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燕青

生命的开场，大都是热热闹闹的。像一场不吸引人的大戏，锣鼓喧天地拉开大幕，剧场满座，渐渐地不时有人半途退场，待到谢幕时，早已人去楼空。或者说，生命的过程就是一道又一道的减法算术题，这多半是从我父母生活中得到的答案。

周末，常回干休所探望父母。有一天，我一踏进干休所大门，看见边上那个小花园里坐着我的父亲，正想招呼他，却发现那人不是父亲，原来是跟父亲长得有些像的另一个老人。我心里一惊，满了悲与喜，喜的是，父亲只是在医院，还陪伴我于这世上；可又生出悲情，心想若今天这情景在父亲人生结局之后，我一定是伤心。我知道那人生的结局是铁定的，谁也逃不掉，我只是不去想。每每我问安的电话总是提心吊胆口气不安，常常掩不住我内心的慌，生怕一个电话就引出什么不好的结果。我害怕失去他们任何一个，虽然我受过不少伤害。童年时我从老家来到福建，离开姥姥离开族人，来到福建陌生的军营，这是我人生一个大数字的减法算术题，一切都被减掉了，我孤零零地站在等号的一边，像从大树上飘零下的叶子。

好不容易，陌生的父母成了亲人。可我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几十年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所有活成亲人熟人的人，都随那岁月的流水哗啦啦地流走了，那么彻底那么干净，我不断地做着减法算术题，最后，等号的一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亲人和我的孤独。若再没有父母陪伴的世界，该是多么凄清落寞。

有一天，我猛然发觉，干休所里和母亲一块散步的那帮老人正在锐减。那天，我忽然问母亲：“那个走路很快的、疾风扫落叶般的老太太哪儿去了？”母亲弄明白我问的是谁后，说她早半年前就坐到轮椅上了，是那种半步都不能离开轮椅的人了，她的孩子若没回来，就没人推她出来遛了，所以我很难见到她。我听了心里悲切，想当年她那么利索，有时正着走，有时退着走，无论正着走还是退着走，一律风一样快。又总是穿宽大的花色艳丽的裙子，像一只美丽的大鸟飞过来飞过去。很久以后，我才见到她，坐在轮椅上的她憔悴了很多，她被女儿推着出来散心，见了我，高兴地大声喊我小于。寒暄后，她不住地诉起苦来，说她的腿瘫了，说瘫了后的种种不便。我多少能理解一点，原本是自由翱翔的大鸟，忽然就被命运捉住剪去了翅子，受了限制的苦楚可想而知。我不知道她如此长寿的轮椅残生，是该庆幸还是该叹息。她隔壁的那家，那房子都被空出来了，两个老人都走了，两个孩子一个在外地一个在本地，在本地的有大房子住着，也不想来这里住，干休所不允许出租，所以只在节假日来住两天，或是外地的孩子回来休假住。

这些年，干休所的老人一直在减少，常听父母说到哪个老头走了，哪个老太走了这类的话题。干休所过道里有一面黑板墙，常有白色粉笔写的讣告，最朴素的黑底白字也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记录的都是生离死别的事，看了总是一凛，心想又一个老人永远地离开了。这是一道又一道人生最严峻的减法算术题。有时黑板上的门牌号与我父母家的数字相近，真就吓出一身冷汗。在这个一百多户的干休所，在这个有军人站岗把守的地方，依然没有把死神吓走，死神像是蛰伏在暗处，看着这个原本还算庞大的散步队伍，冷笑着，不时伸手拽出一个，拽出一个，像一个恶作剧的游戏。据说一百多个老干部就剩三十来个了。还在不停地减少。干休所里的卫生所那面墙上记录了所有老干部的名字，有的已经不在了，可卫生所工作人员依然没有涂去，也许他们觉得不忍心，怕他们的亲属见了会有人走茶凉的悲伤。可是人走了名字还在，同样会给亲属带来悲伤，这是没有办法的。

细想想，确实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已经好久不见了。一百多户人家的干休所，我只是熟悉他们的模样，看不到了的人，不是去了医院，就是长期卧床或是走了。“走了”，是这个老年国度里频繁出现的词，且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简直就是加速度。这让活着的人更加凄惶。这里都是些无神论的老人，可他们也不肯直接说出那个“死”字，却用“走了”这个其实已经关涉灵魂的词。至于灵魂，我不知道他们愿意有，还是没有。

“走了”，这是一个动词，这是一个必定出现在你生命之后的词，无论网络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无论如何时髦前卫与华丽的新词，都不能代替“走了”这个特定的词。这个词，带着惊悚和无奈，也带着点阿Q精神。走，是不是比坐在轮椅上，比躺在床上插满管子更好些。

走，总是潇洒的，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走四方》：“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岁月长又长，多么好呀。还有一首《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何不潇洒走一回……”唱这首歌的人，不知道走到人生的终点站时，还能不能潇洒，不过，有腿能走就是好的。有些老人很大年纪了，腿脚依然健壮，连拐杖也不用，真是让人羡慕，走，是多么好的人生状态。

我大舅的一生走了许多路，到过韩国，还差点去了台湾，他这一生走得太辛苦。我大舅的走，对我母亲打击很大，那是她在世上唯一的娘家人。母亲这边的亲戚，她这一辈的亲人里除了她都走了，死神将她家族的人一个个拽走了，留下她一人惊恐无奈地活着，她是她家族里这道算术题唯一一个站在等号这边的人。母亲的家族不需要任何虚构，便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我说过要写一部家族自传体小说，题目也起好了，叫《半截牡丹》，而且广而告之，可是我一直没有写，真是丢死人了，后来写了同名散文，发在《作品》，是不是也能扳回一点面子。姥姥是她那一代人的叛逆代表，她反抗裹脚，总是趁家人不在偷偷放开缠裹布，本该三寸金莲，却成八寸大莲船，受尽了同时代人的歧视与嘲笑。姥姥年轻时最爱也最怕庙会，那是大姑娘小媳妇的赛脚会呀。姥姥一张美丽的脸和一双大脚的反差，也使她十里八乡名声在外，半截牡丹的绰号盖过她的真名，以至没几个人知道吴金花是谁，却没人不知道半截牡丹是谁。遇上赶集或是走亲戚，姥姥骑驴总盘着腿，把一双大莲船掩藏起来，男人们远远就嚷开了：“看那儿，半截牡丹来了！”

大舅走了几天后母亲才告诉我的。母亲平静地说出她最亲近的人的死，而我比母亲更平静。我什么都没说，我能说什么呢？我的悲伤加无能就是我的沉默。在母亲的眼里，我一定是个绝情的人吧。我的大舅更是这样认为吧，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我家三个孩子里，我对大舅最有感情，我小时候被寄养在山东老家，大舅在沈阳，他常回家看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大舅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对谁发过脾气。一个卑微的人似乎是不配发脾气的，大舅似乎只配点头哈腰。这些年我甚至没有给他打过电话。大舅一家经济拮据，我的俩弟弟都去过沈阳看望过大舅，他们都是出公差去的。我没有这个机会，我即使去了也没有多少钱给他，我一直混得不好。母亲说他住在很偏的地方，不好找，我这样的路盲就更不敢去了。后来的这些年，我的腿一直不太好，如果我给大舅打电话，我说什么呢？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不该有的我有了，不该没的我没了，我还能给予大舅什么呢？说我腿受伤不能去看他？只能平添担忧。我知道母亲每星期都要给他电话，我也就感到安慰了，也就不需要我了。于是我就沉默了。

大舅一直住着简陋的房，每当想到这个，我就渴望有钱，就在心里做发财梦，心想如果我有了钱，一定为大舅换套大点的房。我小时候大舅最爱我，就是他不爱我我也会爱他，因为他是世上最爱我的人——我姥姥的儿子。可是我的经济一直停留在“如果”的状态。现在梦也不用做了，大舅去了不需要房子的地方了。

大舅走了，我的母亲更寂寞了，谁也不能替代母亲心里的忧伤。那一刻我记下了母亲的心痛，母亲的心痛是那种暗自神伤的，看上去很平静。说破了，那是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有思想准备的心痛。是的，我的母亲早有思想准备，这可从家里那只鸟那条鱼得到验证。家里养了两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用一个鸟笼装着吊在院子里，它们总是很活跃地上蹿下跳，笼子都被摇晃起来。屋里的桌上还养了一缸小鱼，也是色彩斑斓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金翅金鳞”。后来鸟死去一只，剩下的一只孤零零的，不再是活泼的了，常常一个姿势保持很久，有时闭着眼勾着头或偏着脸，不知是真寝还是假寐，叫声也显得凄凉。再后来鱼也死得剩下一条了，那孤零零的一条鱼悄无声息地游着。它们都是被减法算数给弄到等号的一边。父亲说它们太孤独了，父亲几次说要再买些鸟买些鱼来给它们做伴。母亲对父亲的这种怜悯很不以为然，母亲理直气壮地说：“人到时还得孤独呢，何况鸟和鱼。”母亲的话不无道理，夫妻两人总要先走一人。大院里的老N头像鸟一样忽然去世，人都说是被他的老太婆气死的，我确实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吵架，都是老太婆的声音，嗓门很高气力很足。现在老N头走了，那老太婆也蔫了，像我家那只孤独的鸟，不再有动静。

母亲对人生的结局有了心理准备，恐惧就少了。我想不出，母亲对死亡的坦荡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人常常想到自己离死亡近了，那是与死亡短兵相接的交战。我从未替母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因为我不敢想这个问题，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停留一分钟。不敢把那巨大的猛烈的痛苦提前支取。

每次回干休所，我都带去父母爱吃的东西。往往得到的是一句让人遗憾的话：“哎！现在已经不爱吃了。”或是“吃不动了！”母亲对她过去爱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没了胃口，曾经那么爱吃的苹果、香水梨、糯玉米、核桃、大枣，现在都不爱吃了，一样一样地从她的食谱里减掉，她变成一个不再贪恋现世美味的人，这让我很不习惯。母亲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减法，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香瓜甜果，都在通往等号一边的时候香消玉殒了。这让我不知所措，我除了能买一点东西孝敬她，我除了能借助物质来表达我的爱，我还能做什么？我不能阻止他们衰老的脚步，衰老就是一点一点地空出一个人的胃，把欲望也空出来。衰老就是一道又一道的减法算术题，一点一点地减去。死亡也是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把人架空，减号就是一把刀，生活里美好的那部分被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掉，最后清零。好似要让人预备好轻装离去，去到另一个世界。

我一直以为所谓女人，就是身体比男人少了些东西又多了些东西。母亲那多出来的女人的部分也已经被疾病掏空了，被快刀斩乱麻了。先是子宫，再是乳房，她从完整的女人到不完整，到零碎也不剩下。母亲身体里女性的那部分已经失去。

看电视剧《乔家大院》，乔致庸这个乔家第四位的当家人，他创造了一个商业王国，人称他“亮财主”。结尾却让人唏嘘，在乔致庸使不动银子的晚年，银子如顽石般让他厌恶，愈发让他想起正是这些石头让他背弃了他最初的理想。人真是无奈呀。尤其那个镜头，江雪瑛拍打掉了他头上的一只虫子，而这个创建了商业帝国神话的乔致庸，最终也不过像一只虫子一样地死去了，卑微得令人凄寒。

无论贫富贵贱，这末后的、零落的人世，像一棵正在经历秋冬的大树，繁茂的树冠被不时地剥落一点，剥落一点，就已经快要空了，只剩得几根枯枝，几片落叶，这是自然界的一道减法算数。一叶落知天下秋，何况千叶万叶，那秋冬的肃杀之气太让人知晓了。一次，父亲去住院，母亲也跟去了。住了一段时间，母亲受不了医院的生活，就把父亲撂给护工，自己回干休所了。可母亲一回家就发现，白天，整个干休所很难见到老人的影子了，晚上出来散步的老人也比住院的老人少，于是母亲再次回到医院。

干休所里的那个门球场，那是一个很大的场子，一个最热闹最生机勃勃的地方。那些年，老人们天天都在这个场子里活动，老人们往往还会为着一个球起争执，他们小跑着，这里、那里，左冲右突，抡着门球棒指指点点，脸红脖子粗，甚至孩子般地互相揭老底，反目为仇。让人感觉人老了也是很好的，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玩，用来吃喝。可是现在，这里杂草丛生，白色的龙葵草花、紫色的火炭母、大蓟小蓟、黄色的酢浆草花和黄鹌菜花，在场子四围蔓延，还有好些叫不出名的植物，都在太阳下明晃晃地绿着，更显得凄清落寞，这就是生命减法等号那一边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