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歌扬

（接上期）

二、博物馆音乐考古学科的发展

博物馆音乐考古的学科发展笔者认为存在两个关键：一是博物馆音乐项目的品牌建设与管理，二是品牌价值体系认证的方法与时间规划。

（一）精准定位

每个博物馆的馆藏乐器不尽相同，专业人员对藏品利用的定位也不一定相同。在最短时间形成效益和给观众传达什么，需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于2000年成立时，即确立了“音乐文物的延伸与弘扬推广”的理念。从此角度上讲，它以“挖掘音乐文物的音乐内涵、以律动形式服务于舞台”为中心思想，在预期时间内完成了目标，说明其初期“诠释华夏古乐特质”的目标定位是准确的。

（二）内容为王

中国的传统音乐是什么，如果没有形象生动的内容，仅用文字描述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在博物馆开展音乐考古活动时，选择恰当的方式很关键。除常规的、传统的音乐会之外，湖北省博物馆在这方面的行动也给我们以启示。

2016年10月，在第十届世界音乐考古大会上发表的《东湖宣言》称：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宣言》的倡议者，韩国汉阳大学教授、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权五圣先生认为，曾侯乙编钟是当时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巅峰，它的成就属于全人类，中国作为编钟的发源地，是全球音乐家的“圣地”。可以想见，当年没有湖北省博物馆对主打编钟的准确定位及持续在音乐考古学科上的耕耘，国际音乐考古学界恐怕不会有如此高的评价。

因此，博物馆音乐考古学的发展，明晰馆藏特点、找准研究方向、创造恰当内容、确立宣传方法，是让上级部门和社会认识音乐考古学科作用和意义的有效途径。

图6 2016年10月第十届世界音乐考古大会上代表签署《东湖宣言》

（三）多维传播

当今自媒体已是无法忽视的传播渠道。国内外诸多博物馆音乐考古项目也是首先选择自家官方媒体报道，抖音、快手、小程序、微信、微博、推特、脸书等公众号不一而足。传统的电台、媒体等也有相应的配套设置。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利用好自媒体和线上资源是完成博物馆音乐项目品牌的重要环节。专业化的国际国内合作是提升品牌效益的必由之路。

2019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CCMI）与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CIMCIM）于2018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首次落地于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博物馆联合开设的“MIMO/MINIM乐器数字典藏标准、数据采集及编目”——（MIMO数字项目）以线上平台的形式，首次与中国音乐考古项目结缘，未来也许会实现更多空间、更多渠道的投放。

图7 2019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博物馆联合开设的“MIMO/MINIM乐器数字典藏标准、数据采集及编目”——（MIMO数字项目）工作坊

（四）学科融合

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一方面取决于音乐学和博物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多学科的融合发展。

图8 陕西石茆口弦琴（来源于网络）

考古学本身就是多学科发展的产物，音乐考古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学科的融合范围。据国外音乐考古的现况，所涉及学科已有生物学、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遗传学、环境学等。但在博物馆内，音乐考古的应用性、社会性和相对独立性易使它脱离田野工作，长此以往会造成学科本身的失血。在这一方面湖北省博物馆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自曾侯乙编钟出土后，音乐考古成为该馆优先考虑的学科建设项目。中国音乐考古专家、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幼平教授参加了九连墩发掘工作后指出：“音乐学家应邀介入九连墩楚墓的现场发掘、清理活动，则标明了一种观念的创新、行动的革命——音乐考古不再仅仅只是了解、判断出土器物之性能与价值的环节性工作需要，而是系统地开展考古工作，达到综合认识人类古代文化之整体目的的学术需求。”又如，近年陕西石峁遗址发现了口弦。其辨识正是得益于音乐考古口弦专题展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出，以至于当时方勤馆长在石峁遗址面对田野考古工作者将口弦归类为骨器时，一眼就认出是口弦，这也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口弦。随后，相关研究展开，也由此召开了很重要的“石峁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

（五）与时俱进

音乐考古学在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认知升级，二是不断进取。

湖北有关方面在1978年曾侯乙编钟发现以后音乐考古得到空前重视，相关研究机构和活动有湖北省博物馆古乐器陈列室、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委会、编钟研究院、武汉音乐学院编钟古乐器陈列馆、中国音乐考古中心、湖北音乐博物馆等；学术研究层面创刊《音乐与社会》、中文核心期刊《江汉考古》增设音乐考古专栏、中文核心期刊《黄钟》设置音乐考古专栏等；音响实验层面有湖北省歌舞团编钟乐团、武音青年编钟乐团、宋代怀古音乐中美联合小组、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编钟乐团、黄鹤楼编钟乐舞、东湖楚天台编钟乐舞、宜昌编钟巴楚乐舞等团队；曾侯乙编钟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音乐考古大会《东湖宣言》的发表等，在跨学科研究、音响实验、科技手段、音乐考古科研等方面一直保持活力。其他地方或许没有湖北的资源优势，但其不断认知升级、不断创新进取的理念值得借鉴，这是湖北方面保持音乐考古学科活力的有效方法。

三、博物馆音乐考古学以服务社会为最终目的

博物馆的宗旨是服务于人，音乐考古研究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人”。目前国内的音乐博物馆或者综合博物馆有音乐考古项目规划的已经不在少数。各馆情况千差万别，据笔者来源于网上的不完全统计（不完全在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目前有75家国内博物馆参与音乐类展览，其中37家为公立博物馆（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类），16家为高校博物馆和22家民营博物馆。它们都举办过各种音乐戏剧类展览。其中以省市级以上的综合性博物馆实力最为强悍，无论文物资源、展览的专业性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缺点是除了如故宫以及湖北、河南等少数大馆有专业音乐考古学者外，多数公立博物馆缺少相关领域的专家，展览策划很难有个性。例如浙江、湖南、三峡馆的古琴展基本上大同小异。高校音乐类博物馆专业性强，可以进行教学实验，缺点是少有音乐文物原件，且受众有限；而民营音乐类博物馆无论资源、展览品质、资金都逊于前两者，而优点是往往有特别宝贵的收藏品，办展有灵活性。

面对这些情况，如何扬长避短、整合音乐考古资源、讲好音乐考古背后的故事、使音乐文物的效益最大化，是我们在博物馆从事音乐考古的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从以古代乐器为音乐考古主要研究、应用对象的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看，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如下：

（一）编钟音乐的功能属性、类别区分与有效阐释缺乏；

（二）专业诉求与应用环节有脱节；

（三）如何处理艺术市场与法制的关系；

（四）如何处理文化传播与泛娱乐化的关系。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服务于社会的总体目标下，靠项目规划、人才培养、学科融合来解决。目前比较紧迫的一是建立国际音乐考古人才的培养、引进、输出通道；二是培养国际艺术市场（懂音乐考古）的经纪人、律师、运营商；三是建立全国性的音乐考古信息网络，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期待经过学界、文博界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开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新局面。

博物馆的音乐考古学具有跨学科、国际性、社会化、研究周期较长的特点，其建设与发展相对复杂。国内有条件的博物馆如果开展音乐考古方面的工作，一开始就要考虑长远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建立起较完善的博物馆音乐项目价值体系，在每一个目标达成后需有恰当的评估和权威的认证，例如湖南省博物馆的做法。有目标、有措施、有成效、有科学的认证，这就不仅可以帮助音乐考古学在博物馆内部的影响力获得提升、引起领导的重视，而且可以简化劳动，花较少时间完成目标任务，使学科发展和效益最大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