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待了不到7个星期，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她声称要成为现代英国的“新撒切尔夫人”，却以尴尬的辞职收场。人们很想把这次失败归咎于特拉斯的逐气不好，或者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人事决定、议会失误和其他什么失误的不幸组合，这些都是约翰逊的继任者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因素。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翻过英国历史上的这一页,让我们希童苏纳克会比特拉斯做得更好、待得更久呢？

然而，有理由相信，我们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特拉斯运气不好或她所犯的某个具体错误。这个问题可能可以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体系的基础上找到更深层次的根源。

一方面，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普遍需要进行长期的战略规划，这意味着西方领导人应该准备好作出激进的、痛苦的、有时甚至是明显不受欢迎的决定。领导的艺术总是包括这方面的能力，不仅要考虑下周或下个月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要考虑5年、10年甚至20年后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英国这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现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会鼓励领导人在非常直接的政治利益和考量之下，采取战术性的、视情况而定的临时性决定。如今，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无法忽视公众舆论的持续波动、政治对手的潜在举动、有影响力媒体的立场和“无所不能”的社交网络。

特拉斯显然成了这种战略目标和战术考量之间矛盾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