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蓉

这座城市有几个人尽皆知的门牌号，比如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比如后来招致很多年轻人加入警察队伍的中山北一路八〇三号，而我们这个故事，则和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有关。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绿台灯，学名绿碧玺台灯。

搬离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时，我把它倒扣的小浴缸一样的绿灯罩、黄铜底座和支架一一拆开，用蜂窝纸裹了一层又一层，卡在装值班被褥的纸箱中间，然后纸箱外面再用胶带纸缠了一圈又一圈。

要离开这个地方，心里突然空落落的。三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刚来这个地方上班时，被同学说是在听得见外滩海关大楼钟声的地方办公，上只角的，身价不一样了。其实，上只角不上只角，只是一个说头而已。每天这么来回，一开始是那种长龙一样的公交车，后来是地铁，哪班地铁倒哪班地铁，换乘的时候加紧两步，恰好能赶在蜂鸣器响的时候上车，然后出来，正好赶上两个绿灯，进那个过街楼式的大门的时候，时间几乎可以精确到分。然后路旁的街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现在突然要离开，不是什么都能像这台灯一样，可以打包带走的。

这台灯是刚到这里上班时，一位名叫姜慎言的老先生送我的。那个时候，一间大办公室挤了很多人，我和他面对面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那时候的办公桌是连体的，两侧都有抽屉，宽度介于通常的一张办公桌和两张之间，一般不妨碍，但面对面两个人恰好脚都伸长了，难免会碰到对方的脚，椅子往后撤，又会碰到别人的椅背。但我们两个人不会。姜老先生总是坐得笔挺，难得站起来走走，以至于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注意到他的脚是跛的，走路时有难以觉察的一起一伏。碰到要看笔迹时，他会拿下金丝眼镜，低下发色花白又梳得一丝不乱的西装头，凑在台灯下面久久地看着，别人再怎么吵都和他无关。

如果忽略掉这么多办公桌椅，这么多声音，单看柳桉地板、钢窗、天花板上装饰的线条、马赛克贴的卫生间地面和墙面，以及光洁的洗手池和抽水马桶，立刻觉得自己办公的地方建造得相当考究。一次在餐厅吃饭时我说出了这个想法，同桌的老王哈哈一笑说，那当然，岂止相当考究，还相当有来历。

侬晓得伐，他经纶满腹的样子压低了声音说，19世纪30年代末，鸦片烽烟自岭南小镇虎门而起，三年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在清帝国看来是最后的忍受，在列强看来却是狂欢的开端。自英国人乔治·巴富尔踏上黄浦江左岸这段苇草丛生的江堤后，外滩渐渐出落成从白令海峡到马六甲海峡最风姿绰约的建筑群。四条东西向通往公共租界腹地的马路，起初被潦草地叫作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和四马路，直到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想到要给它们取名时，马太提，侬晓得伐，这人是工部局五董事之一，正开着会突然想起自己多年前在福州的一次艳遇，提出用福州路来命名四马路。

我插嘴道，恰好是洋大人的艳遇和这条马路以长三堂子出名有关吗？

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发散思维能力就是强。老王嘴上是表扬，眼睛里却闪着揶揄的光。那个时候，公安局进的新人里面，大学毕业的不算多，于是“大学生”三个字是老一辈警察调侃我们这些不接地气的年轻人的专用名字。接着他又经纶满腹的样子压低了声音说，你说对了，我要是福州路本尊，也会精神分裂的。比如除了你说的长三堂子，它还以报馆和公共租界的政治中心闻名。我们这个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最早挂出的招牌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央捕房，若干年以后是汪伪的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国民政府上海市警察局，1949年5月27日以后，这里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侬晓得伐，抽水马桶、司必灵锁，都是英国的老牌子，用到现在多少年了还擦刮里新……

我点头说，晓得，晓得。

老王接着说，给你讲个笑话，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事情，新中国初成立时，南下的同志进到办公室来，不知道马桶是干什么用的，有人告诉他是淘米的，结果这同志还真信了，把米倒进去问这人咋淘，这人说揿那个按钮，结果按钮一揿“哗哗哗”，米看不见了，这同志问米到哪里去了，这人哈哈大笑。

我不地道地跟着笑了。若说上海人骨子里那种优越感让人略感不适的话，这个赤裸裸的捉弄，就过于损了。不过我猜是编排的，了解点历史的都知道，刚新中国成立初时是供给制，留用警察有薪水，南下的警察按级别吃大灶、中灶和小灶，怎么会轮到自己淘米呢？

后来老王又讲过两个故事，我倒认为是真的。

一个是交警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故事。解放上海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对大多数人却几乎是无感的。5月27日那天，很多早起的市民发现细雨中马路边上并排躺了很多解放军，才知道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已经换了人间，这有那张著名的照片为证，我老王不会瞎讲。到了中午，又有很多人发现，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依旧是一身黑衣、打着绑腿的国民党警察，就不干了，都解放了，我们怎么还得听你一个国民党警察指挥？消息传到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这边紧急派出南下警察。但是侬晓得伐，国民党警察懂得怎么指挥，但没人听，南下警察的话市民愿意听，但他们不懂得怎么指挥，于是只好两个人配合，黑制服，指挥交通，草绿制服，站在边上背书，路口这才慢慢恢复正常。

另外一个是“警察人民”还是“人民警察”的故事。国民党的上海市警察局当时有一万六千多名警察，刚进上海的南下警察加上原来的地下党警察，只有不到两千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整个上海人口五六百万，散兵游勇，帮会分子，还有前政府恶意放出来的刑事犯，都想捞一票，那个乱啊。谁来维持秩序？哪里有足够的力量维持秩序？他们走的时候多少不甘心啊，话讲出来酸唧唧的：你们这些土包子占得了上海，也管不好上海。真的吗？陈老总大手一挥，出口就是那个著名的比喻，我们人民政府要拆屋重建，旧的屋子全部拆掉，拆下来的木材砖瓦，只要是好的，都可以拿来建人民政府的新屋子。6月8日这天，在天蟾舞台，就是现在的逸夫舞台，陈老总给留用警察开会，中心思想就是讲清楚什么是人民警察，什么是警察人民？是服务人民，还是欺压人民？打个比方，穷人拉着重车过外白渡桥，上去推一把的，是人民的警察，是服务人民；上去踹一脚的，是警察人民，是欺压人民。究竟是推还是踹，你们自己选……

这位老王故事说得手舞足蹈，整个大办公室里的人都哈哈大笑，我注意到只有角落里的姜慎言一语不发，脸上看不出表情。

没多久姜慎言就退休了。走的时候，他把很多东西拿出来分赠同事，一只用出包浆来的镇纸、一叠刚开封的熟宣、一盆养得正好的兰花……爱抽烟的老王得到一只年代很久的打火机，这个一直摆在我们两个人楚河汉界上的绿台灯则归了我。

走的那天，姜慎言执意不要我们送，一个人，一只手提箱，一起一伏出了一百八十五号过街楼式样的大门，左转而去。老王站在窗前，用拇指转动刚刚得到的那只打火机转轮，利落地点起一支烟，叹口气总结道，整个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最后一个留用警察退休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是1987年的事情，直到二三十年后姜老先生送我的这个台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国题材的影视剧中，尤其是带着它去过一次古董店之后，他又回到我的视野当中。

原本是台灯底座上一个螺丝掉了，准确地说，是半个螺丝断在里面了，去了好几个地方都配不到，有人指点我去长乐路上一家古董店，说那里有就有，那里没有就没有了。

古董店在一幢老房子的一楼，店主留着贴着头皮的短发，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既时尚又有学究气质。接过台灯之前，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双手先揩揩清爽。一开始他是戴着眼镜看的，后又脱下眼镜看，还用手指又抹又擦，复又戴上眼镜问我，可以问问这台灯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老同志退休时送我的。店主脸上波澜未惊，但看得出这个答案让他相当满意。他又问，那这台灯你卖吗？我说你给什么价钱。店主说一口价，五千块。我心里一惊，一个旧台灯，竟然值这么多钱，便有些犹豫和迟疑。店主的面孔看得出虽在江湖上常年行走却依然诚朴不减，不过他应该是误解了我的犹豫和迟疑，对我说，再加五百，五千五，不能再多了。我说卖不卖再说，能不能请你给我讲讲为啥这个台灯这么值钱。店主说，供求关系呗。这台灯，学名绿碧玺台灯，这几年要这台灯的人多起来了，也有流水线在做。你手里这个是正宗的老货，差不多一百年前英国设计师的作品，最迟1926年在捷克生产，算得上古董。喏，螺丝断掉了，底板里面必有备用的，我打开给你看。说着，他先拿出一个极细小的钻头，在断了的螺丝面上钻出一个孔，然后把一个叫断丝取出器的东西旋进去，再旋出断的螺丝。接着拿起螺丝刀，旋开黄铜灯座底板上另外两个螺丝。快一百年了，也许这个底板从未被打开过，店主着实用了不少力气。底板掀开以后，果真有他说的备用螺丝，之外却见另有一团纸掉了出来，半块橡皮大小，开始我以为是说明书之类的，但一层一层打开以后，发现是张宣纸，有A4 纸的一半大小，密密麻麻地写着繁体的小楷，像是人名和地址。我心里又一惊，这张纸的来历，至少这个台灯的来历，老主人姜老先生应该知道。于是对店主各种感谢和抱歉之后，我抱着台灯冲进夜色中。

问过老干部处，才知道姜老先生就住在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不远处的河南路上，在消防队四扇大红门后面一幢老房子的206 室，不过要从左侧的小弄堂绕进去。中间约过三次，不是老先生住院，就是我上案子，终于在五月底一个周日约上了。

福州路河南路的街角处，一个健硕的老妇人在卖白兰花，面前竹篮盖上摆着穿好的成品，有胸花，有手串，有头花。见我注意到她，老人家招呼说，妹妹，又白又香买一朵。这个年龄了，被老人家叫妹妹，心里马上柔软得不行。我蹲下身子说，买一束好吗？老人家欣喜地揭开篮子，打开上面的湿布，短短的、香香的、绿绿的、白白的扎了一把，笑盈盈地递给我。

正是梅雨季节，进了姜老先生家大楼的门，门厅的水磨石地板上都是细细密密的水珠，楼梯蛮宽大，靠近扶手的一侧，几辆脚踏车顺向锁在栏杆上，让这个宽大打了不少折扣。上到二楼，正要找206室，却发现门牌号全是1 打头，猛然意识到，这幢楼的门牌应该是延续了英式的编排之法，连忙退回楼梯间，再上一层。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孩开的门，屋内的宽大整洁出乎我的意料，有点像是一套公寓里面敲掉所有隔墙的那种空旷和开朗，衣柜、书橱等高大的家具皆靠墙而立，低矮的沙发和角柜，约略做着空间分割。只有阳台是相对独立的，一头是一个狮爪脚浴缸，另外一头是曲尺形的料理台。

我问年轻男孩姜老先生呢，男孩朝一侧指了指。一阵抽水的声音之后，老先生坐在轮椅上出现了，依旧梳着他的招牌西装头，不过二三十年过去了，发色已经全白，且非常稀疏，勉强能盖住头顶。再看，他的脸皱得像核桃皮一样，一只眼睛蒙着白翳。

房间这么布置，我猜想和老先生离不开轮椅有关。他张开没牙的嘴笑着招呼我，我先双手送上那束白兰花，年轻男孩在道谢声中替老人接过。接着我从背包里拿出绿台灯和那张写满字的宣纸，老先生明显愣了一下，看着我自说自话把绿台灯电源插好，然后滑着轮椅凑过来，用那只好的眼睛凑近这张纸，像多年前坐在我对面看笔迹时一样。良久后他喃喃自语，是胡炎，是胡炎的笔迹……

本来已经走过客堂中央那张全家福，但眼睛里一个余光，硬生生把姜慎言扯了回去。转身站在全家福前，等看清楚上面的人时，他胸口一闷：遭此横祸的，莫非是胡炎一家？

姜慎言那几天有点鼻塞，嗅觉变得迟钝起来，却依然闻得到现场浓烈的血腥味。正午的阳光从南窗照了进来，刚好投射在这张全家福上。暗红色木框的边角上，镶着一块小小的金色铭牌，上面有“王开照相”四个字。全家福上面一共五个人，穿戴莫不喜气洋洋。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坐在太师椅上，女的老人怀里抱个小婴儿，小婴儿怀里抱个洋娃娃。女老人和男老人的神情一样，皆是殷实人家的那种平和与满足。后面站着一对年轻夫妇，女子面目温润娴雅，一看就是上海弄堂里的小家碧玉，男子踌躇满志中略略有点玩世不恭。如果将这点玩世不恭稍微做点夸张，就是胡炎惯常的表情。没错，眉直额方，肿眼泡，小眼睛，坚厚的鼻翼上有一粒绿豆大小的黑痣，是他。

姜慎言还是不敢相信，他得去找人证实。于是快步下楼，却在转角处踢到一样软软的小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个洋娃娃，长长的睫毛，明亮的双眼一开一闭。应该就是全家福里小婴儿怀里抱的那个。不过此时，洋娃娃裙子的蕾丝边上，染上了一团脏的东西，借着光细看，是血迹，已经有些发黑了。他胸口又闷地一痛，想把洋娃娃放回去又一时不知道该放哪里，于是继续拿在手上，奔到米店门口，朝一个小队长模样的人招了招手。

小队长跑步过来，到了台阶前刚要一个立定，不料脚底下一滑，身体一个趔趄，差点摔倒。站稳之后，他嘴里嘟囔着用脚把散在地上的米撮在一边，然后朝姜慎言敬了个礼：静安寺警察分局刑事科警佐张大山在此，长官有何吩咐？姜慎言说：问你正好，现在被害人的姓名和基本情况清楚了吗？小队长道：米店老板家的户口卡刚刚从档案室调出来，两个伙计的身份还在查。说着，打开随身的档案袋，掏出一样东西，双手递过来。他接过一看，胡炎两个字赫然在列。

真是胡炎家出的事。他的脑袋又重重地“嗡”了一下，前面接到报案说是一案六尸的时候，已经这样“嗡”过一次了。虽说上峰们此时的心思都在戡乱救国上，不像以前那么看重凶杀案件了，但身为警察，身为国民政府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侦缉科副科长，命案侦缉还是他最重要的任务。

几个警察楼上楼下忙着勘查现场。在他们的脚步声和交谈声中，姜慎言抱着双臂，重新站在那张全家福前暗自思忖：是谁，下得了这个狠手，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现在，除了胡炎不见踪影，全家福上的三个大人和小婴儿，还有夜里睡在楼下的两个伙计，全部惨遭杀戮。

胡炎已经失踪好几天了，这几天他的事情在整个上海市警察局已经沸沸扬扬，传言是和仙乐斯一个当红舞女去了台湾，又传言买船票的二十条“黄鱼”，皆出自舞女的百宝箱，还说这位“杜十娘”，是某位达官贵人的外室，那些“黄鱼”来自达官贵人多年的私房铜钿。如果这个香艳的传言是真，这个胡炎，该有多荒唐啊。

在国立中央警官学校读书的时候，姜慎言读的是两年的正科，胡炎读的是一年的速成科，他们读书时没有交集，但进入上海市警察局以后，胡炎专门来拜访过他，一见面便称兄道弟。国民党官场里盛行的这一套，姜慎言很是不屑，所以较为冷淡，但胡炎好像没什么感觉，照样高谈阔论。胡炎这个人很难说清楚。当警察，你就得有警察的样子，严谨、专业、周敏。可是胡炎，按说受过正规的警政教育，却把自己弄成一副花花公子和白相人的腔调，整日西装礼帽，手杖烟斗，脖子上常挂个德国产的徕卡相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锃明瓦亮，左晃右晃，天知道他一天到晚忙什么，除了汉口路的证券交易大楼，静安寺附近的百乐门，南京西路上的大都会、仙乐斯，西藏路上的维也纳……凡是上海滩上稍微有点名堂的舞厅，总有他的身影在晃，还时不时闹出各种绯闻，甚至有一个细鼻子细眼的小舞女找到警察局闹着要嫁给他。

不过就是这种人，官运却十分亨通。前任局长俞先生成立飞行堡垒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出任了二队队长，成为当时全局最年轻的警官，到了上个月，鸿森同志来当局长，又提拔他任行政处户口科科长。姜慎言比他早毕业两年，还去过伦敦的苏格兰场学习，也不过才是刑事处侦缉科副科长。科长已提任卢家湾分局副局长，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俞先生给姜慎言留着的，等他副科长满了两年之后再任，这让鸿森同志很不爽，宁可空着，也不给他做。

不过，一次偶然间在办公室窗前看到的一件事情，多少挽回了点他对胡炎的印象。那天突然间落雨，街角一个卖白兰花的老太太想要站在充作大门门洞的过街楼下避雨，几个看门的杂役赶她走，正好胡炎坐着黄包车回来了，他把老太太的白兰花全买下来，然后给钱给黄包车夫，叫他送老太太回家。

就是这个人，自己不知去向，家人全部被杀……虽说现场看过不少，但如此惨烈的还是第一次。楼上楼下几乎所有的柜子、抽屉里的物件都鸡飞狗跳，保险箱撬开了，地板撬开了，连木头的护壁也撬开了，血像小溪一样顺着地板缝流。

窗外已经是四月的街景了，芳菲将尽，梧桐树老迈的虬枝上新芽正蓬勃欲飞，按说到了一年之中最好的时节，但这天，这光，这气息，却和周璇的歌声一样给人带来末世之感。不远处的静安寺路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霓虹店招明明暗暗，旗袍女子娉娉婷婷，路边卖艺的白俄老人胸前的手风琴咿咿呀呀，国际饭店的旋转门前，缠着船形头布的锡克侍者毕恭毕敬地等在豪客们的车前，卖报小童不断叫嚷着号外和前方战况，间或有伏在人行道上乞讨的伤兵甚至敢去抢路人手中的面包……似乎所有人都感觉得到，一个巨大的未知的改变正在前方不远处等着他们。

姜慎言的眼里只有案子，他相信，警察从来都是让社会安定下来的强大力量，它能震慑，能纠偏，也能杀伐。无论何时，警察是不能少的。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局里上上下下都忙着戡乱救国，杀人放火之类的案子根本顾不上。

今天这个案子算是例外，可能是因为死的人太多，除了侦缉科和鉴识科，飞行堡垒也来人了。这会儿，米店里面，鉴识科几个人在勘查现场，米店门口，静安寺警察分局在维持秩序。有几个老百姓肩上扛着成捆的金圆券，手里拿着米袋子，头伸了老长往里面看，也有路人探头探脑轧闹猛。人群中，镁光灯一闪一闪的，是几个小报的记者。侦缉科的便衣混在里面，左边听听，右边听听。

是一个老迈的清道夫报的案。他扫这条马路很多年了。米店常常在夜间进货，总有米粒洒在后门码头的台阶上，所以每天一早从家里出来，他总是直奔米店，趁着太阳还没起床，先把米店这段路扫掉，砖的缝隙，路的凹槽，不管是米还是土，先装进口袋里再说。有时候十来天攒下来，筛出来的米，够得上全家人一顿饭的。这个秘密，不能给别的清道夫知道。现在的米，一天一个价，你背一口袋钞票过去，未必换得回一口袋米，补贴一顿总是好的。今天一早，他发现地上洒了很多米，先是一阵狂喜，可是扫了两扫帚，感觉不对劲，于是手脚停住，抬头望去，米店的后门虚掩着。探头进去，借着渐渐亮起来的天光，看得出里面一片狼藉，隐隐地，一股血腥味，再走进去，米仓后面，是一具尸体，回过身来，又是一具……

警察的思维惯性，碰到凶杀案，第一个得明确案件的性质。前面只知道米店老板一家被灭门时，姜慎言脑子就开始高速运转，是谋财？还是寻仇？如今米这么贵，快变成和黄金美钞一样的硬通货了，会不会是偷米不成，惊醒了伙计和主人然后转化成抢劫杀人？或者是因为和供应商或者分销商之间有债务纠纷？现在看过这张全家福认出胡炎以后，他脑子开始往另外的方向转了。莫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桩血案是那位被横刀夺爱的达官贵人给胡炎点颜色看的……

姜老先生的声音越来越低，直到靠在轮椅上，微微闭上眼睛。这个时候，阳台那边传来“叮”的一声，接着面包和咖啡的香味飘来，年轻男孩用托盘端来三杯咖啡，接着又端来了奶壶、方糖，还有三只盐可颂。自始至终，动作都很轻。我轻轻起身表示感谢，他礼貌地笑笑，也轻声说，不用客气，姐姐，盐可颂是我自己烤的，你要不要尝尝味道？

被年轻男孩叫姐姐，心里还是蛮熨帖的。让人熨帖的还有放在面包篮里的那三只盐可颂，胖胖的金黄色的海螺一样，背上可爱的趴着几颗的白色盐粒。我轻声赞叹几句，然后问他，是你在照顾祖父？男孩子点点头。我又轻声问他，多久了？他回答说，一个半年。可能是我脸上的表情提醒了他，他连忙说，不，抱歉，姐姐，是一年半。接着他面带难色轻声说，祖父心衰，住院刚刚回来，体力有限，是不是请姐姐您……在上海，使用“您”这个敬称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一旦被称作您，总有一种疏离感，这个我懂。谁知没等我回答，姜老先生睁开了眼睛，他指着那堆东西说，不妨，吃点下午茶，我们再聊。说罢，朝男孩子招招手，指指身下。男孩子会意，走到他身后推他去了卫生间方向。

一个半年。有趣的说法，应该不是母语是汉语的人说出来的话。孙辈照顾祖辈，也蛮少见，姜老先生的老伴或者子女呢？虽说以前在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可能是因为差距太大，话也说得不是很多，更不用说谈家事了。年龄的差距倒是其次，主要是身份的差距，没有谁说过留用警察低人一等，但那种差距着实难以视而不见……思忖间，轮椅碾过地板的声音由远至近，姜老先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满是歉意地说，一饭三遗矢，果真不中用了，来，吃点东西，刚刚说到哪里了，我们继续……

整个一百八十五号是四幢高层建筑合围起来的，南面那幢，底层是刑讯室和羁押室，再下面造有水牢，水牢里的水直通黄浦江，一层和两层是飞行堡垒办公的地方，他们经常有紧急行动，楼层低，方便进出，三层是餐厅，四层以上租界时代供有眷属的西籍巡捕居住，东西两幢，底层到七层是华捕宿舍，抗战胜利以后这些地方同样是宿舍，警官一人一间，警员四人一间。临福州路这幢，底层到六层是办公室，七层到八层是俱乐部和游艺室，九层是总值班室、无线电和电话室，再上面的天台上是警鸽总站。

就是从警鸽总站飞出来的一羽小巧的日本鸽，把姜慎言从杀人案件现场召回一百八十五号的。鸽子短筒里的通信纸上，写着一行字：请刑事处侦缉科姜副科长慎言见字后速至局长室。

局长室在北楼五层居中的位置，有普通办公室的三间大，进去正对面是一个巨大的屏风，屏风右侧，坐着机要秘书，绕过屏风，里面摆着一张小的会议桌，进去是办公室，再进去是休息室。整个房间视野开阔，站在窗前，就可以看见外滩的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大楼和黄浦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不过鸿森同志推崇的是新生活运动，他厌恶享乐，认为是对享乐的追求把好好一个国家祸害成这个样子。他来了以后，窗帘一直是拉上的，不让窗外的美景分了自己夙夜在公的心。他不抽烟，也不允许下属当着他的面抽烟，一次一个不知实情的科长冒冒失失点起一支烟，他当场叫这科长把烟掐灭，把烟丝泡在水里喝下去，这位科长不敢有半点违抗，据说喝下去以后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在到任那天的全局科、队长以上干部大会上，鸿森同志强调了很多纪律，比如，上到局长下到警员，警察局内部相互间称同志，我么，大家可以直接叫我鸿森同志，又比如，现在国家电力紧张，一百八十五号所有电梯非紧急情况不允许使用。最后，他拖长了声音说，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者弃职潜逃，均处死并杀死全家。没多久，局长室就被一百八十五号很多人暗里叫作“那间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办公室”，至于警察局内部相互间称同志一事，没有谁真的执行，毕竟，能够做到一官半职，都不容易，轻易称同志，岂不是锦衣夜行？只有局长大人，大家暗里称鸿森同志。

警鸽传信，而且要求是速至，姜慎言不敢怠慢，不许坐电梯，便一路奔上去。奔到“那间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办公室”门口时，健壮的他也有点气喘，本来齉齉的鼻子更加不通气了。他在那扇宽大的深色木门前站定，对着油漆的反光整理好身上的制服，等气稍稍喘匀，才敲门进去。

是机要秘书开的门。她一直坐在门口的位置，一身警察制服，名字姜慎言不记得，只记得姓章，听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文秘专业，印象里总是一副古板的样子，不过感觉今天脸色格外的白。章小姐开门后，略侧着身体，先他一步，领他到小会议桌前。

此刻，鸿森同志坐在小会议桌的上首居中位置。他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偏分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洁。右侧，飞行堡垒一队队长黄凯明一身警察制服，干练而冷峻，此刻眼观鼻，鼻观心，笔直地坐着，见他进来，扬了扬眉毛，略略点了点头，算是同僚之间在局长面前的一个问候。左侧，已经摆好一个茶杯，显然是他的位置。

等他坐定，鸿森同志浓眉下的双目依次扫过他和黄凯明，然后开口道：辛苦了姜副科长，把你从现场请回来，我们开个小会。听说这个不幸发生在行政处户口科科长胡炎家，我很是震惊，也很是痛心。胡炎你们都熟悉，两位国立中央警官学校的师兄弟，党国精心培养，他是如何的不堪，如何的背信弃义，我不说你们两位都清楚。如今走到这一步，作为一局之长，我是有责任的。关于他，虽说各种传言，但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局里是不会轻易下什么结论的。今天发生如此重大之案件，我们要一查到底，给死者有个交代，也给全体上海市民有个交代，我们上海市警察局是有能力维护上海之安全和稳定的。

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仿佛要给他的两个听众时间去消化这些话。之后，他又侧过身对姜慎言说，姜副科长，我清楚你那边办案力量不足，故而请飞行堡垒一队黄凯明队长即日起开始协助你，直到案件全部办结。

鸿森同志这个话，让姜慎言略有些意外。飞行堡垒协助侦缉科的工作？太受宠若惊了吧。飞行堡垒，那是尖刀的尖刀。民国三十六年（1947）俞先生去伦敦苏格兰场考察，回来后就开始筹建，队员的招募标准也是他亲手一条一条拟的：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以上，体重在六十到七十公斤之间，精通中文、英文和刑事法令，受过照相、指纹、救护、驾驶和电讯的专门训练，百码内的活动靶命中率要超过百分之八十五，固定靶命中率百分之百，当然，首要的是信仰三民主义，宣誓效忠党国。飞行堡垒的职责最初定为侦防重大刑事案件，镇压游行、罢工和聚众滋事，搜索和巡视特种场所。当年在飞行堡垒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俞先生豪气冲天地宣布：二十分钟，只需二十分钟，无论上海的哪一个角落发生治安问题，这支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队伍定会在二十分钟内从天而降。这样的队伍，全世界只有英国、美国和法国有，我们，是世界第四。

但没多久，不说全国，就连上海这个党国的经济首都，每一个角落都在漏风，尤其是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的共产党，分分钟都让人脖颈发凉。而且此时此刻，共产党的军队已经饮马长江，南京眼看不保。在这种形势下，炙手可热的飞行堡垒，居然来协助侦缉科破这个案子，有点不合常理。

姜慎言坐在那里正发呆，却听黄凯明朗声说道，局座请放心，凯明会全力协助姜副科长侦办此案。

姜慎言正要跟着表态，电话铃响了，是那部红色的电话机，一百八十五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专线电话，鸿森同志立刻起身去接。

“汤司令，是我。”说话间，他站直了身子。

这个时候，姜慎言鼻子又齉起来了，他尽可能压低声音吭，想吭掉这个麻烦，但一时无果，只好屏住。

“好，明白，接受司令批评，是我们杀得太少，是的，感谢司令信任，对于共党分子，我们可以先杀后报，您尽可放心……”

姜慎言感觉有人轻轻触碰他的手臂，转头一看，是章小姐，她手里拿着一块手绢示意他接。他递过一个感谢的眼神，余光中发现一直正襟危坐的黄凯明，眼睛也扫了一下这边。

挂断电话，鸿森同志顿了顿，才转过身子，走了回来。

在鸿森同志回到小会议桌前，姜慎言用刚刚得到的那块手绢终于快速而隐秘地处理好自己鼻腔里的麻烦。等鸿森同志坐定，隔着会议桌，黄凯明板着一副精英面孔伸过手来：慎言兄有任何要求，请尽管吩咐，弟在所不辞。

姜慎言也伸手过去：如此灭门惨案，慎言当警察以来第一次碰到，吩咐不敢，还请凯明兄为侦缉科指迷点津。

姜慎言的话刚刚落音，鸿森同志就清了清嗓子，威严地插话道：两位，我讲过多少遍了，我们上海市警察局，不是洪帮也不是青帮，更不是黑社会，是现代的警察机关，不要兄呀弟呀的。

姜慎言本来也不喜欢同事之间称兄道弟，但黄凯明称在先，他也不好不跟。如今被鸿森同志点出来，略略有些尴尬，于是说道：谨记局座教诲。您要有时间的话，我汇报一下目前案件的进展情况。

鸿森同志道：好，黄队长一起听听。

姜慎言从随身的包里拿出笔记本，打开来摊在会议桌上，然后汇报道：案发时间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4月15日夜到4月16日凌晨，案发地是苏州河南岸一家米店。这户人家，下面开店，上面住家，店主胡氏夫妇及儿子儿媳及孙女共五人住在楼上，两个伙计住在楼下店堂里，七个人除了儿子，也就是胡炎不在家外，全部罹难。

说着，他从档案袋里拿出样东西打开，恭敬地摊在鸿森同志面前，是他刚刚在米店匆匆手绘的一张现场图。他一边指点一边解说道：现场勘查发现，门没有破坏的痕迹，可以说盗匪是软进门的，六个人皆死于锐器伤，一伙计头外脚内倒在门口，另一伙计倒在上楼的楼梯口这个位置。男主人的位置是二楼的楼梯口，女主人、儿媳和孙女均死在卧室里，楼上楼下皆有较大翻动。现场搜查，没有发现黄金、白银或者美钞，金圆券的具体数目正在清点，米应该有损失，还正在核查。

听到这里，鸿森同志叹了口气道：看来胡炎得罪了不少人啊，自己逍遥快活，家人遭此重祸，可悲，可叹啊。

姜慎言暗想，轻易做出因为胡炎得罪人而造成惨案这个结论，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但他知道鸿森同志的话说出来是不能遭到任何反驳的，必须一马平川，于是道：目前现场勘查和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到底是几个人作案，凶手是怎么进，怎么出，现场遗留多少痕迹，尚不清楚。

鸿森同志道：黄队长痕迹检验科班出身，现场勘查和清点，以及赃物追缴交给飞行堡垒，姜副科长负责外围调查，两位当精诚合作，尽快查清此案。

姜慎言和黄凯明同时起立，齐声道：遵命。

鸿森同志又道：对了，侦查日志每天誊印一份报我办公室。说着，转头对坐在门口的章小姐道：侦查日志报来后立即呈我。

章小姐也起立：明白。

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姜慎言想，鸿森同志对这个案子如此关心，不惜调动飞行堡垒参与，尤其是他最器重的干将黄凯明，是因为这个案子事关警察局的颜面，还是念及黄凯明和胡炎非比寻常的关系，黄会更加尽心尽力？黄凯明和胡炎这两个人很有渊源，同在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又一同考进国立中央警官学校，读书时就被说成是一把韭菜不零卖，飞行堡垒成立的时候，同时任队长。对于任胡炎为二队队长，传说俞先生相当犹豫，不像一队队长黄凯明，当初招募标准一俟公布，一百八十五号很多人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黄凯明显然是值得局长器重的少壮派精英，老成持重，为人严谨，精诚敬业。但胡炎有胡炎的好处，家道殷实，隔三岔五请同事吃饭看戏跳舞，透露点证券交易的内幕消息给走得近的兄弟，让他们发点小财，还时不时会弄点桃色新闻出来，让大家茶余饭后多点谈资……当然，他的能力还是强的，在很多岗位做过，每个岗位都还算胜任，也挺招同事喜欢，不像黄凯明，一直在机动车大队，然后整编进入飞行堡垒，总是一副无趣的、不接地气的精英面孔。

精英面孔归精英面孔，有他的能力，有他和胡炎的关系，破案当指日可待……

警鸽总站和水牢？在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办公快三十年，我居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存在。姜老先生张开没牙的嘴呵呵笑着，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菊花一样绽放，像个可爱的老太太。他说，一百八十五号的秘密多了，别说你三十年，我在里面差不多五十年也没看明白。

我笑说，对，想起来读大学时候的一件尴尬事，同学们言必尼采、康德，自己也暗暗借来书啃，可是看了半天，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却不知道它们合起来什么意思，哈哈……说着，我接过老人手上的咖啡杯，递上一只盐可颂，搁在老人掌心。老人掐了一小块，放进没牙的嘴里，虚看着一个地方细细地研磨，像是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顺着老人目光方向看去，我注意到那束白白绿绿的白兰花，已经被放在高几上一个六边形的水晶花瓶里，悦目且安静。花瓶背后的墙上有一幅书法，是古拙且典雅的隶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现场，只有现场。不管在国立中央警察学校，还是在欧洲进修现代警政，教官一直这样强调。但鸿森同志既然决定现场交给黄凯明，姜慎言只有服从。除去现场，首要的就是人物关系。所有可能性，得一个一个排除，他决定从胡炎的失踪入手。

撒了人拿着他的照片去十六铺码头查。新年过后，前往台湾基隆港的轮船一直爆满，甚至有很多人无票上船。检票员、乘务员、船员，一个一个接过照片看了半天，都表示对这个人没有印象。

姜慎言想到那些在船上卖香烟瓜子零食的小贩。这些小贩看似松散，实则大多是同乡，有同乡会或者同业公会，某个籍贯的小贩会相对固定某些航线，约定好的，旁的人不能插足。去台湾方向的，是安徽淮南人，但调查的结果是，自胡炎失踪之日起，并无长成这个样子的人坐过轮船去台湾。

怎么办？一条路走不通，只好走另外一条，就像《字林西报》周末版上的填字游戏一样，横的不行，试试竖的，说不定，一通皆通。姜慎言于是改弦易辙，回到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梳理胡炎在这里最后的活动轨迹。

值班表上显示，4月12日晚上，胡炎总值班。一百八十五号，除了飞行堡垒备勤的二十个警力之外，总值班是五个警力，一名警官，四名警员。当晚四个人打扑克牌，胡炎参加了，打到半夜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要去睡觉，叫醒另外一个人接着打。

按照规矩，值班是不能睡觉的，第二天可以轮休。但是“刑不上大夫”，警官什么的，睡就睡了，但警员肯定不能睡，全部得在总值班室。当时的警察，分了两个层级，底层的叫警员，河北或者山东人居多，一般干巡逻、指挥交通、动手抓人、看守之类的粗活，巡官和股长以上层级的叫警官，必须是警官学校毕业，江浙一带人居多，两者地位和待遇差异巨大。其他四个人打牌的时候，这第五个人靠在总值班室的沙发上打盹，被同事叫起来以后去卫生间出了泡水。他说，一眼看过去，除了走廊和楼梯间，还有飞行堡垒的办公室、声音很响的刑讯室，其他地方灯都是黑的。

总值班室在北楼的九层，姜慎言特意走上去，站在第五个人说的位置看，一眼看过去，的确，整个一百八十五号大院，角角落落都看得很清楚。他说的“声音很响”，姜慎言明白什么意思。刑讯室已经做过隔音了，但那种惨叫声，隔音也没有用，尤其在静夜里。飞行堡垒的人，都下得了这个手。

户口科的警员说，四月十三日当天，没有见到胡科长，他们没感到太意外，反正前面一天晚上值班，第二天不在很正常，不过，以往胡科长值好班，顶多补一个上午觉，中午吃饭的时候总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办公室，但这天全天没有看到他，到了4月14日还是没有，他们有工作要向他请示，去宿舍找，宿舍门是锁着的，敲门也没有任何动静。去他家的米店，家人说胡炎4月10日礼拜天晚上去上班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几个地方问过一圈之后，姜慎言请总务处事务科打开胡炎宿舍的门。这间宿舍在西楼的二楼，十七八个平方，带独立卫生间，蜡地钢窗，一床、一柜、一桌、一椅，外带一张长沙发，上海市警察局副科长以上警官的标配，本来是值班或者加班后休息用的。关键时期，鸿森同志要求副科长以上警官都住在局里，随时待命，特殊情况，每周可回家一次。床上的被子和枕头、鞋柜上的礼帽、靠在墙角的手杖、衣柜里的制服和便服、柜子顶上的行李箱都在，只是放在床头的一只洋娃娃，此刻显得格外刺目……所有这一切，除了一层薄薄的灰之外，全部都整整齐齐，不像是仓皇离去的样子，倒像主人随时有可能回来。不过也难说，以胡炎的精明老道，如果他有心和某个舞女私奔，总会想办法掩盖踪迹，尽可能晚点暴露。

姜慎言眼尖，他发现胡炎床头有几册书，走过去看，是万有文库出的一套《可怜的人》。这书他看过，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写的，讲的是一个名叫尚万强的苦役犯苦行苦修的故事。

再去胡炎办公室，也一样，陈设整整齐齐，办公桌上的墨水瓶、台灯、稿纸，书架上的档案资料和书，还有一本看得出翻了有些时日的硬装《王云五小辞典》，里面做了不少记号。有点意外的是，小辞典扉页上竟然有王云五本人的签赠，是签给局长室章小姐的。这个时候，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已经贵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能拿到他签赠的书，不简单。不过，章小姐的小辞典怎么会在胡炎的书架上？姜慎言暗想。

警察局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打烊，一百八十五号的门卫室一直有人。门卫室几个杂役都拍着胸脯说，整个晚上，除了飞行堡垒的车，并未看见其他的人或者车子进来出去。也就是说，4月13日凌晨一点以后，再没有人看见过胡炎。

他到底是怎么离开一百八十五号的，顺着沿街的落水管爬下去的？从天台上飞走的？或者像《可怜的人》里面的那个苦役犯尚万强一样，顺着下水道爬出去的？

这条路还是走不通。姜慎言又把侦查思路放在那个传言上。如果他和某个舞女私奔的消息是真，和他远走高飞的舞女又是谁？

那个时候，舞女是要领执照的，档案保管在警察局。姜慎言把档案借出来翻，徐曼丽、陈美兰、王秀英、丁美琪、陈燕燕……这些莺莺燕燕的名字一个一个看过去，着实让人脑袋发昏。

他叫人找一个包打听来问话。包打听传话过来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上海滩的舞厅我最熟了，什么角角落落的事情都晓得，就在你们警察局转弯过来河南路上的森义兴碰头，碰头时讲给你们听。

听到这个传话，姜慎言暗暗好笑，又暗暗叫苦。这两句诗不知是包打听自况，还是况人？若是自况，没有三代以上的富贵，这个青楼薄幸名不是想赢就能赢得到的。若是况人，况的是谁呢？他点名去森义兴。森义兴是家苏式面馆，开了多少年了，在老饕中间很有口碑，他们警察局同事过去常去的。这家馆子的汤讲究，白汤清，红汤醇。浇头也讲究，爆鱼，焖肉，虾仁、虾脑、虾籽炒成的三虾，哪怕仅仅是开洋葱油，也鲜得掉眉毛。面更讲究，咬上去，弹而不僵，韧而不软。刚刚端上来时，一根一根服服帖帖，像用梳子梳过一样。伙计还要讲究，人人一口苏白，且都穿长衫。但是那几个月里，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和平津会战打下来，物价飞涨，如今，吃一碗森义兴的面，即使没有家室之累，对姜慎言来说，也是件奢侈的事。不过，包打听点名要去森义兴，但没说要吃面，索性挑不是饭点的时间去，自己带茶叶，老板给泡杯茶还是可以的。

从福州路转到河南路时，姜慎言发觉街角处多了一个健硕的老妇人。老妇人脚边放着一只竹篮子，翻过来的盖子上，铺着块湿漉漉的白布，白布上面，摆着穿好铅丝的白兰花。老妇人低头专心给白兰花拗造型，有人路过时，间或叫一声，白兰花，白兰花，又白又香买一朵。苍老的宁波话，和姆妈一样的口音。如果她活着，也该这个年纪了，他伤感地想。于是矮下身子，放下一张钞票，捡起一朵白兰花，放在贴身的口袋里。离乱年代，一朵花带来的馨香，哪怕很快就会凋零，也算一点抚慰吧。

进门的时候，包打听已经到了，在一个小包间里。姜慎言一挑起小包间的门帘，包打听就殷勤地凑上来。这个人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标准的上海小开模样。他翘着兰花指神秘地对姜慎言说：出其东门，美女如云，讲的就是阿拉上海滩的舞厅。舞女里面，最高挑的是胡梦蝶，派头最大的是杨美丽，客人最多的是莉莉王，最会抛媚眼的是黄琼华，还有“一仙”“四怪”“八螃蜞”，长官侬最欢喜哪一个？

包打听的话让姜慎言心生厌恶，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也没有急着回答他的话，而是叫伙计来。伙计殷勤地提着长衫的下摆快步走进来，见姜慎言不是点餐，而是拿出茶叶，脸上就看得出一些不情愿了，但碍于他的身份，也不敢过分怠慢，于是接过茶叶走了出去。

等伙计走了，姜慎言这才对包打听道：我不打听舞女，打听舞客。这个人你认识吗？说着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胡炎的照片。

包打听接过照片，细细端详，然后道：认识，当然认识，这位先生，是你们上海市警察局的胡长官，仙乐斯的常客。

姜慎言问：他和哪个舞女交情比较深？

包打听兰花指一翘，笑道：这个人仗义，好多舞女都交情深的。打比方有个舞女，花名我就不说了，被流氓欺负了，他去找这流氓，吓得流氓赶紧赔钱。还有一个舞女，老家发大水了，他专买她的舞票，感动得这舞女……非他不嫁，做小也行。

姜慎言问：这好多个舞女里面，有没有最近失踪的？

包打听道：失踪的，有啊，长官，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上海滩的大小报纸上都登出来了，是不是苏州河边上米店老板一家被杀的案子？我包你破案立功。

话音刚落，伙计端着茶盘进来了，两只冒着热气的直身玻璃杯里，一旗一枪，绿莹莹悬浮在水里，旁边放两只小小的盘子，一盘五香豆，一盘鸭肝。

伙计边放茶盘边说，长官侬带来的茶叶，一看就是上好的明前龙井，我用正正好九十度的水泡，香味正正好出来，这两盘茶点，是老板送给侬的。

这个时候，老板送您茶点，长官面子好大啊。包打听一边说一边用兰花指捏起一只鸭肝，往嘴里送去。两盘茶点，看上去撑得满满的，其实，五香豆是炸开的，光是壳就很占空间，还有鸭肝，长手长脚的，谁和谁不挨着，包打听捏走一只，立刻空了半个盘子。但姜慎言还是领老板情的，这个时候，能撑起这点小小的体面，已经很尽力了。

放下盘子，伙计并不急着走，而是两只手垂在长衫两侧道：长官，敝店头牌大厨把三虾浇头刚刚烧好，正宗的太湖河虾，一清早送过来的，长官和这位先生要不要尝尝味道？

话说到这里，姜慎言只好道：好的，来两碗。

包打听紧接着道：再加两只荷包蛋，要溏心的。三虾浇头配溏心荷包蛋，味道不要太好，长官，阿拉两个人一人一只。

姜慎言皱了皱眉头，对伙计道：好，再来两只荷包蛋，照这位先生说的做。

等伙计出去，隔着玻璃杯里袅袅升起的雾气，姜慎言看着包打听问道：你刚刚说包我破案，怎么个包法？

包打听道：失踪的舞女里面，有个叫黄琼华的，最近搭上一个小白脸，小白脸长得白，心却黑得不一般。米店的案子发了以后两个人逃走了，我听说啊，是逃到舟山去了。

姜慎言想问的是东隅，得到的却是桑榆。不过这桑榆，听上去也蛮有价值，于是追问：小白脸叫什么名字？

包打听道：江湖人称九爷，苏北帮的三当家，在曹家渡一带活动，听说这次抢了很多米。米装了船，一起运到舟山去了。米现在在舟山，那可是大价钱了。

侦缉科干这么多年，苏北帮姜慎言当然听说过。这些人以前在苏北活动，苏北被共产党占领以后，流窜到上海，和原来在曹家渡的水河帮有过几次火拼，结果以三官堂桥为界，以东是水河帮的地界，以西是苏北帮的地界。水河帮靠水吃饭，专抢苏州河上过往的船只，苏北帮专抢沿街沿河的店铺，只是借水跑路。姜慎言办过一个案子，知道这些家伙的套路，他们白天踩好点，尤其是店里有苏北人，不管是老板还是伙计，等关门以后，用苏北话叫门，谎称是探亲或者访友，有时候说是从老家带了东西来，软进门以后再抢劫，若是不从，便开杀戒，毫不手软。再说舟山，因在上海和基隆的中途，这段时间，挤去了太多的人，米价自然节节攀升。胡炎家这个案子，现场姜慎言是看过的，的确是软进门，虽说目前还不清楚丢了多少米，但那个老迈的清道夫在小码头上确实扫到不少……

于是他问：他们是哪天去舟山的？

包打听道：有两三天了。

姜慎言问：两三天，具体几天？

包打听道：前天凌晨装好船，水上宵禁一结束就走了。

姜慎言明白，水上宵禁令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每日下午六时到翌日上午六时，这十二个小时里除了军警的船，民用船只一律不能开。今天是4月18日，前天是4月16日，上午六点船开走的。和案发时间对得上。于是他又问：米都运走了？

包打听反问道：不运走，难道等长官派人来抓？

姜慎言问：哪个码头换的大船？带我去看看。他知道，苏州河上行的是内河船，直接开到舟山，会出事的，一般人不会冒这个险，必须换大船。

包打听道：长官这不是刻舟求剑吗？现在去看码头，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不过我这里有样东西，长官应该有兴趣。说着，翘着兰花指从西装的内插袋里掏出一团纸包，纸包打开，是一小堆白米和一块形状奇怪的白布。

拿起布仔细查看，姜慎言发现，这块布应该是米袋子的一个角，是用锐器粗暴地割下来或者剪下来的。再捏起几粒米，他便知道这是什么了，于是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包打听道：东西哪里来的，长官就不要多问了，我拿脑袋担保，和小白脸九爷运到舟山的是一批货。

姜慎言正要收起包打听手里的东西，却见包打听的手利索地一卷，一把将东西塞回西装的内插袋里。他说，这东西是我拿命换的，即使长官你不肯出大价钱，你们局长大人也会肯的……

正在这时，穿长衫的伙计挑着帘子进来了，托盘里是两碗热气腾腾的面，面上浇着刚刚烧好的三虾浇头，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包打听鼻头一皱，眉眼都笑了，三虾面祭五脏庙，赞的。说着，翘着兰花指捻起筷子。

姜慎言却心事重重：这么说，这场杀戮，不是因为胡炎的桃花运，而是上门抢劫演化成的灭门惨案？

说到这里，姜老先生双眼看着我，一只眼睛有光，另一只布满白翳的眼睛好像也有光。他问我，如果这个案子交给你，让你侦办，你会怎么办？

我说，自己同事家的案子，几乎被灭门，格外用心是必须的。破案，得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也就是说，得考虑所有可能性，再一个一个排除，前辈分析的几种，就刑事案件来说，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不过，藏在绿碧玺台灯底座里那个写在宣纸上的名单，以及您刚刚提到鸿森同志接汤恩伯电话时说的那几句话，让我想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姜老先生脸上的菊花再次盛放，他幽默一笑说，后浪涌来，果然没前浪什么事了。

我说，没有前浪，哪里来什么后浪。再说，您曾经也是后浪，我也将会是前浪。喏，后浪在那边呢。我指着年轻男孩说。

年轻男孩说，祖父和姐姐绕口令一样，好有趣啊。不过，我猜你们在说年龄与河流的关系。

年龄与河流，哈哈，果然比我这个老朽聪明多了。姜老先生笑了起来。他说，当时的我却只有一条道走到黑这个能力，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一直当数学题做的，其实是道政治题。

第二次在一百八十五号“那间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办公室”碰头，是两周以后的事情了。

满城梧桐树的飞絮，仿佛比恼人的战事还让人烦乱。在这期间，负责中心现场的黄凯明通报说现场提取到三对鞋印，米店的账目和实际库存，缺了两袋粳米、三袋山东小麦和五袋东北大豆，规格都是一市石，也就是每袋一百二十斤。还是买不到去舟山的船票，姜慎言于是把米、小麦和黄豆及包装袋的样品、现场的鞋印照片通过海上的邮路发给那边的警察局，请他们协助调查。那边很快追踪到了盗匪的踪迹，不料却在追捕时，装着粮食的车子翻下悬崖，三人全部坠崖身亡，这三人身份已经确认，全部是苏北帮成员。通过电报发来的回函，并且说三人的鞋印和现场留下的鞋印一致。

看上去严丝合缝，但姜慎言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黄凯明报的数字，和他拿到的一个数字，正正好差了十倍。这个数字的来历也很蹊跷，一天夜里他在宿舍睡下之后，忽听“刷”的一声，有东西从门缝里塞进来，他迅速起身拉开门，左右两边走廊，都看不到人影。关好房门，借着路灯，他看到是一个密封好的匿名信封，写着他的名字。打开之后，没有上下文，只写着，米店损失二十袋粳米、三十袋山东小麦和五十袋东北大豆。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很容易算出来，作案人数不止三人。否则，三个人搬，那得搬多久？上次鸿森同志说过，这个案子的侦查日志要送他办公室，能够接触到侦查日志的，只有那么几个人，其中的现场勘查部分连我也被排除在外，那么，塞进这个信封的人是谁？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数字？

其次，死的人里面，有没有包打听说的那个苏北帮的三当家、小白脸九爷？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各自承担什么角色？作案工具是什么？还有和他一起逃走的那个叫黄琼华的舞女，她在哪里？翻下山崖的车子里装的粮食，具体是什么，和胡炎家米店被抢的品种和数量，对得上吗？他想去舟山走一趟，但从十六铺出发的轮船，一班比一班超载得厉害，吃水线全部淹在水面以下，载的都是去往基隆港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金银财宝。

这次去局长室，姜慎言比黄凯明到得早，他想了想，没有贸然进去，而是静静地站在门口等。章小姐送出一把折叠椅请他坐，又泡了杯茶给他。他轻声道谢。她还是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长期在拉着窗帘的办公室工作，脸色比以前更加白了。

等黄凯明到了，两个人一起进去。章小姐轻声说局座正在打电话，请两位稍等。姜慎言和黄凯明坐在上次坐的位置上，章小姐给每人泡了一杯茶，然后坐回自己的座位，三个人坐着，眼观鼻，鼻观心，听鸿森同志的江山口音在这个小空间里回荡。

……

“否则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到这些名单和地址？警察局里面肯定有共产党奸细，我限你们三天之内破案……”

“凡举报一个共产党奸细，赏黄金十两。凡枪杀一个共产党奸细，赏黄金二十两……”

……

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鸿森同志脸上看得出余怒犹在。听黄凯明和姜慎言汇报完案件目前的侦缉情况后，他只说了两个字，结案。黄凯明立即说遵命，姜慎言有点吃惊地看着黄凯明，不说法律问题，单说和胡炎的感情，如此仓促，他那些横死的家人能瞑目吗？于是他急急地说道，局座，此案尚有诸多疑点，加之胡炎尚未找到，现在结案有点太早，应当继续调查。鸿森同志火一下上来了，转过头来看着他说，姜副科长，你算是在欧洲学过法律，你告诉我，有哪国的法律规定，罪犯已经死亡的不能结案？不容他回答，鸿森同志又换上了沉痛的语调说，南京已经失守，上海危在旦夕，刑事案件再大，也只是刑事案件，给公众一个交代就可以了，作为国民政府花大价钱培养的警官，要以缉捕政治犯为首要任务。那个狗屎约法八章，那个狗屎警告信，难道两位没有收到？

黄凯明看了眼姜慎言，然后把面孔转向鸿森同志，恭敬地说，局座息怒，您说的两样东西，我已经在全力调查，三天之内给您结果。

鸿森同志指着黄凯明对姜慎言说，这才是生死存亡关头一个党国警官应有的担当，你呢？姜副科长，你的担当在哪里？

姜慎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警察的职责是缉捕罪犯，维护……鸿森同志不等他说完，便粗暴地打断说，警察的职责是什么，不需要你来教我，我只问你，你每个月的薪水是哪里来的？你吃的饭、你穿的衣服、你住的房子是哪里来的？姜慎言正要开口，手肘碰到了正在给他添水的章小姐，茶杯顿时倾倒在面前的文件上，流成一条蜿蜒的褐色小溪。

出门的时候，经过章小姐的办公桌，他无意中扫了眼章小姐正在做的会议记录。他的专长本来就是痕迹，对笔迹尤其敏感，会议记录上面的笔迹，从运笔到书写力度、书写习惯和控制能力，和他前一个晚上收到的那封信上的字相似度极高，他略怔了一下，快步朝外走去。

这个小插曲之后，黄凯明和姜慎言都未再言语，他们从局长室退了出来，沉默中并排走过很长一段走廊。虽然没有开口，但每一个脚步声都表示有话要说。

快到姜慎言办公室门口时，黄凯明站住了，点起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后道，慎言兄，我知道你手头案子多，结案报告我来写，报社那边的消息也交给我来发。

姜慎言没有接他的话，而是盯着他的眼睛问，凯明兄，你真的认为可以结案了吗？

四目相对，先移开的是黄凯明，他低着头抽了口烟说，局座决定了的事情，我们就不要纠结真的假的了。

姜慎言说，现场到底少了多少粮食，凯明兄可能比我清楚。

黄凯明说，这些不重要。

姜慎言说，这些不重要，那什么重要？

黄凯明又吸了一口烟说，局座有一次私下里对我说，要不是太书蠹，姜副科长是可堪大用的人才。

姜慎言冷笑一声说，大用不大用，我没那么在乎。不过我记得有人说过，凯明兄和胡炎曾经是一把韭菜不零卖的。

黄凯明苦笑着说，没错。不过作为职业警察，执法办案，要保持足够清醒和理性，不能混杂私人感情进去。

姜慎言说，多谢凯明兄指教。这段时间侦缉科的工作，已经很麻烦你了，结案报告还是应该我来，你把现场勘查情况给我，我来完成。

黄凯明吸完最后一口烟，坚持道，慎言兄不必客气，我知道，现在全市每天都有三四起杀人、绑票或者盗匪抢劫案，你这个侦缉科的当家人压力也非同寻常，我这边人手多，你请属下把所有案卷移交过来就可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坚持下去，他也不会把全部的现场勘查情况给他，加上手上的案子实在太多，姜慎言只好照办。但他一有空就琢磨，严谨如黄凯明，和胡炎情同手足的黄凯明，怎么就同意结案？是鸿森同志给的压力吗？法律和长官意志、仕途和兄弟之情，孰轻孰重？警官失踪，全家被杀，作为一局之长，鸿森同志肯定有压力，不过如此匆忙结案，仅仅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吗？再者，胡炎的失踪和这个米店的盗匪抢劫案有没有关系，他到底去了哪里？

当时姜慎言手上最急的是一户英国侨民被抢劫杀害的案子。这户人家住在虹桥一带一幢洋房里，丈夫在电力公司当技术员，妻子是全职太太，女儿读教会学校。当时是母女两人在家，被轮奸后杀死，下班回来的丈夫，全然不知悲剧已经发生，进门后被埋伏在家里的劫匪扑倒，被迫交出所有钱财之后还是未能幸免于难，惨死后被扔进后院的井里。英国驻沪领事馆已经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市警察局切实保护英侨权益，即刻破案。

人他们已经抓到，匪首是前国军连长，溃退来沪后纠结了一批散兵游勇，专干入室盗窃和抢劫的勾当。讯问中，这位前连长钢嘴铁牙，一问到关键之处，一个字也不肯多说。对于这种人，审讯要讲究张弛之道，姜慎言于是换了个话题，问他有没有听说过米店老板家的灭门惨案。说到别人的案子，前连长显然轻松了许多，他说当然听说过，但如果说出来，得算他立功。

姜慎言说，那得看你说的东西有没有用。

前连长说，有一点我要告诉你，苏北帮坏事干了不少，不过在这个事情上是冤枉的。

听到苏北帮这三个字，姜慎言心里一惊，他问，有什么证据吗？

前连长说，证据，是你们警察关心的，苏北帮关心的是干一票，得到了多少好处。

姜慎言问，那你意思苏北帮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得到好处或者好处不够多？

前连长说，恰恰相反，他们无功受禄，平白无故得到的好处太多。

姜慎言说，平白无故什么意思，得到了哪些好处，你讲得再具体一些。

前连长说，那长官觉得我说的这些东西有用吗？够不够立功？

姜慎言说，那得看你讲得彻底不彻底，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出来，帮助警察破掉案子，肯定算你立功。

前连长说，我只知道有人要苏北帮认下这个案子，交出三个兄弟，好处是一船粮食，能装多少是多少，不然的话，以后不要在苏州河上混了。

姜慎言问，有人？什么人？

前连长说，长官，我只能说这到这里了，再多说一句，恐怕像那个包打听一样，死了连葬身的地方都找不到。

姜慎言心里又一惊，问，哪个包打听？

前连长用手比画了一个兰花指，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他。姜慎言一怔，没有再问下去。

第一次去水牢关人，就是去关这匪首。像这样的事情，本不必姜慎言自己动手，这些活都是警员们干的。那段时间人手短缺，姜慎言只好自己进去。

立夏已过，外面的行人已是单衣单裤，但一打开水牢的门，他就被里面的阴森镇住了。一段下行的楼梯还没走完，潮湿和阴冷就缠裹过来。一排六间水牢，墙壁皆用巨大的石块砌成，上面挂着水珠，本该开窗的地方是粗大的铁栅栏，黄浦江的水可以随着潮涨潮落直接灌进来，只有门口的几级台阶在落潮时分是露出水面的。水牢里面间间人满为患，唯有最里面的一间只有一人，他正要把这匪首关进去，一个飞行堡垒的警员飞奔过来说，长官，不行，里面是要案要犯，我们长官命令不得混关。他只好“哦”了一声，打开隔壁一间的牢门。

这个案子有英国驻沪领事馆那边不断给过来的压力，鸿森同志催姜慎言早点审完早点移交检方。忙得不可开交时，静安寺分局那个叫张大山的警佐打电话，约他到特卡琴科兄弟咖啡俄菜馆见面，说有重要线索报告。姜慎言实在没空，于是请他到一百八十五号来。张大山说，长官，不瞒你说，一到你们大衙门我就紧张，还是请长官拨冗前来。没等姜慎言拒绝的话说出口，他又说，这家俄菜的大厨是我兄弟，不破费的……姜慎言不喜欢基层警察那种拉扯和热络，但听说有重要线索，便让了一步。

特卡琴科兄弟咖啡俄菜馆姜慎言去过一次，开在霞飞路上，是上海第一家花园西餐厅，菜单上的俄罗斯冻肉、鱼子酱、冷鳟鱼、罗宋汤，酒水单上的伏特加和格瓦斯，舞台上的吉卜赛乐队和杂耍，餐桌边身着沙皇时代军装在等位的斯拉夫裔男子，凑过来暧昧地要和你喝一杯的高鼻深目的美女，还有进门必须跨过的那些跪着的白俄乞丐……没有一样不令人印象深刻。

一见面，换上了长衫的张大山，面目比那天清俊了很多，让他心生好感。落座后，张大山欲给姜慎言斟上伏特加，姜慎言说，还是格瓦斯吧，一口伏特加进去，天灵盖都找不回来了。张大山善解人意地笑笑，给两个人杯子都倒上了格瓦斯，然后双手举起自己面前的杯子敬姜慎言：长官为我们辖区的盗匪案操劳，辛苦了。

姜慎言说，这不过是我的职责，你太客气了。

张大山说，长官前面问过，米店两个伙计是哪里人，我查出来了，是苏北人，盐城下面一个镇上的，是堂兄弟，两个人到上海五年了，一直在这家米店做，恭谨勤恳，准备赚了钱回乡娶亲，可惜……

姜慎言心想，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不过是有人要苏北帮认下的，伙计是不是苏北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过这些他没说出来，只是说着道谢的话，然后举起杯子，朝张大山点了点头，两人对饮一口。

放下杯子，张大山打开手边一只俄罗斯套娃，从里面倒出几样东西给他看，是一只打火机和一堆烟蒂，打火机上面ZIPPO 的鹰头标记很是醒目。张大山说他们抓到一个小偷，专偷沿街商铺的，从他的随身物品中搜到这个，小偷辩解说不是偷的，是捡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无辜，还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一堆烟蒂，言之凿凿某日某时在某处捡的。张大山带着小偷找到他说的捡打火机和烟蒂的地方，正是米店的隔壁小弄堂，时间也恰好是案发时段。小偷说捡烟蒂的时候，米店的门是虚掩的，他本想进去看看有没有可以顺手拿的东西，但还没进门，就听乒乒乓乓的声音，隔着窗子看，有人在撬地板，有人在砸抽屉，而且窗缝里透出的血腥味，在凌晨时分格外浓烈。这些情况提供给姜长官，也许对破案有帮助。

姜慎言捻起一只烟蒂欲仔细查看，却听得背后有人说，没想到慎言兄也喜欢俄罗斯冻肉和罗宋汤，是黄凯明的声音。他站起来转过身，黄凯明一手举着杯子，一手拎一瓶伏特加。他举起手中的杯子，迎了过去。

黄凯明大着舌头说，吃俄菜，当然得配伏特加，格瓦斯算什么，太太小姐们喝的。来，喝一杯先生们应该喝的酒。姜慎言回过身来拿空的酒杯，却发现本来放在桌面上的烟蒂和打火机已经不见了，只有那只围着绿色头巾的俄罗斯套娃憨憨地笑着。

碰完杯，一股热辣的气息直冲头顶，却见黄凯明指着张大山问他，这位小兄弟有点面熟……姜慎言口拙，正想着怎么回答时，只见张大山殷勤地给黄凯明的空杯子加了正正好一指节深的伏特加，然后一个立正，恭敬地说，学长好，国立中央警官学校四期学员、现静安寺分局刑事科警佐张大山向学长报告。握手之后，张大山主动说，不久前去南京办案，顺便去母校探望恩师史铭，受恩师之托，给姜学长带了本他的新作。说着，居然真的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黄凯明虚看了眼，然后通红着脸喷着酒气说，姜副科长那是恩师的得意门生，人毕业走了，盛名久久不散，令我辈望尘莫及……说着，用手指点了点俄罗斯套娃可爱的额头，然后晃着酒杯走了，姜慎言和张大山相互看了眼。

翻开张大山带来的那本书，才知道是史铭教官新编的一本警用密码教材。他记得在校的时候，史教官一直说要编写一套警察专用密码，必须区别于军方的。一是警察专用词汇和军方的重合较少，使用不方便，二是增强保密性。不过这本显然只是油印本，并没有正式出版。问过，张大山果然说仅仅是讲义，存世总共不过三五本。

谢过之后，姜慎言觉得这个张大山不简单。以他刚刚的表现，应该听到过这个盗匪案的种种蹊跷，但他既没有说破，又不露痕迹向突然袭击的黄凯明解释了他们见面的原因。他是在帮我，还是帮胡炎？

但不管怎样，总是重要的线索。回来之后，姜慎言仔细研究那些烟蒂和打火机。虽说不抽烟，这个著名的奢侈品牌打火机姜慎言还是知道的，铜的外壳，不锈钢内衬，号称不管风里、水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点得着，不是一般的人用得起的。这么多烟蒂，应该是作案前有较长时间的等待。他们在等什么？等某个人的命令，还是等他们将要屠杀的人入睡？只是那些烟蒂，是以“美廉无比”著称的“大婴孩”，似乎又和打火机的档次对不上。

又一次提审完匪首去水牢送押时，刚关好牢门，一个小东西从最里面那间神秘的水牢方向朝他脚下一跳一跳跳过来，他捡起，借着微弱的反光一看，竟是一粒纽扣，一粒警官制服肩章上的纽扣。他本想顺手扔掉，想了想还是装进口袋里。

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敲过很多遍了，我注意到，每当钟声敲响的时候，姜老先生都会停下来那么几秒钟时间，没有表情，也不说话。一次等他神回过来了，我问，这钟声您听过多少年了？快九十年了吧？

姜老先生说，正好我出生那一年海关大楼建成，除了抗战胜利后去南京读了两年书……九十年了，从威斯敏斯特曲到东方红，多少人，多少事……说着，他的手向前探去，欲端起咖啡杯。年轻男孩抢过，要帮他去换杯热的，姜老先生不要，祖孙两个人起了小小的争执，最后年轻男孩得胜。

不说这些没用的了。姜老先生摇摇头说，其实不管哪个时代的警察，形而下的东西还是最有吸引力的，比如贵重的ZIPPO 打火机和廉价的“大婴孩”，比如一粒警官制服上面的扣子，你说是吗？作为刑事警察，我只想专心办案，但……时代没有局外人，也不允许有局外人。

时局每天都在变化。早饭时间，一百八十五号餐厅的扩音喇叭里接进来的是娱乐电台，《玫瑰玫瑰我爱你》《白兰白兰朵朵香》《蔷薇蔷薇处处开》，旖旎且欢乐，工作时间神经一直紧绷，吃饭时间好歹松弛一下。自从鸿森同志来了以后，餐厅里播放什么，事关士气，这些靡靡之音完全被禁止，播的除了新闻还是新闻。

那天中午吃饭时，姜慎言一进餐厅刚坐定，就见局长室机要秘书章小姐端着盘子走过来，走到他跟前微微笑着问对面有没有人。他独来独往惯了，尤其是吃饭时，一个人坐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这个习惯同事都看出来了，一般没有人凑过来，他也乐得清净。但章小姐主动走过来，加上前面两次去局长室时略有交集，还有静夜里从门缝塞进来的那个蹊跷的信封，尤其她还借给过他手帕，感觉欠了她的情，于是伸手请她坐下。

章小姐这天穿了身裤装，不像平常穿警察制服时那么古板，浅色的衬衣系在同色系的长裤里，整个人显得英气和飒爽，脸也不那么苍白了，加上笑起来一双眼睛弯着，露出一排稍稍有点参差的牙齿，竟让她的脸上平添了年轻女孩的可爱。

广播里的“游”字正要落音时，只见章小姐从自己盘子里夹出一块大排，嘴里说着，替我吃掉一点，不小心买多了，吃不掉。不等姜慎言回答，就浓油赤酱地盖在他的白米饭上。

外面米价飞涨，警察局的米饭是凭饭票供应的，菜的价钱随行就市，所以不管是警官还是警员，基本吃饱饭没有问题，不像其他行业的公教人员，有些只能吃稀粥度日。但有家室拖累的，小菜能少买则少买，甚至有用餐厅供应的免费汤泡饭对付一顿的。姜慎言虽说不至于汤泡饭，但因为上次在森义兴请包打听吃了碗加了荷包蛋的三虾面，一下子用掉了不少钱，所以能节约则节约。章小姐这个举动，未免交浅言深，让他有被冒犯的感觉，但他只是笑笑，轻声道谢。尽管声音很轻，章小姐还是听到了，她说，勿言谢，应该道歉的是我，上次是我把茶水杯打翻了，害得你那些文件得重抄，说着又露出那排参差的牙齿。

姜慎言说，也恰好帮我解了围。

章小姐说，我理解你作为一个刑事警察谜底没有揭开的痛苦，但局座决定的事情，最好不要再多言。

姜慎言说，轻言结案，太过不负责任。

章小姐说，是啊，有的人对受害人和法律负责，有的人只对他的汤司令负责。

见章小姐这么评价自己的上司，姜慎言有点讶异。

鸿森同志出身军统，抗战初期即任军统上海市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招募杀手制裁汉奸，训练爆破人员炸毁日占区桥梁，搜集重要情报提供给盟军，帮助盟军闷掉驻扎在菲律宾和冲绳的八万日军，破获面粉大王荣德生绑架案，秘密逮捕多名共产党要员，受汤恩伯的密令软禁准备策动起义的浙江省主席……十多年下来，他把自己硬生生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铁腕人物。如今蒋大厦将倾，他被派来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取代那个满脑子不合时宜的西方法律治国思想的俞先生。作为俞先生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姜慎言一直站得远远的，只管埋头办案。在他心里，或者说在一百八十五号很多人心中，章小姐和黄凯明一样，妥妥的鸿森同志内圈的人，谁料她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姜慎言抬头问，那在章小姐看来，我姜某人是对谁负责的？

章小姐露齿一笑说，姜副科长是对良心负责的。

姜慎言说，章小姐过奖了，要负责，我也是尽心尽力做到对法律负责，至于良心，太虚无缥缈。法律就是契约，国家也是，人们按照契约缔结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力，约定由某些人来管理国家。不管是让渡的人，还是被让渡的人，双方都要遵守这个契约。那天你也听到了，局座问我，薪水是哪里来？没错，表面上看是国民政府的金库来的，但国民政府金库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老百姓中间来的，老百姓按照契约交税给国家，那国家也应该按照契约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章小姐问，那如果这个契约没有得到履行呢？

姜慎言笑道，章小姐既然问出这个问题，想必已经知道答案，何必问我呢？

章小姐又道，那姜副科长认为胡炎科长属不属于遵守契约的那种人？

姜慎言想，胡炎？他应该是上海市警察局最没有契约精神的那一个吧。但他不想说出来，仅仅是笑笑，没有回答，而是换了个话题，问章小姐吃完饭有没有空，他想去宿舍取手绢还给她。章小姐弯着眉毛和眼睛说好啊。

于是两个人肩并肩走过警察局办公大楼长长的走廊，章小姐不断和迎面碰上的同事打招呼，姜慎言沉默中听她高跟鞋“噔噔噔”敲击地面的声音，眼尾的目光扫过，太阳照在她脸上，绒毛一根一根都看得见。行走间，她回看了他一眼，姜慎言赶紧把目光收回来。

取手帕出来时，有个小东西叮叮当当跟着掉了出来。他和章小姐同时蹲下身子捡，头差点撞在了一起，她柔软的发丝拂过他的脸颊，痒痒的，他赶紧躲过。最终是章小姐捡起来的，她发现是一粒警官制服的扣子，便对他说，姜副科长，你的扣子掉了，我宿舍有针线，我去拿，帮你缀起来。姜慎言说，不用烦劳，我自己有针线，不过这扣子不是我的，是……从水牢最里面一间牢房里蹦到我脚下的。

听闻此言，章小姐捏着扣子，沉吟半晌。

第二天，姜慎言提审完毕又下水牢关人，忽听广播里章小姐的声音通知说局长召集飞行堡垒全体人员务必马上去七楼警察俱乐部集合，一直守着最里面那间水牢的飞行堡垒警员立刻奔了上去。

他好奇心起，走过去打开那间被特别看守的水牢，只见最上面台阶的角落里黑乎乎地躺着一个人，走近，一股恶臭。再一看，那人脸肿得巨大，满是血痂，鼻翼上的血痂中有一粒绿豆大小的黑痣，莫不是失踪了多日的胡炎？用手去触碰，那人额头上一阵虚热。他这一碰，那人清醒了过来。果真是胡炎，他大异且大骇。

见是姜慎言，胡炎极力支起身子，但一只腿朝外面拐着，不听使唤的样子，应该已经断掉了。黑暗中，一团白色的东西在断掉的地方蠕动，不会是蛆虫吧。

胡炎说，慎言兄，你终于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想办法来的。局座怀疑我是奸细，我甘愿接受调查。不过，以局座的性格，我要出去恐怕不可能了，所以拜托慎言兄在合适的时候帮我办几件事情：一只洋娃娃是给小囡的周岁礼物，帮我送回家，也带个口信给家人，说我近期出差办案，有段时间不能回去了；一件人字呢大衣送给警鸽总站的老周，金都戏院血案的时候他冲在最前面，一只眼睛被当兵的打瞎了，家里拖累多，大衣他可以当掉，至少换点米；一本《王云五小辞典》是我借局长室章小姐的，不过你知道的，局座讨厌看见他办公室人员和下属私下来往，所以务请……务请私下还给她。这几样东西，除了洋娃娃在宿舍，其他都在办公室。另……外，还有一个绿碧玺台灯，送给你，兄弟一场，算是纪念……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胡炎虚弱得瘫了下去。

这个时候，姜慎言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他看见胡炎身上的警官制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衣襟和衣身几乎不相连，袖子扯下去一半，腹部甚至破得一条一缕的，那团白色的东西果然是蛆虫，有的已经长出了尾巴。它们在短暂四散之后很快又聚合起来，层层叠叠聚在胡炎的断腿处。姜慎言骇异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欲伸手过去帮他赶掉它们，胡炎无力地笑着挥挥手。他无法开口告诉胡炎他给家里带的话已无人可听，那只洋娃娃已无人可给。既非久留之地，他只好劝慰他说，要相信法律，如果你真的不是奸细，法律会还你清白的。

法律？慎言兄你在欧洲学过法律，法有良法，也有恶法，你觉得我们的法律属于哪一种？胡炎睁开肿胀的双眼看着他，虚弱且凄凉地笑着问他。

这个问题姜慎言无法回答，他拍了拍胡炎的肩膀，起身离开。

从水牢回到地面的那几级台阶，姜慎言感觉两条腿沉重得抬也抬不起来，一步一步，仿佛从地狱回到人间。他的心一直在抽搐：胡炎就困在一百八十五号，却有人放出各种传言，这些传言有胡炎平时的那些做派打底，并不显得十分荒诞。如今，传言以这种方式被击破，那么，胡炎的那些做派，也必定是假象……看来，得重新思考这桩灭门惨案了。英侨别墅盗匪案匪首暗示，这个案子应该是更厉害的帮派干的，这个帮派难道是……现场有如此大面积翻动，后黄凯明又被鸿森同志罕见地指派负责一个刑事案件的中心现场勘查，该不会有人要找什么吧……他那间水牢，一直有飞行堡垒的人严加看管，可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黄凯明和胡炎本来是一把韭菜不零卖的兄弟啊……

这个时候上海外围的宝山地区已经开战，鏖战四日，汤司令终于打了一个胜仗。一百八十五号罕见地在警察俱乐部开了场庆祝舞会。鸿森同志虽然没有亲自出席，但要求各单位副科长、副队长以上警官带头参加，并指示后勤部门为舞会供应咖啡、红酒和雪茄。

扰攘的人群中，姜慎言西装革履，黄凯明也西装革履。有人用江山话绘声绘色学前几天鸿森同志的一段训话：千里长堤，毁于蚁穴，小错不断，累积起来，就是不可饶恕的大错。非常时期，必须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姜慎言这才知道，一向因严谨倍受信任的章小姐，因为前面两天通知错会议的参加范围，被鸿森同志大骂一顿。姜慎言暗想，说的是自己在水牢里听到的那个广播通知吗？受此责罚，章小姐还会来参加这个舞会吗？

这个念头刚刚生出，就见章小姐出现在舞厅门口。她穿了件紫色旗袍，盘着高高的发髻，竟也十分明艳。咖啡、红酒和雪茄浓郁的香气中，难得的放松时刻。隔着扰攘的人群、酒杯相撞时清脆的响声和雪茄浓郁的香味，他看着章小姐，章小姐也看见了他。音乐声响起，他想穿过人群，请她跳舞，却被黄凯明抢了先。隔着黄凯明宽阔挺拔的肩膀，他拿起杯红酒，一口一口细品，看着她跟着音乐的节拍起伏，婀娜的身姿，颀长的脖颈，云朵一样的发髻……一杯未了，回头却见章小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身边，也端了杯红酒。各自喝了一口之后，他放下杯子，她也放下杯子，两只温热的手挽起，两个人滑进波浪般起伏的人群当中……

舞会结束前，不知谁带头唱起了《警魂歌》：

我们是中华新警察，我们要唤起真警魂，接受正统思想，发扬王道精神。道德为基础，法律做指针，运用科学，身体力行，力行，力行，近乎仁。明理以智，所以知仁，赴义以勇，所以行仁。廉以施仁，耻以成仁，光明正大，律己爱人。必诚必公，仁为中心，仁！仁！仁！仁是中华新警察的灵魂。

明明是铿锵的朝阳之歌，却唱出了哀哀的日暮之感。姜慎言转头向窗外望去，却见黄凯明摸出打火机和香烟盒，打火机上面也有一个ZIPPO 的鹰头标记，不过他抽的不是“大婴孩”，也不是后勤部门供应的雪茄，而是贵得多的“三五”。

外滩海关大楼浑厚雄阔的钟声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姜老先生轻轻的鼾声中，我就着绿碧玺台灯温柔的光线补充笔记，男孩子拿来一条红蓝白相间的格纹羊毛毯给祖父盖在胸前，还仔细地把两端掖在腋下，然后走过去开顶上的水晶吊灯。行走间挺拔的身姿，仿佛可以还原成七十年前他祖父隔着人群正要走向章小姐的模样。

我问男孩子，照顾祖父蛮辛苦的吧？

男孩子说，是祖父给了我照顾他的机会。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男孩子朝祖父方向温柔地看了一眼，轻声说，不知道姐姐听说过吗？我们家非常特殊，祖父和祖母很早就分开了。祖母去了台湾，听说当时祖父可以一起去的，但他把船票给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同事。父亲在台湾出生，不满一岁的时候，祖母被说成是共产党奸细，必须处死。那个一只眼睛的同事也是。一个大人物以祖母是抗战烈士之后为名为她奔走，却被驳回。父亲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去了美国读书，快五十岁时才有了我。我是透过祖母留下来的遗书才知道这些过往的。祖母遗书中特别提到这个胡炎，说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了不起的男人。年轻时候父亲恨祖父抛下祖母和他，年岁渐长之后慢慢释怀了。祖父像亲生儿子一样照顾祖母的寡母，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给老人送终之后便孤身一人，父亲想回上海照顾他，祖父总是拒绝，说他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小时候吃尽了苦，父亲的身体非常糟糕，已渐渐不能适应长途飞行。我想我要替父亲回来照顾祖父，也看看自己的家乡。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给祖父说，直接拖着箱子揿的门铃。门打开以后，我一眼就看出来，眼前这老人一定是我那未曾谋过面的祖父。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也确信我就是他孙子。祖父风烛残年，有一天没一天的，我愿意陪着他。他很开心，并不像他自己坚持说的习惯一个人生活。他教我烧上海菜，教我说上海话，我推着轮椅带他出去晒太阳，逛外滩附近的马路，以前的建筑一幢一幢看过去，或者两个人坐在路边，看眼前的熙来攘往……不过感谢姐姐的来访，祖父今天说的话比前面一个半年，不，一年半说的话还要多，也让我也理解了祖父祖母他们那一辈的感情。

冒昧问一句，你家祖母贵姓，姓章吗？话刚一说出口，我便感觉自己有点冒失。

男孩子却一点也不显得讶异，他说，是的，姐姐真通透。

我说，你刚刚说你理解了祖父祖母那一辈人的感情，愿闻其详。

男孩子说，离乱年代，家和国，缱绻和信仰，怎么做这个选择题，确实很难，一念生，一念死，但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是带着光的……

伴着姜老先生的鼾声，两个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直到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再次响起。

告辞出来，河南路上华灯初上，右侧不远处，是灯火璀璨的南京路，左侧不远处，是同样灯火璀璨的延安路高架。当初胡炎把自己痛苦又割裂地扮成白相人的时候，应该多次从这个路口走过，他想过七十多年后，这个路口会这么美吗？还有章小姐，离开上海去台湾，她想过再也回不到这里，想过仅仅一年之后就被迫抛下幼子和青春的年华为自己的主义赴死吗？还有姜慎言，短暂的相守，值得搭上以后的大半辈子吗？

走在这附近，忍不住去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看看。

隔开点距离再看以前每天进进出出的地方，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现代派的竖向线条、简洁的方窗、浅褐色砖装饰的立墙、勒脚处宽大粗粝的石材，门两侧一直挂着的“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上海市国家保密局”三块白底黑字竖招牌早已经被拿掉，两只燕子剪着尾巴低低地飞过窄窄长长的印痕，主入口的过街楼式门洞已经用彩钢板封住，彩钢板上钉有施工铭牌，里面隐约有打夯的声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悲欢。

感叹中，忽听有人叫我的名字。一转身，原来是那个博学而多嘴的老王。他已退休多年，忽然见到，老得有点狠，眼袋和两个腮帮子的肉都垂着。我赶紧对着身边一家店的玻璃橱窗，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也这么夸张地老去。这个小心思被老王发觉了，他说照什么照，在我眼里，你啥时候都是那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嗲妹妹。我哈哈一笑，说择日不如撞日，本来想请你吃饭，不如我们现在找个地方？他夸张地笑着说，这个附近，舍黑鱼饭其谁？

黑鱼饭的店是浦东本地人开的，开在山西路近福州路，只有四五张桌子。用大众点评上的话来说，这家店蛮“骚”的，只烧一个菜，咸菜黑鱼，一个人一小盘，二十五块，两个人一大盘，五十块，依此类推。汤也只有一个，榨菜豆腐汤，饭和汤免费。这家店一天烧多少盘黑鱼是有定数的，烧完了再有客人上门，对不起，明天请早。咸菜黑鱼里的咸菜据说是九腌九晒，所以入口特别有嚼头。黑鱼是郊区河浜里野生的，肉极鲜嫩，烧的时候厨师会根据客人对辣的喜爱或忍受程度加若干红的干辣椒，咸、鲜、嫩、辣。我们在一百八十五号上班时经常去吃，凭着老王的嘴上功夫，师傅一般都会手下留情，多给几个鱼下巴，我们托他的福便能享用到这难得的天物。

推门进去，老板刚要做出一副赶人的样子，却一眼认出来是老王，便说，今天的已经烧光了，若是别人，我肯定叫伊明朝再来……说着，炉膛打开，炒锅响起。

等坐定了，老王问我，吃人家的总归嘴短，说吧，本来想请我吃饭，啥事？

我说，别这么直接好吧？

他笑着说，直接不好吗？有人想跟我直接，我还没那个空呢。

我说，我是想问你，有没有觉得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像个戏台？

他说，这问题特别像你能问出来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岂止像，就是。

我说，我好奇的是，七十多年前，在这个戏台上，那些地下党的警察和正常的警察，以及死心塌地反共的警察，他们也像你我一样，是同事，他们之间的区别大吗，比如日常怎么相处？

老王说，你问我，算是问对了，我比你要更靠近那个年代，恰好听说过很多事。怎么相处？用冰山露出海面的那部分相处呗。比如，当时的警察局政治处和我们现在的政治部、政治处不一样，是那位末代局长直接控制的专门镇压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人士的军统特务机构，下面有个保防股，是保密防谍的绝密部门，里面有个巡佐，相当于现在的警长，是保防股唯一的地下党员，他和同事一起工作，也一起玩，比如打牌、下棋什么的。有一天，股长交给他一个任务，把两个名单按照统一的格式抄写成册，一个是保防小组名单，名单上的这些人分布在全局各单位，他们的任务是查找警察队伍里的共产党嫌疑人员，一个是已经发现的警察队伍中的共产党嫌疑人员名单。见到这两个名单，这位巡佐的眼睛都绿了。当然，对这两个名单，股长是异常谨慎的，每天一上班，把材料发给他抄写，午休时间收回，下午上班再发，下班再收回，抽屉钥匙和办公室钥匙都是股长自己拿着。也就是说，除了抄写的那段时间，这位巡佐没有任何别的机会持有这些名单。侬晓得伐，当时股长单独一间办公室，整个股其他人员都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就像我们原来大办公室一样，你干什么，对面的人、旁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整个大办公室，就他一个地下党员，没有人打掩护。这位巡佐只好在抄名单时，将名单拼命记在脑子里。对面的人转身倒茶水或者上卫生间时，他赶紧拿出香烟壳子，在背面写上几个名字，有人靠近，得不动声色地赶紧收起来。等中午和晚上回到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笔和纸，先把脑子里记的写下来，再把香烟壳上面的誊下来。但这样显然时间上来不及，也很不安全。抄名单，也就几天时间，过了就收走了，没有了。如果记错了，记漏了，每一个名字，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不过，侬听好了，机会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第二天，它就来了。那天股长外出工作，把钥匙交给他的亲信保管。这位亲信，股长在的时候，总是一副忠心耿耿为党国效劳的样子，股长不在了，各种颐指气使，各种偷奸耍滑。就拿睡午觉来说，股长在的时候，他打个盹，到时间准坐在办公桌前，股长不在的时候，睡到半下午都有可能。巡佐趁着这亲信午觉睡得正酣的时候，敲门说要用切纸机。切纸机只有股长办公室有，这亲信懒得起来，就把钥匙扔给了巡佐。巡佐暗暗大喜，转过身到了没人的地方，从口袋中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橡皮泥……他观察好了，名单是锁在第二个抽屉里，恰恰好上面第一个抽屉没锁，只要有房门的钥匙，拿掉上面那个抽屉就能拿到名单。开始几天很顺利，巡佐每天晚上先到卫生间换上胶鞋，戴上手套，摸黑进去，借着福州路上路灯照进来的光，悄悄拿出卷宗，藏在衣服里带回宿舍，抄两个小时再悄声还回去，连着抄了三个晚上，到了第四个晚上，关抽屉的时候用力过猛，发出了声响，隔壁的灯“啪”地亮了……

就在这时，咸菜黑鱼送上来了，咸菜色的咸菜，绽开白肉的黑鱼，红的辣椒，蒸腾的热气间，几个可爱的鱼下巴被厨师贴心地镶嵌在当中，丰盛且诱人。老王操起筷子，喜笑颜开。

等大半个盘子空了，他这才开始又经纶满腹的样子压低了声音说，刚刚说到哪里了，哦，隔壁灯“啪”地亮了，巡佐迅速恢复好现场，轻轻地锁门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奔向楼梯，以走廊的长度，一定会被隔壁出来的人看到，他眼睛一转，看见隔壁侦防股的门虚掩着，连忙悄悄进去，然后装作大声地翻东西，正翻着，隔壁那个人进来了，见是巡佐，问他在找什么，巡佐说，睡不着，寻人下围棋，你看见他们把围棋放哪里了？这位巡佐平日总和侦防股的人一起下围棋，这个人是知道的，于是没好气说，灯打开，你自己找吧，黑乎乎地装神弄鬼，怎么找得到？

一顿咸菜黑鱼换这些故事值吧？讲到这里，老王得意地看着我。这个时候，上海的公共场所已经全面禁烟，老王几度拿出香烟和打火机，又几度放了回去。老板说，想抽就抽吧，这里没有其他人。老王认真地说，规矩定好了，不好破的。

我把老王手上的打火机要过来看。已经有了包浆的圆润的黄铜外壳，依旧夺目的鹰头和ZIPPO 标记，底部一行摸上去凹凸不平的字母……于是我问他，还记得姜慎言吗？

他说，怎么不记得？就是送这只打火机给我的那位，一个清高的怪咖老头，听说他原本在去台湾的名单上，谁知道为什么没有去。

我说，哈哈，终于你老人家也有不知道的事情了，稀罕。

老王反驳道，凡事都有例外，这有啥稀罕的？

我说，一个是例外，两个也是吗？

老王说，别卖关子了，另外一个例外是啥？

我掂着手里的打火机意味深长对他说，关于它。

老王哪里允许一个一直听他故事长大的黄毛丫头在他面前玩深沉，他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就它，能有什么故事？

我说，想听吗？想听的话，先给我讲讲约法八章和警告信的事情。

他垂着眼袋说，你的意思是姜慎言和约法八章、警告信有关系？就他一个留用警察？那是人家地下警委做的事情。

我哈哈笑着说，老王你这么敏感做啥？怎么能没有关系啊，至少他和地下警委的前辈们曾经在同一个时空里生活过。

老王说，好吧，到底是大学生，就算狡辩，也狡辩得能见度这么低。约法八章你在网上查得到，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讲了。问题是约法八章刚刚发布的时候，解放区的报纸进不了上海，要听，只能偷偷听解放区的短波电台。当时一百八十五号几个地下党员为听解放区的广播，凑钱在旧货市场买了个收音机，谁知道调来调去只能收到上海本地的广播。侬晓得伐，那个时候，修理收音机也属于特种行业，警察局要管的。他们找到一个管特种行业的地下党警察，他私下找人修，修到终于能听到短波。一天夜里，他们捂好窗帘，“吱吱呀呀”一阵声响后，恰好搁到了解放区邯郸广播电台的短波频率，正在播送的，就是这个后来叫作“约法八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几个人兴奋得不得了，听完以后大家凭记忆先拼凑出一个大概。那个时候，重要的东西，都会同时段、同频率重播。于是第二天晚上再凑在一起听，再修改和补充，到了第三天晚上，终于完整了。

当时，那位末代局长已经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了，除了日夜搜捕他认为的共产党奸细外，连思想进步的人也不放过。他说，上海是只玉瓶，在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打碎它、毁灭它。侬晓得伐，他想用警察这个武装力量和解放军对抗，还打算一旦上海失守，要把自己最信任的那些警察撤到舟山去，撤到台湾去。当时大家都人心惶惶，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共产党不是李闯王进北京城，这个约法八章，是稳定人心的，告诉老百姓，哪些人、哪些财产是受我们保护的，哪些人是我们坚决要打击，哪些财产是我们要坚决没收的。就算你原先怎么样，只要从现在开始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为敌，真心投诚，我们也是欢迎的。

有同志说，这个约法八章最应该给局长和那些死心塌地跟着他走的人看到。有同志说，就寄给这些死心塌地的人，两重意思：一，我们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不要嚣张；二，你们知道一下，解放军打进来，不是人人都有灭顶之灾，不要被人带偏了方向。有同志说，警察局所有副科长、副队长以上的干部全部都寄，否则，以局长多年的经验，他肯定会反过来查，没有收到的，首先怀疑。有同志说，不如我们加一封警告信，告诉他们，你们要按照约法八章恪尽职守，保护好上海市警察局和各个警察分局的物资和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两千多封信从全市各个角落的邮筒同时寄出。这个事情对末代局长刺激很大，三次限期破案均未果之后，果然下令全局副科长、副队长以上干部，把自己收到的约法八章和警告信连同信封一起带到局里来，谁带不来，谁就是共产党奸细的最大嫌疑，由飞行堡垒重点核查。结果这事不了了之。为什么？老王两手一摊，伊没辰光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摆第一。老天爷不给他这个辰光了，再强的人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你说到的这些人，这同志、那同志，他们后来都在什么岗位做？我问。

什么岗位？老王经纶满腹的样子压低了声音说，你刚工作的时候，他们有的还在上班，我们大办公室就一个，和你和姜慎言对角线坐的，那个浑身洋溢着大葱味的山东瘦老头，就是去找人把收音机短波修好的那位，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管特种行业。

你为什么当时没讲给我听？我说老王。

你当时也没有问我啊。他眨眨眼睛说。

可是等我说完打火机的故事，老王瞪大眼睛连说了两个“怪勿得”。他说，末代局长，也就是你说的鸿森同志，当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3月了，一到任就考虑部署特务网，接应将来所谓的反攻大陆。这些人要在红色上海潜伏下来，每人必须有一个新的身份，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张新的国民身份证。他把这个绝密任务交给当时的行政处户口科科长胡炎办，却没想到胡炎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侬晓得伐，鸿森同志当然不是吃素的，他的第六感很厉害，发觉胡炎有可能把特务名单备份后，指示亲信第一时间把他抓来审问，胡炎死也不招。当然，胡炎越是不招，鸿森同志就越相信自己的直觉。据说这个案子后来不了了之，鸿森同志在逃走前，下令把包括胡炎在内的几个死硬分子全部处决。处决的时候，都听得到郊区解放军的枪声了。我只知道胡炎被杀，原来，他的家人也死得这么惨……

是啊，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几天，他却再也等不到了。我感慨地低声说。

如此说来，这个打火机，应该是飞行堡垒某个警官因为某件事情赏给某个警员的。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很普遍，从一个更旧的时代过来，警官和警员之间，彼此都希望建立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警官拉拢警员，警员贿赂警官，实不鲜见。警官如黄凯明，抽得起“三五”，但是那些警员，能抽到“大婴孩”就不错了。说着，老王抛起打火机，又灵活地接住，接着弯曲拇指转动打火轮，一团火苗呼地迸出，他盯着火苗说，不过真没想到，姜慎言这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不声不响的怪咖老头，还这么有故事。

和男孩子联系，他说祖父因肺部感染再次入院，他陪祖父住在城市东北角一家肺科医院。他还说祖父有东西要他转交给我。

我们约在肺科医院里面一个叫叶家花园的地方见面。本以为叶家花园仅仅是个地名，到了才知道还真的是个花园，有点日式风格的江南园林，假山、池塘、亭台、水榭。不过一个花园造在医院里面，有点小奇怪。

年轻男孩沙哑着声音说，他也是透过看铭文才知道，这里本是私家花园，是巨贾叶澄衷之子叶子衡花了很多钱请了日本的设计师建造的，1930年代捐给了当时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作为专门医治肺结核病人的医院。

男孩子不仅嗓子哑着，眼睛里都是血丝，本来英挺的脸上胡须丛生，看得出陪床的辛苦。说到祖父的病，他说，本以为肺部感染没什么，但看样子，祖父这一关很难过去了。祖父说和你共事时间不长，你身上有一个好警察该有的样子，他印象很深，也愿意和你聊。精力好的时候，他录了这些东西留给你。说着，递过一支录音笔给我。

沙沙的声音之后，是姜老先生衰弱的声音：

我在水牢里答应胡炎，主要是怜悯。怜悯一家人竟然这样惨遭杀戮，怜悯一个英姿勃发的生命竟然被这样践踏。一个人是否有罪，是法律说了算，不是某个人说了算。法律不是工具，法律是不管当权者还是老百姓，大家都该遵守和维护的准则。人类已经跨进文明的门槛，没有办法再退回去了。做人尚且不能如此，国家机器更不能。

后来我才知道，黄凯明发现我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但他已经无计可施，指望我能找到线索，然后他来截获，也就是说，我自以为所有秘密的动作，其实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比如我在胡炎宿舍和办公室分别找到的洋娃娃和人字呢大衣，细看，上面都有被拆开又缝上的痕迹。还有那个绿碧玺台灯，我翻过来看过，底板上一个螺丝断在里面。

一个有星星的夜里，我拿着洋娃娃去复兴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找了个僻静之处点燃了那小小的可爱的蕾丝边衣裙。微风吹过，火星四溅，不远处有风铃在叮叮当当，像有童声在唱凄凉的挽歌。我专心盯着火苗，尽量不去想身后的眼睛。拿着洋娃娃从一百八十五号出来的时候，烧的时候，都有人不远不近地跟着。这么多年警察做下来，这个不会感觉不到。

大衣我则拿去一百八十五号北楼天台的警鸽总站。还没出天台的门，就听到嘈杂的咕咕声，隔着窗户望去，老周一只眼睛上戴着黑色眼套，正在喂鸽子。有人说这三百多羽鸽子，每一羽什么来历、眼珠什么颜色、收缩频率有多快、翅膀上有多少根大毛，甚至什么脾气，老周都清楚，他甚至还会用嘴巴喂鸽子。这个老周是一百八十五号一个独特的存在，租界时代开始就一直待在这个天台上喂鸽子，喂到现在有十五六年了。他性格怪，尤其是喂鸽子时，不能有人打扰。于是我等在门里面。果然看到了，他把鸽食放在唇间，招呼一羽小鸽子过来，小鸽子先是绕着他翩飞，然后落在肩膀上，接着，又飞起来，从他唇间衔过那粒鸽食，再落回肩膀上。他转过头，用那只独眼看着小鸽子。一人一鸽，就这样长久地对视着。

等他忙好，我才走出去。见我胳膊上搭件大衣，他的独眼顿时直了。我说胡炎科长拜托我送这件大衣给他。他独着眼睛问我，胡炎科长已经失踪十日有余，什么时候拜托的？我说暂时不能告诉你。老周说，你不能说我也不能要。我说，时局混乱，该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的。老周仍在坚持，说接下来这个冬天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而且我能不能活到需要穿大衣的时候，也是未知数。我不要。

我没再多说，留下大衣转身想要离开。谁知没走几步，就听一声悠长而凄厉的鸽哨，群鸽顿时升空，迅即盘旋成一朵盛大而哀伤的白色花圈，飞在一百八十五号上空，飞过海关大楼，飞过外滩。老周仰头伫立，用独眼目送它们远去。我停住脚步，仰成和他一样的姿势，目送那些警鸽。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停住脚步目送这个动作，让他愿意和我继续交流。再后来我也知道了，这件大衣对于他们这些上海市警察局里的特殊警察群体来说，是衣钵一样的信物。如果这个信物传给另外一个人，就表示拥有这件大衣的人已经失去行动力。所以，他不要，他不愿意要。

等我想把小辞典还给章小姐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虽然知道无法替代，但我还是去福州路靠近浙江路的大众书局重新买了一本。在餐厅吃饭时，我拿出那本新买的小辞典，说有人叫我还给她，她刚刚还弯着的眼睛和眉毛立刻僵住了，她接过去翻了翻，问我是不是搞错了，她并没有借给过谁这本小辞典。

我说，是胡炎，行政处户口科的胡科长。不过不是这一本，原来那本我弄丢了，抱歉。

章小姐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说，你说谎，胡科长已经失踪很多天了。他什么时候叫你还小辞典给我的？

我横下心，指着脚底下说，此刻他就在水牢里，垂直距离不过十几米，就在这个下面。那个扣子你还记得吗？就是他制服上面的。

章小姐的脸顿时煞白，她轻声坚持说，你说谎，不可能，他去了台湾，和仙乐斯一个舞女私奔去了台湾。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激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梅雨季节，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长江中下游上空激烈交锋。当天夜里，很大的雨、很响的雷，比雷声还要响的还有一百八十五号院子里的枪声。我是被雷声和枪声惊醒的，然后再也没有睡去。

又一次去水牢时，最里面一间一直看守的那个飞行堡垒的人已经不见踪影，走过去看，牢门开着，里面只有黄浦江的水暗中拍打着空空如也的台阶，我的心一下子特别痛。九天之后，我看到一百八十五号门楼上挂出白旗；十二天之后，我看到即将分别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任和第二任局长的李士英和扬帆，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开进一百八十五号过街楼式大门，我再次回想起这份难言的痛：一个人，可以为了他的主义这般献身，而且是献身在已经看得见他那个主义的桅杆出现在地平线上之时。这个人，无论如何都值得别人为他再做些什么。

在这期间，我和黄凯明有过一次交集，在底楼刑讯室。当时我刚办好前国军连长的移交手续，正准备离开，他走了进来，仔细关好刑讯室宽大厚重的门，然后转过身来，手里赫然拿着那本旧的《王云五小辞典》。我盯着他修剪得极为整洁的双手，脑子里是雨夜的枪声、胡炎断腿上那堆长着尾巴的蛆虫，以及国立中央警察学校校史馆他们两个人相互搭着肩膀的青春的面庞……他手上的血迹洗干净了吗？

他说，听说慎言兄在找这本小辞典？

我接过来翻了翻，扉页上有王云五给章小姐的签赠，便回答说，对，这本小辞典怎么在你手上？

他说，这个问题应该问你。

我说，不过是一本小辞典，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是不过是一本小辞典，但是通共可不是儿戏，局座的训话想必慎言兄不会忘记吧？

我说，一本小辞典，扯得上通共吗？

他说，可以扯得上，也可以扯不上，看慎言兄怎么选择。

我说，太可笑了吧，黄大队长可是科班学过法律的人啊。

他说，可笑不可笑再说，慎言兄不会没有考虑过退路吧？

我冷笑着说，退路？只不过浮萍一枚，漂到哪里算哪里。

他说，没错，慎言兄，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虽说都漂在水里，但有的在青青池塘，有的在臭水沟……说着，他走上前拍着我的肩膀说，机票难度太高，我在局座那边给你争取到一张船票。

我用手指用力弹拂他拍过的肩膀，冷冷地说，黄大队长到底要说什么，我还是不懂。你意思是用这本小辞典换一张船票？可惜这本小辞典不是我的，我没有权利和你做这个交易。

他说，不，不是用这本小辞典的所有权来换。慎言兄各种密码都精通，若是能从这本小辞典里找出点局座关心的东西，不仅这张船票归你，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接着说，古语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希望我和你都有幸是这个斯人。局座说了，只要贡献足够大，侦缉科科长可以跳过，直接坐刑事处副处长的位子……

我呵呵一笑说，常用汉字就三千多个，小辞典里都有的，可以组成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他冷笑着说，都这个时候了，慎言兄还这么书蠹头。罢了，小辞典先还给你，如果看出什么了，记得来找我。

静夜里，我就着胡炎送我的绿碧玺台灯，重新审视这本小辞典。胡炎托我转送的东西，在黄凯明看来都有重大嫌疑，洋娃娃和人字呢大衣被拆开又缝上，台灯底座螺丝被拧断，然后再也打不开，这本小辞典又经历过怎样的遭际？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先是试着用常规的密码还原，没有任何迹象走得通，再用张大山送给我的那本密码教材里的方法还原，路子似乎是对的，但一两步之后又走不通了，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四角号码，那些偏旁部首，突然发现只要做点小小的变动，便会有人名和地名从字里行间浮了出来。我不清楚这些人名和地名是做什么用的，但知道胡炎和家人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能用它去换什么船票，或者什么位子。

第二天黄凯明又来找我，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私下的交集。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慎言兄眼睛通通红，看来昨晚没睡好啊，是不是凌晨两点以后才入睡的啊？我心里一惊，睡觉的时候我的确看过表，是这个时间。那么，他的意思是我任何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反感极了，愤怒地盯着他的眼睛说，几点睡觉是我的自由，跟黄大队长有关系吗？黄凯明说，当然有关系，不仅跟我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慎言兄，现在不是负气的时候，再书蠹头也得看山水啊，作为学弟和同事，我有必要提醒你，有的浑水没有必要蹚。那本小辞典如果看出什么，一定要告诉我。我说，恕姜某人才疏学浅，辜负了黄大队长的期待。他没响。我又说，既然这本小辞典是章小姐的，还是物归原主吧。他想了想，说，慎言兄请便。

趁去餐厅吃饭时我把小辞典再次还给章小姐。章小姐接过去翻了翻，然后合起来捧在胸口，埋下头，很久以后才抬起来说，这本小辞典从小就陪着我，失而复得……万谢。

我说，抱歉，我前面没能保管好。

她说，这本小辞典是有点特殊，先父同乡兼好友送的……

我恰好知道云五先生的祖籍，于是问她，令尊是广东香山人？

她说，是的，其实祖父一代已经来沪经商，先父也是上海出生，十几岁时和云五先生在夜校补习英文时认识，因是同乡，一直来往。小的时候先父带我去云五先生家，先生送了我这本小辞典，专门写了字、签了名送我。

我问，那令尊后来？

她说，先父后来从军，就是驻扎在闸北的十九路军，第一次淞沪会战时，他和谢晋元将军同在蔡廷锴将军麾下，第二次淞沪会战，他是四行仓库里八百人中的一个……先父的中正剑送来的时候，母亲和我……说着，她声音有点哽咽，眼睛里有泪光在闪。

我说，抱歉。难怪胡炎科长专门拜托我一定要把它还给你。

可能是因为听到胡炎这个名字，她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但明显又要管住自己，她轻声又坚决地说，不要提他，他这个……负心的人。

什么？负心的人？我明显跟不上她的节奏，再说，胡炎不是有家有室吗，何谈对章小姐负心？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好不语。

谁知她又接着说，他骗我说……可是……他……现在宁肯和仙乐斯的舞女私奔去台湾……

我问她，你真的相信他去了台湾吗？

章小姐咬住嘴唇，不再言语。这个时候，忽听有人插话进来，谁去了台湾？

我抬头一看，是黄凯明，他正端着盘子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两个人。

章小姐比我镇定，她替我们两个人回答了黄凯明的问题。她说，姜副科长和我共同认识的一个人。

黄凯明大模大样坐下来说，有退有进曰君子，是时候认真考虑这件事了，然后关切地转过头问她，章小姐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是慎言兄惹你了？

章小姐说，和姜副科长没有关系，不过是一个亲人过世了。

黄凯明说，哦，抱歉，请节哀顺变，不过不要太难过。这年头，死，未必不是一件坏事，不像我们，还得苟全性命在这乱世。

我略略有点奇怪，以他的性格，一定会追问是谁过世了，但他没有，是为了避免说出两个人都知道且都难以忘记的那个名字吗？我正想着，只听得章小姐说，不用抱歉，有悲有喜才是人生。黄队长，我接下来要宣布一件喜事，刚刚姜副科长向我求婚，我答应了。

什么？我差点眼珠子弹出来，她怎么会突然这么说？但在黄凯明转头过来看我的时候，我让自己迅速回到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有的表情，不过这个转换毕竟有点生硬，我略有点口吃地说，是……啊。

黄凯明惯常干练而冷峻的面孔，突然有点扭曲，他嘴里说着，祝贺，祝贺慎言兄，也祝贺章小姐。然后隔着餐桌向我伸出一只手，向章小姐伸出另外一只手。

我的手没有伸出去，章小姐也没有伸出去，我们两个人任凭他两只手僵在空中。我不知道章小姐此刻的想法，但我不能和手上粘过血的人握手。他那张干练而冷峻的面孔上似乎也没有尴尬之色，仅仅是端起盘子起身说，两位继续，那我就不打扰了。

等黄凯明离开，我马上用问询的眼神看着章小姐，希望她能对刚刚的话做出解释。

果然她说，抱歉，姜副科长，拿你当挡箭牌。其实向我求婚的是黄凯明，他上午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嫁给他，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他有足够的耐心等我，等我认为他有资格娶我时再答应他。我知道我不会答应他，永远也不会。因为……可是胡炎已经不在了……说着，她又埋下头去。

这么说，你知道他不在了？我问。

她没有看我，而是虚看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她说，他……只是不在这里了，他换了一个方式，活在另外的世界里。

我问，所以你说他负心。

她说，是，他……还辜负了这个小生命。说着，她用手抚摸自己的小腹。

她的话再次让我目瞪口呆。她有胡炎的孩子了？这太荒谬了吧？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她打破了沉默。她说，姜副科长，你不用真的娶我……

他们是三天之后走的。

三天时间里面，局长室一直灯火通明，她被要求待在局长室那个楼层，没有出来过。我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郊区传来的越来越近的炮火声中，每天数不清的杀人案、抢劫案、盗匪案，已经没人顾得上了，我明知破不掉还要去看现场，还要去调查，好像只有这样，内心才能得到些许安宁。

这中间老周派一羽小鸽子带了封信给我，邀我去天台。不远处的黄浦江上，插着英国、美国和法国国旗的军舰在张牙舞爪地巡弋，我们两个人依在栏杆上交谈。老周回答了我的疑问，他说胡炎死于盗匪案的妻子和孩子，并不真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她们是他一个神秘朋友的遗孀和遗腹子，有人要斩草除根，在四处追杀，他收留了她们，连他父母都骗过了，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儿媳和孙女。可怜这母女二人最后还是没能逃过……我还知道的是，黄凯明和胡炎，对外是一把韭菜不零卖，但胡炎恰好一直比黄凯明优秀一点点，黄凯明一直把胡炎视作对手，哪怕胡炎不断示弱也不肯放过……至于和章小姐，我猜想，黄凯明这个时候肯定觉得，胡炎不在了，没有人和他争章小姐了，谁知又冒出一个你，如果他知道章小姐已经有了胡炎的骨血的话……你们都得注意安全……

听了这些话，我傻傻地站了很久。

抛开这一切，能和章小姐结缡，虽然不曾想过，但我愿意。她通过这种方式发出的那个要约，的确唐突，震惊之后我慢慢理解了，时局如此，风雨飘摇中，每个人都想抓住点什么，金钱、某个看似可以信赖的人、一段感情，甚至一张机票或者船票……我不是不在乎章小姐和胡炎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此刻的胡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胡炎了。他野蛮生长，他横冲直撞，他飞蛾扑火……他的家产、他的名誉、他的生命、他的所有家人，全都烟消云散……不，还有微弱的一息，尚存在章小姐腹中。胡炎保护过别人的遗孀和遗腹子，像他床头那套《可怜的人》里的苦役犯尚万强一样，保护被迫卖淫的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如今他走了，这世界是不是欠他一个保护？尤其是有人虎视眈眈之时……这短短几天时间里，我在心里给出了一个承诺。基于章小姐的要约和我的承诺构成的契约，我愿意遵守。

这中间，我听说包括章小姐在内的局长室工作人员必须跟随鸿森同志一起撤离，其他人员要走，得自己想办法买船票或者机票。去台湾的船票或者机票的价格，在五月下旬最初的几天里，即使最低等次的，也已经得用十条以上的“小黄鱼”来论价。有人带话给我，说如果我希望同去，只要找黄凯明就可以了。左想右想，这个交易我还是不能做，即使加上章小姐这个砝码，即使再加上替这个世界还给胡炎一个保护的这个砝码，也不能。

他们走得很突然。我从杀人案现场回来后才知道，该走的已经都走了。我冲到天台上去找老周，老周说，他们此刻应该还在吴淞口，你需要给章小姐带什么话吗？我想了想，写下了八个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然后在落款处签上自己的名字。

老周特地选了一羽强健的德国信鸽，让鸽子站在我手臂上，再把我写好的字卷好，放进一个毛笔杆一样的长筒里，再把长筒背在信鸽背上，两根松紧带扣好。一声鸽哨，信鸽腾空而去，向东北方向飞去。它的角质爪蹬离我手臂时那个强大的后挫力，很久之后还在。

那天，我内心突然和这座城市一样兵荒马乱起来，再也没有力气去关心案子，先是躺在宿舍床上睡了几乎一整天，到了夜里，开始理东西。电压不稳，大灯忽明忽亮，我索性关掉，只留这绿碧玺台灯。在它温柔的光线下，我发现了那本新编的密码教材。如果没有它，章小姐手里的小辞典仅仅是本小辞典。

老周说他可以帮我。我所有的积蓄，加上老周所有的积蓄，刚刚好够一张没有加过价的散席船票。这张船票张大山托了很多关系才辗转买到的。老周说应该走的是我，但我知道，他的家眷在两个多月前以安全为由，其实是被当作人质已经送去了台湾。而且那些旧的人、旧的国家机器，已经令我失望得无以复加，我期待新的人、新的国家机器。而且我相信，摧枯拉朽中，新的政权和新的军队很快会跨过台湾海峡，我也很快就能见到她。

从吴淞口前往基隆港的最后一班船，带着老周和那件大衣、那本书走了。

谁会想到，这一别就是一生。

我发微信给姜老先生的孙子，我记得你祖父家里墙壁上挂一幅书法，写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八个字，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他回答说，父亲说是祖母的手迹，我从美国带回来，在上海装裱的。

这么说，那羽德国信鸽带去的话，章小姐在吴淞口收到了，我想。我又问他，你给我的这段录音，自己是否听过？

他回答说，录音是我整理的，每一句都听过。

我又问，那你还觉得自己跟祖父像吗？

他回答说，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那位、这位，都是我的祖父、亲祖父。

记起姜老先生和我谈论前浪和后浪时，年轻男孩问我们说的是不是年龄与河流的关系，突然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深意：沙滩不沙滩且不管它，是不是所有的河流，越到下游，汇入的支流越多，河面越宽阔？

年轻男孩很快又发来一条微信：两位祖父走过的路，我要努力让它变成我走过的路。

这话也像是对我说的。老一辈警察走过的路，我也要让它们变成我走过的路。于是，趁休息时间，我专门去了一次上海公安博物馆，想要看看这条路上沿途那些值得留下来的标记。

在二楼一个玻璃展柜里，我发现一本《王云五小辞典》，很是惊喜。但细看解说词，却略略有点失望。小辞典的主人是中共上海市警察局地下党委书记邵健，里面用特殊方式藏着当时全部上海市警察局四百七十二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基本情况。

我找来解说员。解说员说他们的馆藏中，并没有其他的《王云五小辞典》，不过她可以送我一本这本小辞典的复制品，里面附带的说明书里，有详细的索引方法，英文字母按照顺序代表警号里面的数字，比如A 代表0，J 代表9，真正的数字却按照序列代表市局单位和分局，比如7 代表普陀区，8 代表长宁区，9 代表静安寺区，汉字的笔画则代表入党时间，比如干甲，就意味着这个人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入党……

我问她，上海解放后，是不是还有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受组织派遣去了台湾。她说是的，确有一部分没有暴露的去了台湾，但在一年之后的大清洗中几乎全部被枪决。

我听后沉默良久。

用说明书里的方法，在小辞典里我找出了胡炎，找出了张大山，找出了一个姓周的男警察，不知道是不是那位独眼的警鸽管理员，姓章的女警察只有一个，叫章韶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加入中国共产党，职务是局长室警佐。如我所料，里面当然没有姜慎言。他不会是。

我请人把藏在绿碧玺台灯里用小楷写在宣纸上的名单装裱好，约那个博学而多嘴的老王在吃黑鱼的地方见面。

待老王的口腹之欲得到恰当的满足之后，我才从包里拿出名单递给他。他细细看了半晌，然后抬起头大着眼袋对我说，难道传说中那张一百二十人名单就长这个样子？侬晓得伐，1950年我们局社会处就拿到了这个名单，是从香港寄来的，谁寄的，各种查，都没有结果。“二六”轰炸之后，这份名单派上了大用场，幕后黑手几乎都在上面。“二六”轰炸侬晓得伐，1950年2月6日，二十几架战机，乌泱泱沿着黄浦江投弹，从吴淞口到卢家湾，几千间厂房和民房倒塌，两千多人被炸死，闸北、杨树浦、卢家湾几个主要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设备被炸毁。当时啊，没有电，好多个电梯停在半空中；没有水，半个上海的马桶和厕所都没法冲。在那之前的一年里面，把外滩中央银行大楼的金库搬空也就算了，周先生说得好，黄金你们尽管带走，民心留给我们。但回过头来再炸，就过分了。蒋也算是体面人，但做出如此不顾体面的事，看来终究是格局问题。

我说，仓皇北顾之时，留恋总归留恋的，那么多年，那么多心血，理解。不过道一声珍重，一个有风度的背影总归好过死缠烂打。

至于社会处拿到的那份名单，我琢磨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来自章小姐手上那本《王云五小辞典》。既然邵健有把地下党员名单藏在小辞典里的智慧，胡炎大概率也有，不同的是，胡炎需要藏的，是即将潜伏在红色上海的特务名单。应该是章小姐让它在最短时间里复活，然后辗转从台北寄到香港，再从香港寄到上海，寄给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社会处。显然，在绝境中，胡炎把最后的希望分成了两份，一份给了章小姐，一份给了姜慎言。在他看来，这两个人都值一个“信”字。不过，他会想到直到七十多年后盛世已如他所愿时，另外一份才这么偶然间重见天日吗？而且他会想到自己尚有骨血幸运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吗？

老王接着说，侬晓得伐，末代局长，也就是你说的鸿森同志1992年回大陆的时候，曾在上海短暂停留，他提出要去一次福州路一百八十五号，相关方面请示过市领导以后专门安排的，据说他站在水牢前，拖着老迈的身躯，焚过三支香，鞠过三个躬。

当时在场的有哪些人？姜老先生在吗？就这个问题，我发微信给姜老先生的孙子，当然也是胡炎的孙子，请他在祖父清醒的时候代我问询。微信发出后不久，我想了想，又补了一条：冒昧还有一个问题，姜老先生的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跛的？

至少在一百八十五号最后那场舞会时，他西装革履，他温热的手和章小姐温热的手搁在一起翩翩起舞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是某次抓捕时出的意外？或者是某个特殊时期某次运动中因为留用警察这个身份受的伤？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在绿碧玺台灯那团温柔的光线下，我静静地等待年轻男孩的回复。我在想，要不是这台灯，这些故事也许将永远被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