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伟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伍子胥的故事最早见于《国语》和《左传》，但都比较零散。《左传》记载伍子胥的事迹主要是在昭公二十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和哀公十一年等相关文本中。《国语》对伍子胥的记载主要是在卷十九《吴语》和卷二十《越语·上》。此后，秦汉诸子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对伍子胥的故事有所提及，但也都是一笔带过。最详细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用了《伍子胥列传》一整篇来记述伍子胥的故事。东汉杂史《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为伍子胥故事作了最后的定型。唐朝时期，说唱艺人将伍子胥的故事与时兴的变文相结合，创作出《伍子胥变文》这部优秀的作品。但奠定伍子胥复仇故事基础的却是《史记》，后世文学作品写伍子胥故事主要是依据《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伍子胥单独立传，并第一次详细记述了伍子胥的事迹。其中，渔父帮助伍子胥渡江、浣纱女投江、伍子胥吹箫乞食等情节尤为精彩，这些情节也成为后世戏曲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一、元明戏曲中的伍子胥形象

到了元明时期，伍子胥忠臣孝子的形象一直是人们品评和纪念的重点。戏曲是元代的代表性文体，元曲作家从伍子胥的故事中汲取灵感，将他一生中的精彩经历编排成系列历史剧搬上舞台，集中赞颂了伍子胥忠孝智勇的美好品德。这些系列剧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临潼斗宝、兴楚灭吴、子胥复仇。

（一）《临潼斗宝》

《临潼斗宝》的故事是元代杂剧作家的创新，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这一故事情节。《临潼斗宝》全称《十八国临潼斗宝》，传说春秋时期秦穆公定下计策，邀请十七国诸侯至临潼赴会，诸侯各出传国之宝进行比斗，楚国伍子胥在会上举鼎示威，制服秦穆公。剧中的伍子胥先是在比舞试剑时战胜了甘蝇，又在秦穆公准备下令让埋伏的将士生擒十七国诸侯时，一手杖剑、一手揪住秦穆公，成功扼住了秦国士兵的七寸。他“文过百里奚，武胜秦姖辇，拳打蒯瞆，脚踢卞庄，剑吓无祥，保天下十七国诸侯，无事还国。”这部杂剧作品集中表现了伍子胥智勇双全的过人品质和文武兼济的卓越才能。

虽然正史中并没有《临潼斗宝》的相关情节，甚至，正史对伍子胥少年时期的事情也语焉不详，但这恰恰为元代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在民间历史传说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重新塑造了一个更加丰满生动、有勇有谋的少年伍子胥形象，使伍子胥一生的经历更加完整。

（二）《伍员吹箫》

元代李寿卿创作的《伍员吹箫》杂剧也是伍子胥系列故事之一，它强烈地歌颂了伍子胥的复仇精神，塑造了一位复仇英雄的形象。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传作品中的情节相比，《伍员吹箫》的故事情节有一些改变：增加了费无忌之子费得雄的戏份，渔父为门闾丘亮，变得有名有姓，多出了闾丘亮之子劝说伍子胥不要攻打郑国的故事情节。除此之外，伍子胥事后找到浣纱女之母和闾丘亮之子报恩的情节也是史传作品中不曾见到的。与《临潼斗宝》相比，《伍员吹箫》集中渲染的是伍子胥逃亡过程中的落魄境遇和报仇心切。他在亡楚时发誓：“但借得铁甲三千入故乡，你看那费无忌智量，怎和俺伍子胥近旁，我将的泼无徒直搠满了这湛卢枪！”丹阳陷落时，他“但想起父兄仇，便急得我肝肠碎。（带云：有一日拿住费无忌呵！）直着那厮摘胆剜心，做俺祭桌儿上的礼！”他在借得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时还说要“早拿住贼臣无忌，再掘开平王坟地，与尸首三百钢鞭，才雪我胸头怨气”。鞭打昏庸无道的楚平王的尸首为父兄报仇，这是何等坚决、何等刚烈的英雄气概！虽然伍子胥鞭尸是为了复仇，但这毕竟是以下犯上的表现，所以，《伍员吹箫》这部剧在表现伍子胥顽强的复仇意志的同时，又试图从封建正统观念的角度为他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所以，李寿卿在作品中极力渲染楚平王的昏庸无道、费无忌的阴险狡诈、伍子胥一家的无辜身死，从而说明伍子胥攻楚并非有意灭楚，而是为了讨伐无道昏君以报父兄之仇，所以，他的种种行为可以定性为匡扶正义而非以下犯上。

（三）《楚昭公疏者下船》

《楚昭公疏者下船》简称《疏者下船》，是元代郑廷玉创作的一部杂剧作品。

该剧中，楚昭公这一角色是楚平王的继任者，他对伍子胥伐楚一事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交口称赞，充分肯定了伍子胥在临潼斗宝时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卓然品质。楚昭公的唱词中有“伍盟府天下罕”“他正是良才奇宝在人间”“那里取这般忠义人、英雄汉，他举鼎时多敢有神力相关”“他唬得那秦姬辇怎敢遮拦；百里奚只瞪眼看……他直着秦公子曲躬躬亲送出潼关。”从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楚昭公对伍子胥不吝溢美之词。他在欣赏伍子胥的同时，还斥责了楚平王和奸臣费无忌的种种行为：“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最终导致了“贤人投敌国”“猛将过昭关”“你每做的来不周，结下了父兄仇，抵多少不是冤家不聚头……他只待摘了你心肝标了你首，可兀的便肯干休”。这里的曲文用语本色，无刻意的文学性渲染，也很少运用历史典故，多是直抒胸臆，所以，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而又情真意切。正如清人梁廷枏《曲话》(卷二)就艺术成就论此剧时所云：“郑廷玉作《楚昭公》杂剧……自尾倒尝，渐入佳境。”楚昭公的这些唱词在表现伍子胥武略超群、才华横溢的同时，也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在危急关头的清醒认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对伍子胥的惧怕。

（四）《浣纱记》

《浣纱记》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讲述伍子胥故事的戏曲之一。作品中的伍子胥仍然是前代文学作品中忠孝两全的形象，在第四出“伐越”中，伍子胥首先表明自己的心迹：“父怨方酬魂未返，君恩欲报心犹赤……皇天后土，鉴生平忠孝之心；名山大川，谅宿昔英豪之气。”随后的念白说明他是一个恩仇必报的人，“一饭之德必酬，纤芥之仇必报。父兄深怨，鞭及墓下之人”。剧中的伍子胥对吴王忠心耿耿，他力谏吴王不要允许勾践投降，“勾践强暴，屡肆侵凌。今力屈计穷，命在顷刻，是天以越赐吴，此机不可失也。”但是吴王一意孤行，并没有听进去伍子胥的劝谏。

《浣纱记》最突出的一点是，剧作充分表现了伍子胥对吴国未来的矛盾和顾虑心态。在忠言不被采纳，报国无望时,伍子胥曾经想过归隐山林，但是他又怕这样做辜负先王，犹豫不决的伍子胥决定向隐士公孙圣求助：

(末)当初既仗吴之先王，得尽孝道，今日即弃吴之后主，不竭忠诚，则是贪生怕死，背义忘恩，乃小丈夫之所为，窃为吾弟不取也。

(外)杀身殉国,此亦何难。但恐吾死，吴国又亡，既无益于邦家，又灭绝乎宗祀，却不两下耽误了。

(末)岂不闻死生有命，祸福在天。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存为楚国之杰，殁作吴地之英。

公孙圣认为“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并不可取。他建议伍子胥寄子他邦，这样既能够全君臣之义，又能够尽父子之情。在这里，公孙圣对伍子胥的种种建议应该视为作者对伍子胥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只不过是借公孙圣之口告诉观众而已。作者在这里阐述的父子君臣观念，也反映了明代忠孝观念中忠高于孝的特点。总之，《浣纱记》一剧刻画的是一位忠孝节义的伍子胥形象。

二、近现代京剧中的伍子胥形象

（一）《战樊城》

《战樊城》是京剧中的名段，又称《杀府》《拆书》《伍员逃国》。其中有两个著名的唱段，其一为：

伍员（白）：兄长！

【西皮原板】

兄长说话欠思论，休把今人比古人。

文王被囚天注定，伯邑考焚身命里生成。

既是平王（转西皮二六板）加官赠，就该有圣旨到樊城。

若是爹娘修书信，为什么有“逃走”二字在书后存？

怕的是失足履陷阱，那时节插翅也难腾。

我一心坐定樊城镇，愿做个不忠不孝的人。

这一段中的原板，规劝兄长。转入二六后，指出信中的疑点，言之有据。这段唱词结构紧凑、言简意赅，后一段感情色彩较为浓厚。伍子胥已意识到这是与兄长生离死别，但为安慰兄长，他并未过分流露悲伤情绪。接下来他问候爹娘、一路平安的祝词，也是一种宽慰的话，伍子胥深知此行不祥，因而意境甚是悲凉。唱词塑造了一个精明强悍、机警过人、意志坚定的大将伍子胥的形象。

（二）《文昭关》

《文昭关》一剧取材于明代的小说《东周列国志》，又名《一夜须白》。《文昭关》中有一段【二黄慢板】和【快三眼】：

【二黄慢板】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昭关有阻拦。

幸遇那东皋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

一连几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

俺伍员好一似丧家犬，满腹的含冤向谁言？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

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

【快三眼】

心中有事难合眼，翻来覆去睡不安。

背地里只把东皋公埋怨，叫人难解巧机关。

若是真心来救我，为何几日他不言？

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献与昭关。

哭一声爹娘不能相见，不能见，爹娘啊！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

鸡鸣犬吠五更天，越思越想好伤惨。

想当初在朝为官宦，朝臣待漏五更寒。

到如今夜宿在荒村院，我冷冷清清向谁言？

我本当拔宝剑自寻短见，寻短见，爹娘啊！

父母的冤仇化灰烟。我对天发下宏誓愿，我不杀平王我的心怎甘！

两种板式组成的大段唱腔，以层递式结构和趋紧的节奏形式，以及抑扬顿挫、轻重缓徐的行腔方法，唱出了伍子胥孤凄冷落的形象，表现了他在困境中的压抑情绪。

除此之外，据文献记载，还有许多佚失的作品，如元杂剧《伍子胥力伏十虎将》《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采石渡渔父辞剑》，明代戏文作品《临潼记》、明代许自昌的传奇作品《临潼会》、王珠的《合襟记》，这些剧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敷衍伍子胥一生的事迹，歌颂了他忠孝节义、智勇双全的高尚情操。另外，京剧中与伍子胥有关的剧目还有《刺王僚》《专诸别母》《要离刺庆忌》《战郢城》《哭秦庭》等，但因为其与伍子胥关系并不是很大，或者并不是以伍子胥为主角，所以本文并不讨论。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先秦的《左传》《国语》到秦汉时期的《左氏春秋》《史记》，再到元明清时期伍子胥故事系列剧，如《临潼斗宝》《伍员吹箫》《疏者下船》《浣纱记》等，再到近现代的京剧《战樊城》和《文昭关》，我们可以看出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演变脉络和伍子胥形象的重塑与嬗变过程。剧作家们善于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细致入微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他们的作品追求故事情节的丰满和生动，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从而吸引读者和观众。

戏曲舞台上的伍子胥形象被极大地英雄化了，他的许多过人之处被夸张和放大，而他身上许多常人的特征则被缩小和磨灭，总之，中国历代不同阶层的人都在按照自己的价值和审美重新塑造伍子胥这一形象，所以，伍子胥这一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剧作家手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但我们又可以发现，历代创作者似乎都没有直接从是非曲直的角度评价伍子胥的复仇行为，而是倾向于将他塑造成一位令人同情的正面人物。于是，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看到了他们本来所希望看到的善与美的胜利，并在这种情感体验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与此同时，作为创作者的知识分子也借机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使自己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对历史事件再回顾、对历史人物再塑造的心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