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鼎新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是事实，对此的解读产生了不少理论，比较常见的大致可分为四类：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原则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基于“中美经济互补性在变小，美国在中美经济往来中的收益不断递减”这一判断的萨缪尔森陷阱论；从中美文化、政治体制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得出的各类冲突理论；基于美国实力明显下降，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而导致冲突加剧这一判断的美国衰败论。

这些理论背后都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推论，这些推断在逻辑上也都能成立。这些理论在经验上有一定根据，但同时也是普遍盛行的片面深刻学术的产物，都存在误区。本文提出，避免掉入“垫背陷阱”才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美国的优势与弱点

中美关系的关键是中国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而不是其他。美国人普遍有一种来自基督宗教的非友即敌的零和思维方式以及进步与落后泾渭分明的线性史观，因此很容易把矛盾明确化和敌对化，中国人则不是这样。美国有长期插手世界事务的习惯，但中国没有。除了文化因素之外，美国对中国咄咄逼人态度的背后还有更直接的结构性因素——美国具有两大优势、一大弱点，这些优势和弱点的长期存在，引导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手段。如果中国应对不当，可能会被美国拖入“垫背陷阱”。

美国的第一个优势是，除非打一场让全人类同时毁灭的核战争，美国的地缘位置及其在传统军事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使得战争一般都在其他国家的周边或国内发生，因此能给他国造成极大损害。同时，美国是在国际舞台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是当前大多数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美元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据霸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甚至不需要直接与中国打一场热战，只需要通过支持或操纵一些与其在某些方面利益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就可以让中国疲于奔命。虽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公正，也经常不具备长期战略眼光，并且不时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但国际社会毕竟已经熟悉或适应了美国的行事方式。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兴大国，它们自然会有更多的疑虑。更何况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与西方世界有较大不同，并且当前中国对外宣传部门和学者们讲故事的能力有待加强，这些都会加大他国的疑虑。

美国的第二个优势是有吸引全世界人才的良好物质基础、发展环境及激励机制，其对于世界各国精英来说仍然是一个“机会之地”。仅以我熟悉的中美两国高校为例，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比，虽然中国的一流大学近年来在国际排名上逐年攀升，但在许多方面的差距其实非常大，甚至在继续扩大。总之，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思想、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中心，并且有着巨大的原创能力和把原创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然而，美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它有非常保守的一面，同时缺乏内生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这一弱点让美国具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特征：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却有大量民众相信非常保守的宗教，连最基本的科学事实都不愿承认；有着最发达的经济，却有大量民众过着比中国贫困地区的普通百姓还窘迫的生活；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有相当大的投入，却有大量穷人，特别是黑人，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医疗科技在世界上绝对领先，人均寿命却排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末尾。美国这些与生俱来的弱点会催生各色各样的社会问题，让人误以为美国在走向衰弱。

在历史上，美国社会的各种张力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到缓解：第一，向西部移民以拓展领土，即通过扩张空间来缓解各种矛盾；第二，战争带来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缓解了社会矛盾。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西部移民和拓展领土已经不再可能，国际危机乃至局部战争就成了美国缓解国内矛盾的主要手段，而由美国的两大优势构成的各种机会结构，再加上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非常容易把美国引向这条道路。因此，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拒绝做美国的“垫背”。

美国缺乏内在改革动力的原因

美国缺乏内在改革动力和能力的背后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保守的主流价值体系，二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和北美前工业社会生存条件基础上的政党和国家的制度性安排。这两点都与美国的起源和建国理念有紧密关系，并且作为美国文化的核心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非常难以改变。

（一）保守的主流价值体系

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反启蒙精神而行之的倾向，是现代西方世界中的一个异数。美国主流价值体系的保守性在宗教和世俗层面都有体现。在宗教层面，基督教特别是保守的基督教派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势力，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美国的世俗价值观高度多元，同时呈现出与宗教信仰、教育和经济因素紧密相关的城乡高度对立，很难简单总结。但以下两个共识不仅在美国精英群体中普遍存在，而且目前仍在较大程度上主导着美国民众的观念，即对权利和义务、社会不平等的基于个人层面的理解，以及解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主义视角和方法。这两个特点都对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具有很大的消解作用，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其发达的经济极不匹配，难以很好地纾解不平等问题和社会贫困问题。

（二）起源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政党和政府制度安排

如果说主流价值体系的保守性是美国缺乏带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性质的改革动力的软性制度渊源，美国政党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及相应的执政手段则是硬性制度渊源。美国的政党系统非常不利于阶级意识的形成。首先，两党都没有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纲领，工人可以随意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其次，政党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联邦层面，而在以宗教和族群等因素为基础的地方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美国人投票倾向的往往是区域性利益和政治，而难以产生超越地域的阶级政治。最后，政党组织结构松散，选举时党员并不一定选本党的候选人，组阁的权力也不归属于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而是归属于总统。这样的政治环境容忍甚至鼓励政党内部观点和派系的多元化，从而把美国工人的利益和认同感切割得支离破碎，不利于美国工人利用政党政治维护自己的利益。

此外，由于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的制约，美国还很难产生有影响力的具有一定阶级性的第三党。美国的联邦制也妨碍了阶级意识的成长，权力分散的联邦制造成美国工人兴趣和利益的地方化和多样化，并引导工人政治朝着行业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国还有动用武力解决国内冲突的传统，但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工会组织的罢工或其他政治活动，而不镇压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目标为核心的罢工。这种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美国政府准许的渠道——行业工会的道路发展。于是，美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唯一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左派政党没有产生过持续政治影响的主要西方国家。总之，缺乏对统治集团造成重大冲击的阶级政治的洗礼，也是美国缺乏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策：树立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路线

缺乏具有明显社会主义/ 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会造成各种破坏性效应。近一年多来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和骚乱，特朗普选举失败后其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以及在新冠疫情中针对亚裔的频繁袭击，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破坏性效应的集中体现。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国内矛盾势必会产生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国际溢出效应。

在这种破坏性的溢出效应面前，作为在价值观和制度层面与美国都很不相同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然会首当其冲，特朗普政府的各种针对中国的动作就是这种溢出效应的部分体现。可以确信，只要美国的国内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破坏性便会一波又一波地溢出，并且对中国和世界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美国衰弱，美国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和潜在的生产能力。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怎么办？在我看来，中国的总体原则应该是：绝不轻信那些建立在对美国不甚了解的认识基础上的各种“美国衰败论”，以及各种不知就里的中美实力比较研究；同时，坚持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抱成一团，合作和斗争同时展开，不做来自美国的创造性破坏力的“垫背”。更具体地说，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应该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确立地缘政治自信。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战略性的基本判断：“二战”后，民族主义精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植人心，直接占领和统治他国成了成本昂贵、得不偿失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因此当前中国不会面临近代史上外国侵略的危险。此外，当前中国在地域、人口和经济实力上都已经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能小觑的超级大国，而且是一个具有很大战略纵深的核大国。因此，除非出现严重的战略误判，当今世界并没有愿意和中国打一场大仗的国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需要注意的是：（1）绝不陷入一场中国必须直接军事介入，而美国只需通过代理人介入的战争；（2）以定义明确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的全球性利益进行平衡，公开拒绝在美国压力的诱导下与美国展开零和竞争，特别是应避免在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领域展开全球性竞争。

第二，发展非零和国际关系理论，反制西方的零和国际关系理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逐渐形成。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次确立了“教随国立”原则，使得基督宗教信仰不再是引发欧洲各国之间冲突的因素，但基督教的零和扩张性（zeroˉsum evangelism）思维方式仍以世俗的形式主宰着西方人的国际关系观，其核心就是一种零和的现实主义政治原则和敌对性思维。在这种原则下，一旦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实力较近的国家认定为对手，两国的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朝着敌对的方向发展。而当出现了世界级霸主（如19世纪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后，被霸主认定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就会因为不得不与霸主展开全方位竞争而被拖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美国对华外交的基础绝不仅仅出于冷战思维，其中还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思维带来的误区。

中国应该而且能够拒绝这种零和竞争玩法，不仅因为我们有地缘政治自信，更重要的是，即使受到了西方线性史观的严重侵蚀，当今中国文化仍然与从基督教中发育出来的零和扩张精神有本质区别。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和“贵弱”原则（一种认为强弱力量具有不可抗拒的转换性的循环史观），因此对取代美国地位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一点西方人很难理解。因此，中国完全可以提出一套非零和的，以平等和包容为本体的，更具道义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础。

除了本体/哲学层面的理论建构外，这套非零和国际关系话语体系至少还应该包括五个侧面。其一，非零和地理解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尽量不把经济和政治挂钩。其二，非零和地理解国际政治。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的相似度为基础理解国际关系，也不一定要把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法案或联盟视为威胁。其三，用非零和的平常心对待美国在亚洲的深度介入。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直接面对，不仅可以减低双方的战略误判，还能防止小国两边拿好处，甚至形成“尾巴摇狗”（the tail wagging the dog）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愿意多管事，不怕累，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冲突，我们可以在自身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的全球性利益之间进行有原则的合作性博弈。其四，通过与西方重要国家建立“启蒙共识”，打破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联盟。除了中国是一党执政，而欧洲国家都是多党民主体制外，目前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共性其实不比美国与欧洲之间少。我们很有必要与欧洲建立一个启蒙共识。其五，把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这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为此，首先应将心比心，充分理解从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对中国的许多批评有其合理性。我们在充分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应尽量坦承自己的不足；即使许多来自外界的批评从中国角度来看很不公允，也不要动辄针锋相对地反击。应在西方人面前强调，中国的政策方向和社会发展方向与西方有大面积的一致性。

我们要充分理解甚至同情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超级大国时产生的各种紧张心理，包括对中国的价值观、战略和政策走向的疑虑。我们要通过梳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讲清楚中国内政导向的历史传统、非零和的战略思维特色及背后的文化和制度性底色。

余论

本文强调，美国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创造性破坏能力的世界霸主，而中国作为有巨大领土、人口和军事实力，同时与美国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有很大差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势必会首当其冲地受到美国创造性破坏外溢效应的影响。如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可能会掉入“垫背陷阱”，让越来越恶化的中美关系成为美国缓解国内矛盾的减压阀，甚至解决方案。为了阻止这一趋势，本文提议确立一套带有中国智慧的非零和性国际关系理论来反制西方的零和性国际关系理论，同时让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一些人士同情或者至少理解中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