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人：曾祥金

程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请到您做这样一个学术访谈。您于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河大中文系很有历史，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任访秋、刘增杰是老一辈代表性学者，后来又培养出关爱和、张宝明、解志熙、沈卫威等知名学者，能否谈谈您在河大的求学经历？

确实是这样，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就是77级考生。这里提到的几个老师和同学中我同辈的，我只与关爱和同过学，他是我们这一届的。解志熙本科是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后来考了研究生才来跟任先生。卫威呢，那是我的学弟了，都很熟。就像你说的一样，河大中文系很有历史，其实不光是现当代文学，在当时，古代文学、文字学也有一大批教授。在民国时期，它叫国立河南大学，冯友兰还是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有很多的教授，所以它有比较深厚的传统。这个学校在河南的学校中很有特点。河大偏重文史，因为有这个传统。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任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课，因为他年纪很大，眼睛都看不太清楚了，但他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刘增杰老师当时还是个年轻老师，40岁左右，给任先生当助手。任先生字都写不太清楚了，所以他讲的过程中，任先生每讲一段话以后，刘增杰老师就上去板书一下，告诉我们任先生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在我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冒失，外地一个朋友辗转来打听蒋光慈的夫人，叫宋若瑜。我就把他带到任先生那里去。通过那一次我才知道任先生真是现代文学的百科全书，他自己也写过文学史。所以我那天就非常冒失地去登门拜访，他肯定不知道我是谁。我那次就近跟他一接触，感觉到任先生的长者风范，对各种史料如数家珍，问什么问题都能轻松回答。除了他们两位以外，还有一批学者比如王文金，包括做当代文学的刘思谦。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任先生请了一批国内一流的学者来做讲座，像王季思先生、王瑶先生。王瑶先生上讲台前就向任先生鞠躬，我们都没想到，因为任先生是他老师辈的人。我在河大读书的时候是想当个诗人，想当作家，没想到去治学；但我确实是沾了母校的光，感受到很浓厚的人文气氛。另外学校很宽松，老师们也不太干涉学生。我们组织文学社什么的，没有任何人来干扰。后来我写过一个短文章，就谈到那四年非常愉快。表面上看，我在那个地方还没有立志于治学，但是事实上这批先生包括我的同龄人，他们对我还是有影响的。

我们知道您博士阶段是跟着武汉大学陆耀东先生读的，请您谈一谈陆先生对您的影响？

跟着陆老师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他慢。武大这个学校也是个老学校，叫章黄学派，跟南京大学一样，是“百年老店”。所以陆老师他们身上是典型的朴学风格，也就是我们讲的乾嘉学派。我跟他几年，他最常说的就是“一分根据说一分话”。这个话我当时可能都听不进去，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一个批评家，就觉得这话说得很没才气，觉得我怎么一辈子去搞这个东西啊。年轻时我也很迷福柯，我博士论文是用福柯的理论进行相关研究，老师就很不满。其实当时我是他带的第二届博士生。在他的七八个学生中间，我算是最被欣赏的学生之一。因为我成果很多，名字还不断地在大报大刊出现。这在那个时候的博士生里很少，况且我还有教授头衔。我没毕业的时候，陆先生就有意让我留校，我是带着一个半留校的状态写博士论文。但是后来我去北京查资料，我问他有什么交代，他说你可以再去找个工作。我说那怎么可能啊，您不是说把我留教研室了吗？他说找到跟武大差不多的学校，你就可以去。有了这么一个指令，我才敢去找别的学校。找了几个学校，人家也很快就答应我了。我回去给他讲，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毕竟这是个信用问题，留在武大跟老师还有师兄弟们都在一起；再加上我家在湖北，我就想容易团聚一些。没想到陆老师非常大度，他说你应该到那去，北京发展更好一些。所以我在陆老师身上感受到的，一个是大帮小、老帮幼，这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第二就是在陆老师这里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术，此前我其实搞的是感性的诗歌批评。跟他以后他要求也不严，因为他之前没当过博导，还在摸索当中。我说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弄，武大是不太管学生的，非常松。他也觉得我们不少都是在职老师，就说你们去看书。陆老师让我去看原刊，我记得在武大理工楼下面那个地下室里，有很多现代文学的原刊，我看了不少，一期期地翻。总的来讲，跟陆老师这几年，我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学术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当时包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扭过来，还处在一个自我探索和调整的过程。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从现代文学转当代文学，又把重心放在文学史，尤其是1980年代文学这一块以后，才逐渐感觉到陆老师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不看别的，就看他用了几十年功夫写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就知道，这套书一、二卷是他写的，第三卷是我跟我的师兄弟们补的，因为他去世了。我们写得没有陆老师好。为什么写作时间这么长?他有一个材料找不到就要停下来。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你们，不可能像他这样。第一卷出来以后，我在人大给他组织了一个研讨会，严家炎老师亲自主持，谢冕以及年轻一拨的钱理群、杨义、温儒敏都来了。严老师说了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开场白就说陆老师跟孙玉石老师，因为这两位都是做新诗研究，当时应该是做得最好的两位老先生，他们的书的注释你们可以用。他是对年轻一辈讲。这个评价很高！我们写文章时一般是引用正文，注释就不好说了。

您在培养学生方面用力颇深，杨庆祥、黄平、钱振文、李建立、魏华莹等都是您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现在他们也都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心得？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心得。今天看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是有意识的，这些学生的出来可能跟我自己工作的调整有关系。最早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的，我本来是在现代文学这个圈子里，跟刘勇、吴晓东他们合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写《艾青传》，有个四五年时间。后来可能因为我最早是从事当代诗歌批评，我想我的兴奋点还是在当代，我就对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开始是想做“十七年”。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跟洪子诚老师讨论。我们在一起讨论，我当时就说谁要是做“十七年”，一定会成为一个热点。但是我没想到那时候他在写当代文学史，他这个文学史起初是跟李杨合作，李杨不干，所以就变成他自己来单干了。洪老师是厚积薄发，他一直做这一块。我也摸过一段，写过几篇“十七年”的文章，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小书，写得不太好。后来我就跟洪老师讲，说我是这一学术历史的见证人，我们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和他太不一样了，这个“十七年”是他的活，不是我的活。但是当时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

2002年的时候我去台湾开了一次会，突然发现台湾学校的中青年老师特别会说，口才特别好，他们都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我就问你们为什么口才这么好，他回答说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都是以工作坊方式讨论，我一下子茅塞顿开。其实现在想我在人大从2005年到现在，这种博士生课堂就是工作坊，可能当时在“985”学校还没有这种方式。我们学校也很宽容，没人找我麻烦，没有人说程老师你怎么讲几次以后就让博士生在上面“舞枪弄刀”了。2017年，学校让我在全校博士生迎新大会上代表老师发言，我就讲我的工作坊。我们的校长、经济学家刘伟老师很感兴趣，下来以后他就跟我开玩笑，他说程老师你的课堂一定得聪明学生才行，不然的话跟不上趟，还有一个就是学生一定很辛苦。这就是杨庆祥后来说的，你这是斯巴达克式的训练。作为学生，每一个学期必须得有一篇论文写出来，在多媒体上讲，然后下一周大家挑你观点和结构上的毛病。他们都是这样一路摸爬滚打，这就是我们讲的真刀真枪。也有难堪的时候，学生也会挑我的毛病。年轻的时候我不太理解教学相长，不太体会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想想，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学生。我的工作实际上是随着课堂在不断地变化，我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蔡翔对我有个评价，说你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贴切。

通过这个课堂，我在不断调整自己。在前几年，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庆祥、黄平、振文、建立在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以论带史。你看他们的文章，他们现在好多人还是这个习惯。以论带史在做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流派，并不是以论带史就不好。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做的文献，沈卫威老师的由史生论。我的导师陆老师讲究的论从史出，那是个很传统的学问。我原来不了解这一点，我想这里面有谁高谁低、谁强谁弱吗？我不明白，我自己也有点纠结。后来有一次开会碰到北大古代文学的廖可斌老师，他做材料，我就问他。他说我们做古代文学也是做了一段时间材料以后，搞烦了，我们就会去写一些宏观的文章。他们也是这样。这是两个主要的流派，不太一样，至少中文系是这样。但是历史系完全不是这样，历史系完全就是靠材料说话。或者说是这样，在中文学科里面，它分两种，一个是材料派，一个是阐释派。今天看北大现代文学前一个阶段的那些人，从王瑶到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他们基本是阐释派。他们都是借助材料在阐释。他们不是真正做材料，包括洪老师都是阐释。做材料的人比较吃亏，因为他出活慢。刚才谈到陆老师，其实是吃力不讨好，但他老先生名气早就摆在那，他慢慢摸，摸个几十年也没人说他不行。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就很吃亏，很多做阐释的人可能三下五除二就出来了。你做材料的话要在若干年后才能赶上他，但是表面吃亏实际不吃亏。我的学生现在分化也比较厉害。庆祥现在基本上把重心放在批评上，尽管他也能做史。黄平跟他开玩笑说“我在学校是搞批评的，现在变成做史；你在学校是做史的，现在改成搞批评的”。这个东西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您从2005年开始在人大开设“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工作坊，带领学生对80年代文学进行相关研究，此后不断涌现重要成果，可以说是推动了1980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如今回顾这一口号，您是否有新的想法？近年来您又开始提倡“八十年代史料文献整理工作”，并发出“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的呼声，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刚才我已经谈到，到一些学校去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他说你一个写诗的老师，早先写诗，然后跳来跳去的，做诗歌批评，后来又做现代文学，又做当代文学。刚才我也谈到以论带史这个问题，我一开始做当代文学的时候很注重问题。张清华老师邀请我在北师大做一个讲座，我是在那里第一次提出“重返八十年代”这个话题。当时我是无意的，就写了个提纲。讲完以后我突然想，这个还有点意思。后来我就把它整理成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研究》上，就打出这个旗号。为什么重视问题跟我当时的状态有关系，我从一个做批评的人转去做文学史，肯定批评的痕迹和主观性的东西比较强。另外，平常读理论书比较多，也经常要求学生去读理论书。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我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学术。理论好的人才能在史料的间隙看出问题来，如果你没有理论，材料是没有用的，整理不出来。前面讲到的庆祥、黄平、振文和建立，他们那个时候基本是以论带史。我们就做问题，一个一个问题来做，也还出了一些成果。

但是慢慢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有问题了，第一个是重复，把问题理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重复的东西。接下来怎么调整？这就涉及一个当代文学史料化建设的问题。我们做当代文学跟现代文学不一样，现代文学最早在1980年代初，王瑶、唐弢，包括严家炎老师，他们提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他们也有很多规划性、问题化的东西。但不一样的是，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没有像当代文学这样走这么长的弯路。原因就在于他们当时的领头人都是高校老师。我们当代文学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多人都是领导干部，像荒煤、周扬。尤其是朱寨，他本身还是个批评家，又是在社科院，这就使得当代文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学术体制。我为什么会从问题转向史料，可能就又回到刚才我说的河大的那个氛围和武大时期接受的训练。武大就是材料，从陆老师那一代人，包括易竹贤、孙党伯，到金宏宇、方长安这一代都是，这是武大的一个特色。所以我是回到武大传统、回到现代文学，我意识到现代文学刚出来时提倡了一些口号以后，他们就开始迅速进行史料建设。198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的那种考证的、集佚的栏目开始出来，就开始发掘文献。现代文学学科的兴起，一方面有老先生带动，另外一方面还得益于什么呢？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的《新文学史料》杂志。这个平台抢救了一大批史料。刚才我讲做材料比较吃亏，也比较慢，但这个工作很重要，总得有人去做。现在我从问题转向史料以后，最近这七八届的学生就很辛苦。他们在写一篇文章之前要找好多东西，材料又不多，不像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有作家全集，我经常讲现代文学为什么相对好做，一是作家有全集有选集，你从这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多东西，再加上之前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所以现在我的想法可能一个方面是我自己工作重心的一个转移；还有就是我意识到当代文学史研究现在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呢，一边收集材料，一边写文章，非常辛苦，无论是我还是学生。

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的提出，是因为我意识到好多东西可能正在丧失。最近两年我写过几篇关于干校的文章。最近有一篇，我说我在利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时，意识到干校的材料都在丧失的历史过程之中，再不关注可能没有人去整理了。整个当代文学的状况就是这样，尤其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一样，它犯忌的地方很多。一个是档案，很多档案材料是看不到的，没有这些材料，当代文学的很多东西根本推进不了。不要说往中央一级，到作协就不行了。陈徒手把那两本书写完以后就关门了，我们试图用很多办法想去找一点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料，就算跟他们都认识，还是不行。所以我就尤其强调文学史料，以口述史为例，就是对1920至1930年代出生的这批当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如李准、王蒙这一代人的家属包括老乡等，做一个访谈，这个工作很值得做。那么我这个再谈强调当代文学史料，接下来就是谈到地方杂志、地方史料。地方作协、文联的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我的文章写出来，我实际上就是让一些有心人，比如说省属院校老师们可以做点收集的工作，将来都是宝贝。因为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状况是这样的，“十七年”做得好一些，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积累。现在我觉得恰恰是整个史料建设，总体上应该进入一个抢救收集和整理文献的阶段。

您早在2007年就提出当代文学历史化这一话题，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响应，认为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现代文学化”。但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相比较而言，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转向是否应有其自身特色？或者说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想听听您的看法。

如果说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当代文学它背后有一个当代史。有一次跟洪子诚老师聊到，就是下笔很沉重，心情很沉重。我属于干校子弟，通过看这些东西去了解老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是跟现代文学文献最大的不同。它跟历史关系太密切，有很多很难处理的复杂的情况。当代文学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非常政治化的一种文学叙事。这就使得以后在做文献的时候，有时候文学史的文献和社会史的文献经常混在一起。以后怎么整理，我觉得条例上可以讨论，就是说整理文学的文献实际上也在涉及社会学的文献、社会史的文献。以后可以适当地开些小会，大家就讨论当代文学文献体例上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主要是个体例问题。

接下来一个问题，您是撰写中国当代作家（包括还在世的作家）传记和年谱的号召者和推动者。有部分人认为还在世的作家生命和创作都还在进行当中，不宜急于撰写传记和年谱，对此您怎么看？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这个问题。开始他们把我问住了，后来因为我毕竟学过现代文学，我还是能够去回应他们。我说你看1980年代那一批黑皮书，就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大家知道我写的是《艾青传》，《周作人传》是钱理群写的。他们当时请的都是老先生，一开始这个作者并不是我，我当时没有资格，他们约的是陆老师。陆老师迟迟不交，拖了一二十年，他到北京出差，让我陪他去见那个责编。那个责编既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也是《丛刊》的编辑，因为《丛刊》最早是以书代刊放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个责编就说陆老师你这个拖得太久了，迟迟不交。就像约南大叶子铭先生的是《茅盾传》，他一直不交稿，最后让沈卫威老师写，是一样的。你看那批书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健在，为什么就不能写呢？沈从文还在，凌宇就把《沈从文传》写出来了。曹禺还在，那也写出来了。巴金也还在，那更不用说了，巴金活得还很长。艾青，我写他时也还在世，所以我当时不觉得是一个困难。

当然情况可能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老作家基本上进入晚年，生命的焰火即将熄灭。他们这个文学的段落基本上完成，就是尾声了。现在这批作家的传记，如果指“50后”的话，还是挺麻烦。我在《丛刊》写过很长的一篇文章，我就觉得作家的一生是一个弧线。有次我去上海，王安忆非常认同我的看法。王安忆说，程光炜说得对，我们其实进入了末班车阶段；我们还在出新作，但段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健在的当代作家还是能写，比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三大家，他们的段落已经完成了，他们再有长篇小说，也不过是在续过去的东西，不会再有太大的不同了。我对他们的看法就是水落石出，生平和创作风格都已基本固定，他们主要的思想世界和文学世界，都是能够独立存在，所以可以写。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跟莫言老师也交流过。那次去法国开会，我跟他一个飞机，在一起开了个纪念会。他说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我说你不用再写小说，盛名之下不要再写了，我说你写个文学回忆录。他说那有用吗？我说太有用了，现在我们都是在猜测你的东西，人云亦云，很多都不真实。我们现在碰到的现实就是这样，他们其实已经进入创作的“收官”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尾声。他们应该去不断地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日记，假如有杂志愿意接受，应该陆续刊出来。给大家发一点通信，无关紧要的不涉及人事纠纷、人事敏感度的。这得有人去组织他们，或者专门办一个杂志。不过估计很难，他们不会愿意这样。他们现在越来越把这些东西当成宝贝，将来会卖钱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在封锁，有意识地封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困难在于，现代文学那批黑皮书作者在写的时候，这批老人都已经老态龙钟，老先生们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就任由作者去写，他们也不太干涉。再加上作者跟他们走得比较近，凌宇跟沈从文是老乡、忘年交，写曹禺的田本相老师跟他那也是忘年交；包括叶子铭老师，茅盾先生对他很信任。另外他们有全集，有大量的选集，也有很多回忆文章，《新文学史料》都刊出来了。当代文学没有这些条件，写当代作家传记比较难，最难还是写年谱。所以陕西青年学者王刚的《路遥年谱》出来，我的评价非常高。我在人大给他开了个研讨会。我之前都没见过他，我没想到他是个“80后”。我跟他通信好几年，也给他的《路遥年谱》写序。我在那个会上就讲，高校年轻老师应该像他这样，难的是传记，最难的是年谱。说到年谱，我经常在课堂上举例子。我说易彬当年去做穆旦，穆旦多冷僻啊，没人理他。你看他现在把穆旦做成一个显学了。当然在他之前，北大的孙玉石老师已经指导他的博士生臧棣做穆旦，但在材料上还是有所欠缺。真正把穆旦变成一个问题、变成一个小显学的还是易彬。前面说到做材料很吃亏，但是因为他长期经营这个东西，到最后会弄得很好。你这个问题设计得好，我在这里重申我的观点，当代文学传记写作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可以先写简传、小传，写个十万八万字，或者划一个阶段。比如莫言，可以写他当兵以前在农村的十八九年时间。贾平凹也是。王安忆也可以划段，用段落性来进行一个传记写作，写她的前期传记，1978年从徐州回上海以前都属于这个范围。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只有短短的30年，经过许多学者长时间的关注和研究后，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叠床架屋，难免出现重复和空间缺失的问题。大作家很难有新的推进，边缘作家是否有关注的价值也存在学理上的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我们看现代文学在1980年代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像王富仁、钱理群这一代人，包括赵园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提出很多问题，就是以论带史，其中有大的规划，有大的争论，有很多东西。当然那是个变动的时代，人们会发现那时候现代文学的材料非常活，当时现代文学的关注度也非常高，重阐释、重问题。最近十几年有点儿从大作家转向小作家，这是一个趋势。感觉大作家都被做完了，他们过去那些人都是做大作家出身的。现在是由大做到小，这是一个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讨论问题，都变成古代文学了。我曾经抱怨过这个，我说现代文学变成古代文学，就是一潭死水。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学科确实太成熟，但是某种方面就有点烂熟了，这是不对的。所以说现代文学应该有一个再出发的问题。因为最有活力的这批人都正在老去，我希望现在的中青年学者来担当这个责任。其实也不是不能提问题。前几年他们提出民国文学，尽管这个东西略显简单，我不完全认同他们的看法，但它毕竟是一种尝试，我觉得就应该这样。我的感觉是现代文学到了一个应该重新规划和再出发的阶段。但是也不一定就指望一些很早成名的学者，其实可以让一些中青年学者担当这个责任。像当年钱理群他们写文学史的时候，那个“现代文学三十年”座谈会，王瑶、严家炎都是有保留的。他们胆子就这么大，“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提法，其实今天看毛病也很多，但他们站出来了。所以现代文学我认为应该是到这个时候了，重新启航，毕竟搞了好几十年了。

有一次在做国家社科基金规划指南的时候，我提出设一个题目专门研究主流作家，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大的历史评价很难有改变，对于“鲁郭茅巴老曹”，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反思性的东西。比如最近十几年把一些作家抬得太高了，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我觉得我的思想并不僵化，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但似乎不宜把他们抬得太高。“鲁郭茅巴老曹”在历史上都是进步作家。他们和我们民族奋斗的命运、和我们从一个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际遇相关，他们都是有担当的作家。“鲁郭茅巴老曹”并不是解放后我们新的国家和政权建立以后对他们的一个命名。我写过一本《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 1949—1976》。我觉得那本书写得不好，写得有点简单了。我今天再来看，它更多是历史的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这些人要比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进步得多，他们关注的才是大多数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我想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过去有段时间对大作家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非政治领域。这在1980年代那个历史重评的语境中是对的，把鲁迅从政治革命里面恢复成一个作家的面目，那个工作就完成了。但是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就是他们怎么会成为主流作家，那他一定跟历史的洪流、大的历史选择，跟大多数人的命运关联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进步作家的代表。这个东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像巴金的作品中有那么多对不幸和不平等的抨击，这种精神你在张爱玲、沈从文作品中找不到。他们缺乏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而这恰恰是巴金这些主流作家的最大优势。

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到今天，已经走过70多年的历程，想请教一下您对中国当代文学下限问题的看法，是否当代文学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去年8月份，我在成都开《当代文坛》组织的一个会，当天晚上我跟吴俊聊起过这个事。我说应该切了，应该有下限了。他觉得有道理。后来我就倡议《文艺争鸣》在去年10月份开了一个小会，相关文章也以笔谈的形式刊出来。他们很谨慎，怕碰到问题，不敢用下限，改用阶段性这个词。其实也有人不同意，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下限了。我觉得到底切在哪一块儿，大家可以讨论。我在那个会上就说，如果当代文学没有下限，那就不可能有当代文学学科，因为你没有休止符。具体到实践层面，可以把当代文学分为文学史一块，文学批评一块。文学史的一块比如说我们把它停留在1993年，或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但是现在最大的不好就是当代文学从业者搞批评的人太多，他们不断在批评这个东西，还认为现在做材料的家伙们没有生命体验。现代文学研究没有这么多干扰，它是一个具有高度共识性的一个学科。当代文学的共识性根本不存在。

我现在主要是跟着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在做档案文献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相关工作，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档案”视角，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方面沈卫威老师是专家，我是比较外行的。但是我知道档案材料有点像考古，带你回到历史遗址的现场，价值是最高的。有一次我在浙大开一个会，沈老师在会上有个发言，他可能说得比较绝对，但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谈到档案在各种材料中等级最高，确实是这样。现代文学我不是很清楚，当代文学将来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比如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谈1971年路遥的招工问题，之前的几本《路遥传》和《路遥年谱》都是用孤证，就是路遥的诉说。他的初恋女友北京知青把他抛弃了，然后路遥就说这个指标是他让给女友的。当时我就很怀疑，我在课堂说过好多次。我说你们要是把它写出来，我就给你推荐到《新文学史料》去，但学生都不愿意写，也没有经费。我说很容易，你们就到延川县档案馆，假如能找到关系的话，就查路遥那年招工的知青办档案。因为所谓顶替他去的那个林虹，有知青履历，有推荐书；她到铜川二号工厂，这个工厂里面有招工指标等等，这样一下就可以坐实了。如果还不能坐实的话，那就紧接着去铜川二号工厂去看他们厂里面。最近我一直在找王安忆知青时候的材料，包括张承志的档案材料，但是很困难。这个就可以拿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档案一出来，真相大白，长篇大论的文章不需要了。所以我后来为什么写那篇文章呢？就是因为当时陕西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做访问学者。他偷偷给我讲，他说林虹本人在他们知青圈里发了一个微信，说这个招生指标不是路遥让给她，而是她自己的。当时是要招一个播音员，路遥普通话不好，不可能录上。这个东西很厉害。假如我们能找到当时林虹的招工材料，看招的是什么工种，如果是播音员，那一下就把三本路遥传记和年谱全推翻了，这就是档案厉害的地方。

最后一个问题，能否谈谈您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和学术规划？

我现在谈不了太多规划，我就谈我自己的东西。我之前发表了很多宏观论述，“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等等，在我本人的余生里面是完成不了这些东西的。我希望我的学生或者跟我学生同龄的人去做这个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的个人工作，我确实曾经想写一个三部曲，就是1979年、1985年和1993年，以《剑桥中国史》的那种方式来写。因为1979年是知青返城，1985年是文学转折，1993年是文学与市场。中国社会充分世界化以后，文学一定要加入到中国市场的再配置和世界市场的再配置当中。莫言为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法语、英语等各个国家的语言，这是对市场的一个考虑。

我现在刚完成一本书，规模远远缩小，野心也变小了，就是干校。干校是第一步，有十来篇文章。第二本书是插队。我就想写跟我的生命历程有关系的三本小书，我觉得什么是一个对具体的研究学者来讲有效的研究呢？这个研究一定跟他一生的历史有紧密关联，这个东西才能激起他的一些历史的想象和叙事。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去过我父母的干校，然后就随他们下放。但是我写的东西都是我不熟悉的，那都是大干校，中央一级的干校。这是一本书。插队我准备选几个作家，像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等，跟他们基本上算同龄人，我想突破知青文学的局限。插队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代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第三本小书是返城。返城里面我会关注两种人，新时期文学出来的两批人，一个是“归来作家”，一个是知青作家。返城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如果说谈我的计划，我就想写这样三本小书，我也没什么野心了。你们这个年纪正是野心勃勃做学问的时候。我早就认识到一句话，在校是师生，毕业是朋友、是同行。我对他们有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劝告。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对，但他们多半不听我的。我觉得没问题，我也没有完全按照我导师的路子去做中国新诗史。一代有一代的命运，我觉得很好，这个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