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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骥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

2022-10-22李哲文

轻音乐 2022年10期
关键词:校歌乐句小节

李哲文

吕骥原名吕展青,湖南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及音乐理论家。1930年后曾三次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钢琴、作曲。并在中国上海、武汉从事左翼音乐文艺活动。抗战时期作为新音乐运动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为培养救亡歌咏的创作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创作出了许多有影响力并能鼓舞民族斗志、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至抗战前后,吕骥先后创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词)、《聂耳挽歌》(孙师毅词)、《自由神》(孙师毅词)、《中华民族不会亡》(柳野词)、《保卫马德里》(麦新词)、《鲁迅挽歌》(张庚词)、《武装保卫山西》(夏川词)等风格各异的群众歌曲。[1]这些作品充满了吕骥的革命热情与斗志以及个性与创新,在救亡歌咏运动中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值得探索与研究。

一、吕骥群众歌曲创作背景及其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开展,革命音乐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吕骥的群众歌曲创作就是在左翼音乐和聂耳的影响下开始的。1934年前后,萧声(萧之亮)、聂耳、任光、张曙、吕骥、安娥、王芝泉(王为一)等人在上海左翼“剧联”内成立了一个“音乐小组”。[2]他们以“左联”的纲领作为自己开展音乐工作的指导,学习中国革命音乐理论,开拓革命人民群众歌曲创作,参与进步电影和戏剧的配乐等活动。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救亡歌咏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优秀音乐工作者,并创作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吕骥积极响应左翼音乐运动,大力推动以革命群众歌曲为中心的音乐创作。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参与音乐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爱国运动的发展,吕骥等人于1935年开始组织“业余合唱团”,并与当时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歌咏会”联合开展救亡歌咏活动。1936年为促进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他积极组织了“歌词曲作者联谊会”以及成立了“歌曲研究会”。1938年在陕西延安参与筹建了鲁迅艺术学院并担任音乐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副院长。吕骥的音乐创作更多表现的是人们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民族的矛盾和抗日的斗争。他认识到了“音乐”即“战斗武器”进而创作出了一首首慷慨激昂的歌曲,传递到大江南北,激起人们的爱国情怀。

吕骥从他迈入音乐界的那天起,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无论是创作、组织音乐活动还是研究音乐理论,他都是推动群众歌曲以及音乐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领路人。

二、吕骥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概述

吕骥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大多都创作于抗战时期,在战争与民族解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吕骥的歌曲创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以下主要概述五首吕骥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歌曲,进而分析乐曲的艺术特点。

(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1937年1月,为适应当时全国形势的需要,刚刚移驻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激励抗大学员肩负救国的使命,毛主席指示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校歌,歌词写好后,送给在抗大从事音乐工作的吕骥进行谱曲,这首歌曲就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为降E大调,全曲为变化再现三部曲式结构,整首歌曲贯穿了进行曲的风格,既有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又有英勇前进的气势。全曲总共有六句,乐曲开始就为主题乐句。

谱例1:

第一句总共有九小节,但分句长短不一,分别是2+2+5。第一二句曲调色彩简洁明朗,为主大三和弦分解音,其中有两次低音sol到中音sol以及中音do到高音do的八度跳进,凸显出了中华民族子孙的勇敢与优秀的鲜明形象。第三句为下属大三和弦分解音,其中fa用在第一拍为重音,la用于最后一个长音使整个乐句更为开阔、雄伟。第一句与第二句为上下句,只有最后一个音的差别,运用了重复的手法给人高度的对称美感。

谱例2:第三、四句的分句相同,都为1+2+4

第一分句(同学们)只有一小节并且运用了小附点节奏,显得很短小精悍;第二分句(努力学习)运用大附点节奏把旋律拉长;第三分句前两小节采用了民歌的垛句节奏“团结、紧张、严肃、活泼”。[3]这种手法加强了语气、增强了气氛,不但没有单调之感,反而加强了旋律的参差美。

谱例3:第五、六句

第五、六句与第一、二句相呼应,其中有两处中音do与高音do的八度跳进尤为突出。这两句并没有与前面一、二句的旋律相同,而是将旋律推向了更饱满的情绪,抒发了“我们是劳动者先锋”的英勇气概。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号召令,从歌曲名字上来看,貌似这是一首为抗大创作的普通的大学校歌,实际上其歌颂了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们与中华优秀儿女,为追求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崇高革命情操。许多爱国志士伴着歌声,前往延安寻找民族的光明和未来。又有无数热血青年,高唱抗大校歌赶往前线奋勇杀敌,上演了一幕幕救亡图存的壮士之歌,这也是歌曲距今创作80多年,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定为《军校之歌》而代代相传的原因。

(二)《新编“九一八”小调》

《新编“九一八”小调》是吕骥于1935年为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创作的插曲。[4]由剧中的主人公通过叙事的方式演唱,演唱的内容为:遭受九一八事变后四处流亡的东北姑娘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人民救亡图存的决心。

这首歌曲是由吕骥从群众生活以及民间音乐中提取音乐素材,并对民族音乐进行突破与创新、结合时代背景和精神创作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也是吕骥探索民间曲调、作品创作结合民族风格的开始。歌曲以五声宫调式为基础,讲究结构内部的规整性和匀称性,乐句的结构也比较清晰。

谱例4:

全曲分为A与B两段。A段总共12小节可划分为a+a′+b+a2(3+3+3+3),B段总共16小节可划分为b′+c+cb+c′(4+4+4+4)。

A段的旋律采用了民歌小调中“起、承、转、和”的手法,奠定了歌曲的风格。B段部分使用了新的音乐素材,将音乐素材的新旧部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a换尾之后成为a′,a′去头之后成为a2。B段部分的第一句(b′),是在A段第三句(b)的基础上扩展了一小节。B段的第三句(cb),前两小节取自c,后两小节取自b,因此为cb。两段里a与c处于主要地位,b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因此b是连接两段音乐材料的关键。这首歌采用了民间曲调,既有抒情性又有叙事性,是借鉴民间曲调使之突破创新以及表现新的思想感情的成功之作。

(三)《大丹河》

《大丹河》是吕骥于1938年为同名三幕话剧《大丹河》创作的插曲,整首歌曲充满着悲伤的气氛,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话剧主人公因战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人生。这种戏剧性的抒情歌曲风格是吕骥之前并没有的,显示出了他在音乐创作的创新性以及音乐表现上突破。

吕骥使用了主导动机的作曲手法贯穿全曲,歌曲中第一、三、八、十三、十九小节之处均为主导动机,这是下行小三度再下行大二度的三音音列(E#CB),一共出现了五次。前两次采用了换尾的手法,使这两个音节构成第一乐句;第二次乐句长度扩大一倍,do延长为一拍半、sol延长为三拍使旋律更具有稳定型,成为第二乐句;第四次出现在第十三小节歌曲的中间,它起着连接前后曲调的作用,但并没有显露出特意安排的痕迹;第五次出现是最有突破性与特点的。前面的“孩子他妈”第十七小节的音在中音区(do si do re),随后在唱“好命苦”时音突然跳到高音区(高音do),旋律延长到三音音列的最后一音上,还有二十二小节的感叹词“哎”也有重要的音乐表情作用;好似主人公的叹气之声,表现出了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极度悲痛之情。由此可见,全曲的音乐的语言不像一般群众歌曲那样均匀、对称,而是随着歌词表达出主人公悲愤的情感,带有朗诵式地将歌曲音乐的抒情性和戏剧性结合在一起,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另外第十四与十五、二十二与二十三小节是主导动机的下移五度旋律(A#F E)。显而易见,主导动机与主体变形在乐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曲结构并没有反复乐句和对偶乐句,构成将长短不一的乐句统一整合在一个结构规整的形式之中,准确地塑造出了歌曲的艺术内涵,使全曲在变化中取得统一。

(四)《开荒》

《开荒》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提出的开荒政策。《开荒》是在借鉴陕北民歌音调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的新型民歌,歌曲采用的是五声调式的商调式,以陕北民歌的旋律结构为基础,同时运用了清角fa与变徵升fa,使曲调更为独特。全曲第一句,旋律中出现了高音re到中音la的四度下行音,以及由调式主音及上下方五度构成的双四度叠置音调,构成了典型的陕北音调框架。中速段及结尾部分乐曲变得紧凑,运用了大量的附点节奏以及插入了八小节的长句,使乐曲更为开阔,更多地融入了进行曲风格。在延安当地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基础上,《开荒》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根据地军民的劳动画面及大生产与运动。

《开荒》作为发展边区的劳动进行歌曲。第一句高亢的“开荒哎开荒”的劳动人民呼喊,是通过优美的曲调传到空旷的田野的。乐曲的主人公正是在进行抗日战争、支援前线的革命英雄。歌曲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被群众普遍传唱,产生了广泛影响,毛主席还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这首歌的歌词。吕骥一直坚持向民族音乐传统学习的主张,从其创作的乐曲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学习与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的艺术创新精神。

(五)《保卫马德里》

《保卫马德里》(麦新词)吕骥作于1936年抗战前期,受“五四精神”的影响,该曲运用了国际斗争题材,即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接受外国“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学会接受外国的进步文化,拓展了人民的艺术视野。

《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曲是典型的群众歌曲风格,音乐结构较为简短、歌词通俗简练,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与当时的抗战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在曲调和节奏上的处理充分显现了吕骥在创作上独特的想法,歌曲的开始为弱起,随后是强烈的节奏感与自由多变的旋律。吕骥在音乐形式上没有过多考虑,而是让旋律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发展。开始就出现了从低音sol到高音sol的八度跳进,爆发出强烈的悲愤情绪。随着旋律的进展再次出现两个四度音程的向上的跳进(do-fa、re-la),最后结束在长音上。

作者在中国传统形式上进行了创新,歌曲中多次出现连音线长音、切分音节奏、鲜明的附点节奏以及跳进音程,结合了民族曲调与中国语言,提高了旋律沁人心脾的气势。既是强烈号召人民去战斗,又不是简单的高喊口号,而是内心激情的艺术性抒发。突破了传统群众歌曲的旋律走向和节奏的运用。不仅如此,除了最后一句是强拍开始,所有的乐句均以弱拍开始,进而在节奏上造成一定紧迫感和弹性,更增强了歌曲旋律的音乐表情与艺术感染力,使歌曲产生了强烈的战斗性和号召力,激发人民内心的激情与活力。虽说这首歌曲的主题为“保卫马德里”但是借这一主题,作者从侧面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外来侵略、侵犯祖国领土绝不让步和保卫世界和平不屈不挠的态度,这正凸显出了吕骥以音乐为武器向世界发言的精神。

结 语

吕骥一生致力于中国的音乐创作并付出了毕生心血,他在抗战时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有影响力的群众歌曲,既具有群众性又具备艺术性。同时,他还注重在民族素材的基础上创作新作品。抗日战争时期,吕骥倡导把音乐作为抗日战争的精神武器,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将群众歌曲与社会、人民紧密联系,体现了吕骥“为人民而艺术”的音乐创作思想。促使了人民团结,凝聚了抗日战争力量,不仅在音乐创作上有所作为,也为我国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魏 艳.吕骥抗战救亡时期群众歌曲研究[J].音乐创作,2009(06):101—105.

[2]陈秉义,魏 艳.中国音乐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0—91.

[3]周 畅.吕骥的《抗大校歌》《开荒》和《凤凰涅槃》[J].音乐研究,2002(01):6—8.

[4]瞿 维.歌颂人民的斗争和胜利——略论吕骥作品的艺术特色[J].音乐研究,1990(02):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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