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军

一、纯有、中性与文学

二、中性与外部

如上所述，列维纳斯和布朗肖对于纯有、中性和文学的阐释，共通之处颇多。不过，这并不代表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文学观全然一致。列维纳斯和布朗肖基本上都认同：基于文学的非—真理、反—筹划，及其与世界的脱离，文学也就与世界无涉，因此是一种对现实的悬置，一种中立和中性。不过在“中性是否是伦理的”这一问题上，我们却不能说二者完全一致。这一问题又可以被具体化为：中性是否通向他者？对于列维纳斯而言，中性可能遮蔽他者，使得为他者的绝对责任也淹没在其匿名的运作中，在其中，绝对的他者——也即他人，并不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由于他者和伦理的阙如，它就没有真正迈向外部，走向超越。而对于布朗肖而言，中性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原初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它本身就是外部和超越，就是对于任何“主权”的解除，他者和伦理恰恰容纳于这种差异与多元性之中。

三、中性与他者

四、批评：“作为所说的言说”

如果用言说和所说的关系来思考文学，那么言说就相近于文学，而所说则相近于批评。如上所述，无论在列维纳斯还是布朗肖那里，对于言说和文学的关系都已经有所勾勒。从更普遍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语言由于其不确定性、暧昧性、两可性，以及“原意”的不可追溯，或无本原（an-archic）而显现为迷。迷，正是列维纳斯对他者和言说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语言是一种他异性的语言。与之相比，批评则更近于所说。文学家的书写，可以只面向一位他者——某位预设的读者或对话对象，然而，批评家的书写却自一开始就至少面对两个他者：首先是他所评论的作品或作者，其次是他自己的读者。所以，批评天然就具有某种公共性，它所身处的是一个第三方来临之后的世界。批评家不只要与作为他者的作品或其作者对话，还要与更多的他者对话，与公众对话。他需要对作品作出公正的评判，并将这种评判传达给公众，需要既对他所评论的作品或作者负责，也对公众负责。为了完成这种负责任和公正的评判，批评就需要对所评论的对象进行比较和鉴定。这是一种理性和论题化的工作，而这正是“所说”的任务，所说的“客观性”正来自这种比较和论题化。面向第三方和公众的批评，本质上在进行的是一种公共理性实践，当然，这并不代表评论不包含感性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