸多学者基于区域差异探讨环境规制与OFDI 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如杨世迪和韩先锋［28］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双向FDI 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在环境规制调节下可以强化OFDI 逆向绿色创新溢出，东部地区应比中西部地区实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张建和李占风［29］运用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下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存在环境规制单一门槛效应，OFDI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王竹君等［26］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OFDI 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发现OFDI 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规律。上述研究均验证了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影响机理表现出区域异质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3。

H2：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

H3：环境规制对OFDI 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科技研发效率（Eff1）和成果转化效率（Eff2）。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 模型分别测度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值。科技研发阶段投入指标主要考虑人力资本和研发经费两方面因素，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作为创新产出同时也是中间产出；除中间产出外，新产品研发经费和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追加投入纳入成果转化阶段投入指标；成果转化阶段的产出则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此外，鉴于前期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具有累积效应和时滞效应，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地区 R&D 资本存量［30］；非期望产出选取 CO2排放量来衡量，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焦炭、汽油、柴油六种能源为基准，参照国际机构IPCC 提供的碳排放因子核算CO2排放量。具体见表1所列。

表1 技术创新效率指标选取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OFDI数据分为流量和存量两种类型，根据历年平均汇率将以美元为单位的OFDI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考虑OFDI 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连续性，且流量数据短期内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因此选取各省份OFDI 存量数据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门槛变量

门槛变量为环境规制（ER）。环境规制包括环保政策和环境面政策两个方面，学界关于衡量环境规制指标的方法较多，例如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条例数量、污染治理投资额以及某（多）种污染物排放总量等，但这些指标更侧重于从环境治理角度衡量环境规制水平，往往忽略了环境规制本身的调节作用。本文借鉴韩先锋等［12］的处理方法，采用各省份实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表示环境规制，比值越大表示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节能减排效果越明显。

4.控制变量

本文设定控制变量如下：

（1）对外开放度（OPEN）。对外开放度通过国际市场可能会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程度影响，选取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表示。

（2）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合作、资源共享和劳动要素流动的主要渠道，选取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GDP比值表示。

（3）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是国内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和保障，选取人均GDP表示。

（4）资源禀赋（CLS）。资源禀赋能有效反映不同地区之间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会对技术创新系统投入指标产生一定影响，选取地区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数量比值表示。

本文选取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考虑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研究样本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EPS 数据库。

（二）门槛模型

参考以往研究可知，OFDI 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因此，本文基于Hansen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考察OFDI 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由于门槛数量未知，构建多重门槛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代表时间；Eff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科技研发效率（Eff1）和成果转化效率（Eff2）；OFDI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对外直接投资；ERit为门槛变量，表示环境规制强度；γ为动态门槛值；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误差项；I（·）为指标函数。

基于理论模型推导，本文将对外开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发展水平（PGDP）、资源禀赋（CLS）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2）：

四、实证分析

为保证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原假设为同质面板的 ADF-Fisher 方法、IPS 方法、PP-Fisher方法和原假设为异质面板的LLC 方法检验是否存在面板单位根，表2 检测结果显示，所有面板数据均具有良好的平稳性。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视角下，OFDI 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一）科技研发阶段回归结果分析

1.全国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分析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由表3 可知，Hausman 检验结果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做进一步研究，具体结果见表4 模型A1所列。OFDI的回归系数为0.055，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OFDI对科技研发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H1 得到印证。随着新发展理念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一些优秀跨国企业逐步转向拥有高新技术的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投资，并将先进的技术知识反哺母国，有效提高了技术创新吸收转化能力，带动国内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53、-1.421，在10%和5%水平下显著，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缺乏创新驱动力，引进的外资企业科技创新和绿色技术“含金量”偏低，因此在实施对外开放时要更加注重外商投资质量和结构，严格把控其进入门槛，提升在华外商科技水平和产品技术含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792，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科技研发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继续保持经济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技术创新驱动整体向好的重要保障。资源禀赋的回归系数为-0.041，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国内企业依然以资源要素导向为主，增加了科技研发环境成本，不利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未来应注重以政府规划、市场导向为主，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创新环境，提高科技研发效率。

表3 OFDI对科技研发效率的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及门槛估计值

表4 全国层面科技研发阶段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对于门槛模型估计，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采用Bootstrap 算法估计出P值和F值检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并确定具体门槛数量，结果见表3所列。从表4 模型A3可以看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调节OFDI 逆向科技研发溢出效应，其三个门槛值分别为0.240、0.578 和0.885。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240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21，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0.240，0.578］区间，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35，在1%水平下显著，开始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提升至［0.578，0.885］区间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76，在1%水平下显著，此时其正向驱动作用达到顶峰；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885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51，在1%水平下显著，促进作用有所降低。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作用下，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H2得到印证。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创新成本，但却有效倒逼国内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促进跨国企业积极寻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融资，提高OFDI 逆向科技创新溢出技术知识和产品附加值。通过与模型A1比较可以发现，环境规制跨过第二重门槛后，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系数明显增大，表明实施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更有利于促进OFDI对科技研发效率的驱动作用。

2.分区域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科技研发水平、环境规制强度、OFDI等因素存在“梯度差”，可能会导致OFDI 逆向科技研发溢出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经济圈，双向投资合作不断深入，也可能会对科技研发效率产生新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以及“一带一路”地区、非“一带一路”地区，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视角下OFDI 与科技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5所列。

表5 分区域科技研发阶段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门槛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东部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072和3.145。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3.145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3.145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技术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因此，只有实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才能发挥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提升作用。第二，中部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门槛值依次为0.217、0.341 和 0.608。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变化特征。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0.217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0.341，0.608］区间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正向促进作用最强，一旦环境规制强度超越该门槛，OFDI 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将会弱化。第三，西部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门槛值依次为0.152、0.287 和0.741。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变化特征。当环境规制强度依次跨越 0.152、0.287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影响表现为正向边际递增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741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西部地区技术密度、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创新要素水平有限，科技研发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环境规制、对外贸易政策等应与当地实际情况相适应。第四，“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796 和1.855。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1.855 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即只有环境规制跨过第二重门槛值，才能最大程度发挥OFDI 逆向创新溢出。因此，应尽快完善“一带一路”地区环境保护政策，提升外资企业对华投资质量，推进国际高技术产业交流合作，为科技研发活动提供优质条件。第五，非“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门槛值依次为0.577、1.075 和1.640。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当环境规制位于［1.075，1.640］区间时，OFDI 的促进作用达到峰值；当环境规制跨越第三重门槛后，虽然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仍表现为正向影响，但作用效果明显开始减弱。这表明非“一带一路”地区基础创新要素较好，具备一定的研发创新优势。通过对五大区域的门槛分析可知，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影响，H3得到印证。

（二）成果转化阶段回归结果分析

1.全国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线性模型B1分析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由表6 可知，Hausman 检验结果在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具体结果见表7 所列。OFDI 的回归系数为0.082，在1%水平下显著，对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印证了H1 的合理性。此外，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回归系数大于科技研发效率的回归系数（0.055），说明OFDI 对科技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小于成果转化效率，逆向技术创新溢出表现为阶段异质性特征，再次印证了H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度的回归系数为0.314，在1%水平下显著，促进了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表明频繁的贸易往来有利于提高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绿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1.018，在5%水平下显著，对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外资企业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带来了初始资金投入、市场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水平，倒逼母国企业进入中高端市场，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112，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基本保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化。资源禀赋的回归系数为0.009，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要进一步明确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表6 OFDI对成果转化效率的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及门槛估计值

表7 全国层面成果转化阶段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 和表7 模型B3所列。经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OFDI 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370 和0.795。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0.370 时，OFDI 的回归系数为0.033，在1%水平下显著，对成果转化效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0.370，0.795］区间时，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达到顶峰，出现最优的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795 时，OFDI逆向成果转化溢出效应开始减弱。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呈现正向“倒U”型非线性特征，印证了H2。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初期，母国企业通过OFDI 途径获取的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绿色产品能够快速利用推广，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短期内有效地提升了成果转化效率；随着“走出去”战略大力实施，贸易投资质量和结构参差不齐，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更有利于实现OFDI 逆向成果转化溢出，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2.分区域层面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8 的门槛回归结果发现：第一，东部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门槛值依次为0.540、1.835 和5.658。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5.658时，OFDI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5.658 时，OFDI 才能显著提升东部地区的成果转化效率，即最优的环境规制调节区间为第四门槛区间。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先进技术水平、丰富管理经验以及雄厚的创新条件，因此，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应借机加快构建绿色技术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促进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增强OFDI 逆向成果转化溢出作用。第二，中部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335 和0.480。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0.335时，OFDI的回归系数为0.014，在1%水平下显著，对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0.335，0.480］区间时，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正向驱动作用最强，即最优的环境规制调节区间为第二门槛区间；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0.480 时，虽然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依然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度有所减弱。因此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对中部地区成果转化效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倒U”型非线性特征，适度的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促进OFDI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驱动作用。第三，西部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门槛值依次为0.215、0.840 和1.247。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依次跨越这三重门槛值，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表现为“上升—上升—下降”的正向“倒U”型非线性特征；当环境规制位于［0.840，1.247］区间时，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正向驱动作用最强，即最优环境规制调节区间为第三门槛区间。表明在“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等政策支持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破坏，实行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发展空间。第四，“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门槛值依次为0.180、1.055 和1.438。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0.180 时，OFDI 的回归系数为0.015，在1%水平下显著，对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0.180，1.055］区间时，存在最优的环境规制门槛区间，使得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促进作用最强；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1.438时，OFDI的回归系数为0.030，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对“一带一路”地区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呈现出正向“倒U”型变化趋势，表明“一带一路”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共创共建，加快推进绿色产业结构升级。第五，非“一带一路”地区通过双重门槛检验，环境规制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0.08 和2.785。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2.785 时，OFDI 对成果转化效率正向驱动作用最强，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对比发现，非“一带一路”地区的环境规制最优门槛区间高于“一带一路”地区，这表明非“一带一路”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创新条件，增强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表8 分区域成果转化阶段门槛模型分析结果

续表8

上述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再一次印证了H3 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五大地区都存在最优的环境规制门槛区间，最大限度地促进了OFDI逆向成果转化溢出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的真实可靠，本文借鉴葛鹏飞［31］、杨世迪等［32］的做法分别对一般线性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①对于一般线性模型，重新选取核心解释变量，用OFDI流量数据替换原来的存量数据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 模型A2和表7 模型B2。②对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将OFDI 滞后一期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 模型A0、表4 模型A4和表6 模型B0、表7 模型B4。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均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且该模型回归结果与原模型相比变化程度较小，说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9—2019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①研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区域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且对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②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科技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分别通过了三重门槛和双重门槛检验，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均呈现正向“倒U”型非线性特征，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最大程度激发OFDI对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③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 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科技研发阶段，东部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在成果转化阶段，中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通过了三重门槛检验。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充分发挥OFDI 对中国技术创新效率的逆向溢出作用。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下，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引力场”和国际贸易“主战场”，协同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提高双向FDI投资水平，以高水平双向投资融入全球市场，借机完善自身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综合竞争能力。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活动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引导OFDI 投资优先流向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地区），提高OFDI 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进一步锤炼跨国公司自主研发能力，实现科技研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协调发展，提升整体技术创新效率。

第二，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策略。对于经济发达、技术研发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挥龙头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持续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建设高水平技术平台。围绕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圈打造创新“联合体”和“快车道”，构建跨省域环境规制联防联控政策，加强城市群、经济圈之间合作共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要制定灵活的、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避免出现“一刀切”“关门了之”等现象，可实行以政府科技创新补贴为主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并辅以环境税、绿色消费等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手段，激励企业研发创新，促进区域技术水平提升。

第三，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坚持和深化对外开放战略，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框架，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扩大“丝路海运”品牌影响，加快建设福建、新疆“一带一路”贸易核心区和“空中丝绸之路”。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发展“电商丝路”，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合作体系，扩大双向FDI投资。鼓励引导跨国公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绿色研发产业进行海外投资，实现OFDI“量”的飞跃和“质”的改善，通过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国内技术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