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1915—1999)，长期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耕耘垦殖，并参与组织并主导了诸多全国性的史学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关键位置。他一生多次出访苏联、德国、日本、巴基斯坦、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留下14次出访日记，其著作被译成俄文、日文，学术影响远播海外。在出访过的国家中，刘大年对日本情感尤为深切，数次赴日学术访问和讲学，与不少日本史家结下深厚友谊，在改革开放后着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互动，形成双方互派学人访学、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等合作机制，中日学术交流日趋兴盛。他与井上清等人在1960年播下中日史学友谊的种子，经过几代传承，结出累累硕果。

一、赴日学术访问与讲学

1963年11月至12月间，刘大年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应日中友协邀请赴日访问。张友渔任团长，同行者还有侯外庐、夏鼐、游国恩等著名学者。王玉璞先生认为，此次访日“实际上是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当时讲的主要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去主要是为了宣传中国，宣传中国的历史，宣传中国的国情”。从刘大年留下的相当详细的出访日记来看，确可见此次出访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尤侧重向日本学界介绍新中国的学术状况与社会政治新气象。其具体行程难以尽述，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963年12月2日访问位于仙台的东北大学，刘大年先后讲“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学术研究的状况和问题”，主要介绍新中国史学成就。12月4日下午在东京大学讲演“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听众先约百余人，后增至200余人，礼堂满座。12月5日上午至教育大学讲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听众达1200人，规模空前。

12月8日上午出席日本东京学生中国问题研究会举办的报告会，讲“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参加青年二三百人。12月11日上午在名古屋大学讲“人民群众历史上的地位问题”。12月12日上午访问龙谷大学和同志社大学，讲“现在的中国与日本”。 12月13日讲演4场。12月15日讲演3场。听众“热情洋溢，握手应接不暇，红旗招展，照相欢呼”。 12月16日下午人文科学研究所讲演，听众均为近代史学者。12月17日上午在大阪外国语大学讲“中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下午在大阪教育会馆讲“历史教学问题”。12月18日上午访问关西大学，日方学者提出问题颇多，刘大年一一作答；晚上，在大阪日中友协积极分子会上讲演“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斗争经验问题”。12月19日在海员会馆讲演“以阶级分析法认识抗日战争”，鼓励“日本历史的命运最后是由日本人民自己掌握的”。12月21日上午九点半访问广岛大学，讲演“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12月23日至山口大学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中日关系等现实问题，其中“国际分工”“阶级合作”“和平过渡”“人口论”等问题颇为尖锐。24日下午九州法学部座谈，除了讲中国近代史问题，更多为中苏争论、对斯大林的看法、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等问题。12月26日离日，日共中央委员丰田四郎、三岛一等送行者百余人。

此次访日处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颇为尖锐的时期，日本官方对中国学术代表团高度戒备，如临大敌。中国学者行踪所至，“有武装警察乘车尾随”；自名古屋大学赴京都，“武装警察前后随在紧伴而行。(在静冈武装警察汽车开道，后面再跟一辆车载便衣警察)”。很多讲演参加者均为进步分子，“警戒甚严，反动分子不能进来”。

严格来说，此次访日学术交流的色彩尚不够浓厚，说是文化交流可能更为准确。归国后，刘大年与日本学界保持密切联系，访日期间多次讲演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之文字稿以《中国近代史中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题发表于日本杂志《大安》1964年1月号。在与日本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大阪支部见面时的发言记录刊载于日本《历史地理教育》1964年2月号，后经修改以《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为题在1965年3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1964年2月，刘大年还收到京都民科历史支部委员会寄来的《为了新的历史学》(1964年1月出版)及约稿函，并提出将“《历史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一稿”删除第三节以后“摘要揭载”。

刘大年于1980年1月22日完成了5000余字的报告，对讲学过程、收获、建议和费用情况作了详细记述。他在报告中记载：

……我携带有近十万字的讲稿。其中《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六万余字。对方很赞成这个题目。确定每星期讲一次，讲6个星期。我由于要有时间了解情况，回答问题，十二月廿六日才讲完最后一课。

听讲的是东大研究生院攻读中国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生，东大和其他大学有关的教授、副教授等。每次二十余人至三十人。讲解讨论顺利进行。与讲课的同时，穿插在其他的大学、研究所、学术团体举行了十一次讲演会、座谈会。

研究生备课尤其认真紧张。他们把我的讲稿依次编成提纲，仔细核对其中的材料。接待委员会的教授田中正俊对我使馆文化参赞讲，东京和外地约三十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相聚在一起，以刘先生“为纲”，进行了交流。相处犹如同寮，讨论认真，对今后的研究会有深刻影响。

一月九日我举行答谢宴会，接待委员、前校长加藤一郎等都出席了。向坊隆说，他作为校长，经常聘请外国教授，送往迎来，没有见到像这次反映热烈的。

刘大年此行讲学引起日本学界和舆论关注。《读卖新闻》于1979年12月13日刊登了大半版题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以解放思想为立足点，通过实践探求真理》的座谈纪要。参与此次座谈的日方学者有中央大学教授市古宙三、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坂野正高和东京大学教授佐伯有一。刘大年主要着眼于中日史学交流，介绍中国历史研究状况，尤注重介绍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对孙中山、太平天国、五四运动等的评价问题。

此次讲学，对于刘大年本人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他在日本中国研究所、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等处讲演、座谈的发言稿经整理，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一、二、三)发表于《文物》1981年第3、4、8期。他在东京大学的讲稿结集为《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1981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4月9—23日，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邀请，刘大年以中国学术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日访问(梅益任团长)。先后拜访井上靖、有泽广巳，与札幌历史学者座谈，参观北海道图书馆、神户孙文纪念馆、东洋文库等处，与清水茂、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座谈，访问贝塚茂树。期间还同宫崎滔天的后代见面，接受其家藏的一批孙中山书信手迹影印件。

二、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和学术友谊

刘大年与不少日本学者交往密切，情谊深笃，由于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声望，这种情谊也一定程度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近代史研究所甚至中国史学界与日本史学界的交往与交流。

首先值得细述的是刘大年与井上清长达30余年的交谊。井上清(1913—2001)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讲座派的元老、中坚。其著作着力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被誉为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他一生30余次来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王震、邓颖超、郭沫若等接见，可谓中日史学交流中的标志性人物。为表彰他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90年，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井上清专程前来祝贺，并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他的第二个“家”。井上清病逝后，其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1.8万册藏书无偿捐献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他一生中国情结的见证。

1960年邀请井上清来华，兼顾政治与学术，旨在“鼓励日本高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英勇斗争；进一步巩固同日本学术界的密切联系，加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向日本学术界宣传我国建国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

1985年，他致函刘大年，对刘氏《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高度赞许：“我很赞同先生的观点，先生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这样透彻的表述，确实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最近在日本，过去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也盛行着这样的谬论：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应该把民族的特殊性放在第一位，而反对阶级分析，不要阶级观点。虽然行不通，但这样轻视阶级分析的观点很流行。先生的论文，对于我同这些谬论作斗争，犹如得到了百万援军。”

刘大年把井上清也视为知己，非常推重。1984年曾赋诗二首相赠。其一：“云雷论学许相知，一帜堂堂独树之。骨里人窥千尺铁，书中自理百团丝。回顾讲座推元老，屈指西京数大师。我待观君再踊跃，光辉顶上几驱驰。”其二：“等身著作鬓双斑，与世清泉照胆肝。党锢传中范孟博，儒林史上汉任安。昆仑历后谈高下，沧海量来认窄宽。一部马恩笑神会，寸心寰宇共波澜。”1993年井上清80寿辰，刘大年致函祝贺，且颇有感慨：“回顾三十三年前，我们相识在北京，虽历经沧桑，但神交不改。每次聚首，谈学论世，各罄所怀。相知愈深，相交愈笃，历久弥坚，窃有荣焉。老当益壮，白首初心，是所望于故人。”

三、推动中日史学交流

中日两国一水之隔，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史学交流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段时期现实政治阻隔，中日之间学术交流虽未中绝，但无疑受到诸多限制，规模有限。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学术交流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85年4月15日，井上清设宴招待中国学术代表团，刘大年发言强调：自20世纪60年代相知相交，“从民间到官方，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历史前进了”。他以自身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力，通过举办学术会议、促进两国学人互相访学，推动中日之间史学交流日趋活跃。

当时，刘大年着力推动邀请日本史家来华访学、参加学术会议，如狭间直树、夫马进、小野和子、阿辻哲次、卫藤沈吉、野泽丰、河田悌一等赴中国访学、参加学术会议，均经井上清推荐，由刘大年和近代史研究所提出邀请。1981年，刘大年主持组织筹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规格颇高，影响深远。刘大年请井上清推荐日本学者。日本最终有小野信尔、卫藤沈吉、野泽丰、久保田文次、石田米子、山根幸夫、田中正俊、中村义、狭间直树、坂野正高、藤井昇三、松本英纪共12位学者撰文参会，超过其他海外各国学者之和(计有美国学者6人，法国2人，加拿大1人，澳大利亚1人，朝鲜1人)。

东京方面主要是卫藤沈吉和安藤彦太郎。1985年3月21—28日，刘大年主持筹备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北召开，卫藤沈吉、安藤彦太郎应邀参会。29日，刘大年与二人商谈，提议于1987年在东京召开七七事变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京都方面井上清一直在积极筹备，并争取东京方面的合作，但东京方面卫藤沈吉不够积极，进展缓慢。东京以久保田文次为首的进步历史学家坚决推动，最终于1987年7月7—8日、10—11日先后在京都和东京召开以“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为主题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刘大年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8人出席。日本方面知名学者如井上清、远山茂树、今井清一、田中正俊、藤原彰、北山康夫、木坂顺一郎、古屋哲夫、池田诚、野泽丰、江口圭一、小野信尔、藤井升三、山田辰雄、松尾尊兑、山本四郎、石田雄、荒井信一、山崎广明等参加会议，可谓包罗甚广，盛况空前。参会者中有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事日本进步运动、日中友好活动的积极分子，刘大年1979年“东京大学讲学时的学生(现在都是教授、副教授)就有10人以上” 。此次讨论会引人注意的焦点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问题。虽然东京会议的组织者卫藤沈吉提出会议基调为：“不能开成一个谴责的会，也不能开成一个表白的会。这次讨论会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的园地，而不是思想斗争的地方。”但在东京会议结束时，日本学术界享有声望的远山茂树(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在总结发言时仍强调：“这次讨论会对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日中全面战争的意义更明确了。这个意义的核心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与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对于这一点，讨论会没有任何的暧昧。”会议论文集《日中战争与中日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1988年9月由东京原书房出版，中文本更名为《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

四、结语

时至今日，中日史学界友谊之树根繁叶茂，中日史学交流已相当兴盛。追本溯源，我们不由感念刘大年、井上清等前辈史家前驱先路苦心经营。回答刘大年为何极为重视中日史学交流，对日本史学界有深厚的情谊，也须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其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颇具影响，刘大年与井上清等日本学者的知己之感，源于政治立场与治史理念接近，史学交流是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充分发挥了现实斗争的功能。

其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刘大年对中日史学交流的高度重视和着力推动，则体现其超出一般史家的眼光和格局。他深切认识到日本史学、日本史家对于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之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中国史学界震眩于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奇理论方法，更多学者的眼光转向欧美，而相对忽视日本史学。但不可否认，日本史学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向，其学术价值决非欧美史学可以替代。刘大年着力推动、促进中日史学相互交流、相互砥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亦步亦趋追随仿效欧美史学的格局有所改观、有所丰富。

其三，刘大年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开创者，他深知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尤其在近代史上的深切缠结，史学研究归根结底又与中日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关联。中日之间要化解历史恩怨，为世代和平友好奠定坚实的基础，离不开两国史家和史学的贡献。他在晚年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日本学者合作展开中日历史研究，可见其以史经世、关怀现实的史家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