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毫无疑问，少年丧父之于鲁迅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件，甚至堪称是不可忘怀的重大创伤经验，其影响无论是对鲁迅的(早期)生活(长子长孙担当)、就业选择(立志做医生救治父亲一样的病人)还是文学再现(弃医从文，批判国民劣根性拯救其精神)都显而易见。简而言之，这是鲁迅心中的痛，因为他的创伤感、选择从医(“幻灯片”事件)，甚至弃医从文、小说中的寡妇意象/话语、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类似观点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在其中年处于人生的转捩点时创制《朝花夕拾》、认真清理其“情感结构”，父亲再现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焦点之一，这尤其体现在《父亲的病》(1926年10月7日作)、《五猖会》(1926年5月25日作)中。

一、不甘的病父：再现与省思

中年鲁迅回望少年时的病父及重温/共品纸面上建构的丧父之痛可能比以前更多了些痛定之后的冷静，也多了几分清醒和反思，这有利于他破解心结与可能的弑父或恋父情结(complex)，从此角度看，父亲再现首先是对故往文本中苍白父亲形象的丰富化，同时也是对自我形塑与情感交汇中困惑的反思，在描述之余亦可能加入了虚构、浓缩或拼贴等艺术手法。

(一)《五猖会》：不甘的父亲

这篇散文有着强烈的欲扬先抑、顾左右而言他的张力十足风格。《五猖会》顾名思义其关键词则是“五猖会”，实际上大半的篇幅的确在如此推演，表面上看和父亲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文本中的五猖会书写其实至少呈现出鲁迅的两种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