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民

一、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

步平大学毕业后经历短暂的从教生活，调入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9年改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现今来看他当年的学术兴趣点，既非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更非中日关系史，而是李大钊的民主思想。或许从祖籍上说有作为李大钊的河北“同乡”之学术情感，或许是“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步平从开始探讨李大钊的民主思想走向了学术研究之路。为搜集李大钊的相关史料，探究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汇聚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寻路的艰辛历程和英勇斗争，步平从哈尔滨返回从出生到高中生活的北京查阅资料。这在今天看来短短几个小时的路程，但在当时可谓路途遥远，属于长途出差。我记得在步平的档案中曾看到他对这次搜集李大钊的史料和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的记录，其中也有其长期留驻黑龙江而回京“探亲”的记忆和感想。

步平原本设想在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领域继续探索，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逐渐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一是国际上冷战格局趋于和缓，特别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多元化”“民主化”，苏联与美国、西欧“接触”，而中苏关系也有所缓和。二是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泛滥，打着战后40年政治“总决算”的旗号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责任，相继发生了1982年、1986年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的一些阁僚在历史问题上不时“失言”，挑战和刺激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觉。三是中国各界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在历史问题上错误言行的回击，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当时，中国政府就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进行交涉；一些青年学生在北京、沈阳等地举行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抗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批驳前述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错误言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1985年建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1987年，即七七事变50周年之际开馆。此外，如何从学术层面进行回击？成为摆在当时中国学界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们与步平生前的访谈中，他道出了自己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的心路历程。他说：“根据胡乔木同志重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意见，东北地区成立了‘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以东北三省社科院的历史学者为骨干力量，我被指派为黑龙江省的学术负责人。”1985年已经出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环顾四周，发现历史研究所同事中并没有专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者，怎么办？作为所长，作为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的黑龙江省学术负责人，他以身作则，主动从中俄关系史研究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重点转向日本侵华史。从一个拥有俄语优势和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转向一个相对陌生且没有研究基础的领域，谈何容易。一是研究中日关系史需要学会日语而不仅仅是学习日语。当时步平已近不惑之年，抛开从初中学习并使用至今的俄语，转而从あいうえお开始学习日语，个中艰辛可想而知。二是既没有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也没有可以随时请教的对象，一切需要自己摸索。因而，坚韧刚毅的步平“也一度为研究方向的转换而苦恼过”。

二、转战中日关系史各领域

步平虽涉猎中日关系史各领域，但集中于近代和战后中日关系史。具体说来，他侧重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毒气战、细菌战、慰安妇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精神象征的靖国神社，以及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这些问题既属于近代日本侵华战争问题及其遗留问题，也是战后中日关系恢复、发展和合作中绕不过去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影响因素。清除与销毁战时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日本首相及阁僚参拜供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歪曲侵略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以及战后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暧昧”态度等相关动向，不仅事关中日两国的历史记忆、民众情感、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而且事关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实现东亚各国历史“和解”，走向各国友好合作与和平发展的阳光大道，既是步平转战中日关系史各领域的初心与使命，也是其孜孜不倦、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日本的毒气战是步平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后较早涉足的领域。他之所以较早涉足该领域，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战时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考察的“冲击”。1992年，步平一行在黑龙江省孙吴县考察时，获悉当地深山中掩埋着战时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即毒气弹，便亲自到掩埋毒气弹的地点查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树立着一个简陋的水泥标志，上书“此处埋有日伪遗留之毒弹”，且在其旁边杂乱堆放着数十枚没有安装引信的炮弹。抗战结束近半个世纪，而锈迹斑斑的毒气弹、人迹罕至的掩埋地，既提醒着人们注意安全，也似乎诉说着战争尚未结束。步平对此非常“震惊”，将学术目光转向了毒气战研究。二是日军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不仅污染当地环境，而且不时发生伤人事件。抗战胜利之际，溃败之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或投弃江河湖泊，或悄悄就地掩埋，而在战后生产建设中有的被打捞出来，有的发生泄漏，造成人员伤亡。据有关资料初步统计，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人数达从2000～3000人，其中步平参与调查10余件伤害事件，涉及受害者约100人。2003年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有人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再次敲响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毒害的警钟。三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出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到中日开展交涉、共同调查、协商销毁等，追究日本化学战罪行与责任、思考亚洲与世界的真正和平成为一个迫切问题。

这些进步的、友好的日本人士和市民团体，不仅邀请步平参与活动、作学术报告，而且纷纷提供相关资料，支持步平的日军化学战和化学武器研究。步平常常提到大久野岛的“毒气资料馆”馆长村上初一、创建“毒气岛研究所”的山内正之夫妇，以及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立教大学粟屋宪太郎教授、庆应大学松村高夫教授等为其提供化学武器相关资料和学术帮助的事情。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噪田文雄向步平赠送日军化学武器图纸一事。1996年1月，步平在日本歧阜市举办的揭露日军化学战罪行讲演活动期间，参与接待的服装企业家噪田文雄是一位军品收藏家，当他听步平说苦于没有资料而无法核实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那些炮弹是否战时日军的化学武器时，他立即从家中取出搜集珍藏多年的20张原日军化学武器图纸送给步平。通过比对这些图纸和中国境内发现的化学武器，两者不仅完全吻合，而且可以准确判断这些化学武器的种类与型号，在中日确认与交涉销毁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图纸直到四年后的2000年才在日本公开出版，反映了日本进步友好人士和市民团体开放、积极的心态，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战争责任认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研究方法与理论思考

中日关系史研究既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也是国际关系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在现代学科门类中既非一级学科亦非二级学科，但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地位和复杂性而受到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硕。加入中日关系史研究队伍的步平，转战中日关系史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成绩除了补充、丰富中日关系史特别是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相关史实与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他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精神、理论和方法给人们带来启示。中日关系史研究不乏通史性、断代性、专题性的优秀成果，但步平的研究论著更加突出时代性，更加突出包容性，更加突出实证性，从而在与外国学者的对话中使之愿意倾听、理解甚至接受。例如，步平的日本化学武器研究、日本右翼问题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等领域的论著被译为英文、日文；步平参与主持的两部中日韩三国历史辅助教材，以三国语言在三国同时出版，且被译成英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本身就是中日双语。步平以一己之力，团结三国学者，努力打造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确实值得深思。

求同存异、理解包容还体现在步平善于倾听、分析和判断不同的学术声音，归纳和总结开展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面对日本个别媒体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唱反调，质疑其未能摆脱政治影响，指责中国学者维护国家利益等“发难”，步平指出：“维护国家利益是学者的基本职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也一样。但必须看到：中日友好也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是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两国历史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中日两国利益的需要，也是整个亚洲利益的需要。”强调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但不等于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步平提醒学界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既要注意政治判断、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区别，也要注意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的区别，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与理解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历史问题的复杂态度。他指出，在确定日本侵华战争性质的大前提下，中日双方关于侵华战争爆发的原因、侵华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双方运用史料、观察历史的角度、研究方法等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学术差异和分歧应通过共同研究、学术讨论或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而逐步缩小，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

当然，步平也反对以价值判断轻视或否定实证研究的倾向。他指出：“轻视实证研究，将其完全被动地置于理论或价值判断的从属地位，就会使研究的结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因而，步平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既广泛搜集中外文档案史料与文献，也深入历史遗址遗迹进行实地调查和口述访谈。步平常常对笔者谈起他在中国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学术考察经历，谆谆教导笔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例如，2000年5月，步平一行曾到海拉尔市的“巴彦罕”，考察当年日军的化学武器实验场，在约4平方公里的地域发现各类大坑200余处，他们测量了其中较大的坑22个，较小的坑23个，而较大的坑有6类，分为长方形(三种不同的边距)、方形、圆形、马蹄形，后比对1943年日本陆军省的工事建筑标准，两者完全一致，证明了此处是日军化学武器实验基地之一。步平还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参与他们反省战争责任的活动，这些使他更加清晰地了解并理解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正是以这样的经历和认识为基础，步平从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出版了《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阐述了战后日本社会各阶段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变化，呼吁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受到中外学界广泛关注。

四、结语

步平从转向中日关系史研究，历经日本的化学战、慰安妇问题、历史教科书事件、右翼问题、靖国神社与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战争遗留问题与战后处理研究，参与发起或主持“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历史辅助教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等，均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步平逝世三年后，他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出版，既像是对他一生所从事的主要学术事业的回顾与总结，也代表了目前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前沿与最新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步平本身就是一部当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他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往往根据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从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问题和维护中日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站在世界和平与人类友爱的共同价值立场上，以长时段和大历史的学术眼光，打破学科藩篱，实施贯通研究，留下了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宝贵经验与重要方法，福泽后进，惠嘉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