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柏）

（邱思雨）

（朱振亚）

作为“潜力场域”的电子游戏空间

2022 年4 月20日的《红辣椒》网站上，刊载了格瑞·哈特的文章，题为《像素与砂浆：电子游戏的建筑政治》。

哈特指出，当电子游戏刚刚诞生时，游戏开发者就出于美学和好玩的目的，对建筑学进行了大量借鉴——比如《刺客信条》就花了大力气来打造类似巴黎圣母院一样的场景，以使得玩家沉浸在游戏的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建筑师也开始关注电子游戏的世界——比如，有人就认为，电子游戏这样的文化媒介，可以使建筑师想象超出实用原则的未来建筑，而且已经有一些建筑师将虚拟引擎之类的工具用于建筑设计。

哈特认为，如果只是将游戏空间视为游戏的被动承载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指出，游戏空间是一种“潜力场域”，即从本质上说，游戏空间并非只是被动的容器，而是积极形塑、灌注和指引着游戏的样貌和性质。因此，要理解游戏的政治，我们就需要分析它是如何通过其环境来指引玩家的。

比如现代军事射击类游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玩家扮演美军战士，在阿富汗的某个城市与义军战斗，我们可以看到，游戏里的城市建筑，是如何与游戏暴力的帝国主义政治相结合的——在游戏中，你能看到房屋外墙上的涂鸦，它们是阿拉伯文字，是高举的拳头、交叉的刀剑；城市主体已被战火摧毁，校舍被遗弃，桌椅被拿来构筑临时工事……另一方面，玩家只能依循游戏指定的路线前进，并且在很多时候，角色的移动由程序自动控制；如果你想探究一下被遗弃的学校里紧锁的门或者废墟，就会发现没有门径，更有甚者，你可能还会被判定闯关失败。就此而言，我们在《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里看到的阿富汗城市，它布满了战争伤痕，它没有历史传承、没有社群生聚，它是一处暴力空间，它等待着游戏玩家来赋予其“文明”。

在哈特看来，游戏产业在当下世界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且脸书等巨型企业正进军游戏产业并创造和寄居于数字空间之中，当此之时，我们就尤其需要去追问被编码进这些空间之中的意义和信息究竟是什么。空间的建造总是关乎权力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建造空间的是符码而非砖瓦而有所改变。

（王 柏）

人工智能及其后果

2022 年4 月25 日的《批判性探寻》网站上，刊载了劳伦·M·E·古德拉德对凯特·克劳福德的著作《人工智能地图集：权力、政治以及人工智能的地球成本》的评论。

按照每个人对“人工智能”熟悉程度的不同，《人工智能地图集》要么能帮你了解电脑技术中被大肆渲染的一场革命，要么就是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批判。该书作者克劳福德是一位跨学科的人类学家，他的研究横跨了研究与实践，其著作因此也就以这样一些主题划分：“劳动”“分类”“情感”“权力”等。该书的讨论有理有据、脉络清晰，这其中亦包含作者在电商完成中心、政府部门档案馆和矿井中的民族志观察所得。

正如有读者所知晓的，我们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与科幻小说和电影里的类人机器人相去甚远。更易混淆视听的是，主流言论里总是镶嵌着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的笃定、对“图灵测试”的神秘化解说、对“神经网络”相关术语的卖弄，以及对大规模失业和机器人掌控一切的预警。但实际上，目前最为强力的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软件程序驱动数据库和计算能力，产生能提供关于人和世界的有用的（至少是有利可图）预测的统计学模型。其结果就是一种多用途技术的诞生，它能扩大监控规模、根据已呈现出来的规律预测未来，并将决策权集中到那些设计、使用了人工智能并从中获益的人手中。克劳福德的一个核心议题是，人工智能实际上既不人工（因为它依赖于人所产生的数据、人所设计的程序、人能带来的协助），也不智能（如果智能是指从经验中加以概括、对假设的想象、借助常识和因果推理来理解世界的话）。

该书的“地球”一章，很好地诠释了作者的方法论。她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带领读者来到旧金山的硅谷；她继而又引领读者来到位于内华达州的一个老旧矿区小镇，那里的“地下锂湖”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最基本的制造材料。我们由此知道，“人工智能的生命周期”乃是每一步都需要汲取能源的范围宽广的供应链；而这些第三方网络在环境和人道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往往不为公众所知，且为技术公司否认自身的剥削性提供了貌似有理的证据。在“数据”一章中，克劳福德指出，现有人工智能对生物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的收集，将其与十九世纪晚期的优生学联系在了一起：如今的机器学习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关于人的信息进行分类，并被更为频繁地运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医疗健康、准入资格、雇佣解雇、刑罚期限等），但其中又涉及哪些伦理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问题？

（邱思雨）

桑托斯与“批判的地理学”

2022 年5 月12 日的《波士顿评论》网站上，刊载了罗伦斯·罗森针对著名非洲裔巴西地理学家弥尔顿·桑托斯的著作《走向一种新的地理学》和《空间的性质》的书评，题为《新的旧地理学》。

罗森指出，二十世纪的地理学，大概有这样几种基本思路：世纪初的二十多年，占主导地位的是环境决定论，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理想经纬，正好与美国纽黑文的坐标相符；从1950年代开始，地理学开始强调量化研究及区域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既有的地理学，桑托斯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量化研究造就了格局狭隘的专业主义——一方面，量化研究将数据从对象整体中单拎出来，人们由此无法获取系统的了解；另一方面，数据与永不停歇的生活流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某一时刻做快照式的数据分析，与实际生活的流变之间是什么关系？其次，地理学的整体论和跨学科并未达成——无论是将地理学等同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对于社会学的挪用，效果都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地理学那些总是来自欧洲知识传统的过时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压迫——地理学在概念上的壮举之一，就是掩盖了国家与阶级在社会和空间形成中的作用；即使到了后殖民时代，地理学依然被作为逃避系统剥削的责任的手段。

罗森认为，桑托斯批评地理学家们太过专业主义而缺乏大局观，这也许是对的，但此类批评似乎也适用于当代学术的普遍倾向；另一方面，我们绝大多数人想当然地以为，所谓地理学，就是我们手边有点击按钮的那些地图，就此而言，类似桑托斯这样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考，无疑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地理学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来之不易——研究显示，正是因为有了人类寻求生存的实践斗争，人们脑子里才可能有地图这样的概念。而如今人们在地理学方面的普遍无知、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普遍无感，是否也并非多么美好的预兆？

（朱振亚）

环境史写作的新动向

2022 年5 月15 日的《上海书评》网站上，刊载了针对芭丝谢芭·德穆思的专访。德穆思2019 年出版的著作《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是首部关于白令地区的综合性历史著作。

该书在结构上设计精巧、视野宏大辽阔，包括海洋、海岸、地下、陆地等地理空间，这些空间之间又有着联系。对此，德穆思回应说，该书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正是为了对应这一点，即殖民统治的时间模式与生态系统中能量产生的空间模式是相互切合的。进而言之，对于环境史书写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讲什么故事，还有如何去讲述。另一方面，德穆思对能量的流动尤为感兴趣，在书中多次提及能量和熵的问题。还需注意的是，该书没有任何章节以人类视角开篇，这也并不是出于偶然，因为作者希望能够拓展专业历史学家对写作内容和写作对象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意识到，将人类放在叙述的中心，这只是讲述历史的一种方式，是受我们自己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