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思语，杨海龙

近年来，孕中晚期抑郁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孕妇已成为抑郁的高发人群[1]。孕期抑郁对孕妇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不仅会增加妊娠合并症的发生率，还会影响孕妇社会功能和人际交往[2]，甚至会影响分娩过程和婴儿健康[3]。孕中晚期抑郁的相关因素众多，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期望对塑造个体心理和行为的积极/消极情绪(包括抑郁)存在重要影响[4]。自我效能感和乐观主义都是期望的基本类型[5]。一般自我效能是指个体面对各个领域挑战的总体性的自信心，即对能力的期望，Bussey等[4]认为强烈的无效能感是抑郁产生的核心因素之一。乐观主义指个体认为未来会按自己预期发展，即对结果的期望，Seligman[6]认为悲观主义者更容易出现抑郁。当前，国内外多聚焦于孕妇抑郁的社会人口学及生理因素研究，未见探讨一般自我效能和乐观主义等心理因素。本研究旨在调查孕中晚期孕妇抑郁现状，探究一般自我效能、乐观主义等心理因素对孕中晚期抑郁的影响，为孕中晚期抑郁的预防、识别和干预提供实证支撑。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在南京鼓楼医院产科门诊的孕中晚期孕妇。纳入标准：18～45岁，处于孕中晚期(≥18周)；认知水平正常，可独立完成问卷；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调查研究。排除标准：智能障碍；重性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病史等。

1.2 方法

1.2.1 研究流程 对样本量进行事前检验可得本研究所需样本量为325。采用问卷调查，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研究人员向研究对象讲解调查目的并获知情同意后填写问卷，剔除随机、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

1.2.2 研究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孕周、职业、孕产史。②一般自我效能问卷[7](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共10个条目，采用Liket 4级计分，将10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除以40即为总分。得分越高一般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得分>80%为高水平、60%～80%为中等水平、<60%为低水平。Cronbach's α系数为0.93。③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8](optimism-pessimism scale,OPS)：共11个条目，采用Liket 5级评分，总分越高，乐观倾向越明显。Cronbach's α系数为0.87。④患者健康问卷[9](PHQ-9)：共9个条目，采用Liket 4级计分，>4分表示存在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重度抑郁。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PROCESS进行分析。所有分析均为双尾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及分组 共获得有效问卷772份。入组孕妇年龄：18～25岁、25～29岁、30～35岁、35岁以上分别占比4.9%、39.6%、45.2%、10.2%；平均孕周为(21.09±2.70)周；职业：84.1%(650/772)在职，15.9%(122/772)无业；孕产史：初产妇、经产妇分别占比80.4%(621/772)、19.6%(151/772)；GSES平均得分(2.67±0.61)，低水平、中等水平、高水平分别占比35.1%(271/772)、46.9%(362/772)、18.0%(139/772)。根据GSES评分结果将孕妇分为低水平组(271名)、中等水平组(362名)与高水平组(139名)；乐观主义平均得分为(44.41±6.50)。

2.2 抑郁现状及差异比较 入组孕妇PHQ-9平均得分为(4.62±3.75)，抑郁阳性率为44%(340/772)，轻度、中度、中重度及以上抑郁的孕妇分别占比35.2%(272/772)、6.7%(52/772)、2.1%(16/772)。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组抑郁发生率分别为56.1%(152/271)、43.1%(156/362)、23.0%(32/139)。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GSES水平的孕中晚期孕妇的抑郁发生率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1.01，P<0.001)。

2.3 抑郁的相关因素分析 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Logistic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1.383，P<0.001)。纳入模型的两个自变量中，乐观主义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0)，一般自我效能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抑郁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4 乐观主义在一般自我效能和孕中晚期孕妇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GSES与OPS得分呈正相关，与PHQ-9得分呈负相关；OPS与PHQ-9得分呈负相关(P均<0.01)。控制年龄、职业、产次，以GSES得分为自变量、PHQ-9得分为因变量、OPS得分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一般自我效能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一般自我效能对乐观主义的预测作用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加入中介变量之后，一般自我效能-乐观主义-抑郁路径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P<0.01)。见表2，见表3。

表2 乐观主义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3 乐观主义在一般自我效能和孕中晚期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值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孕中晚期孕妇抑郁发生率为44%，中重度及以上抑郁占比2.1%。既往流行病学调查和荟萃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抑郁障碍患病率为6.8%[10]，孕妇产前抑郁发生率为16.3%[11]；本研究中抑郁发生率和中重度抑郁占比均高于过往研究[2]。这表明研究对象抑郁发生率高且程度较重。可能的原因是，孕中晚期孕妇面临着生理变化、工作压力以及性别角色转换等多种挑战且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慢性应激的影响，从而增加了抑郁的发生率。

通过比较不同一般自我效能水平和乐观-悲观倾向的孕中晚期孕妇抑郁发生率可知，二者水平越高，抑郁发生率越低。该结果与国内外研究[5,12-14]一致。因为一般自我效能水平高的孕妇会通过孕妇学校、网络门诊等渠道获取相关知识，从而对妊娠相关的各种挑战产生信心；乐观主义的孕妇能够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各项任务，认为事情会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从而保持较好的心理健康状态。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乐观主义是孕中晚期抑郁的影响因素，而一般自我效能对孕中晚期抑郁的影响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述结果表明，可建立一般自我效能、乐观主义和孕中晚期孕妇抑郁之间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还发现，乐观主义在一般自我效能和孕中晚期抑郁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一般自我效能正向预测乐观主义，乐观主义负向预测抑郁。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乐观在一般自我效能和抑郁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5]。该不同之处表明，相同变量在不同群体中的关系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首先，本研究从孕中晚期孕妇这一高抑郁发生率群体的角度阐述自我效能和乐观主义对抑郁的影响，其一般自我效能所涉及的范畴不同于一般人群，更加关注妊娠、分娩等孕产相关任务。其次，一般自我效能高的孕妇通常善于运用成熟和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压力和挫折，从而更倾向于乐观主义，并对未来有积极的期望，这有助于减低抑郁的发生。由此可见，代表广泛领域任务的一般自我效能对孕中晚期抑郁可能不存在直接影响，一般自我效能高的孕妇更加倾向于乐观主义，在遭遇挑战时更容易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其抑郁的发生率可能会显著减低。

本研究创新地将一般自我效能和乐观主义引入孕中晚期孕妇抑郁的相关心理因素研究之中，并揭示了乐观主义在一般自我效能和抑郁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也存在着研究对象来源不够广泛等不足，后期将继续扩大样本范围并进行随访研究，以进一步探究产前、产后自我效能对抑郁的影响。本研究所阐明的乐观主义在一般自我效能和孕中晚期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为孕中晚期抑郁的识别、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临床循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