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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创新策略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2022-10-26浙江传媒学院吉天骄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2年18期
关键词:贝宁典籍读书人

■ 浙江传媒学院:吉天骄

2021年牛年伊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大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古今对话的方式,探索中华文明精神之源。自2021年2月12日开播以来,截至10月10日,节目共十一期,每期平均收视率为1.132%,稳居各周晚间时段首播文艺节目收视率前8,微博话题累计阅读量13.8亿、讨论量25.9万,成为文化类节目中的现象级产品。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习近平总书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这些经典的无形内核便是中国精神,有形载体就是中华典籍。《典籍里的中国》选取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以及不同时代的作品,节选每部典籍当中的经典篇目,通过多角度的叙事方式,打造沉浸式舞台呈现,讲述作者生平经历,以及典籍创作背后的故事,深入挖掘典籍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让典籍“活”起来,使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本文将从叙事、内容、节目样态三方面来阐述《典籍里的中国》如何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进行创新表达。

1.戏剧演绎,现场切换,创新叙事表达

场景的打造有助于实现价值观念的传播,塑造个体的价值认同,《典籍》打造多个真实的戏剧场景,让观众在观看演出的同时,基于自身对典籍的理解和认知,产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1.1 “戏剧+演绎”模式

《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戏剧+演绎”的方式,将典籍中的文字转化成了话剧台词,对典籍中的经典情节进行场景化的话剧演绎,把典籍从书本当中搬到话剧舞台上,使得书中对情节的描述变得更加生动立体,人物也更加鲜活。以第二期《天工开物》为例,演员李光洁饰演《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分饰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从青年时参加乡试第三名,到进京赶考于中年时六次落第,从此深于市井,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的各种实用知识,编纂书稿,出版刊印,再到老年时教授《天工开物》,宋应星的一生,被完整清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不仅如此,书中的情节也被改编为台词剧本,如百姓拿着制好的兽糖来感谢宋应星,小演员所说的那句“凡造兽糖者,每巨釜一口受糖五十斤”,便是书中《甘嗜》一文所记录的兽糖制作技艺。在整个戏剧演绎的过程当中,始终贯穿《天工开物》“贵五谷而贱金玉,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的中心思想。在典籍记载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戏剧改编和想象,把古文转换成现代白话文和口语,成功实现了话语转换,以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创新了叙事手法,并达到了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

1.2 “话剧+访谈”模式

其次,节目还分设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第一现场为演播大厅,用于话剧舞台呈现,第二现场为访谈间,每期都会邀请三位专家学者与主持人共同来品读典籍,共同探讨典籍背后的故事,探索人生的意义。如在第一期《尚书》中,邀请到了国际《尚书》学会会长钱宗武、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启发,在开场戏剧结束之后,三位学者探讨了《尚书》相传是“孔子删述六经”整理编纂而成,《尚书·五子之歌》当中提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影响着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乃至我们现在所秉持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二者均反映出的是《尚书》中的“民本”思想。由此我们得出,《尚书》作为“文化原典”,可以用来追溯华夏文明的起源,用来启示后人“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接着剖析《伏生授经图》,转回第一现场进行戏剧演绎。结尾再次回到访谈间,三位学者进行总结升华,指出有典籍才有中国,古人对文化的坚守,应当为后世所传承,后人也应当从典籍中汲取智慧,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1.3 “主持人+读书人”模式

第三是主持人身份的多样性。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当中,撒贝宁和王嘉宁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王嘉宁作为现实世界的主持人,在访谈间与三位学者共同品读典籍,负责节目整体的推进和节奏的把握。撒贝宁则是被赋予“当代读书人的”身份,加入到戏剧演绎当中,与三位贤者开启了一场纵贯古今的时空对话,既负责话剧构建起的虚拟世界中角色的扮演,同时也要兼顾戏剧情节的推动和联络。在《周易》中,节目从孔子的角度出发,讲述《周易》历经“三古”,分别是伏羲氏所处的上古,周文王所处的中古,以及孔子所处的近古,阐述了从《易经》《易传》再到《周易》的整理和流传。节目设置撒贝宁和孔子处于同一时空当中,共同回溯过往先贤对《周易》所作出的贡献。“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和孔子见面后,从周文王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德行开始读《易》,到周文王勤政爱民却引发商纣王猜忌被囚禁,但身处绝境中的西伯没有放弃,而是潜心推演伏羲留下的天地大道,融入自己对天下局势的分析,完成了《易经》,之后共同回忆孔子及其弟子被困于陈蔡之地,绝粮七日的故事,后再次回到文王脱困之后返回周国,治理百姓的场景,整个叙述突出周文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治国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代读书人”的撒贝宁串联起了故事的主线,同时也在为观众进行相关内容的解说,以剧中人的身份讲述历史故事,和各位演员共同演绎戏剧,与剧中人物共生共情,形成一种“情感共同体”,吸引受众产生共鸣。其次,撒贝宁与往圣先贤展开的古今对话,加入了现代元素,用今人的眼光看待古人的思想,使得文化叙事的意义更为丰富,在这一基础上,撒贝宁不仅仅是沟通今人与古人思想的传递者,更是促进古今文明融合的文化使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用《周易》当中在后世最广为流传的内容对话先贤,使今人与古人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

2.扎根典籍,深挖内涵,创新内容生产

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蕴藏着中华文化之精华,如何在当下中国语境下选取具有文化记忆的文本代表,是文化类综艺节目创新的首要切入点,也是栏目之间最直观的差异化体现。选取典籍当中最能代表中华精神的内容,最能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章节,再通过话剧演绎的方式,才能使得典籍在当代“活”起来。

2.1 题材选择慎之又慎

《典籍里的中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体现出了风骨、血肉、方向。节目第一期选择“中华原典”《尚书》,它当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在历朝历代的典籍当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重要的治国理念,可以说,《尚书》中所阐释的中华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档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综艺节目,以“中华原典”开篇,既新也难,“新”在国内文化类节目当中,很少以较“冷门”的经典著作作为文化基础,而《典籍里的中国》不仅选择了“冷门”,还将《尚书》放在了第一期播出,可见《尚书》在中华典籍中的重要地位;“难”在作为对部分观众来说并不了解的典籍,既要做到易于让观众接受,同时还要传递典籍当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理念,从最古老的传统中吸取精粹,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经验,既不“俗”,又兼顾了“雅”,因此可以称为节目的“风骨”。

2.2 内容表达推陈出新

典籍选定,又该如何进行表达呢?如何表达才能让观众接受呢?以典籍为根本,对内容表达进行形式上的创新,节目找准典籍中的关键人物,从人物入手,在多数情况下,以第一视角作为叙事角度,讲述人物背后的故事,从故事当中体会其所包含的精神,从典籍出发,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典籍。在第三期《史记》中,从作者司马迁的角度出发,回顾其一生的经历,记录了帝王、诸侯、将军等历史人物,刻画了一组生动的人物群像,例如黄帝、秦始皇、陈胜和吴广、廉颇和蔺相如、张骞等英雄,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基于此,我们看到了舜帝和大禹的忠孝美德、越王勾践的隐忍、孔子对先贤的追慕、屈原的高洁和家国情怀、项羽的英勇,我们不仅要读史,更要以史为鉴,诚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点可以称之为节目的血肉。

2.3 总体方向高屋建瓴

建成了风骨,丰满了血肉,最后就是要明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众多典籍中,要学会辨别哪些属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弘扬的,《典籍里的中国》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很快能捕捉到优秀典籍和其中的文化精粹,例如《天工开物》以《乃粒》作为重点,它背后所蕴含的就是“要让天下人富足”的“民本”思想;《史记》对炎黄联盟的描写背后所反映出的内涵是统一天下,而对秦始皇和项羽则从正反两方面来刻画,启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因此,《典籍里的中国》为我们开创了一个看待历史的角度,为我们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3.沉浸式舞台,仪式化表达,创新节目样态

《典籍里的中国》多次采用多线叙事和蒙太奇电影化叙事结构方式,将典籍里的中国精神无线放大延伸,创造了多个横跨古今的平行时空,完成了古人和今人的“时空相遇”。

3.1 多表演区域

节目共设置了5个表演区域:一号主舞台,用来演绎宏大的叙事场面,用作故事的主线,推动整体情节的走向;二号舞台用于制造当代读书人和古代读书人见面对话的场景;三号舞台分上下两层,用作故事的支线,辅助剧情的走向,使得故事情节更加丰满;三个舞台中间有甬道连通,同样作为表演区域,制造出古今对话的时空穿越的效果,打破了时空限制,产生电影中蒙太奇的艺术效果。观众分坐在甬道两侧,整个节目现场的布置为观众营造出了沉浸式的观看体验。

3.2 跨时空表达

《典籍里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古今对话场,在两大观察视角下,形成了多重时空交叉演绎。第一个视角是古代视角,这一视角由当代读书人和古代读书人共同完成,如《尚书》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和古代读书人伏生共同回顾了伏生爱《书》、护《书》的一生,在这一视角下,伏生讲述了《尚书》中的《禹贡》和《牧誓》,《禹贡》所记录的上古时期,以及《牧誓》所记录的商朝末年,与伏生讲《书》时所处的汉代,构成了三重时空。第二个视角就是当代视角,这一视角由撒贝宁这一当代读书人的身份独立完成,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典籍,如在《尚书》中,撒贝宁带着伏生走过历史长河,在“时空隧道”里看《书》经历了怎样的传承和发展,当伏生走进现代图书馆,看到现代人用科技传承文化,这一刻,完成了古与今的转换;又如在《天工开物》中,撒贝宁带着宋应星穿越甬道,来到三百多年后的袁隆平杂交水稻试验田,看“乃粒”在当代的丰收成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禾下乘凉,天下富足”,在宋应星和袁隆平这两位科学家跨越时空握手的那一刻,两个人之间彼此心灵互通,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科技创新,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时空对话。古今对话,时空交错,交叉演绎,这些对于节目样态的创新,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营造了沉浸式体验。

3.3 仪式化塑造

《典籍里的中国》还注重对节目的仪式化表达,首先在正式戏剧开场之前,艺术总监田沁鑫会带领主创人员们进行一场典读会,对戏剧进行创作解读,让演员们阅读典籍中的段落,表达自己对角色的感悟,增强演员对角色的信念,有时也会带着观众们复诵,都是在强化节目的仪式感。其次,演员们在换装之前,会身着现代服饰走到镜子前,对着剧中身穿古代服饰的自己深深鞠躬,相互凝视,表达了对角色的敬畏和对先贤的崇敬。在戏剧中,也会在适当的地方对情节中的人物表达敬意,使得节目的仪式感不断加强。最后,在戏剧结束时,古代读书人和当代读书人分别回到自己的时空,站在甬道的两端,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望,使得整个节目的仪式感达到顶峰。

4.结语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典籍里的中国》从叙事、内容、节目样态三个方面创新了表达方式,让尘封在博物馆和散落在书本中的典籍文字,通过电视这一独具优势的语境转换,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爱上了典籍,激发了他们阅读学习典籍的兴趣,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此之外,《典籍里的中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真人戏剧演绎、多重时空交错、沉浸式舞台打造融为一体,用当代的眼光和思维看待古人的思想和智慧,从而赋予典籍新的生命和活力,让典籍在新时代有了新的主题和意义,使得观众在沉浸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典籍的思考和理解,对古人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液当中最为深厚的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一个民族要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广播电视文艺作品,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判断、新的定义、新的概括,而后赋予典籍新的时代内涵,树立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觉,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中国精神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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