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立 芳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大量的甲骨占卜记录展现出殷商文化具有浓厚的神权巫术特征，正可与《礼记·表记》中“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1]1310的文献记载相印证。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多从甲骨记录考察殷商历史、商代社会生产生活等内容。对商代占卜本身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贞人、分期、占卜的具体过程探索等问题，并将占卜与殷商时代神权思想相联系，而对神权思想笼罩下的殷商文化内在特质缺乏深入的研究。以甲骨占卜与神权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殷商文化为何能催生出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 以占卜记录为主要内容的《周易》为何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都可以从殷商时期的占卜中寻求其根源。

一、神意之下的人文底色与人本理念

殷商时期凡事问卜，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与非理性因素，尤其是其中涉及众多人牲与人殉现象，更成为商人野蛮残暴的证明。但从占卜的具体事项来看，其内容涉及迁都、农耕、田猎、天气、地理、战争、祭祀、疾病等内容，归根到底都是和人相关，每一次占卜折射出的都是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关切，其目的指向是人而非神。

如《殷虚文字丙编》第147片、第71片、第73片中有武丁时期卜问建城邑之事。

第147片：

癸丑卜，争贞：勿乍邑，帝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癸丑卜，争贞：帝弗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71片：

第73片：

第147片卜辞的大意是，壬子日占卜，贞人争问：我(商)要兴建城邑，天帝没有什么不便，会允诺吗？时在三月。癸丑日占卜，贞人争问：不兴建城邑，天帝允诺吗？癸丑日占卜，贞人争问：我(商王)住在这个城邑，傧祭大甲，天帝允诺吗？时在三月。癸丑日占卜，贞人争问：天帝不允诺吗？

从第147片卜辞兆序可以看出，商王为兴建城邑与在一个城邑居住之事，反复贞问多达十次，可见商王对此事的重视与审慎。虽然十次的占辞都是询问帝的意志，但其目的则是希望能够更好地决策，确保在此建设城邑能够获得福佑，符合商人的利益，有利于商人长久发展。

每次迁徙与兴建城邑，都需要反复的实地考察与判断，再加上龟卜吉兆，才能够最终确定。上面几例甲骨刻辞体现的是对天意神权的重视，但从反复的占问中亦可看出，商人的选择并非简单地听从天命。甲骨刻辞中只记录了对神意的卜问这一方面，其他方面的综合考察并没有完整的记录。《诗经》中则保存了周人祖先考察和选择城址时的多重依据和方法。

《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3]1113首先确定这里物产丰富又品类繁多，适合农业生产与发展；然后又探察水源，选择高地作为都城的地点。“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3]1115在此基础上再对城址、土地进行合理规划，“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3]1118。规划出低湿处的田地，修成方块田来生产粮食，将山的西面规划为居住地。

《诗经·大雅·绵》中追述了古公亶父迁居周原的历史，从“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3]984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选择定居周原的首要原因是对这里客观的地理环境、水土条件进行了充分考察，这里土壤肥沃，生长的苦菜都甘甜无比，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占卜吉凶的判断，获得神的福佑，其目的是要周部族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其后周原也成为周人强大的根据地，古公亶父亦被尊为“太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3]1053的诗句亦是这一占卜习俗的体现。

占卜在周人的政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周礼·春官·大卜》中记载：“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国大迁、大师，则贞龟。”[4]803说明龟卜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表明古人对于国之大事的审慎态度。

占卜是对事情发展趋势的预测，是对潜在的吉凶祸福的判断，人们希望通过占卜能够更好地决策，进而得到预期的最好结果。表面上看占卜体现了对神权的尊崇，而其实质则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神意笼罩之下蕴含的是深深的人文底色与人本理念，并且进一步孕育出中国文化中的仁德与民本思想。早期文献中广泛流传的商汤仁德故事，如网开三面、桑林祈雨、诸侯归德等，正可与之相印证。

二、蕴含在占卜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辩证思想

占卜的方式虽然在今天看来缺乏科学的依据，但却是殷商时期人们对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一片片甲骨，一篇篇刻辞，是古人对自然、天象、气候的观察与记录，在探索中积累了早期的天文历法知识，并且成为古代史学的重要内容。根据甲骨文研究，殷人对于天文历法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度。在天文学上，甲骨文中就有大岁、鸟星、大星、火星的记载，还出现有日食、月食等；在历法上，甲骨文有了十分完整的干支表，殷人以干支记日；在气象上，甲骨文也有风、云、雷、雨等。这些内容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天文、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等的重要资料。

延续这种传统，周人同样注重对占卜的记录与探索，如《周礼·春官·占人》记载：

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4]805

古人十分注重对于占卜结果的总结与整理，不仅翔实记录每一次占卜的结果与事物的实际发展情况，而且在岁终时，要统计一年中占人占卜的准确率。可见，古人对于占卜本身也存着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在占卜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体现了一种重视实践的科学探索精神。另外，对于占卜的结果古人也并非一味顺从。《尚书·洪范》九畴中第七条“稽疑”讲“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2]225。说明卜筮只是古人做决策时的一种参考，而最终决断要参考多方面意见，并非完全信从占卜的结果。

此外，占卜过程亦体现出古人的辩证思维方式，根据甲骨卜辞记载，每次占问都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反复多次卜问，预设两种或多种可能性。如商王十分关注的“受年”的卜问，《殷虚文字丙编》第8片：

第9片(第8片的反面)：

这段卜辞记录了丙辰日占卜是否会得到黍子的好收成，正反各卜问了五次，分别是“我们(殷)会得到黍子的好收成吗”“我们不会得到黍子的好收成吗”，最后由商王察看卜兆后判断说：“吉利，会得到好收成。”商人占卜皆从两方面进行卜问，体现出对事物发展的辩证思考。

大量正反相对的占卜记录成为后来《易经》爻辞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的探索与实践、辩证与变化思想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高亨先生在论述《易》的作者与时代时指出：

筮人将其筮事记录，选择其中之奇中或屡中者，遂成《周易》卦爻辞之一部分矣。……《周易》古经中有为筮事之记录也，其中亦有撰人之创作，即有人取筮人之旧本加以订补，将其对于物之观察，对于涉世之经验，对于哲理之见解，纂入书中。[5]9

可见，《周易》卦爻辞是古人对长期占卜实践中最具指导价值部分的保留和记录，因此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人长期的社会生活经验、丰富的辩证思维与智慧。例如：

《观》卦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6]101

《否》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6]74

揭示出特定情境下小人、君子(大人)两种不同阶层可能面临的不同发展结果，体现出辩证思维的发展。又如：

《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6]42

《蒙》卦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6]46

指出特定情况下不同决策可能出现的相反结果。这里不仅仅是举出两种不同的结果，而且也对事物发展给出了建议，这种建议也是《周易》爻辞中常见的内容，如：

《泰》卦九三：“艰贞无咎，勿恤其孚。”[6]71

《大有》卦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6]82

卦爻辞既有对潜在危机的预判，又有应对方法的指导，而这也源自商代占卜的实践。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与实践，逐渐总结出哪些行为会带来好的发展，哪些行为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周易》将这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德行融入卦爻辞中，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孔子对《易》的功用推崇备至，赞叹“《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6]261。在中国文化中，《周易》既是一部哲学书，又是一部道德指导书，而这皆与其早期的占卜功能以及源自殷商时代的占卜探索密切相关。

三、占卜体现的忧患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

古代社会，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与对自然的认知水平仍比较落后，面对各种自然的灾害，人类的力量显得更加弱小。《诗经·大雅·云汉》便记载了周宣王时期遭遇的一场特大旱灾。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3]1193-1204

诗中用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描述了这场大旱带来的巨大灾难。面对如此的危机和困境，诗中充斥着“后稷不克，上帝不临”“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则不我虞”的抱怨和控诉，表达对上天和祖先不作为的不满。周人所做的只有“靡神不举，靡爱斯牲”，不断地向上天敬祀牺牲，向众神贡献祭品。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靡人不周，无不能止”，旱灾依然无法缓解。面对如此情境，周人最终依然只能寄希望于上天，全诗以 “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结语，向上天表明自己的诚心，希望得到上天的护佑。

周人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来说要高于殷商时期，周人尚不能十分有效地应对自然之灾。殷商时期，人们面对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对一切事物的发展的不确定性，对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灾难有着更深的感受。因此大量的占卜内容都是围绕着是否会有灾祸发生而进行预测，这种对灾难的深刻感知孕育了商人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贯穿在所有的占卜活动中。

如商代卜辞中常见的“卜受年”活动，一般由商王亲自进行判断，对是否能够获得丰收进行预测。这种占卜一方面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商人对农业收成的重视，对可能会出现不吉结果的忧虑。占卜虽不能改变或影响农业收成这一客观事实，但经过反复的占卜，商王综合卜兆与实际的农耕情况，对当年的收成情况进行判断，无论是吉是凶，都能够使商人提早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可以降低收成不好所可能带来的灾荒现象。

正像占卜中正反相对的占辞一样，人们总是从两方面去考虑事情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人们积累了长期的生活经验之后得出的一种较为理性的认知，凡事皆有两种发展可能性。因此人们要充分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去更好地应对风险，降低损失。

商代占卜不仅有针对具体事项的吉凶预测，也有常规的风险预测机制，如商王进行的卜旬活动，每旬最后一个癸日要卜问下一旬有无灾祸发生，如《甲骨文合集》第35589片记录了商王的卜旬活动：

商王在一个甲子周期的六旬中的六个癸日分别进行了占卜，询问下一旬的吉凶。虽然此时的占卜只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并且具有很多迷信巫术的成分，并不能为事物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之策。但凡事问卜背后体现的是对事物发展复杂性的初步判断和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可以促使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或灾害提前预防，并且提出应对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控风险的作用。

殷商时期，这种融贯于占卜中的忧患意识成为深植于心的文化烙印，催生出西周“天命靡常”与“敬天保民”的天命论。深受这种忧患意识的影响而产生的《易》，更将这种忧患意识贯穿始终。《系辞下传》以“惧以终始，其要无咎”[6]300来概括《易》的特点，提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6]295的观点。在这种忧患意识下，作《易》者不仅关注事情发展的结果，更加注重人在事情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易》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智慧之书。《系辞下传》讲《易》能够“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6]297。《易》通过永不停息的变化使人们能够永保敬畏之心，明白忧患以及历史。所以《易》中虽然没有师保，但是就像父母亲临其境进行教育一样，时刻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此达到无咎的结果。正如《系辞下传》中孔子所讲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6]291

四、殷商文化的历史影响与新时代价值

占卜不仅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征，也对周文化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占卜的需要而形成系统的文字，文字的传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延绵不绝、薪火相传的重要原因。占卜文字记录了殷商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与方向。中国史官与早期巫术密切相关，中国史学不仅关注人文，同样注重天文。历代正史中律历志、天文志记录详备，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研究资料。

除此之外，殷商时期十分注重对祖先神的祭祀，商王也常常以祖先神的力量对族众发号施令，如《尚书·盘庚》中即是借用祖先神的力量来发布各种惩罚的命令。这种重视祖先神的力量，以祖先作为维系宗族力量的传统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尊祖敬宗的宗法思想、孝悌观念等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

神意笼罩下的占卜文化隐含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底色与探索精神，孕育的是早期仁德思想、辩证思维与忧患意识，也因此催生出更加理性的周文化。今天探讨殷商文化的核心要义，便是要在今天的科学发展条件下，深刻认识占卜背后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色彩，发掘其时代价值与意义。我们要立足当下，关注未来，对人类命运抱有深切的关怀，强化危机观念与忧患意识，科学运用辩证思维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灾难进行综合分析预判，积极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主动防控、降低灾害的破坏力；加强对历史经验的积累与研究，提升治理能力与应对灾险能力，保障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