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 刘煜

时至今日，广播仍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大众媒介之一。然而有趣的是，这种为人熟知的功能定位其实并非广播的先验特征，相反，在刚被发明的那几年里，人们仍更在意作为社交媒体的广播如何提升私人信息传递的清晰度和隐蔽性。广播能够实现从社交媒体向大众媒体的转型，其背后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但此间更为深远的缘由其实还与当时广播所依附的技术座架——无线电技术的物质性特征密不可分。关于这种潜在的形塑机制，来自媒介环境学、可供性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技术范式的理论主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框架。它们的基本共识在于：在特定的技术环境中，宰制性技术所内置的媒介逻辑对于人的行为惯习和社会的文化形式具有隐秘但显著的建构作用。从这一共识出发，无线电广播的大众媒介属性与其说导源自资本与权力的博弈，毋宁说是无线电技术固有的公共性使然，“电磁信号向四周放射，发给‘任何收到此信的人’（to whom it may concern）；它绝对不会对人毕恭毕敬，而是像雨水一样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接受者正义（just）与否”。彼得斯（John Peters）的描述启示我们，媒介技术对于包括广播在内的传播业态，绝不只意味着效能的提升，更大的可能性还植根在信息生产流程的重塑与传播生态的再造上。

今天，数字技术造就的媒介环境正为渐呈式微之势的当代广播打开新的场域，广播事业也正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最初的广播认识论或可在当下以新的面目觅得成型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