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景琳 徐匋

三、“放不下”的郑子产

《庄子》中的理想人物，如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从外貌到内心都是尽善尽美、完满无缺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是多么纯洁无瑕！然而，《德充符》所写的现实社会中的“德满”“全德”之人，却不是被砍掉了一只脚，就是丑得骇人。难道在庄子眼中，只有这样的人才需要修德？或者庄子的意思是说连受过刖刑之人、奇丑之人都能通过修德得“道”，何况形全之人！这样的解释其实只是今人的一种揣测。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的观念中，形与德不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且常常呈现出对立的状态。形不全的人往往德全，而形全之人却往往德不全。特别由于形全之人接受了更多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在精神上反而更可能成为畸形人、残疾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很可能是把所有形体健全之人视为是心灵上的丑人、畸人，认为形全之人比形体上的畸人、丑人存在更严重的“德”的残缺，因而也更迫切地需要救治。

于是，我们看到《庄子·德充符》中第一位出场的全德之人，便是一位受过刖刑（被砍掉了一只脚）的王骀。

按照剧情设定，王骀是老师。这位老师绝对不同寻常。他授课时，站在那里什么也不教，坐下来什么也不谈论，“立不教，坐不议”，而学生入学时腹中空空，到毕业时居然就装满一肚子的“学问”了，所谓“虚而往，实而归”。当然，这个“学问”得加个引号才行，因为这样的学问一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更为神奇的是，这位受过刖刑的老师的声望竟然可以与儒家大圣人孔子平分秋色，吸引了鲁国一半的学生，其学生人数足以与孔子的分庭抗礼。对此，常季感到困惑不已，只好去问孔子：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

王骀的教学法，是不是很有些眼熟？这不就是《大宗师》中有关“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传授之法吗？由于王骀传授的是“道”，他自然无须使用语言，也无须顾忌自己形体的残缺，只要“心成”就够了。从王骀传“道”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庄子的“德”不是要人去以什么样的品德感化他人，也不是要人以“德”去区分善恶，而是一个“心”的问题，是要通过人内心的净化消除一切世俗社会带给人心的污浊。而王骀就是这样一位富于“德”的光彩的形残之人，以至连孔子也对王骀发出了由衷的赞美：王骀，圣人啊。我都将拜他为师，何况那些还不如我的人呢！再说岂止是鲁国，我要引导天下所有人都追随他学习。（《庄子·德充符》）可见其魅力！

庄子的“德”可以学，可以授。然而，由于人的悟性不同，禀赋各异，心灵被扭曲、异化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因而每个人修德的道路都不同，遇到的困难阻力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只要有心，仍然可以修德、充德。

在这修德的人物系列中，庄子推出来的第一位学生是郑子产。

郑子产是历史上的一位真实人物，与孔子同时，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郑国主政期间，改革内政，慎修外交，带来了郑国的中兴。孔子对子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子产为“惠人”，（《论语·宪问》）并说子产有古人仁爱之遗风。（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庄子选择这样一位被视为“春秋第一人”的大人物作为初入修德之门的学生，而且要他与一位受过刖刑的申徒嘉同在伯昏无人门下修德，你觉得会是巧合吗？

子产当国不久，上卿子皮向他提出，想让尹何去治理一个封邑。子产表示：“尹何尚年轻，恐难以胜任。”子皮坚持说：“尹何这个人忠厚谨慎，我很喜爱他，他是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去学习一下，他就更知道如何治理了。”子产听后，郑重回答：“这就更不行了。但凡人们喜爱一个人，总是希望做一些对他有好处的事。你既喜爱尹何，却又打算在他还不熟悉政事的情况下让他去治理封邑，这就像一个人不会用刀却让他去割肉，多半要伤到自己。这样爱人，反而是伤人，以后谁又敢取得您的喜爱呢？您是郑国的栋梁，栋梁一旦折断，椽子也会崩塌，我也将难免灾祸，因此不敢不对您直言尽言。打个比方，您有了漂亮绸缎，必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制。大官、大邑，用来庇护安危，价值何止绸缎能比，反而让人去学习治理，岂不是本末倒置？我只听说学有所成后方可从政，从未听说还可以将从政用作学习的。这又像打猎，只有熟习弓马的人才能有所收获，若连登车射御都未曾经历过，那么除了担心翻车覆马，哪里还有心思去捕获猎物呢！”子皮心悦诚服。

郑国执政子产与申徒嘉，一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执政者，另一个却是下过大狱、受过刖刑、处于社会最下层的草根。庄子通过对这两个人同出同进同坐同上课所发生的一桩桩小事的记述，说明人对“德”的悟性与“形”无关，与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无关；人心之“德”虽有高低深浅之别，但人是可以通过修德逐渐领悟到“德”，修得“全德”的。

故事一开始，庄子先交代说“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庄子·德充符》）两个社会地位、人生阅历相差如此悬殊之人成了同学。这样特殊的人物在这样特殊的环境相遇，又要跟随这样特殊的老师学习这样特殊的课，矛盾要想不发生也难。两人相遇的第一天，仅仅凭着第一眼的印象，子产就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与一个受过刖刑的罪人共同出入是件很耻辱的事：

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

子产的话虽说得不是那么剑拔弩张，但火药味儿还是有的。他所在意的是社会的尊卑秩序，是自己的地位名望，岂能容忍一个受过刑罚的人与自己同进同出同行？于是子产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执政者的架势：我先出，你就止步；你先出，我就止步！言外之意：不要与我同进出！然而申徒嘉已经追随伯昏无人修行十九年，他眼中只有子产，却没有权贵。他既不以自己曾遭受刖刑为卑，也不以子产的执政者身份为尊，对子产的话，自然也是充耳不闻的。第二天，他仍然与子产“合堂同席而坐”。

这次，子产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子产对申徒嘉说，“如果我先出去，你就止步；如果你先出去，我就停步。现在我要出去了，你可以止步吗？还是不可以呢？你看见我这样的执政大臣都不回避，难道你把自己看得跟执政大臣一样吗？”

看来子产在伯昏无人面前还勉勉强强可以接受与申徒嘉“合堂同席”，一旦下了课，出了教室，就一定要维护自己堂堂执政者的尊严了。意想不到的是，昨日明明已经跟申徒嘉把话说得一清二楚，不要同进出，可申徒嘉竟然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我行我素。这也就怪不得子产要发作了。子产的话带有很强的侮辱性，明摆着就是在提醒申徒嘉别忘了自己的身份。确实，一呼百应决策于庙堂之上的执政者，岂能心甘情愿地与一位身上仍打有烙印的“罪犯”并肩而行呢？子产这样过激的反应，不要说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也很常见。庄子为什么要这样写始入伯昏无人门下的子产呢？一方面他是要说世俗的尊卑是非观念而带来的歧视与偏见在人心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难以铲除，另一方面也要指出修德起步之艰难，说明修德的道路注定是一条需要不断自我反省、不断进行自我净化的漫漫长路。

于是，“天降大任”于申徒嘉。庄子特意安排这位形残的“兀者”给位高权重的子产上第一堂修德启蒙课，来教训这位自命不凡的“执政”了。申徒嘉回答道，在先生的学生中，难道有你这样的执政者吗？你为自己是执政者而得意就可以把别人放在脑后而不顾了吗？我听说，镜子明亮，灰尘就不会落上；落上了灰尘就说明镜子原本就不明亮。与贤人相处久了就不会有过错。你如今来到先生门下是为了修大德，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太过分了吗？

子产的问题是他的心已经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自己却浑然不觉，因此放不下自己执政者的身份与地位，意识不到在伯昏无人的门下，根本就不存在执政者与“兀者”的区别，所以申徒嘉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要他彻底丢掉自己“执政”的身份，抛却名声与地位这样的世俗观念，拂去心中的尘埃，让内心明亮起来。在申徒嘉心中，投师伯昏无人先生门下，人人都一样：名声算得了什么？执政的地位又算什么？受过刑又怎么样？形不全又如何？我们之间只有修德境界高低、修德时间长短的差异，不存在什么尊卑贵贱之别。作为师兄，申徒嘉还提醒子产投在先生门下修德的目的是“取大者”，应该踏踏实实地跟着先生学“万物一齐”之“道”，修“丧我”之大“德”。如果入了先生门，却还要大谈什么执政不执政，硬要高人一头，难道不觉得自惭形秽吗？

然而，久在朝堂之上的子产，其心中的固有观念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改变的。虽然申徒嘉所说句句发聋振聩，但遗憾的是，子产仍然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灵的局限，反而反唇相讥道：

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子既若是矣”指申徒嘉已经因犯罪受过刖刑成为兀者了。在子产看来，自己与申徒嘉之间的差距，就如同尧与申徒嘉之间的差距一样，申徒嘉怎么有资格与自己争长论短？更过分的是，子产还毫不客气、字字戳心地要申徒嘉进行一番自我反省。言下之意是说申徒嘉之所以会遭受刖刑就是由于他的“德”行有残缺，违背了社会基本伦理道德才会遭此大刑。

子产，你也太赤裸裸地歧视他人了吧！尊重每一个人难道就这么难吗？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之所以要拎出子产在这里“示众”，一方面要说明唤醒执迷不悟者委实不易，另一方面也要告诉我们立志修“德”，拜在名师门下，并不意味着你就能轻轻松松地“实而归”，如果不能放下心中的成见，很可能会连“德”的皮毛也碰不到。要修德，就必须学会正视自己，反省自己，放下曾有的一切，不断拂去心中的“灰尘”，摆脱世俗的执念，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领悟“道”的真谛，在“道”的层次上实现“德”的完满。

最终子产究竟能否幡然悔悟，放下自己心中的种种障碍，顺利度过修德之路的初级阶段？往下看。

四、日渐“放下”的申徒嘉

子产的执着与“放不下”，其实，也正是当年申徒嘉初入师门时境况的真实写照。只不过，两个人代表了现实社会中尊与卑、荣与辱相关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群体。

子产自称“执政”，显然他入伯昏无人门下时正值在政坛上处于炙手可热的人生巅峰时期。而十九年前初入师门的申徒嘉，却正处于刚刚遭受刖刑的人生低谷。庄子选择这样两个命运大相径庭的人物，安排他们同门修德，显然是别有深意的。一个是拥有为众人所仰慕、敬重的名望与地位的执政，而另一个却是来自底层、被砍去一只脚的“兀者”。对于众人来说，两者之间完全不具备可比性。但在庄子眼中，这两个人之间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子产自恃“执政”而歧视“兀者”，形体虽健全，社会地位虽高，但仍旧是一个残疾人！“岂唯形骸有聋盲乎？而知亦有之”（《庄子·逍遥游》），说的就是子产这样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而对于曾遭受刖刑而导致形残的申徒嘉们，他们虽然不免会由于社会的歧视而执着于自己的过失，“放不下”自己曾有过的人生经历，对他们，庄子反而寄寓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甚至认为这些形残之人比这些形体健全而心智残疾的人离道、离德更近些。所以当子产以“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谴责申徒嘉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有机会申辩，为自己的过错辩解，认为自己不应当受到处罚而形残的人多；而不为自己的过错辩解，接受自己受过刑罚这一事实的人却很少。对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却能坦然处之，顺从命运的安排，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

子产所说的“德”与申徒嘉所说的“德”，用字完全相同，含义却迥然有异，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既然子产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道德标准之“德”来说事，那申徒嘉便以庄子之“德”进行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庄子之“德”，是摒弃了“是非”“荣辱”“尊卑”“贵贱”等观念之后“万物一齐”、人人同一的一种最高的“德”。这种“德”教人如何在无可奈何、无路可走的现实中，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听天由命，顺应自然。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个人所无法扭转的，既然命运的安排无法抗拒，那为什么要去硬撞南墙，硬去与命运抗争呢？庄子的“德”把人的生命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全身养生，就必须要有“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态度。这才是申徒嘉在伯昏无人门下所修之德，也是子产所需要学习的德。

庄子把“德”与“命”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独到之处。人在无法改变现实、无法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只能将一切归之于命，并顺应于命。这才是有德者的智慧。倘若我们脱离了庄子生活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去空谈庄子之“德”，难免会把庄子之“德”简单化、标签化、甚至脸谱化，只有把他的思想放到他的那个时代、社会背景中去考察，我们才会理解庄子思想的深刻以及他对人的终极关怀：

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这不但是申徒嘉面临的社会现状，同样也是子产所面临的社会现状。人人都生活在羿的射程之中，被射中是必然的，不被射中是偶然的。无论射中与否，那都是命。社会就是如此的残酷。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人就如同是生活在猎场中的猎物，逃生是偶然的，而被猎杀却是必然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你当执政，是命；而我遭受刖刑，同样也是命。你不必为你侥幸所获得的执政之命而自得，我同样也不必为命中注定要遭受的刖刑而自卑，这才是真正有德者所能做的。从“德”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人之间只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异，一切都是命决定的。

当然，申徒嘉今天所能达到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境界，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十九年追随伯昏无人修炼才领悟到的。申徒嘉坦诚地说，之前不少双脚齐全的人讥笑我只有一只脚，每次听到我都会勃然大怒。自从到了先生门下，我的怒气完全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先生以德洗涤了我的内心，我跟随先生学习已经十九年，还从不曾意识到我是形残之人。

申徒嘉这段有关他人生经历的描述，以及他入师门前后的心理变化，说明无论是位高如子产或位卑如申徒嘉，在修德的初期心中都会有自己放不下的东西。申徒嘉受刑之后，面对世人的讥笑，他也曾怒不可遏，但“怫然而怒”又能如何？申徒嘉是在被社会压得变了形且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来到伯昏无人门下寻求一块净土。在经历了与伯昏无人朝夕相处十九年修“德”的潜移默化，申徒嘉不仅消除了“怒气”，内心深处也发生了巨变：“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入师门多少年来，伯昏无人从不曾意识到申徒嘉是兀者，十九年后，连他自己也忘记自己是形残之人了。

申徒嘉内心的变化反映了修德者在修德之路上内心之“德”不断充实、不断净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不断洗涤内心所感受到的种种是非荣辱，不断“放下”各种纠结于心的精神负担，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十九年了，刖刑给申徒嘉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造成的伤痛应该已经大大减轻，但是“未尝知吾兀者”一句说明他心中仍然存在着兀者的阴影，还没能彻底的“不知”，彻底的“忘”，彻底的“放下”，因此，子产的一番话仍能勾起他对痛苦往事的记忆。

然而，申徒嘉毕竟经过了十九年修德的历练，积攒了十九年的功力，所以他对子产的挑衅与傲慢尚能以平常心待之。不过，按照庄子的要求，他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不能不为外物所搅扰，对他人的攻击，也还不能全然无动于心。因此，他还不免为自己辩解申诉：现在你我都拜师于门下，寻求的是“德”。德是形骸之内的事，所以我们要努力达到的是“游于形骸之内”，也就是游于“德”的境界，然而你却以形骸之外的东西要求我、衡量我，不是太过分了吗？

“形骸之内”的德是伯昏无人传授之德，也是庄子“德充符”所重点阐释的德，“形骸之外”的德则是子产所说之“德”，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申徒嘉经伯昏无人“洗我以善”，洗去的是子产所说的“德”，而获得的却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德”。申徒嘉的一席话句句击中子产的要害，而又言之凿凿、义正辞严，以至于：

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

一个“蹴然改容更貌”，一句“子无乃称”，说明子产在申徒嘉的教诲下，终于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与申徒嘉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迈出了“游于形骸之内”的第一步。这个有关子产的悬念至此总算有了分晓。

子产的转变说明修德充德之路是由反省世俗之德开始的。人们只有通过“忘形弃知”，彻底放下原来心中所有的各种世俗观念，忘掉自己的过去，以“安之若命”的心态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才有可能最终成为“有德者”。申徒嘉的现在，就是子产的未来；子产的今天，也是申徒嘉的当初。而最终，无论申徒嘉还是子产，都将如同王骀、伯昏无人、哀骀他等一样，进入“游心于德之和”的境界。